2019年，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電影《寄生蟲》橫空出世，迅速成為全球影壇的焦點。這部電影不僅斬獲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還在奧斯卡上破天荒地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影片四項大獎，成為第一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它的成功不僅在于電影本身的藝術造詣，更在于它精準觸及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懸殊、階級固化等現實問題，讓世界各地的觀眾產生了共鳴。
許多影評人認為，《寄生蟲》是一部對社會不公進行犀利批判的現實主義杰作，它用隱喻與戲劇化的沖突展現了底層人民的困境，同時也暗示著階級之間的對抗。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是，這部電影究竟揭露了什么？它是否真的觸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核心，還是僅僅停留在表層的社會觀察？
本文我們主要探討的是電影背后的意識形態方面，劇情方面我大概簡略的過一遍，有興趣的同志可以自行去看原片。
電影的故事圍繞兩個家庭展開，一個是居住在豪宅中、財務自由的樸家。另一個是生活在城市陰暗角落、靠零工維持生計的金家，金家的父親金基澤曾是出租車司機，母親崔淑貞也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兒子金基宇和女兒金基婷都是失業的年輕人。整個家庭住在一個地下室里，環境惡劣，甚至需要蹭鄰居的Wi-Fi才能上網。
當一場暴雨襲來時，他們的家被污水淹沒，他們只能在避難所度過夜晚。而與他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樸家，這個家庭住在一座寬敞的現代化豪宅里，擁有高而穩定的收入、私人司機、家政工人，生活無憂無慮。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物質條件上，更體現在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和思維方式上。樸太太單純而天真，不了解底層社會的困境，而金家人則精明、能干，但無論如何努力，他們始終無法真正進入上流社會。
金基宇偶然得知自己的朋友即將去國外留學，便偽造學歷，成功進入樸家擔任家教。接著，他利用計謀讓自己的妹妹金基婷成為樸家的美術老師，又通過設計陷害樸家的司機和管家，讓自己的父母分別頂替了這些職位。金家看似一步步成功地“寄生”到了樸家之中，享受著富人家庭提供的優越條件。
然而，故事的轉折點出現在一個暴風雨之夜，當樸家外出旅行時，金家人在豪宅中肆意享受，卻意外發現原來的女管家文光回來，并揭露了一個驚人的秘密——樸家的地下室中竟然藏著她的丈夫。他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多年，靠文光偷偷提供食物維生。
這時，劇情從階級對立逐漸轉向底層之間的互害。金家與文光夫婦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斗，他們不是聯手對抗樸家，而是爭奪這座豪宅的“寄生”權。當樸家突然提前回家時，金家人匆忙躲藏，而地下室中的丈夫則意外被釋放，在混亂中，他拿起刀襲擊了金家人。最終，金基澤在憤怒中刺殺了樸社長，而后逃進了地下室，成為新的“寄生者”。電影的最后，金基宇幻想著自己未來能夠賺足夠的錢買下這座豪宅，從而救出自己的父親，但現實卻無情地打破了這個幻想，他依然被困在貧窮的牢籠中，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奉俊昊通過細膩的影像語言展現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分層。他在電影中使用了大量的視覺隱喻，例如金家人不斷“下行”的鏡頭設計，從他們住在地下室，到他們逃回家時穿過雨水肆虐的街道，這些都象征著他們無法突破階級桎梏。而樸家則始終居高臨下，住在高地豪宅，連空氣都比底層更“干凈”，甚至能夠憑借“窮人氣味”來區分社會階層。此外，電影還巧妙地運用了空間隱喻，例如豪宅的地下室就像是被資本主義社會遺忘的角落，里面藏著一個已經被剝奪了一切的“幽靈般的無產者”，這個角色并沒有真正的名字，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社會最底層人的象征。
