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然，我母親非常美麗。這是公認的！”
初秋的傍晚，落日余暉浸了幾分陰柔，幾分傷感，籠罩著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廳。天光透過縫隙，斑斑駁駁，灑在油漆剝落的地板上。靠墻立著的木架，窄窄的，略微傾斜。巴掌大的鏡框里，嵌著一枚黑白照片。女郎正當妙齡，身穿深色毛呢大衣，發髻上斜扣了一頂貝雷帽，明眸皓齒，優雅端莊。
光線太暗，拉開落地燈開關，才看清了老屋主人。他的腿跛了，坐在單人沙發里，雙手握緊拐杖，竭力挺直了腰板。花白的頭發久未修剪，似秋風中野草，散披在額頭、肩上。唇角緊抿，雙頰深陷，凸顯出一條條刀刻斧鑿的溝壑。時光倒流。驀然想起狄更斯筆下的流浪漢，破帽遮顏，孤獨地徘徊在霧倫敦街頭。
“你母親和白求恩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你了解多少呢？”懶得抽絲剝繭，我便單刀直入了，“你，有沒有可能是白求恩的兒子呢？”
老人被傻話逗笑了，露出幾顆殘存的牙齒。“那怎么可能啊！一算就知道了嘛！他們倆最后一次見面，是1938年年初。從那以后，白求恩就再也沒有返回過故鄉。而我呢，是1942年才出生的啊！”
哦，真希望他的出生證上記錯了。那該有多么美妙！
2
在加拿大生活了幾十年，風聞過圍繞著白求恩醫生的不少逸聞趣事。諾爾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這位中國人民心目中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在他的故鄉，卻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其多姿多彩的一生，除了在身后留下眾多感人肺腑的不朽篇章之外，也激發了想象力豐富的作家靈感如泉，任思緒飛揚，探索人性之深邃復雜。
西方社會對白求恩的微詞，除了源自冷戰思維的影響之外，也基于他在婚姻戀愛上與眾不同的率性與浪漫。
我卻不以為然。因我看到的，是一個直面真實的勇者。那種果敢與坦誠、光明與磊落，相較于遍地開花的投機鉆營、世故圓滑、諂媚逢迎、爾虞我詐，恰是人類稀缺的珍貴品質。
“白求恩絕非完美無瑕。”我的師姐熊蕾如是說，“事實上，恰恰是中國革命、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軍隊，還有中國的老百姓教育和影響了他，最終成就了一個英雄人物的形象。”
諾爾曼特立獨行的個性、招致非議的舉動，使他在自己的祖國成為備受攻擊的對象。那積壓已久的郁悶和沮喪，在抵達東方的神秘古國之后，才終于得以釋放。
在寫給故鄉朋友的信中，他曾經如此形容自己的心境：
“此處的生活，既粗陋又艱苦，我卻樂在其中。雖然十分勞累，我卻很久都沒有如此快活過了。我感到巨大的滿足，因為我正在做的，恰恰是我希望從事的工作。我的財富來自于每時每刻都有重要的工作來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時的那種歡樂！
“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我無比幸運，因為能夠與那些真正把共產主義作為生活準則而不僅僅是奢談和空想的人們為伍，并肩奮斗。
“在中國人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戰友，他們屬于人類最高尚的那一類別。他們目睹過殘酷，但他們懂得溫柔。他們品嘗過艱辛，卻懂得如何微笑。他們忍受過巨大的磨難，卻擁有堅韌、樂觀、智慧與安詳。我逐漸地愛上了他們。而且我知道，他們也同樣愛著我。”
加拿大政府拍攝的紀錄片《白求恩》中的結束語是這樣說的：“他死在一個群星燦爛的夜晚。他知道——我們都知道他要死去。我們無法忍住哭泣。我們翻山越嶺，扛著他那已是很輕很輕的尸體，走了很遠很遠。村里的鄉親們都來了。他們全都哭了。蒼天也哭了。我們要在群山中為他建一座陵墓。”
