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3年4月10日，一個共產黨人死了——被極端右翼分子刺殺于約翰內斯堡的車站里。
克列斯·哈尼（CHRISHANI，1942-1993），畢生獻身于反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斗爭，在南非黑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當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即將勝利的前夜，他卻突然宣布放棄在非國大的一切高級職務，放棄在一個新的國家里可能擔任的一切官方職務，因為“他已經決定再次獻身于一個少數和充滿矛盾的政黨——共產黨。”——而僅此一點，恰就構成了殺害他的理由。
在這樣的時刻里（歷史已經終結），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宣誓成為一個“共產黨人”，這究竟意味著什么？
因為今天，“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把它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呢？又有哪一個反對黨不拿共產主義這個罪名去回敬更進步的反對黨人和自己反動的敵人呢？”
克列斯·哈尼被槍殺幾天之后，全世界的進步知識分子在加利福尼亞開會，為了紀念這位剛剛犧牲的“共產黨人本身，紀念這個作為共產主義者的共產黨人”，被神圣同盟們反復妖魔化了的“妖魔們”，在這不合時宜的、“密謀性質”的會議上，終于第一次站出來，公開宣布承認自己的政治立場。也就是在此時，法國偉大的思想家雅克·德里達以交響樂章的敘述方式，發表了他畢生最光輝的演講文獻——《馬克思的幽靈們》。
據我所知，當下中國的德里達信徒還沒有哪一個敢于面對作為“馬克思分子”的德里達，正如他們從來也不敢面對作為“共產分子”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恰恰相反，今天他們的所作所為，正如這個學說的創始人早就預見過的：不過就是將它當政的敵人罵為共產黨，并將自己思想上的敵人罵為“新左派”——而除了這運用了100多年的陳舊伎倆之外，它們就再也沒有什么別的了。
今天，使我不得不冒險回到闊別了10余年之久的“當代文學批評”工作的，恰恰也是一個同樣的理由——一個公開承認自己立場的理由。
因為今天，有一位中國共產黨人死了——在一篇叫做《那兒》的小說的結尾，他是用自己設計的汽錘砸死了自己——他選擇的死法特殊：栩栩如生然而卻身首異處。
而這與其說是“死亡”，不如說是“斷裂”：因為所謂“身首異處”，無非是頭腦與四肢、靈魂與肉體、是物質與精神、主觀與客觀、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斷裂。而恰恰是通過這種必要而致命的“斷裂”，他才使自己超越于形形色色，關于頭腦與四肢、靈魂與肉體、物質與精神的敘述之上，——一句話，才得以超越于一切現存的、既定的知識“命名”方式之上，從而他才能成為一個“幽靈”，——成為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無法確證其存在的“唯一存在”，一種或許永遠也不可能實現，而卻“一定要實現”的可能性本身。
一百多年前，學說的兩位創始人就這樣寫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今天，小說的作者則這樣寫道：“因為那才是他真正熱愛的一種生活，那才是他身心舒暢靈魂飛升的舞臺。”
而今天就是幽靈回歸的時刻。
這個幽靈，這個化名為“朱衛國”的幽靈，在他由四肢和頭腦復歸為幽靈之前，還留下了“一堆新打的鐮刀和斧頭”，也留下了妻子寒風中的苦苦質問（“你怎么這么傻啊？不值啊真的不值啊！”）——而這些都意味著如下疑問：難道“朱衛國”是為一個“已經確證其存在的”東西殉節嗎？抑或——他是為一個虛構的“理想”而走火入魔、陷入迷狂嗎？
要回答這些，我們首先必須明了的是：問題從來不是現實的、已經確證其存在的，從而令其對手放心地以為“不過如此”，并得以妖魔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乃至無產階級特殊階層（例如前蘇聯和鐮刀斧頭）。問題也不在于作為心靈慰藉，從而與“黑暗庸俗的現實”構成二元關系，比藍天都遙遠的，天國宗教般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
因為問題恰恰在于：作為“幽靈”而存在的共產主義，問題恰恰在于：幽靈般的思考與行動。
而我們所謂幽靈般的思考，就意味著必須將“無法確定其存在”的東西當作思考的前提——甚至“唯一的存在”來對待，而幽靈的行動，則意味著宣誓那永遠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一定要實現”，——并從這里開始漫長而無望的斗爭。
于是，問題也就不在于永遠從“現實出發”的“現實主義”，也不在于永遠陷入到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分裂中苦苦掙扎的“現代主義”，更不在披著后工業社會外衣的原始社會思維方式——“后現代主義”。問題恰恰在于：什么是幽靈化的寫作。因為幽靈式的寫作，必須懷抱著對“無法確定其存在”的“存在”最高度的敏感，同時，必須竭盡全力，一定要將“永遠無法實現的東西”在文本中“實現”、并且竭盡全力去完成。——而我認為：這恰恰就是小說《那兒》完全不同于當下中國所有的寫作之處。
因此，不能離開這樣一種幽靈化的視野去談論小說的種種包括其缺點。因為這視野本身，是黎明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前進的大纛，愛與憎的紀念碑，它與一切圓熟精制沒有關系。——它屬于另外的世界。
“那兒”的世界，本是當代知識、所謂“當代文學”的種種敘事所無法“命名”、無力界定的。
而恰恰在這個意義上，它又為當代知識、當代文學的自我反思，設定了一個基礎、一條分界。
2
從結構上看，小說《那兒》由三條線索構成，其中一條看起來采用的是“童話”敘事，這也就是講述小狗羅蒂的故事。
