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英雄傳奇色彩的“新革命歷史小說”表示出某種“暴力美學”的特征。這些出身社會底層的革命者缺乏對于自身戰(zhàn)斗的最終目標及其階級意義的認知，他們甚至連一點樸素階級想法都沒有。而與他們干枯的內在精神形成對照的是他們豐盈充沛的外在身體：強健而富于男性魅力。這種寫法對于舊有的“革命歷史小說"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林海雪原》這部在當時被認為并沒有解決好革命者內在精神的作品中也照顧到了這一點。在處理楊子榮的形象時,仍不忘適時提起他雇農的貧窮出身這一階級身份，與他的無產階級信仰的強大內在支撐“革命歷史小說”敘述革命者參加革命的樸素革命動機時,即使借用“復仇”的傳統(tǒng)模式，但個體的仇恨從來都不是個人自己的仇恨而是在最后都是上升到了階級壓迫的本質上來看待，在小說中一開始它就具有這種潛在的性質。
可“新革命歷史小說”則很少提及這種具有現(xiàn)實階級壓迫性起源的性質，甚至也不再借用“復仇”的文學資源——這些新式英雄參加革命往往是由于偶然因素或是為了生活考慮，甚至僅僅是為了追求一種快感。比如《歷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投軍的目的也非常實用，開始要參加“比較正規(guī)”“待遇較好”的kmt軍隊,因為走錯路才投到八路軍中，正準備借故開溜因為突然見到漂亮的女干部東方聞英才決定為了得到她而留下來。對他來說，國共并無實質性區(qū)別，都只是一個實現(xiàn)自己人生目標的通道。
與此改編相伴隨的，是政委形象的淡化甚至是漫畫化。“新革命歷史小說”的邏輯清晰流露出的思想就是軍隊是為打仗而生的，政委都可能成為打勝仗的障礙。比如《亮劍》中的趙剛與李云龍的沖突正來源于此，性格與精神氣質的差別只是表面的。在二人的沖突中,趙剛總是處在下風，最后趙剛也被李云龍的魅力所折服,完成向李云龍的認同,趙剛也由一個知識分子氣質濃重的政委變成了具有有著李云龍風格的人，風格上漸漸粗魯起來了。《歷史的天空》中姜大牙的幾位政委就更是了，李文彬、張普景等人不能影響他的任何決定，不能直接影響部隊，這支不斷成長壯大的部隊完全是建立在一幫骨干鐵桿弟兄對他的效忠關系上(《亮劍》《我是太陽》也是如此)。甚至還對他們的形象進行了戲謔的丑化——李文彬因偷情被俘叛變投敵，張普景僵硬地堅持所謂原則，雖然也給予張普景了一定的贊賞，卻事實上讓他在小說中被戲稱為“張克思”；竇玉泉、江古碑等都是只善于搞內部權斗的人物，他們大都有私利考慮,特別關心自己的私人利益甚至個人恩怨。面對紀律，特委和軍分區(qū)領導楊庭輝一再堅持保護并重用姜大牙，只因為他能帶兵打仗。所以,姜大牙違紀沒有受到任何來自組織的嚴肅批評——因為怕影響他的戰(zhàn)斗力和積極性,即使姜大牙聽從了組織的安排也是以他土匪式的邏輯來領會政策。在《亮劍》中李云龍更是一意孤行,大多情況下都是軍事冒險,政委也沒法阻止，但他總是能歪打正著，帶來意想不到的勝利，最后只是象征性地背了個處分了事。比如為救被山木特種分隊搶走的新婚妻子秀芹(小說中說救人更多的是因為面子問題)，李云龍不顧上級命令與整個戰(zhàn)局，在軍事上擅自行動、不惜傷亡，強攻守備嚴密的縣城，卻讓人始料未及地引發(fā)了一系列的意外連鎖反應，產生了對整個西北戰(zhàn)局有利的結果。于是,它也就抹去了李云龍決策的失誤和輕率。
這種寫法在“前三十年”是不可設想的，“革命歷史小說”的最具權威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政委一類的代表黨的人物，他們構造著人民軍隊的靈魂，也在實際上控制著軍隊或軍事指揮權。尤其是在以戰(zhàn)斗英雄為群體的英雄傳奇小說中，政委更具有改造、引領義軍前進方向的重大意義。比如《鐵道游擊隊》中的李正——進山整訓就是以革命的理想和紀律重新改造這支草莽義軍，否則單純的戰(zhàn)斗力是沒有意義的;最關鍵的是,沒有這種整訓與改造,軍隊也被認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戰(zhàn)斗力的（在樣ban戲《杜鵑山》中就有表現(xiàn)）。
黨的中心地位在于它被認為能夠為自己所指揮的人民軍隊提供革命精神。在我軍建立以來的革命歷史的語境中，這是人民軍隊和舊軍隊的本質區(qū)別，也是其戰(zhàn)斗力的最深刻源泉，它由精神力量轉變?yōu)榱宋镔|力量——戰(zhàn)斗力，是我軍能戰(zhàn)勝軍事裝備強于自己的敵人并取得最終勝利的根本原因。這種觀念是“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最重要的原則之一。這既是那一時期反對“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本原因,也是反對軍事個人主義的原因。正因如此,軍隊政治工作和政委的地位必然凸顯。而1958年《紅日》遭受批評理由就是它忽略了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這樣的變化真是意味深長，畢竟時代不一樣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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