然而，電影的核心問題在于，它雖然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但它的敘述方式卻掩蓋了真正的剝削關系，在這種敘事方式中隱藏著微妙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并未真正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反而以一種近乎宿命論的方式，將階級矛盾引向了錯誤的方向。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并不是富人憑空創造的，而是通過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動獲得的。然而，在電影中，貧窮的人被塑造成“寄生者”，他們通過欺騙、算計、爭斗來獲得生存空間，而不是通過勞動獲取應得的回報。這樣的敘事邏輯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剝削機制的掩蓋，它模糊了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剝削關系，讓觀眾誤以為無產階級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缺乏機會或聰明才智，而不是因為整個社會制度本質上就是為了維護資本家的利益。
更關鍵的是，電影最終將階級矛盾簡化為底層之間的互害，而不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集體反抗。金家和文光夫婦的斗爭，實際上是在爭奪富人施舍的一點殘羹冷炙，而真正的剝削者樸家始終處于相對安全的地位，甚至到了最后，他們階級地位的象征都沒有真正受到威脅。金基澤刺殺樸社長的行為被塑造成一種個人化的憤怒，而非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這種敘述方式，不僅讓無產者的反抗顯得無序、暴力、不理智，還讓觀眾在憤怒之余，最終只能接受現實，而不是思考如何改變它。
這種敘事邏輯，恰恰是資產階級最希望看到的——讓無產階級認為，他們的敵人是其他底層人，而不是資本家本身。電影沒有讓無產階級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在于資本主義體系，而是讓他們陷入“互害模式”，從而消耗掉本可以用于階級斗爭的怒火。這種設定，使得電影最終仍然是“安全的”資本主義批判，它們揭露了不公，但沒有真正威脅到資本主義體系。
寫到此處，不得不想起昨天寫的關于《小丑》的文章（文章鏈接：他們恐懼憤怒的底層，卻從不反思自己的罪惡），《小丑》和《寄生蟲》都是近年來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力度較大的電影。它們都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體系下的貧富差距、不平等和底層人的痛苦。然而，它們的局限性同樣顯而易見——它們都停留在揭露現實的層面，而沒有展現階級斗爭的可能性。
甚至可以說，它們的敘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服務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讓無產階級在觀看后陷入虛無主義，而非獲得真正的階級覺悟。這種局限性，決定了它們最終仍然是“安全的”資本主義批判，屬于可以被主流資本主義市場接受的范圍，甚至被主流文化所消費，而不會真正威脅到資產階級的統治，因此，它們都不能稱得上真正能啟發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作品。
《寄生蟲》講述的是金家人如何通過欺騙手段進入樸家工作，以“寄生”的方式暫時逃離貧困。然而，電影最終展示的并不是階級覺醒或反抗，而是窮人之間的內斗。金家設計陷害前司機和老保姆，讓他們丟掉工作，而當他們遇到地下室中的另一對貧困夫婦時，雙方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大打出手，最終兩敗俱傷。這一情節深刻地展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如何讓底層人民相互爭斗，而不是團結起來反抗真正的剝削者。
電影讓觀眾看到貧窮者的絕望，卻沒有讓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才是導致他們困境的根源。影片的結局更是對無產階級斗爭可能性的徹底否定——金基宇幻想著靠自己的努力買下樸家的豪宅，但電影用一種冷酷的現實告訴觀眾，這個夢想永遠無法實現。無論他們如何聰明、努力，都無法打破階級固化的枷鎖。資本主義通過這樣的敘事讓無產階級接受自己的命運，相信斗爭無用，從而放棄對社會變革的思考。
《小丑》的故事與《寄生蟲》有異曲同工之妙。亞瑟是社會最底層的被剝削者，他的精神疾病得不到治療，他的工作沒有保障，他的夢想被無情踐踏。他的遭遇代表著千千萬萬個被資本主義社會拋棄的人。他在經歷一系列的羞辱和傷害之后，最終選擇了暴力作為回應。他殺死那些嘲笑、欺辱他的富人，點燃了哥譚市的混亂。然而，這種暴動是無序的、盲目的，它并沒有明確的斗爭目標，而是被塑造成一場癲狂的暴力狂歡。電影讓觀眾看到底層人民的憤怒，卻刻意回避了階級斗爭的可能性。哥譚市的無產階級最終只能選擇在無政府主義式的暴力中發泄憤怒，而不是形成有組織的斗爭。這樣的敘事方式不僅消解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資產階級的恐懼敘事——他們可以借此宣傳“窮人暴動只會帶來混亂和毀滅”，從而繼續維持資本主義的統治。
