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描寫的眾多人物中，區委書記王友清著墨不算多，但仍令人印象深刻。
王友清出身于下中農家庭（“是一個界于貧農和中農中間的那一類莊稼戶”），因為在同本村一戶“霸占了他家僅有的一片棗林”的地主打官司時得到根據地抗日政府的堅定支持，“輕易地把官司打贏了”，“感激恩德的思想促使他靠近了革命，積極地參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動”。抗戰勝利后，那個地主的小兒子“隨著國民黨的隊伍開過來”，聲言要找他“報仇雪恨”，他“被迫離開了農家院，扛起了槍桿子，為了消滅仇敵，為了保護自己”而戰。所以，王友清成為革命者帶有較大“感恩”和“被迫”的因素，而不是出于思想覺悟。
小說中一些故事，生動刻畫了他這類“革命者”：
全國解放后，“穿著干部服裝的農民”王友清因迷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太平日子，曾“像迷了心竅一樣，三番五次要求退職，甚至寧可受黨紀處分也要回家當農民”。“當時還是副縣長的谷新民狠狠地批評了”他這種“狹隘的農民意識”，并讓他到地委黨校學習。他“服從了組織”，但是“并沒有心服”，一度成為有名的“退坡干部”，直到后來“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突然被提拔為天門區的區委書記”，“他看到自己的前途”，才變得“工作很積極，學習很努力”，“連生活作風、一舉一動都起了變化”。
因為受過谷新民的“親手培養和提拔”，王友清“尊敬這位老首長，對他有言必從，有行必效”。土地改革結束后，谷新民大力推行農村“發家競賽”政策，王友清也就積極地傳達。當高大泉對此有疑問并提出為什么不趕快搞社會主義時候，王友清“十分果斷地告訴他:社會主義要搞，什么時候搞，那是上級的事情，下級只管執行就對了”。可見，“有言必從，有行必效”是他自己對上級、也是他希望下級對自己的“行為準則”。
第一部四十五章中，看到高大泉和朱鐵漢向上級黨組織寫來的反映芳草地村在“發家競賽”的影響下“春耕實際上搞得很糟”、“我們很擔心分到的土地保不住，農民支援不了工業、支援不了志愿軍”的意見信時，王友清的表現很生動：他先是立刻“就火了”，“騰地站起身，沖到屋門口”，但隨即“又把邁出門坎兒的一只腳收回”，并“不由自主地捏了捏衣兜里那個”把芳草地村列為“發家競賽促進春耕生產的典型”的接受記者采訪“談話提綱”，然后“慌亂地轉了個圈子，重新坐在椅子上，把那信又看一遍，心里增添一股說不出來的煩亂感覺”，暗斥高大泉他們是“胡說八道”、“故意搗亂”、“豈有此理”，而“當他怒沖沖地把這封短信看了第三遍的時候，忽然冷笑起來”，此后在向縣長谷新民表達看法時，就以“平靜”的態度、用“這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充足理由”否定了這封信。這一段的一系列動作描寫，使王友清的思想意識和心理變化呼之欲出。
第二部三十五章，高大泉發現縣長谷新民引進的“生產自救”項目（外地資本家到天門鎮開設“臨時鞋場”，由鄉村農家婦女幫它加工鞋底子以換取小米報酬）中，資本家用摻夾馬糞紙（黃色草紙）的鞋底制作志愿軍的軍鞋，立刻向區長田雨匯報，恰好這時鞋場的權經理為了掩蓋罪行，帶著“兩袋白面，一扇豬肉，十幾瓶白酒，還有五六條香煙”找到區委書記王友清行賄。田雨讓人把王友清請來商量：
“王友清滿面紅光地走過來了，一手搖著黑色的折扇，一手夾著多半截的香煙，他那眼神和情態，掩飾不住工作上十分如意的心氣。……秋后一算帳，今天的紅火，那時的成就，天門區就要成為模范區，他就是這個模范區的區委書記……
他笑容滿面地對田雨說：‘老田吶，本來有個急事情想找你商量決定。……’
田雨說：‘芳草地的高大泉回來了。’……‘他發現一個很重要的新問題，得馬上處理，咱倆先交換交換看法。’
王友清說：‘我也等著跟你交換看法，決定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鞋場的工作開展得挺不錯，廠方對咱們也就挺滿意。剛才權經理帶著兩個伙計送來一點東西，表示對區里同志的酬謝......’