消息傳至延安，毛澤東揮筆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紀念白求恩》。從此，在中國人民心目中，聳立起一座豐碑。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2009年深秋，在白求恩大夫逝世70周年紀念日，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和魁北克孔子學院聯合舉辦了一場研討會，紀念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午間休息時，全體與會者步行了二十幾分鐘，穿越蒙特利爾鬧市區，來到一條繁華的大街上。在晴朗的藍天下，伴著《國際歌》的樂曲聲，我們輪流上前，向矗立在街頭的白求恩雕像，敬獻上一朵朵芬芳美麗的鮮花。
在那個動人的時刻，仰望秋風中飄然而落的紅葉，我情不自禁淚流滿面。可嘆街頭駐足觀看的眾多行人，幾人明白我悲從何來？那絕非單純地對一個英雄人物的崇拜。那關乎我們回首來路，檢視足跡時，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審判。
3
2013年夏天，為了推動一個與白求恩相關的文化項目，我在暑熱中回到祖國，拜會了位于京西的“白求恩精神研究會”。
在那里，我得知了一個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毛澤東與白求恩的合影照片，珍藏在加拿大！
馬國慶大校拿來了那張照片的復印件。那是一張年代久遠、顏色泛黃的黑白照。一眼掃過，我便斷定，這是真實的，絕非偽造！
白求恩和毛澤東側身并排而坐，從姿勢上看，似乎是坐在那種稱為“馬扎”的小板凳上，在一個光線幽暗的場所，也許是延安的大禮堂，與其他人一起聽報告，抑或是觀摩文藝演出。那時的毛澤東還很年輕，頭戴大家都熟悉的紅軍帽，雙手托著下巴，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前方。
據說，照片的擁有者是一位叫比爾·史密斯的老人。他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長期以來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但由于他對中國懷有的深厚感情，才與一個中國移民相識交往，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貴文物。
由于語言障礙，白求恩精神研究會只能通過那位華裔移民與比爾溝通。但是，不知何故，那位華裔移民不愿露面。大家希望，我能夠協助他們尋找到老人，接續起斷線的風箏。我欣然允諾，將全力以赴，協助大家完成心愿。
返回加拿大后，我在網上搜索，發現原來早在2012年5月，當地的英文日報《倫敦自由報》就已刊登過一則由記者詹姆斯·瑞內采寫的新聞《白求恩的遺物將會去中國嗎》，報道了老人手中珍藏有歷史文物這一消息。
居住在安省倫敦市的退休社會活動家比爾·史密斯小心翼翼地展開了一封信，那是諾爾曼·白求恩寫給他母親的。旁邊放著一張照片，注明日期是1938年5月1日，是白求恩與毛澤東在中國的合影。史密斯的父母和這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醫生曾經是朋友。他正在尋找機會，把一些相關的資料出售給中國，因為那里是白求恩廣受愛戴的地方。
“他們比我們更珍視這些。”史密斯說。他的雙親把這些留給了他。70歲的史密斯現在依賴退休金生活。出售這些遺物，可以幫助他支持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1938年，住在窯洞中的毛澤東正在領導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抵抗日本入侵者。史密斯的父母和白求恩是在加拿大共產黨的圈子里成為朋友和同盟者的。他父親是加拿大工人階層的新聞記者，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中曾經領導了加拿大的志愿軍縱隊，與反對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共和軍并肩作戰。
“我父親是第三位領導人，因為在他之前已經有兩人犧牲了。”史密斯說。他父親的朋友白求恩那時是醫生，也去了西班牙。離開西班牙時，白求恩與史密斯的母親莉蓮重逢。此前，她曾因罹患肺結核而接受過白求恩的治療。采用的治療技術是白求恩首次發明并拿自身做過試驗的。
“是我母親說服了白求恩去中國的。”史密斯說。莉蓮告訴這位醫生，行動不是在西班牙，而應當在中國。史密斯的父親本來就是出生在中國的傳教士之子。這些相互關聯的因素，促使白求恩投入了中國的戰場。
......