在小說開頭，小狗羅蒂由于咬了“霓虹燈下的哨兵”杜月梅，因此被小舅朱衛國抓起來“放生”。但是忠犬羅蒂卻歷盡周折，艱難跋涉，終于回到主人身邊。而當羅蒂再次被送走的時候，這條狗卻選擇了自殺。
毫無疑問，忠犬羅蒂是主人公朱衛國命運的縮影。而作者想苦苦追問的其實是：比起寧死也不肯背叛“主人”的羅蒂，為什么“人”的德行，還不如一條狗呢？
當然，我們不必簡單認同“人不如狗”的諷喻，但是，認為這就是一句簡單的諷刺那也錯了。——因為如果往深里說，這里面就自有“人與動物”的辯證法在。
所謂諷喻，是因為自上世紀80年代初的“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討論開始，在所謂“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口號聲中，方誕生了“人的主體性”理論，才有了從《人啊，人》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人的文學”。——因此，“人不如狗”的故事，當然就構成了對所謂“人的主體性”神話的辛辣嘲諷。
所謂“人的主體性理論”的確是以“動物”為參照建立起來的。在馬克思的第一部手稿，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討論了人與動物界的區別和不同，特別是，青年馬克思在這里第一次展示了他高超的辯證法視野。
實際上，也正是根據這個手稿，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們，才得出了人高于動物一等的“人的主體性”理論。因為根據這種理論，人與動物的區別乃是：人有語言、能創造自己的歷史和社會制度，即人能創造一個“表象的世界”，據說這也就是人高于動物一等的“主體性”所在。
但是，《手稿》的作者卻從來沒有人道主義者那般的樂觀、浮淺。在馬克思看來，恰恰由于人不具備動物那樣憑借“本能”而適應自然的能力，所以人才不得不發明和依靠“工具領域”、“表象的世界”而維持自己的生存。換句話說：發明“表象的世界”，固然是人類“脫離”自然王國走向“必然王國”的開始，但是，這同樣也是基于人根本上的弱點和匱乏使然。因此他才說：所謂表象的世界依然是“必然的王國”，而遠非“自由的王國”。
實際上——與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學家和浮淺的人道主義者、主體論者恰好相反，馬克思在隨后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了人如何為他自己發明的語言所纏繞、人如何為自己所創造的思想所束縛。而在驚心動魄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18日》中，他則細致地描述了人如何利用“歷史”而又反過來被“歷史”所利用。最終，在偉大的《資本論》中，卡爾·馬克思冷靜地、細致入微地講述了人如何制造商品，但又反過來跪拜在自己手造的物品面前的“拜物教”。工人制造了機器，而又如何為機器所排斥和管理的“物化”——“人們創造著自己的制度，但卻為自己手造的制度所束縛。”“他們不知道卻這樣作了，只是到后來才想到去解釋這象形文字的秘密。”
因此，我所謂馬克思視野里的“人與動物”的“辯證法”就是指：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歷史和制度（表象的世界）——即馬克思所謂“象形文字的世界”；但是，在馬克思看來，人發明了表象的世界、依賴表象的世界、卻最終為表象世界所束縛，從而，最終喪失了求生和生存的“本能”——而恰恰在這一點上，人其實反過來不如動物。
但是，那些形形色色的“人道主義者”卻說：當人轉身拜倒在這些自己手造的幻影面前，即拜倒在這些文字、這些歷史、這些制度腳下的時候，所謂“人的主體性”就算實現了。——而這卻恰好是馬克思所無情的批判、嘲笑的。
回首馬克思的教誨，反思世界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運動所遭受的挫折，我們首先必須檢討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的凱恩斯主義和斯大林計劃經濟路線。迫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野蠻資本主義造成的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世界在1950年代啟動了福利社會計劃，這一計劃通過許諾社會福利，維持了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成功地壓抑了工人階級運動——其戰略是：給工人工作和福利，但絕不給他“能力”（掌握生產的能力和擁有知識和技術）。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斯大林主義的計劃經濟也同樣如此，充分就業和福利待遇，是與工人放棄管理企業的權利——將此交給官僚——為前提的。
如果這就是工人階級的解放，不如說是對工人階級的閹割；如果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如說是對于馬克思的背叛。
這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因為他認識到，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掌握生產的能力，如果工人階級不具備知識和技術，如果它放棄管理企業乃至上層建筑的權利——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人階級會繼續呆在那個社會主體的位置上而最終不被拋棄。
3
“人與動物”的辯證法，其實不過是青年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的一個強有力的隱喻——它所隱喻的就是：“制度（表象世界）與本能”的辯證法。也就是在這樣的辯證法中，馬克思才展開了他對“工人階級運動”的思考。
