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兒》是一篇以九十年代國營企業改制為背景的小說，講述了工會主席小舅試圖阻止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流失，奔走捍衛工人權益，最后失敗又不被眾人理解，自殺以證清白的故事。小說名“那兒”是《國際歌》中“英特納雄耐爾”的略稱（小說中姥姥的口誤），這個口誤除了提醒市場化改革對左翼理想（共產主義理想）的背叛之外，還幽默地嘲弄了發展主義盛行后普通民眾對傳統社會主義遺產理解的窄化、庸俗化和去政治化。這句左翼口號和小說主角小舅的“家學淵源”，即出身于工運革命之家的左翼血脈被視作主角在小說中反抗行為的精神資源[晉海學.“左翼文學”精神的當代傳承及其實現——評曹征路的中篇小說《那兒》[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34(01):65-69.]。小說之外，這句具有濃厚革命時期特征的口號也被認為標示出作者的左翼立場[曠新年.《那兒》：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2)]。作者尖銳的批判現實主義立場和對社會公義、理想的呼喚以及悲憫的底層關懷使得這部小說被視作延續了（或說重新接續上被中斷了的）自《子夜》以來的左翼文學傳統的作品。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使用的第一人稱“我”乃至小舅之外的姥姥，媽媽等角色又以鮮明的去政治化時期的小市民形象與小舅這個重提革命理想的“社會主義英雄”形成對比，因此開辟了小說書寫的去政治化維度。盡管左翼命名能夠在文學批評的場域里標識出小說的序列，也在大眾接受的層面增加小說的感召力和文學史價值，本文卻質疑這種命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塑造我們對作家的期待，或者是否以其政治立場遮蔽了某種隱患。
曹征路在訪談中肯定了將《那兒》命名為“新左翼”或“左翼復蘇”的合理性：“為一種文學現象命名是學術研究的需要。因為這樣才能展開研究者的思想及其理論框架。”但他進一步卻指出，盡管上世紀30年代左翼代表著中國的進步力量，但從文學的角度看，左翼文學只是文學史上的一個題材現象或者寫作姿態，本身并不是一種藝術風格。研究者這樣評論《那兒》是一種接續文學史的眼光。“我個人主張沒有主義，我也不受主義約束。今日文壇有不少聰明人打著旗幟走路，確實迅速取得了成功，但這種沖批評家和評獎而去的寫作，究竟有多少價值我很懷疑。”[曹征路訪談:關于《那兒》[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02):17-23.]
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指出，60年代以降的革命政治面臨“去政治化”的侵蝕，伴隨著中國革命和亞洲民族解放浪潮的終結，那種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政治視野、那種能夠將俄國、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社會運動關聯起來的政治分析方式也終于式微了。70年代末期以降，隨著60年代社會運動的衰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告一段落，我們處于一個‘去政治化’的時期——一個國家機制逐漸將能動的主體性或主體的能動性納入國家理性和全球市場的軌道之中的過程。[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8.05.第434頁]
小說中的“我媽”具有典型的發展主義時期的市民心態：“在她看來，小舅完全是瘋了。企業改制，國家轉型，是你一個工會主席管得了的事嗎？你工資不少拿一分，飯不少吃一碗，別人能過你就不能過了？再說你還是個省勞模副縣級干部，怎么改也不能把你改掉了。你操心什么……我媽大氣磅礴地指出：誰愛貪就叫他們貪去，他能把長江水都喝干嗎？咱們安安份份過咱的日子。”絕對的犬儒主義，埋首于自己手頭得過且過的日子而對社會的公義，公民的責任充耳不聞。小說第一人稱的“我”是一個供職報社的年輕記者，是在日常生活去政治化下長大的一代。小說敘述的口吻帶有年輕一代的玩世不恭，荒誕不經的態度[ 鐘雪萍,王晴,黃蕾.《那兒》與當代中國的“底層文學”[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4(04):50-55.]“她（我媽）在小舅家里高聲大氣：大頭你要吃干飯還是稀飯？要不你還是吃疙瘩湯吧，疙瘩湯好消化！我認為這就叫使命感，在這個社會轉折的關鍵時期，她要像老母雞護小雞那樣把小舅塞在翅膀底下。一個在為最高歷史使命奮斗的人，無論有怎樣的委屈，怎樣的辛苦，她都會很幸福。”頗有黑色幽默和解構的意味；“有時我也會思考，比如良知，比如正義，比如救贖什么的。當然更多的時候我什么也不想，只是為當天的工錢操心。其實我也想不了什么，比如我都不知道為什么自己還留在這座城市里”與“我媽”的犬儒姿態如出一轍；“我瞧著西門慶那顆碩大的腦袋，發覺那里面真的裝滿了智慧，就忽然像見到了救苦救難的菩薩。我說，求求你了西門大官人，你寫了那么多苦難也給工人寫一點吧，為什么不寫寫我小舅？……后來我說我聽明白了，沒事找抽，是挺苦也挺難的。你也能當主編了。”口語化、奚落的態度揭示出最殘忍的事實。