田雨反問：‘你打算接受他的這種酬謝嗎？’
王友清說：‘所以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你的意見呢？’
‘我一再推辭，他非留下不可，硬是拒絕，又怕影響關系。反正只是一點吃的東西，放在廚房，讓大家改善改善，也沒啥了不起。’
‘不，依我看，那不是一點吃的東西，那是毒！’
‘什么？毒？’
‘這些錢串子，絕不會無故賄賂我們這種人！’
‘老田吶，瞧你，又不是金銀財寶，哪能用賄賂這個詞呢？當然，對處理這點禮物，如果咱們的意見不能一致，我也不堅持，可以請示谷縣長來決定。’
‘不是請示谷縣長，是向谷縣長揭發、控告，這些資本家罪惡滔天吶！’
王友清被他說得莫名其妙，瞧見他氣色嚴肅，只好先不爭論，聽他說下去。
田雨抑制著激動，壓著聲音，把高大泉揭發的問題從頭至尾地向王友清述說一遍。王友清聽著，似信非信地低語著：‘每個中國人，誰沒有嘗過戰爭的味道？人家志愿軍在槍林彈雨、冰天雪地里拚命，保衛和平，也保著他們資本家的生命和財產，他們哪能那么沒良心呢？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
田雨說：‘這就是剝削階級的本性，不是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問題。事實俱在，我們都得承認吶！’
王友清甩掉了煙頭，說：‘你先別急忙下結論，是真是假，等我親自調查調查。’
高大泉……奔過來，把那只鞋底子舉到王友清面前，說：‘王書記，您看看，這不是真憑實據嗎？’他用手撅著鞋底子，讓茬口上的紙露出來……
王友清從高大泉手里接過鞋底子，看一眼，心一沉，又看一眼，心一跳，胸口撲通撲通地打起鼓來。他在原地兜了個圈子，用扇子骨拍打著大腿，結結巴巴地說：‘真、真沒想到，這些人，這樣的狼心狗肺，決不能饒了他們！’他說著，氣哼哼地轉身往回走。
田雨見此光景，眼晴一亮：從這位區委書記的身上冒出這樣的火星，多么讓他高興呀！他本來想攔住王友清，研究一下斗爭的具體辦法再行動，轉念一想，王友清今天能夠有這樣的舉動很不容易，應當順勢扶持，即使這樣沖上去莽撞一些，卻可以借機燃燒起來，免得因為習慣的冷靜使火星熄滅。……他一邊走，還一邊給王友清鼓勁說：‘老王，你這樣做最正確，我完全擁護。我們遇上了這樣的事情，必須堅決斗爭，不然，知情不報，可要犯大錯誤！’
這句話完全說到了王友清的心坎上。他能夠掂出這件事情的份量，這種份量，是激起他怒與火的主要動力。他不能跟著資本家蹚渾水，一定得洗刷得干干凈凈，就算這個臨時鞋場因此關了門，他也不能包庇他們！
……王友清怒氣沖沖地轉了回來。權經理趕緊欠屁股、點頭、讓坐，機靈的家伙立刻從王友清的臉色上感到有點不妙，忙說：‘王書記公事繁忙，我就告辭了……’
王友清把手里的鞋底子朝權經理眼前一舉，說：‘你別走！說一說這鞋底子是怎么回事兒！’
權經理嚇了一跳：‘王書記您怎么啦？’
‘你說說，這里邊為什么夾著紙！’
‘這，這，這不是敝場的產品......’
跟在后邊的高大泉沖到權經理跟前說：‘你敢耍賴？……’
……田雨趁這個空兒跟王友清交換一下意見，問他這件事情怎么收場。王友清一則心慌意亂，拿不出主意，二則也怕弄不好，負責任，就說：‘事情來得突然，時間又緊，來不及仔細商量了，你就先按照自己的打算安頓一下，咱們馬上研究研究......’