簡而言之，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始終將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求生意志、造反革命精神，放在種種制度的理性設計之上的原因所在。而且，馬克思還認為：無產階級依附于現存制度的過程，也就是其階級本能不斷喪失、不斷退化的過程；——而這也就是毛澤東所指出的：要依靠勞動者的“首創精神”，而不能將勞動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現成的、好的“制度”之上——而在上世紀50年代，那種制度即是他所深惡痛絕的蘇聯“一長制”、官僚制。
《那兒》的故事敘述的基本結構，正是將一個大廠的興衰，置于制度（表象世界）/階級本能的框架里，從而揭示了國企工人命運的辯證法。這種辯證關系是指：所謂“勞動者的制度”，如何變成僅僅對勞動者實行管束的制度，變成勞動者“自我管束”的制度，而通過管束和壓制勞動者的生存本能，“勞動者的制度”，又最終如何走向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的不歸路。
小說所描述的礦山機械廠走向破產的道路，因此具有了典型性：80年代工人本想分出一部分力量開發電冰箱，“可是上級就是不批準，說是要堅持為礦山服務的方向，好，就為礦山服務。”隨后，看著“倒爺們”在廠門口倒賣調撥單，“簡直是活搶”，“可領導還要我們維護大局。好，就維護大局。到90年代，等人家把市場瓜分完了，原始積累差不多了，領導說你們該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場經濟中學習游泳了，也行，就學習游泳。——好，他看你還不垮，他就給你換領導班子。非把你搞垮不可。”
眾所周知——自1980年代后期以來，原本作為中國國民經濟主干的國有企業（全民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開始不斷陷入困境，對于這種困境之造成，今天當然需要作出實事求是的解釋。而在種種解釋中，國有企業比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背負著嚴重的稅務和社會負擔，國有企業在所謂的“市場競爭”中處于嚴重不平等地位，是這些企業不斷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自1984年以來，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利潤數量都是大于稅收的，而國有企業的稅收數量卻是利潤數量的3.85倍，1995年，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企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的29.2％，而上繳利潤則占48.8％。——我想誰都明白，按照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國有企業的命運可想而知。而問題在于：為什么從那時起，作為企業管理者的廠長們沒有選擇“說真話”，而是選擇消極回避乃至破罐子破摔呢？為什么作為“主人”的國有企業職工同樣是心存幻想，而最終選擇了消極回避的“個人顧個人”呢？——這里的道理或許再簡單不過了，國有企業職工之所以長期忍受這種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就是與作為“主人”的國企工人階級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科層制度中，實際上喪失了企業經營、管理能力有關。
因此，當小說將工人階級的命運置于階級本能/制度設計、現實處境/崇高理想、卑微的客體腳色/夸大其詞的主體形象之間的辯證關系之中時，小說就獲得了敘述的基本動力。從而才得以深刻表現公有制條件下，工人階級的矛盾處境——其中特別是作為社會“主體”的工人階級與其“階級本能”之間的矛盾。在這個意義上，當虛構的人主體性、階級的主體性成為束縛的工具，被壓迫、求生存的斗爭本能，才能在所謂“主體性”的廢墟上復活。而如果中國還存在一個魯迅所代表的左翼文學傳統的話，那么，《那兒》的價值就在于：它力圖在當代的語境下進一步回答，什么是魯迅所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當代中國的命運。
實際上，所謂主體性的虛構，從來就是湮滅現實的生存意志和斗爭本能的借口與工具。這就是為什么，當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談到無產階級時，總是將無產階級受壓迫的“現實處境”，而不是其“崇高理想”、抑或對無產階級形象的“崇高想象”放在首位，這也就是為什么，卡爾馬克思總是將無產階級基于“生存條件”而產生的“求生本能”，而不是其烏托邦制度想象放在首位。
他反復這樣教誨我們說：
“問題不是這樣、那樣的無產階級,或者所謂無產階級全體本身,他們當前把什么東西作為目的而想象。而什么是無產階級,而且相應的——他們的存在，他們在歷史上被迫使做什么,——這些才是問題。”(《神圣家族》)
“對我們來說，共產主義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
“勞動者階級沒有把奇跡期待于公社身上。他們根本不擁有該由人民的命令來開始的、任何現成的烏托邦。……他們除了解放在崩潰過程當中的舊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所孕育著的新社會的諸因素之外,沒有其它任何該實現的希望。”(《法蘭西內戰》)
而在另一段廣為引用，而又廣為誤解的教誨中，馬克思正是通過比較“人與動物”的不同指出：人在表象世界里逐漸喪失“本能”的過程，其實也就是無產階級在被機器所管理的生產活動中喪失自由的隱喻：
“……我們作為前提的勞動,是只屬于人的形式的勞動。蜘蛛做類似于紡織匠的工作,蜜蜂也由其蜂巢來使得多數人類工匠臉上無光。不過,原來即使最低級的工匠之所以也都優越于最優良的蜜蜂,是因為工匠在實際用蠟做蜂巢之前，在腦海里已經做過。于勞動過程的開始時在勞動者的頭腦里作為觀念而存在的東西,到了勞動過程的最后作為結果而出現。
勞動者不僅使自然變形。同時也在自然里實現自己的目標。其目的是他所知道的,而且應該是控制他的行動并且使他的意識順從于它的。而且還不止于讓意識聽從。在整個勞動的持續期間,除了在勞動著的器官的緊張之外,還需要作為注意力而出現的合目的意識。”(《資本論》)