無論是“我”的玩世不恭還是“我媽”的歲月靜好，此兩者的態度更像是一種客觀上接受被剝奪權力后難以改變的消極回避政治和脫力感，是被剝奪者的自衛心理。如果說小舅的主動抗爭尚呈現出工人階級如何被一步步逐出歷史舞臺的動態趨勢[ 鐘雪萍在指出，《那兒》講述的是中國工人階級底層化的現象，而并非簡單地講述中國底層人民的生活，它想反思為什么底層人民會變成底層人民，為什么工人階級已經落到‘臭老九’的地位。]，那么以“我媽”為代表的工人新村的居民們，則向我們展示了已經咽下歷史苦果的這一階級在黯淡的歷史荒野中如何自保和自立。筆者不贊同某些批評觀點認為“我媽”等人作為襯托英雄小舅的對立面出現，是世俗障礙的化身。既然認同曹征路的寫作是一種底層書寫，那么就“底層”的多層次性和豐富性而言它就絕不應該以僅僅刻畫一個社會主義高偉光正的底層英雄為己任，事實上正是“我媽”和“小舅媽”這類人的存在補充了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和親緣結構存在的“工人新村”，他們的價值選擇使得“底層”這一身份內涵所承載的歷史命運更具體也更豐富。
與“我”和“我媽”形成對比的是小舅的不合時宜，這份不合時宜指的是他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發展中心主義的時代仍堅持著革命時代的理想和行為模式。他相信只要程序正當，理由正當，上訪就能收到正義的處理結果；他“相信組織相信黨”；相信國家不會讓工人吃虧總會出手。于是盡管小舅一無所有，仍然踏上了他的上訪之旅，先去省政府，然后上北京“找國資部、財政部、中紀委”。小舅吃盡苦頭仍屢次為民請命被一些評論視作貫徹了堂吉訶德的騎士精神[孫信信,孫玉生.曹征路《那兒》中的“狗”意象探析[J].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2,36(04):92-95.]，筆者看來這種心理上的遲滯于時代正是小舅這個角色悲劇感的來源。識時務者與小舅的不合時宜形成一種巨大的斷裂：當革命的激情退卻，年輕一代不再欣然分享烏托邦的政治理想或憂慮，取而代之的是犬儒的退縮（“歲月靜好”或“悶聲發大財”）或寄情于瑣屑市井的生活智慧。
作者借“我媽”之口道出這種智慧的底層邏輯：“這年頭沒有是非，只有利益，誰出頭誰倒霉”。同時還提供了宏觀的社會倫理的判斷尺度：“在我們那個地方，如今看法已經變了。下崗工人越來越多，人人都有親戚朋友，罵婊子，被視為不憑良心……誰家沒有老婆孩子啊，誰家沒有七災八難啊，誰還不是為了混口飯吃啊？誰又敢保證自己沒有那一天呢？所以她們是被劃入好人行列的，她們是沒法子才去當哨兵的。”這段話包含兩重信息：一是事實，在鄰里親屬這些可觸及的近身范疇內失足做暗娼的女性不在少數；二是判斷，恪守公序良俗的良民和敗壞風俗的暗娼之間不再有清晰的界限，而是會因為命運無常隨時轉化，即“誰家沒有老婆孩子…誰又敢保證自己沒有那一天呢”。這種變化與其說是命運的無常，莫如說是舊秩序被打破后無數家庭從有序的命運軌道跌落、墜亡的慣常。改制使曾經的能工巧匠們，變成了生活難以為繼的下崗工人。這樣一群勞動自律者從共和國之父（工人階級作為階級意義上的父親）變成男盜女娼者；以勞動技能為榮譽的價值體系轉向以純粹利益為導向的價值，人被時代的離心機高速旋轉出局，來不及站起來便會永遠地墜落。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兒》討論了曾經的技術精英工人階級底層化的問題：“小舅站在龍門吊上，瞧著墓群一樣的車間，眼睛里全是淚。說咱工人不賤啊，咱要求不高啊，咱工人賣的是力氣靠的是手藝啊，只要有活兒干咱就能把日子打發得快快活活，咱怕誰個啊？”