……田雨對發呆的王友清說：‘王書記，馬上召開一個緊急的區委會議你看好不好？’
王友清點頭說：‘好，好，大家研究，大家決定，大家負責任。……’
高大泉說：‘我在礦場上還遭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得馬上跟區委匯報吶。’
王友清又連連點頭，說：‘好吧，好吧，讓大家都聽聽。真叫險呀！’”
這個段落，細致入微地描寫出王友清從志得意滿，到不愿相信、大驚失色、怒氣沖沖、心有余悸、暗自慶幸的神情和心理變化過程，深刻表現了他雖具備基本的是非觀、但更主要的是看重個人榮譽、遇到沒有把握的緊急事就先考慮對自己的利害、怕擔責任的思想意識。
隨著故事發展，王友清對谷新民和高大泉的潛在態度逐漸發生改變。對于谷新民，當天門鎮遭到暴雨圍困糧食殆盡、谷新民又習慣性地想要求助囤積居奇的糧店資本家“售糧救急”時，王友清突然地“第一次對身邊這位領導者縣長谷新民此時此地的這個做法產生了懷疑”，而當區長田雨提出動員農業社和互助組的農民運糧支援后，王友清“臉上的愁云漸漸消散了”、感到“一身輕松”，以至當著谷新民的面脫口說出求助糧店資本家的辦法“根本行不通”這樣的批評之語。此后，王友清內心里“對老上級谷新民再不像過去那么迷信了”，“執行著谷新民的指示的時候總是忍不住地琢磨”。
而對于高大泉，王友清從認為他是“不得手、不順心的干部”，到因為芳草地村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在全省出了名，在上級掛了號”而“初步感到”他是能讓“區委領導推動起工作來……省心、省力、把握性大”的村干部，慢慢發展到“對高大泉的印象好了，或者說有點感情了”，直至“把高大泉看成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時候甚至把高大泉當成自己的主心骨，凡是芳草地做出來的事情他都覺得正確，凡是芳草地提出的要求他都盡力滿足，凡是芳草地開展一件新的工作他都支持，有時候覺得沒有把握、拿不準主意他也不反對，甚至在多數情況下他根本不加以懷疑，因為以往幾年的宗宗件件的事情證明，高大泉帶領芳草地邁的哪一個步子都是對的。作為一個區委書記，……芳草地的每一個創舉都會在天門區的成績表上增加一分，這不是他區委書記的榮譽嗎？”他總是習慣性地把個人利害與做好工作摻雜在一起。
因為上述種種，當谷新民想借著上面刮來的“壓縮合作社”風潮壓服高大泉、鼓動芳草地的農民“退社”時，王友清雖然“不敢勸阻這位縣長”，內心卻希望“芳草地農業社完整無缺”，他不“順著”谷新民“準備好的框子”，盡力用冷靜謹慎的話語給谷新民泄火，暗中“幫著”高大泉。
小說作者以細膩的描寫表現王友清微妙的思想、言行變化，塑造出一個復雜的“區委書記”形象。
王友清是解放初期一類人的典型，他們身為革命干部在思想上是“糊里糊涂”的，在正確的領導下他們能干好事，在錯誤的引導下他們也辦壞事。小說作者把王友清判定為“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時代海洋里”的人，極為透徹。
小說中還塑造了谷新民、張金發、劉維等另類“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時代海洋里”的人物。
作者給縣長谷新民的設定是：“大倉鎮的谷家大財主”的兒子，當過教師，全國抗戰爆發后出于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參加街頭政治運動，隨后加入中共領導的武裝斗爭，曾經被捕遭受嚴刑拷打但沒有叛變。土地改革結束后，他推崇上面某些人的“發家競賽”指示，宣稱“農民自然有高度的生產積極性，用不著我們給他們劃道道，撒開手讓他們發家，設法把他們鬧發家的熱情調動起來，就會為我們將來搞社會主義創造出條件、打下基礎”，向王友清等部下曖昧地灌輸暗中抵制縣委推進互助合作化決議的論調，說是“不爭論，秋后算賬再論輸贏”。他平時“是一副有修養的老干部的姿態”，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經調查研究，只憑下級匯報、按照自己堅持的“發家競賽”的框子做決定。