這當然絕非“童話故事”，我們也完全不能簡單地從中得出“人優于動物”的結論，因為這無非是從“春天的童話”，走向“冬天的童話”的辯證法。
因此，當學說的創始人們呼吁無產階級“讓思想沖破牢籠”的時候，——他們也無非是說：“人與動物”之不同在于，人是自己創造的語言、歷史和制度囚牢里的奴隸罷了。
4
作為描寫當代中國無產階級命運的小說，《那兒》首先要面對的是：誰是無產階級階級？如何界定無產階級？——這是一個需要歷史地回答的問題。
而馬克思本人在界定德國無產階級的起源時曾經這樣說：
德國無產階級是隨著剛剛著手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工業的發展而形成起來的；因為組成無產階級的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于社會的急遽解體過程、特別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不難看出，與馬克思的上述對無產階級的界定相類似的，其實是當代中國“農民工”，而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國企工人，卻并不能被“天然地”理解為“無產階級”——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曾經是計劃經濟大廈中“國家干部”的最后一個等級。而在1980年代學習東歐特別是南斯拉夫企業承包和獎金制度的過程中，大企業的職工，一度則成為中國社會的“中產階級”和“市民階級”的后備力量，而在那個時候，他們除了自己的獎金和家里的電器幾大件之外，的確很少關心社會以及社會的其他階層。——或者說，即使他們關心社會，也不過是馬克思所謂“市民社會性質的關懷”：“就是一定的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地位出發，即當自己這個階級既有了錢又有教育，或者可以隨意取得它們之后，這個階級才能考慮解放整個社會。”
悖論的是，如果沒有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戰略造成的社會解體和下崗失業運動，那么用盧卡契的話來說，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也許只能具有“封建等級意識”和小資產階級的“自我意識”，而或許永遠也不能獲得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意識”、首創精神、主動姿態。——特別是那種被歷史逼迫而造成的“遠大總體眼光”：與市民階級的自我意識相反，所謂無產階級意識不是指工人階級先解放自己，然后再去解放社會，而是無產階級除非解放全人類，然后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而這也就是小說主人公朱衛國在普通下崗工人面前遭遇的尷尬，這也就是當年的工友們，如今對他的置疑：“你能代表工人階級嗎？你早就是國家干部了，你早就不是工人階級了！”
由于在買斷工齡和轉制中兩次“欺騙”了工友，自認為是工人階級一分子的朱衛國，終于被在下崗運動中淪落為“無產階級”的原“工人職工”兄弟姐妹們開除出階級陣營——也恰恰是這種喪失了“階級歸屬感”的焦慮、震撼和打擊，才是朱衛國一度陷入“失語”狀態的原因所在。而這種喪失歸屬感的焦慮對朱衛國造成的病狀，與劉恒的“張大民”的癥候表現相反而實則相同：后者的表現不是“失語”，而是話語的完全失控和滿嘴言不及義、胡言亂語。
在由市民階級的自我意識向無產階級意識轉換的過程中，“張大民”們發生了“梗阻”，于是：現實處境是無產階級的，而意識卻是“市民社會”的——這就是在社會解體過程中從原有的“國企職工”轉向無產階級的勞動者的“一般精神狀況”——這個階級在諸如《東北一家人》之類“搞笑劇”的自虐式快感中，表達著其壓抑、悲情與無奈，更表達著其根深蒂固的軟弱和浮淺。
因此，小說《那兒》的另一個線索，就必然是主人公擺脫焦慮、壓抑的釋放過程，這也就是他突破等級意識、自我意識，形成無產階級意識的過程。而在這個線索中起了關鍵作用的，是杜月梅。正因為“杜月梅”不是“李云芳”，“朱衛國”才不是“張大民”，正是這個無產階級女性使得朱衛國重新獲得了歸屬感，因為在杜月梅眼里，朱衛國不是工會主席，不是既得利益者，他首先——是個“男人”，一個曾經當過她的師傅的、她愛過的男人。
進一步說：“張大民”之所以理智，不過是因為“李云芳”比他更理智。而朱衛國之所以“瘋狂”，首先是因為杜月梅“瘋了”：
小舅呆掉了，接著渾身簌簌發抖。他說：你是說，拼了。
杜月梅眼睛亮著：拼了。
小舅：可是，可是——
杜月梅：可是什么？
小舅：可是你愿意拼，我愿意拼，大家都愿意拼嗎？
杜月梅沒有回答。她堅定地瞧著小舅，瞧了好大一會兒，然后調頭就走。她越走越快，然后再也沒有回頭。她舉著一把小花傘，碎碎的那種小花，在灰蒙蒙的煙雨中越走越遠。
我相信，那一刻在小舅眼中，這是一團火，而且突然就燃燒起來。
后來我想，這種點子也只有杜月梅才想得出來。這用信任解釋不了，用愛情也解釋不了（愛情沒有那么偉大）。根本的原因是，這是一種在絕境中求生存的本能。
于是，朱衛國首先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男人”，他求生存的“本能”在無產階級“女性”的視野里復活，而后，他才在階級斗爭的舞臺上復活——口若懸河，仿佛變了個人。
在求生的本能中，在解放的欲望里，“自我”和“超我”都將被轟毀，——“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順著這樣的線索朱衛國得以重生，這并不意味著弗洛伊德改造了馬克思。恰恰相反，是弗洛伊德將馬克思“總危機”的概念，發展到了倫理和精神危機的領域——如果沒有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弗洛伊德將一事無成，如果換一種視野，這類情節就不得不墮入當代中國的“身體寫作”中去。
5
美國《外交》雜志2004年7-8月號發表了麻省理工學院喬治·吉爾博伊的文章《中國奇跡背后的迷思》。——這是一篇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引起深思的好文章。