曹征路在訪談中說他有意將小舅塑造為一個“一個具有陽剛之美的真男人”，“ 他個子高皮膚白身材勻稱，身上布滿三角形的小塊肌肉，榔頭在火光中舞動的時候那些肌肉全都會說話，好像全都歡快起來呱噪起來，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渾身亂竄。那時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頭像是敲在編鐘上，每一個細胞都在唱歌，整個身心都飛升出去。根本不像現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額頭賽過皮帶輪子。”在通篇風趣冷峻的語言中，這段對小舅勞動的身體姿態的描寫尤為真摯感人，這種遒勁，矯健，雄壯的身體姿態顯然是勞動者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主人翁心態的外化，具有強烈的尊嚴感。而工人階級從50—70年代滿昂揚主動的“工人階級老大哥”的主人翁身份一落千丈成為改革以來“苦大仇深”，需要被救助和關懷的弱勢群體，使得80年代以來建立在發展主義之上的現代化敘述充滿了裂隙。改革前那些經濟上捉襟見肘的人們的的確確感受到尊嚴，他們因為掌握勞動技能而自豪，堅信自己是新中國的主人公。而在90年代國企改制攻堅戰之后，主流敘述講的故事是“社會陣痛/代價”、“分享艱難”和“重頭再來”，或只講述如何救助弱勢群體，而拒絕講述工人階級為何會從“主人翁”變成“被救助對象”。因此市場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取消了工人們改革前對社會主義建設所做的貢獻和理應得到的獎勵，更取消了他們曾經有過的“主人翁感”(sense of agency)，以及更為重要的尊嚴感。[張慧瑜.打開銹住的記憶：影視文化與歷史想象.[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05]
這種工人階級冰火兩重天的歷史境遇——關于“工人階級”的負面想象與80年代對于單位制、大鍋飯、消極怠工以及臃腫、低效率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書寫相關——間接導致了工人下崗要么被書寫為“主動”離開體制下海創業成功的故事，要么被書寫為個人原因造成的“落伍”（如沒有文化和技術跟不上時代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那兒》填補了這種空缺，以其具體生動的細節重新鉤沉了被邊緣化的關于工人階級是如何掉落底層的事實，讓失語的“工人階級”的幽靈再次回蕩在蒼茫大地上。
如果認同《那兒》重振了左翼小說的旗幟，那么就需要承認它的歷史任務：繼承傳統社會主義時代公平、民主等理念, 體現人民性, 反抗市場意識形態, 呼喚合理生存方式。但新左翼的悖論在于它對這個全世界鐵的邏輯的“反思”走向了“改良主義”，具體體現為一系列依法上訪、合法維權，那它該如何走出失去自我的宿命？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和發展而在于怎樣改革和發展。工人階級不再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一個階級而是依靠好的政策法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那么失語后的工人群體試圖發出聲音的努力就成為“歷史終結”宿命下的一個很卑微的野心。[ 閆作雷.《子夜》傳統”與“新左翼小說”的困境——評曹征路新作《問蒼茫》[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9(02):54-58.]正是在“新左翼小說”不能指出一個理想的烏托邦這一點上，有評論者認為它們的批判性和革命性都不徹底，更甚在于它可能會在導向有利于“資本”發展的途中逐漸取消工人的主體性。沒有純真的革命主體，革命目的論依然是一個沒有謎底的啞謎。曹征路本人在訪談中承認：在我國說‘無產階級的主體性’也許只是一個幻覺，所以小舅的抗爭才具有深刻的悲劇基礎。曾經有過的陽光明媚的空氣也是稀薄的。只是他們自己并不這么認為，真誠地迷失在概念里。在當下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他們只是分散的雇傭勞動者。一段時間以來國營企業和工人只是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存在著他們的作用相當于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對社會的作用。只是現在連這個作用有些人也不想要了。