他自認為“同情農民”，常把“人道主義”掛在口中，但在實際言行中常常只對符合自己既定思想框子的人表示同情、實行“人道主義”。他“不同意”縣委書記梁海山的“許多觀點”，但“尊敬”梁海山的革命者品格，當梁海山因為發展農村合作化改革而被地委某些領導“扣在那里做反省檢查”時，他“難以忍心拋開梁海山，而不跟自己的同志分擔責任”。他面對作為農民、下級、經常做不符合自己“發家競賽”思想的事兒的高大泉，則常常是“冷冷地”、“板著面孔”、“拉著長聲質問”。縣委按照上級指示作出增加棉花種植的決議，他因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在布置種棉工作會議上敷衍冷淡，省委某些領導發下“壓縮合作社”的要求，他則因為符合自己的心意而大力傳達、積極實行。他在農村“訪問和巡視”時路過筑堤工地，曾“伸手奪過扁擔，挑起土筐朝河堤上跑去”，并要求裝土的人“多鏟點，裝滿吧”……“老干部”谷新民的形象很是立體多面。
小說中對谷新民“兩上聚仙樓”描寫，把他的多面性展示得惟妙惟肖。
谷新民“一上聚仙樓”飯館，是參加一個“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會”：他“大大方方地坐在正當中一張放著厚厚軟墊子的太師椅上”，“一邊細嚼慢咽地吃著喝著，一邊似用心又似乎不太注意地聽著人們對政府感恩戴德的頌揚。他時而含笑不語，時而微微點頭。當某個人談到了關鍵問題，他就發表幾句簡短明確的意見，盡管聽話的人表示驚嘆不已，他依然保持著原有的神態。這神態迫使在座的人增加對他的敬畏，有什么不滿的話只能在心里邊翻騰，不敢放肆無禮。”最后，他“看看一張張沖著他謙恭嘻笑的臉，點上一支煙，抽了幾口，一字一板地說:‘各位所表示的愛國之情，都是可嘉的。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建設一個強大的祖國，政府歡迎和鼓勵一切積極的行動。大家都應當遵照共同綱領的原則，本著愛國的精神，公私兩利的政策，對國家對人民努力作出貢獻，這是我最殷切的希望。……’”作者以白描手法，活現了一位自信、和藹又威嚴的“老革命”、“大”縣長。
“二上聚仙樓”，是天門鎮遭受暴雨圍困、糧食短缺，奸商們囤積糧食不賣，企圖推高糧價謀取暴利，谷新民出于“對私人工商業一定要利用改造，只改造而不利用，則是對黨的政策片面理解”的想法，“親自冒雨召集商人們來座談，號召他們來售糧應急”。奸商們故意遲遲不露面，聚在一起密謀要“等他縣長跪下哀求，糧價提到我們要多少他就答應多少的時候”才售糧。谷新民只能“坐在那只沒法靠一靠的凳子上，抽著自備的煙”耐心等待，他“身子習慣地朝后一靠，……一下子靠空，差一點鬧個倒仰而栽到地下。這時候他才意識到，屁股下邊坐著的不是他在縣政府機關坐的那種藤椅，也不是在區公所坐的那種木椅，更不是去年的此時此地坐過的那一把有軟墊子的太師椅，而是一個四方方、硬邦邦的凳子”，連一杯熱茶都要區委書記王友清“親自張羅要求”才得到。被奸商們冷遇和嘲罵的谷新民，“從心底產生一股受辱的氣惱”，極力“把自己那沖動的感情控制住”，丟下“你告訴他們，政權是共產黨的，他們如果非法胡為，將是自找苦吃”的話退場而去。這時的谷新民“臉色蒼白，二目無神”，成了一個受了欺負的無助的可憐人。
品性多面的“老干部”谷新民雖然當初看起來是主動投入“革命洪流”，其實并沒有在思想上真正加入共產黨，本質上仍然是“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時代海洋里”的人。小說里的谷新民“整治”高大泉和芳草地農業社的圖謀失敗了，但他的思想恐怕難以糾正——當年有不少像他這樣的領導干部反對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而從二十年后推行農村“分田單干”的那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芳草地村長張金發出身貧苦農家，但在地主歪嘴子家做工時就巴結地主，曾為地主在麥收季節施鬼計盤剝“打短工”農民而賣力。