該研究指出：中國經濟20多年的增長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的危機更是清晰可見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其實是建立在技術競爭力的嚴重下降的基礎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中國的高科技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企業主導的。二，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外國核心技術，三，中國企業缺乏吸收、推廣、研發新技術的能力。
喬治·吉爾博伊認為：造成這三個致命原因的就是中國在解散國有企業方面存在失誤：私人企業對于長期技術投入天然缺乏熱情；而外資企業本來就是對中國采用技術保密的。中國唯一具有技術投入渠道和技術力量的其實是國有企業，但在國有企業垮臺后，各個地方按照自身利益不斷重復建設，彼此殘酷競爭，結果就沒有誰可以在技術上真正作大作強。
如果這一研究是有價值的，那么我們必須思考的相關問題是：中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與軍事和能源（例如《那兒》所描述的礦山機械廠）相關的戰略性產業，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支柱，而不是包袱。圍繞著國企改革的爭論，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也不僅僅是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問題。
1840年，當GDP指標占世界1/3的清王朝被GDP不足其1/9的英國打敗，殘酷的事實就昭示了一個被今天所謂的歷史學家們有意遮蔽的結論：清王朝的落后，不是經濟落后，更不是財富落后，而是國家能力落后——特別是：缺乏將財富運用于軍事和能源開發相關的產業的能力。而這一點，首先被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意識到了，他如同李斯特觀察德國一樣看出：中國并非缺乏商業、缺乏財富、缺乏市場，中國的失敗是因為她缺乏將財富和經濟轉換為“強力”、“能力”，從而無法自立于世界。
但是，自1927年起，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右翼勢力背叛孫中山，使得中國走上了一條洋奴、買辦和依附型發展道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是：在國民黨統治下，中國鐵路總長度，竟然還不如日本人在東北所修——一言以蔽之，在洋奴、買辦的“四大家族”統治下，中國連釘子都造不出來，根本就沒有什么工業可言。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才確立起來的。為什么要實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起碼是基于兩個中國現實狀況得出的必然結論：一，中國城市的工商業生產資料非常弱小。二，這些弱小的生產資料極其零散，更為極其零碎的“產權”所分割，其產權交易成本，大大超過產品的成本。這就是中國工商業無法發展的根本瓶頸。
因此，在工業生產資料嚴重匱乏的中國，只有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跨過私有產權的瓶頸，才能避開由于微不足道的“產權”，導致的“交易”所造成的巨大成本，迅速形成生產資料的規模，將全部力量投入到生產和建設中去。
事實勝于雄辯。在發展中是沒有什么普遍規則可循的。在帝國主義面前，更是沒有多少市場空間留給中國的。如果沒有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個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舊中國，就不可能一躍成為一個擁有兩彈一星、核武器，在石油、礦產、鋼鐵、機械方面居于世界先進地位的新中國。
但是，今天那些鼓吹單方面與世界接軌的人們也許從來不想讓公眾知道：他們作繭自縛的那些包括自由貿易在內的所謂世界規則，是帝國主義列強（例如美國）歷史上從來不遵守，今后也不打算遵守的。他們也從來也不提：當鼓勵國家財政為中國的戰略、能源產業“斷奶”的時候，這些中國的國家命脈產業只能向國際壟斷資本求食。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拆毀國內的壟斷，其真實目的不過就是為了國際壟斷資本大肆兼并中國骨干企業開綠燈。而當他們把中國工業、特別是戰略和能源產業的發展希望，寄托在“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的時候，也從未正視過自始至終、一演再演的無數殘酷的事實：1960年蘇聯撤退專家、1996年美國在技術上遏制中國，今天，俄羅斯和日本攜手在“安大線”能源問題上，再從背后插我們一刀。——而且，在他們津津樂道的“世界加工廠”藍圖中，這些人竟然沒有考慮過：如果放棄、拆毀了毛澤東時代中國勒緊腰帶發展起來的核工業，如果沒有“大慶精神”，那么中國現有的能源水平不但不足以支撐一個“世界加工廠”，而且，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那其實就是說說而已，因為它是缺乏起碼的現實基礎的。
而“社會主義救中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為基礎”——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意識”的核心。這是殘酷的歷史經驗鑄成的血的教訓。