正如汪暉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階級”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會沿著實證主義邏輯滑向結構性的“階層”概念。社會分層的概念以國家為中心展開，階層被視為客觀性的社會構造，而不具備政治的動能，而階級概念是政治性的，與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領導權的概念有密切的關系。但在去政治化條件下：即便在政黨和人大等制度內增加某些階層（如工人、農民）的代表席位（這是必要的，也是積極的），也并不能解決代表性斷裂的困境。[“代表性斷裂”這一概念是在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它表現為全球范圍內的革命主體性的消逝、國家及其主權形態的轉變和政黨政治的衰落。所以不管是政黨還是政治體制的代表性斷裂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去政治化的特征。參見腳注3第2頁。]
一個潛在的反駁在于，在官方敘事確定我們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提下，如果此時工人階級為了改變自身處境重新發明一套敘事，設定階段性的革命目標，并在市場經濟被寫入黨章憲法的情況下聲稱這是對工人階級的背叛，那他們面臨的就不僅是一個階級命名的政治文化學或語義學上的問題，而是更為現實的如何沖塔和大概率被斥為顛覆政權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同樣，如果作家公開支持工人階級（如果還存在或者重新聚集起來）“推翻”任意現行的法規或政策，那結果也是可以想見的。這一點此前的批評者不可能完全沒有想到，卻避重就輕地繞開是否是一種語焉不詳或明知故問？
無論如何，《那兒》的價值仍然在于它讓“失心”的工人階級再次浮出歷史地表。基耶洛夫斯基的《紅白藍》三部曲一直備受劉小楓的推崇，他認為基耶的電影描述了“社會制度、生活秩序與個體命運之間，有一條像平滑的鏡子摔碎后拼合起來留下的自下而上裂縫。偶在的個體命運在按照歷史進步規律設計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顫然隨風飄落的樹葉，不能決定自己飄落在哪里。”《那兒》同樣啟示了這樣一個現實：對個體生命有絕對支配權的時代轉身沉重地壓在個體之上，無論在何種被描述為美好的社會制度中，生活都是極其傷身的。《鋼的琴》的導演張猛在談及東歐電影時說，“東歐和中國都被強烈政治體制變革留下了隱痛，我們應該維持社會主義的感覺，不要把心里那些紅色的東西忘掉而走得太快。”東歐和中國在歷史的序列里如果有值得被放在一起歸納之處，那么我們的確有比西方更值得被拯救和回顧的遺產——恰好是自由主義不屑一顧認為能被極權概括的那個東西，在那里（或許有）對新世界最真摯和隱秘的讀解或向往。批判烏托邦大行其是的當代，對于東歐和我們來說，需要被推翻的“烏托邦”不是記憶的真實…是的，你們有過美麗的誘惑的六十年代，但對于我們來說，那不是歷史的終結，恰恰是歷史的開始。
“主義之上我選擇良知，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膚”曹征路是一個值得我們去重新發現的作家。人們提起改開后的北京文學會有王朔，提起上海文學會有王安憶，提起陜西文學會有一大批茅盾文學獎作者，提起深圳這樣一座改革推起的年輕城市也不應忘記它的文學：它在詩歌上有許立志為代表的眾多打工詩人，它在小說上則有曹征路。《那兒》是下崗工人的挽歌。在資本主義不再遮掩的時候，“聯合起來”成為一場身首異處的噩夢，英特那雄那兒是哪兒？還會實現嗎？如何才能實現？被欺騙者選擇悲壯地自盡，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苦難卻難以解除。“英特納雄耐爾”所蘊涵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理想及其實踐，作為一種保護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為被我們借用的歷史資源，為今天的發展開辟另一種可能性？[季亞婭.“左翼文學”傳統的復蘇和它的力量——評曹征路的小說《那兒》[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01):50-53.]“我們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們就是反對資本家剝削和欺騙，就是要為工人爭福利、爭權力，改善工人生活”，這是曹征路的心跡。當本質純粹的先鋒文學和紅男綠女的欲望書寫充斥著整個千禧年的文壇，曹征路以他具有溫度的底層書寫，以切膚的疼痛說出了被忽視的真相，這是曹征路的獨特價值。如果我們不能認同昔日的革命形態已是社會主義的終點，也不能認可今天的世界是別無選擇的理想世界，那么我們仍然需要從對烏托邦的想象開始建構，延續不被主流書寫包容的力量，延續被暴力篡改和遮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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