土改中他抓住機會帶頭斗爭歪嘴子，積極查找歪嘴子隱藏的家財，贏得某些土改工作組干部的重視，入了黨，當了村長，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又積極宣傳動員，以至一度“喊啞了嗓子”。土改后，“發家競賽”的上級文件使他貪財謀利的秉性復活，他夢想著利用村長的威信、權力，通過剝削村民率先發家致富，為此反對、怠慢以至阻撓破壞村里的互助合作事業，受到黨組織批評處分后不思悔改，變本加厲，伙同漏網富農馮少懷和糧店奸商沈義仁倒賣糧食、出賣政府經濟情報、破壞統購統銷，逐漸“從不自覺地反黨，變成自覺地反黨”，最終被清除出黨。
作者以許多生動故事表現張金發逐漸墮落的過程，其中高大泉組織動員村民支援被洪水圍困的天門鎮前后發生的故事就很典型。
第三部四十六章，村長張金發丟下麥收工作，與馮少懷一起到天門鎮糧食市場上炒買炒賣糧食，村黨支部書記高大泉知道后，找張金發做思想工作：
“高大泉……從糧食問題跟張金發談起，他說：‘如今的糧食問題，關系著黨的大局，關系著國家的大事。我們一個黨員，一個窮苦出身的莊稼人，得為國家想，為群眾想，可不能把愛國思想扔到一邊，趁機撈便宜，揩老百姓的油肥自己呀！’
張金發使勁兒抽了幾口煙，做出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他心里想：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想再斷我的路，不用費心，辦不到了！
高大泉能耐著性子做工作，可是不能多磨時間，他還有好多重要的事情等著去辦理。于是，他開始追問張金發：‘你們今天到集上去，是不是又鼓搗糧食了？’
張金發不驚不愣，也不遲疑，因為早有準備。他故意氣惱地回答：‘剛才我不是告訴你了，我去說媒嗎？’
高大泉不信他的謊話，繼續追問：‘如果說你這回真沒抓糧食的話，你們是不是試探著步子，想要動手搞呢？’
張金發把煙根扔到地下，用腳踩著，說：‘你別總是這么前追后拿的不放心好不好？不管有啥新精神，反正我一不去偷，二不去盜，不出圈，不過線，能怎么著我呢？’
高大泉說：‘這幾年你的心思不正，腳步偏，凈做出圈、過線事兒嘛！我不光對你不放心，還實在讓人替你提著心吶！’
張金發不以為然地搖搖腦袋：‘你老是疑神疑鬼的，我有啥辦法呢？’
高大泉激動地站起身，朝張金發跟前邁一步，問他：‘還記得咱們成立黨支部那會兒，田雨同志對你說的那句話嗎？’
張金發一翻白眼：‘什么話？’
高大泉輕輕地哼了一聲，說：‘我知道你忘了，當時你就沒有用心聽！……田雨同志當時對你說，他最擔心的是，你從不自覺地反黨，變成自覺地反黨......’
張金發一聽這話就急眼了，跳著腳喊：‘誰反黨了？你今個得給我說清楚、道明白！’
高大泉毫不回避地說：‘你一連串的行為，已經有了這樣的危險！’
‘那你就處分我好了！’
‘我不樂意有那一天。我想挽救你......’
‘只要你們不生著法兒害我，就沒那一天！’
高大泉……說：‘……你說假話，辦壞事，走邪路，還這樣理直氣壯！……你必須馬上給我說清楚，你今兒個到天門鎮到底干了什么勾當？’
張金發哼了一聲：‘說清楚也沒啥了不起。我們設法給社員謀點福利，有啥錯處？犯了啥罪？’
高大泉質問他：‘用害國家坑人民的辦法，謀個人的福利，這是哪個階級的手段呢？’
張金發使勁兒頂：‘買賣自由，名正言順，兩廂情愿，誰坑害誰啦？’……”
這一段，張金發對自己倒賣糧食的行為，從說謊抵賴，到“理直氣壯”地承認，寫出了對抗心理的升級。而不久后，高大泉接到區委通知組織糧食支援天門鎮，張金發則偷偷裝運一車糧食先趕到鎮上沈記糧店，把大批糧食即將運到的消息泄露給囤積糧食不賣的奸商沈義仁，共同謀劃趕緊高價大量售糧，大賺一筆，卻被高大泉抓了個現行：
“張金發一邊慌亂地往后大門跑，一邊往雨衣的袖子里伸胳膊，還不住地扭回頭來張望。
……張金發抬腿往外邁。一個人，像一根石頭柱子立在他的面前。張金發吸了一口冷氣，不由倒退一步。
高大泉憤怒地盯著他，低聲而有力地質問他：‘張金發，你還想溜過去嗎？’
張金發臉色煞白：‘我.....’