鄧小平曾經這樣語重心長地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是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在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我想，今天許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者，當然是很不喜歡他的這些話的，因為今天，我們不能不看到，那種不分青紅皂白，主張一股腦拆毀中國國有企業、特別是戰略和能源產業（無論是分給經營者還是分給全體職工）的“分家理論”，其目標說穿了，其實就是“分中國”——是鄧小平同志說的：瓦解中國而已。
而這樣的理論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高天滾滾寒流急”，將發展和生存的問題，誤導為“分家”的問題，如果說這是一股“逆流”的話，那么它的產生也有其必然性。
1975年，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清醒地注意到了現代化社會本身內涵的矛盾和后果。
在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視野里，毛澤東同志高屋建瓴地將這一現代性矛盾描述為：“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法權”之間的矛盾。而所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則與“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目標密切相關。
因此，根據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內在矛盾的深刻認識，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主體的工人階級面臨的雙重任務就是：一，將提高工人階級的技術、知識能力，管理和經營能力放在首位，甚至包括設想工人階級在文化、意識形態——特別是管理領域中真正掌握企業命運——即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乃當務之急，而陷入“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滿足于“好行小惠”，其實并不能從根本上保證工人階級對于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器的真正落實。（因此，1970年代末期，諸如“七二一工人大學”等嘗試就是為了探索工人階級管理、掌握企業命運的道路而提出。）如果一旦工人階級喪失能力，則無法最終掌握自己的名運。二，必須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保持工業與農業發展的平衡與互動，保持工業對于農業、特別是農業機械化、產業化的支援。從而逐步消滅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差別。——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先是農業支援工業，然后工業必須支援農業和農村。
1975年，鄧小平在國務院制訂《工業20條》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發展的重大任務。工業區、工業城市要帶動附近農村，幫助農村發展小型工業，搞好農業生產，并且始終要把這一點納入自己的計劃。”“工業支援農業，農業反過來又支援工業，這是一個加強工農聯盟的問題。”“工業越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
鄧小平的這一講話不但解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工農聯盟”的根本意義，也解釋了“四個現代化”為什么將“農業現代化”放在第一位。
在由此開端的國有企業改革中，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委書記、廠長一長制”，“強調建立企業中獨立的生產指揮系統”，強調這一系統“必須同群眾管理相結合”，鄧小平指出：這種管理的核心就是“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總之從“從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市場管理、物資管理、財務管理”——“工人階級必須管理一切”，并以此結束“企業方方面面無人負責的混亂局面。”
也正是由于堅持了工農聯盟的方向，堅持工人階級自主管理企業的經驗，同時輔之以市場手段、物質獎勵、按勞分配和崗位責任，才比較好的處理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國有企業出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
6
但是，反思既有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回顧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特別是其內涵的矛盾的深刻理解，我們同時不得不承認：在這些歷史進程中所出現的種種曲折和反復表明：國有企業的命運，的確深刻凸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在工農聯盟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兩個最基本方面，我們多年來既有的探索，依舊沒有突破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內在矛盾和困境的深刻思考。
例如：1970年代后期，工人階級先是在突破這一矛盾困境的過程中，陷入混亂的爭權奪利、“打派仗”；隨后，在1980年代前期，中國國企工人階級則沉醉于南斯拉夫式的物質獎金“刺激”，幻想著通過計劃經濟下的“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的梯子，爬入“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天國，而卻置工人階級管理企業、占領文化和上層建筑的歷史使命于全然不顧。
