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歷史小說”關注的對象不再是底層的普通戰士或基層指戰員，而是“高端”歷史人物(如毛教員、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蔣介石、宋美齡等)，在“前三十年”作為中心人物活躍在“革命歷史小說”中的人民英雄淹沒在了宏大的戰爭畫卷中。在各種戰爭沖突中,他們成為了雙方大人物運籌帷幄過程中的一個個微不足道的棋子，雖然偶爾出現，也只是作為點綴而已。比如一是營造戰爭年代生動的日常氛圍；二是陪襯出大人物的親民與人性化色彩；三則是通過普通戰士的犧牲隱喻黨和人民為新中國的成立所付出的代價，并用他們的愛恨生死來反思戰爭的殘酷性。
從文學性上來看，這種寫法改變了“前三十年”單調的表現方式,正面描寫高層政治、軍事人物的形象，有其文學意義。但作品里中心人物的清晰轉換的政治意義不止于此。
如果說“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敘述的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歷史性對抗，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以及這一決戰中間中下層革命者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歷史,那么在“新革命歷史小說”中,“領導人”則被推上了前臺,并被當代的大眾趣味和意識形態暗中涂上了歷史強者甚至是帝王將相的色彩（如《雍正王朝》《漢武大帝》等影視?。?。
新舊兩種故事講法也意味著普通讀者通過主人公建立認同的方向的變化：“前三十年”的讀者認同普通的革命者(和自己真實的社會身份具有相似性)，從而生成具有社會主義價值觀與理想性的新主體；新時期的讀者變成了認同歷史強者的法則，接受由強者支配的歷史秩序。
在這種變化背后表現出不同時代中國社會政治精英集團的歷史想象與意識形態。于是，“前三十年”里“人民創造的歷史”再次成為了歷史上大人物們政治博弈的舞臺，他們的性格、意志、決斷、品格往往成為決定歷史走向的重要乃至關鍵因素（電視劇《東方》中借蔣介石對兒子的話把這一觀點講述了出來）。某種成王敗寇的歷史邏輯與強者哲學無聲滲透進了革命歷史邏輯里，展現出一種已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社會主導力量的社會精英集團能夠駕馭中國歷史方向的足夠自信。
革命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被“三國演義”化了、“水滸傳”化了，也“更好看了”和更有消費性了。敵我兩軍對壘的大兵團作戰的場景與格局成為史詩類作品重點表現對象，至于戰爭的起源(如階級剝削和壓迫)和建立一種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的社會秩序的理想追求不再被提起或刻意被忽略。而這正是“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小說”中最為核心的意義表達。這種轉變說明,盡管表面上仍然在講革命歷史的戰爭,但戰爭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戰爭而非革命的戰爭，就這樣革命已被用這樣溫和不刺激的方式告別了。
“新革命歷史小說”里中心人物的變化反映的是一種新的精英化的歷史觀——即使作品中有下層出身的英雄,也往往只是強調了他們成為成功人士的歷程和結果——即對自我奮斗的謳歌，而不是強調他來自底層的階級出身,也不再書寫他在革命戰爭過程中獲得新的內在本質。這在《亮劍》《歷史的天空》《我是太陽》《父親進城》（改編影視作品為《激情燃燒的歲月》）等作品中表達得非常清晰。它反映出的是某種深刻的社會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和80年代以后的文學走向、政治走向也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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