‘你可恥！’
‘我來這兒找口水喝……’
‘你是來入伙喝人民的血！’
張金發故意瞪眼珠子：‘你這是什么意思？’
高大泉一伸手，指著棚里正吃料的大黑騾子：‘你睜開眼看看，人證物證俱在，賴不掉的！’
……高大泉……用手一指，命令張金發：‘走，到區委會去！’
張金發只好乖乖地走了。
……高大泉像押俘虜似的把張金發帶到了區公所里。”
這一段的描寫，使張金發做賊心虛的神態、心理展現無遺。
張金發這個人物，在“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時代海洋里”時有著明確的投機意識。在中國革命中，這樣的投機分子也不鮮見的。
縣長谷新民的警衛員劉維，則是另一類投機分子。他是谷新民“一個舊時同學的孩子”，解放后靠“同窗之誼”被谷新民招到身邊。這孩子“頭腦聰明，口齒伶俐，辦事利落”，最初很受大家喜歡，但時間一長，受谷新民熏染，漸漸變得輕浮起來，愛虛榮，愛傳小道消息，常打著“縣領導”旗號辦事，按干部職務不同以不同的態度區別對待。他一切都以谷新民的意志為行事準則，對谷新民有著人身依附意識，實際上可以說是谷新民的“親兵”。谷新民寵愛他，護著他，把他提拔成梨花渡鄉黨總支書記。他工作不負責，時常挖空心思想找一個漂亮的知識分子女干部當老婆，但給谷新民“匯報情況”卻很勤快。小說中對他的著墨也不算多，但仍然刻畫得入木三分。
小說中寫到：高大泉因為發現東方紅農業社發展壯大后出現了一些問題，寫信向縣委反映，但很久沒有聽到回音，就到鄉政府去詢問，正好碰見一位孤寡老人因為農業社逼他退社來鄉里求助，只見：
“身上披著有狐皮領大衣、穿著新做的藍斜紋布棉制服的劉維，……見那個老頭沖著他要開口，就搶先皺起眉頭對老頭說：‘你怎么又來了？’
老頭被堵了這么一句，也不計較，仍是一副溫順的神態，說：‘劉書記，我的事兒沒辦妥當，我還得來麻煩你。’
劉維依然冷冷地說：‘不是跟你講過多少遍了嗎？還怎么辦妥當？’
‘同志，那樣辦，我們這一老一小，活不下去呀！……’
‘找找親戚朋友嘛！’
‘十天半個月的靠親戚行，太長了，人家也是難辦吶......’‘哦，親戚難辦，農業社就好辦了？把人家集體給拖垮了，誰負責任？’
‘劉書記，我保證不連累農業社，你放心。眼下，我還能摸索著干點活兒，我這小孫子，過幾年也就頂用了。’
‘那就先對付過，等孩子能勞動了再說。’
‘同志，同志……’
劉維不耐煩地一扭頭，沖著高大泉微微一笑：‘高副鄉長，過節好哇？我剛從縣里回來，正想給你拜年去吶……’
高大泉……問：‘這老大爺是哪村的？’
劉維說：‘就這村的。’
‘他……’
‘唉，鄉里這種麻煩事兒可多了，沒法兒推開。你快到辦公室里暖和暖和吧。’
……劉維推著高大泉說：‘這老頭跟說書的學的，能聊著哪，快躲開他吧！’
老頭激動地說：‘劉書記，你不用怕，我不會咬住他不放。……’他面向高大泉：‘你說說，他們還是共產黨員，硬勸我頭一批老社員退社，這對不對？’
劉維剛要阻攔，高大泉卻毫不遲疑地開了口……
高大泉見老人的背影消失在一片枯樹林子那邊，才轉過身來。劉維一邊跟著他往屋走，一邊埋怨說：‘大泉同志，你這杠插得可不怎么好。’……”
共產黨的鄉黨總支書記劉維，對信任共產黨、前來求助的孤寡老人冷若冰霜，毫無同情之心。其實，他對高大泉也是面上和內心兩張皮：因為“高大泉不是谷新民縣長稱心如意的干部，劉維自然而然地也討厭高大泉。來到梨花渡鄉以后，一種不著邊際、不成比例的嫉妒心理，使他對高大泉既有點敬畏，又有點憎恨”，他經常就高大泉的事兒向谷新民打小報告。