與此同時，隨著農村集體所有制的解體，為農村發展服務的機械、鋼鐵、化工企業因之喪失了最大的市場，也就必然面臨解體命運——在工農聯盟破裂的地方，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是無法獨立生存、斗爭下去的——當工人階級無法將他自己的命運與其同盟軍的命運，與社會主義的命運聯系起來的時候，工人階級自己就是沒有前途的。——這已經是被歷史所證明。
因此，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尤其不能不反省地認識到：在既有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更多表現的不是高度的歷史的成熟，而是歷史不成熟；更多表現的是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內在矛盾的漠視，而不是深刻理解。工人階級更多表現出的是缺乏“無產階級意識”、遠大眼光，而不是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意識”、具有遠大眼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缺乏具有遠大眼光的知識分子，同樣更缺乏成熟的無產階級。
今天，知識分子的墮落與工人階級的淪落，都不是偶然的。
同樣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無論是退回到原有的計劃經濟時代，還是1980年代的物質刺激的“懷舊”論調，恰恰是放棄了對于工人階級自身缺陷的深刻反省，從而——也就從根本上無助于無產階級的解放大業——如果說，小說《那兒》有什么重要缺陷，其最大的缺陷也就在于：對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及對1980年代物質刺激時代工人階級狀況的無意中的懷舊式美化。而正是由于對于作者而言這是下意識和不自覺的，所以，它才尤其掩蓋了小說應有的對于工人階級自身命運、任務的反思——從而多少流于“同情”。
無產階級是不需要任何的“同情”的——因為無產階級從他一誕生起，就天然地缺乏這種屬于“市民社會”的“情感”，無產階級需要的是在反思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的力量，他就首先必須與這種小市民的“共感”決裂。
馬克思式的本文總是有多重結構、多重線索的——盡管它往往只有一個主題，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馬克思式的文本也總是反思性的——就是為了深入地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
1922年，流亡于維也納的盧卡契在巴伐利亞起義失敗之后，撰寫了《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他用封建意識-自我意識-無產階級意識的結構，重寫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意識-自我意識-精神，或者說，以德語重寫佛家“非我-自我-無我”的三重境界。正是基于工人階級革命失敗的教訓，盧卡契認識到：如果工人階級寓于眼前利益、如果無產階級只有“自我意識”，那么他們的眼睛就只能盯住“這兒”或者“那兒”，從而就無法獲得一種“總體的眼光”——即獲得“英特那雄耐爾”的視野——因此，所謂“那兒”與“英特那雄耐爾”的區別，也就是“自我意識”與“無產階級意識”之間的區別。
那么，什么是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意識？馬克思本人這樣說過：
就在于形成一個被徹底的鎖鏈束縛著的階級，即形成一個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一個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這個領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種特殊權利，因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無權，它不能再求助于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權——總之是這樣一個領域，它本身表現為人的全面喪失，并因而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這個社會解體的結果，作為一個特殊等級來說，就是無產階級。
因此，所謂無產階級意識也就是這樣的意識：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樣的意識，只有從“求生的本能”中才能產生，因為無產階級“本身表現為人的全面喪失，并因而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
所謂“求生的本能”，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權”。
也正是在這樣的視野里，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中國無產階級，只有拯救他們的企業，才能拯救他們自己。