白求恩去世前幾個月，曾給史密斯的母親寫過一封信，同時也給其他加拿大共產黨的朋友們寫了信。這封寄給莉蓮的信來自華北的晉察冀邊區，時間是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寫道，他希望在11月份時回國一趟，專程去募捐。
“他的愿望卻未能實現。”比爾·史密斯說，“中國有幾處白求恩紀念館。我真誠地希望，這些遺物能在白求恩紀念館中讓公眾瞻仰。”
讀罷文章，我抑制住激動，迫不及待地給《倫敦自由報》的這位記者打去了電話。經過數月之久的耐心等待，終于有了那個夕陽斜照的下午的會面。
4
夏天時，老人車禍受傷，步履艱難，已窩居家中，多日不出門了。據他講，此前已經轟走了好幾個登門拜訪的不速之客，都是看到《倫敦自由報》后慕名而來的中國人。
他咬牙皺眉，勉強彎下腰，從茶幾下取出一個牛皮紙袋，抖顫著雙手，小心翼翼打開了一個已經破碎的巴掌大小的灰黃色信封。
“都在這兒呢，你慢慢看吧。當初發現時，就是這種模樣。”
白求恩留下的信件和照片（王瑋攝）
打開信封，展開里面那張邊緣磨損、發黃的信紙后，露出了夾在信紙中間的二寸見方的珍貴照片。是真跡。比我先前看到的復印件小了許多。照片的背面，依稀可辨白求恩親筆書寫的瀟灑的鋼筆字跡：
毛澤東和白求恩
延安
38年5月1日
我不忍觸碰那張布滿裂紋、幾近破碎的信紙，便把它平攤在面前的茶幾上，俯身其上，借著落地燈投下的光亮，仔細辨認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跡，邊看邊譯。
中國河北西部晉察冀軍事區G.H.Q.
1939年8月15日
親愛的，
我在中國地圖上的許多城市到處給你發信，在延安發過，在北平也發過......殷殷地期盼著，你能收到它們。可是，看來你卻像從未收到過一封。
今年3月和5月，我都從北平給你發過信，指示你到那座城市去。從北平城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十分方便，只需兩天路程就夠了。然而，我的聯絡人卻只得到了這樣一個回復：“沒有經費。”后來，有幾個傳教士要返回加拿大去，其中一位十分同情我的處境，因此也給他們帶過話。從春天到夏天，整個這段時間我都在河北中部停留，由于完全被敵人包圍了，我們經常接連數月都與外界徹底隔絕。
我準備回國停留幾個月。我的工作需要很多錢，但我什么也得不到。我真不明白，從加拿大和美國籌集來的資金都去了何方？我在這兒建立的醫療培訓學校中，有200位醫生需要培訓，每個月都需要至少1000塊銀元的經費。
我計劃在11月動身，這樣，在1940年的2月底就能到家了。因為我要繞道南方，路途遙遠。
我曾給你拍過一封電報，讓你不必馬上來此地會合了，而應當留在加拿大等待我。至于我嘛，當然必須留在這里工作。如果你仍然保持著和我一致的想法，那么，明年你可以隨我一起，同返中國。
我是7個月之前收到你最后一封信的。從那以后，就再也沒收到過來自加拿大或是美國的只言片語了。
啊，上帝，時間已經過去這么久了。我極度疲憊，瘦弱不堪，已經精疲力竭了。也許，你不會再喜歡你的老家伙了！
再見了，親愛的莉蓮！
白
在他書寫這封信的時候，豈能預料，恰恰是在兩個多月后，也就是他預計要動身回國，為中國人民抗戰募捐的11月12日那一天，他將要永遠告別這個世界，長眠于異國他鄉的土地上，再也不能回到故鄉了。
比爾拿出了另一張老照片，二寸見方，是白求恩大夫的半身像。雖然那時的諾爾曼已開始謝頂了，但比我們熟知的他在晉察冀邊區的那些歷史照片，此時白求恩的面頰尚圓潤豐滿，目光溫存，唇角含著一絲頑皮的淺笑。
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鋼筆書寫的手跡：
給莉蓮，
捎去愛，
白
38年2月6日于香港
“母親在世時，從未和我提起過她與白求恩之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聳聳肩，接著補充道，“母親年輕時，患過肺結核。那個年代，肺結核與如今的癌癥一樣，幾乎等于不治之癥。大多數患者都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等候死神的召喚。我母親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親一半的肺葉。”