在“壓縮合作社”風潮中，劉維跟著谷新民到芳草地村去“整治”高大泉，這時的他“是個最輕松的人。縣委犯了多大的錯誤，跟他沒有什么關系；區里的工作以后再難開展，追究責任也難摸到他的腦袋上；在鄉里，他剛到不久，也不擔什么重擔子。對高大泉本來就系著思想疙瘩，因為朱鐵漢變成了他的情敵，那種無名的恨怨越發加重了，這回如果高大泉垮了臺，朱鐵漢肯定得跟著完蛋。……朱鐵漢自然而然地就會讓出位子，一個有地位又顯有才干的鄉總支書記，跟一個擼鋤杠的農民、犯了錯的村干部站在一塊兒，可愛的教師陳愛農會挑選哪個？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嘛！這一次芳草地之行，對劉維的婚姻來說是成敗的關健時刻。劉維有信心取得勝利。”懷著這種心理，劉維找著機會就跳出來攻擊高大泉：
王友清提到高大泉病著，劉維卻說：“他那是搞急躁冒進搞的。命也不顧，拄著棍子，到處串通了，逼著人們合并。”
王友清“小心地”建議“對高大泉，我認為不能傷害他……”，劉維立刻“不客氣地駁斥他：‘他一定要跟上級的指示頂牛，也得保護他呀？我認為這是原則問題！’”
谷新民提到張金發的問題，王友清認為“不能讓他翻案”，“劉維又駁斥他：‘對了就是對了，錯了就是錯了，得實事求是嘛！’”
高大泉向谷新民解釋芳草地村的“大聯社”是按著發展生產的需要和社員要求辦起來的，劉維立刻“忍不住地喊起來了：‘你快算了吧！你們這樣干，遭到群眾強烈反對！連你的老伙計，都受不了你命令主義，拉牛退了社，你敢說沒有這事兒？’”
鄧久寬當著谷新民的面要“退社”，要求“你們馬上給我退地”，朱鐵漢根據農業社規章告知鄧久寬要補償那塊地已經投入的“工錢、肥料和籽種錢”后才能退，劉維就馬上“幫腔了：‘這不是刁難人嗎？’”
谷新民嚇唬高大泉說省委、地委會派工作組來處理他拒絕“壓縮”農業社的問題，高大泉說歡迎工作組來看看，劉維又“沖他喊：‘高大泉，你也太不像話了！你知道不知道，谷縣長本來應當撤你的職，現在都千方百計保護你？’高大泉不急不火地說：‘我個人沒啥。我只要求各級領導正確地貫徹上級的指示，真心實意地保護農民的社會主義的熱情……’劉維一拍桌子吼道：‘我看你是冷心肝、狠心腸！谷縣長對你這樣的耐心，這樣的寬大，你就寸步不讓？’”
農業社飼養場起火后，谷新民想誘使、逼迫鄧久寬承認縱火，高大泉指出縱火者不會是鄧久寬，劉維就“代替谷新民殺了出來：‘我也請問一聲支書同志，這火不是鄧久寬放的，你說是誰放的？’王友清也傾向高大泉的看法了，就想打個圓場，對劉維說：‘咱們再進一步調查調查，反正誰放了火，跑不了他......’劉維說：‘這不能含糊！他要給鄧久寬開脫，就得交出放火的人！’”
……
小說通過劉維時不時蠻不講理、大喊大叫攻擊高大泉的神態和言語，表現了他極力在谷新民面前表“忠心”、極力要攻倒高大泉以泄憎恨的囂張和愚蠢。
這幾個“被革命洪流卷進大時代海洋里”的人物，是新中國文學中的經典形象，具有巨大的文學價值；同時，對人們理解新中國發展斗爭的復雜坎坷也有重要的認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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