而無產階級拯救自己企業的方式，也就是小說最后所寫道的：勞動者通過社會主義民主和職工代表大會的方式，自己掌握企業的生產、經營和銷售——進而逐步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是，這種最基本同時也是最徹底的方案，卻是那些名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則推行徹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者們連聽也懶得聽的的方案。因為在他們的眼里，這是唯一的“不是與他們的制度的后果發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發生全面矛盾”的方案，對那些人而言，所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就是句屁話而已，而按照他們的改革方略，人間只有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條康莊大道，否則就是走錯了路，走了“之字形”，——而要把“之字形”挑直了，那就必須實行“連鍋帶煎壞的魚一起扔了”的休克療法，即從原始社會踏踏實實重新來過——重新一步步走向資本主義。而作為這些智叟們設計的一個著名的“案例”，前蘇聯卻在踏踏實實回到“原始社會”后，而幾乎就“休克”在那里再也出不來了。
中國當代文學的現狀，某種程度上也就是這種休克療法的后果，因此，它時常散發、飄蕩著原始社會的氣息不足為奇，誠如陳果在《榴蓮飄飄》中所寫道的：“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掀起了原始社會的性高潮。”——而在一片混沌的叢林法則中，站起來的是傳媒和商品洪荒時代的宇宙觀，——它的摩登學名就叫“后現代主義。”
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而言，20年已經足矣。
但也正是這一切，使得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馬克思的警示：社會主義，——或者野蠻。
7
歷史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特別是不以資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在一個歷史終結、全球化的時代，同樣也是如此。
從《鐵西區》《盲井》到《那兒》，中國工人階級以令人震驚和絕望的形象，再次出現在文學的視野中。但是，——這就是那個以巴黎公社的原則為全人類提出了光輝燦爛的烏托邦的階級嗎？這就是我們在《紅燈記》里所看到的：以偉大的階級意識超越了血緣關系——祖孫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但卻比親人還要親的階級嗎？這就是“用我那大吊鉗推著地球轉，回首起風雷頑石要打穿”的階級嗎？——我想不是的。由于在計劃經濟的卵翼下沉睡得太久，由于在80年代小資產階級意識中浸潤太深，——特別是，由于在90年代“流氓無產階級”的虛無主義氛圍中難以自拔——這個曾經偉大的階級，早已經喪失了冒著資產階級的槍林彈雨為全人類爭自由的戰斗精神，這個曾經偉大的階級，早已經喪失了以階級團結拯救社會瓦解的赤誠道德，這個曾經是人類希望的階級，早已經喪失了屹立在冰天雪地中，為中國、為勞動者爭口氣的豪情壯志。
這就是《宣言》的作者為什么反復告訴我們：工人階級不但是要在與資產階級的較量中站立起來——而且，無產階級必須在與“流氓無產階級”的斗爭中，才能真正站立起來。
2004年10月，紐約36街的劇院里，一部叫做《THETAKE》的記錄片正在上演。
電影講述了阿根廷金融危機之后的景況，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終結果：銀行破產，富人一夜之間將國家財富席卷而去，留下滿街空空如也的提款機，而老板臨行前裹走了所有的工資，留下破破爛爛的工廠和失業的大軍、不名分文的家庭、嗷嗷待哺的孩子。
工人們不得不生產自救，打掃工廠，開動了機器，民主選舉管理者，建立工人勞動組合——于是，奇跡產生了，有了產品，有了市場，有了工資，孩子有了奶粉，妻子有了笑容。——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創造人類的幸福要真正靠自己，沒有私有制而有勞動者的民主，地球原來轉得很好。
可惜，好景不長，老板們又回來了，他沒有提到拖欠的工資，而是要索回“自己的工廠”。錢后面有權，權后面有槍，老板們有綠卡，他們身后是美國。——面對威逼和利誘，工人再一次妥協了，分裂了。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工人的妻子們站出來，在瓢潑大雨中，妻子和母親們手挽手鑄起人墻，一個卑微的愿望在雨中堅定——保衛自己的工廠，保衛奶粉和糧食。在瓢潑大雨中母親和妻子放聲歌唱，這日復一日，夜復一夜的歌唱喚回了他們的丈夫和兒子：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奴隸們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作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那一夜我聽到了窮人的歌唱，窮人的生長，窮人的創造和窮人的力量——那是救世主在人間默默哭泣。
那一夜友人打來電話，她困惑一個熟讀馬克思的人，為什么就不能即使為窮人寫寫文章。她說那么從此就不要再談馬克思吧——因為卡爾馬克思不過是在歐洲各國流亡的沒有綠卡的民工，他原本就不該進知識分子的殿堂。
既有的思路逐漸轟毀，我不得不反思我既有的知識，也不得不將那些天花亂墜、雜亂無章的知識逐漸建立在現存的世界里，建立在爭取人們的自由與解放的真實斗爭中。——也許正像當年學說的創始人們所作的那樣。
因為——從西伯利亞礦井到加利福尼亞車衣廠，從羅馬到漢城，今天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國際歌》循環往復，再次響起。是貪得無厭的跨國資產階級，使得兩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世界無產階級再次與馬克思慈父般的面容狹路重逢。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是幽靈的指令，這就是卡爾馬克思慈父般的聲音。
這聲音如同母親召喚孩子回家，如同父親召喚兒女們上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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