這兩部電影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但它們的敘事最終都停留在資本主義所允許的范圍內。它們讓觀眾憤怒，卻不給他們改變世界的方向。它們讓無產階級看到自己的悲慘命運，卻沒有告訴他們如何真正打破這種命運的鎖鏈。它們用現實的殘酷來制造一種宿命論的絕望情緒，讓人們相信貧富差距是不可改變的，反抗也只能是徒勞無功的暴力或是自我毀滅式的掙扎。正是因為它們的批判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的核心，這樣的電影才能被資本主義市場所接受，才能在全球范圍內被推廣和消費，而不會真正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利益。
如果這兩部電影真的具有革命性，它們的敘事就不會讓底層互相殘殺，而是會展現無產階級如何團結起來、組織斗爭、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體系。金家和地下室的夫婦不應該為了爭奪樸家的工作機會而斗爭，而是應該聯合起來揭露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甚至發動更大規模的反抗。亞瑟的反抗不應該停留在對個別富人的報復，而應該演變成一場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起義，真正動搖資本主義的根基。然而，這樣的敘事是不會被資本主義市場所接受的，因為它會直接威脅到資產階級的統治。
資本主義的統治并不僅僅依靠經濟上的剝削，還依靠文化上的操控。電影、文學、媒體等意識形態工具被用來塑造無產階級的思想，使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是不可改變的，讓他們把憤怒指向自己的同類，而不是剝削他們的資產階級。《寄生蟲》和《小丑》雖然看似在批判資本主義，但它們的敘事方式實際上是在強化資本主義的統治。它們讓觀眾在情感上對資本主義感到憤怒，但它們沒有提供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它們用悲劇和暴力來制造情緒化的宣泄，而不是階級覺醒。它們讓無產階級在彼此之間斗爭，而不是意識到團結的力量。
真正的革命電影不會讓觀眾在觀影后只是在心里嘆息一句“世界真不公平”，然后回到日常的生活中繼續忍受剝削，而是要讓觀眾看到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思考如何組織斗爭來改變這一切。電影不應該只是揭露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而是要讓觀眾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剝削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一個人為制造的系統，而這個系統是可以被推翻的。《寄生蟲》讓窮人之間的互害成為故事的核心，而不是讓他們覺醒并聯合起來反抗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小丑》讓底層的憤怒變成無序的暴動，而不是形成有組織的階級斗爭。這種敘事方式的最終效果，就是讓無產階級繼續在宿命論的迷霧中掙扎，而不是在斗爭中覺醒。
資本主義最害怕的，并不是像《寄生蟲》和《小丑》這樣的電影，而是無產階級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它最害怕的是被剝削者不再互相爭斗，而是認識到他們的共同敵人是資產階級。它最害怕的是無產階級不再滿足于憤怒和絕望，而是開始組織起來，為推翻資本主義而斗爭。這就是為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電影不會被資本主義市場所接受，而那些看似批判資本主義但最終仍然服從于資本主義邏輯的電影，反而能被主流文化所消費。
無產階級的憤怒不應該只是停留在對個別富人的憎恨或是對自己命運的哀嘆，而是要變成集體的覺醒和斗爭。真正的反抗不是孤立的個體復仇，而是有組織的階級斗爭。只有當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的階級立場，并開始為改變世界而奮斗，資本主義的統治才會真正被動搖。否則，即使《寄生蟲》和《小丑》這樣的電影再多，它們最終也只是資本主義體系內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真正變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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