我抬起頭來，盯著相框里那個年輕女人明媚秀麗的輪廓，陷入了惆悵。也許，獲悉了來自遙遠的東方那個令人心碎的噩耗之后，莉蓮才終于放棄了重逢的夢幻，選擇了做一個母親，像一切普通女性一樣，循規蹈矩，了卻余生？
5
在比爾收藏的文物中，有不少是攝于西班牙戰場的照片。其中一張，是身穿長大衣的白求恩蹲在水溝旁，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水里放置什么東西。
比爾解釋說，白求恩在西班牙戰場上發明了輸血技術之后，因為沒有冰箱，所以只能把采集到的鮮血儲存到酒瓶里，然后泡在河溝的冷水中保鮮。
西班牙內戰以法西斯的勝利、共和軍的慘敗告終后，白求恩返回加拿大，十分沮喪。比爾說，是莉蓮告訴他的，你應當去中國，因為那里的抗日戰場更需要你。
“怪不得白求恩在他的遺囑中，特意提到，要把那面八路軍繳獲的日本大旗，留給莉蓮，作為紀念呢！”我說。
“是嗎？”比爾面露驚喜，“我倒是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你所讀過的那本50年代出版的白求恩傳記，是白求恩的戰友們合寫的。我母親也是校對人之一。但她沒在書中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個年月里，白色恐怖盛行，人人自危。我父母長期生活在警察監控下，曾數度遭到軟禁。不得不小心謹慎。”
比爾說，母親1977年過世后，他在整理遺物時，打開了母親床頭柜上的一只雕刻精美的漆盒。里面存放著的唯一物品，便是來自太行山的信函與照片。
我盯著這張曾被無數次地展開、疊上、又展開、又疊上、幾近揉碎的信紙，悄悄地對自己說，在那寂寞無聲的漫長歲月里，這個女人的內心世界，一定無比豐富、無比充實。
隨著莉蓮帶往另一個世界的，也許，還有那一封封寄自太行山、如今下落不明的信件吧。多么遺憾，后世的人們，將永遠無法尋找到那個被塵封的歷史角落，揭開那也許是美麗、也許是憂傷的謎底了。
6
接下來，我與比爾老人接連數次會面，逐步了解到老人的無奈與心酸。
老人在青年時代就加入了共產黨，和他父母親一樣，畢生致力于工人運動，曾多次遭到雇主開除，飽受失業帶來的痛苦。最后，就連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也忍受不了生活的困頓，帶著九歲的女兒離開了他。
步入晚年的比爾，貧病交加，不得不拿出珍藏了幾十年的珍貴文物。當然，老人告訴我，他的心愿，是讓這些文物能夠存放到世界上最適宜保存它們的地方。
初秋時，國內有人來加拿大訪問，我特意安排了比爾與來訪者的會面。然而，來訪者回國后，給我來信，希望我能勸說老人，免費捐贈那張合影照片。我深知此事不可行，甚至不忍心告訴老人。唉，怎么辦？
這年深秋，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加拿大交流。在火車上，因不能抽煙，大家無精打采，昏昏欲睡。無聊中，我講述了與比爾的交往，以及受到的挫折。猛然間，幾位文學專家都睜大了眼睛，紛紛鼓勵我，把這個故事如實寫出來。
我的報告文學《尺素天涯》2015年3月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發表后，引來了不少讀者關注。有人出于公心，主動提出，想幫助可憐的比爾，但也有唯利是圖者四處煽風點火，散布謠言，企圖從中謀利。
接下來的發展跌宕起伏，橫生曲折，但世上畢竟還是好人多。在中外眾多有識之士的鼎力協助下，我終于克服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迎來了良好的局面。
2015年秋天，我為比爾·史密斯購買了機票，帶著他來到北京，在9月9日那天，出席了由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中國出版集團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暨紀念白求恩國際主義精神”的隆重大會，把毛澤東與白求恩的合影照片、白求恩寫給莉蓮的最后一封信，以及其他“二戰”時期的珍貴文物，全部交給了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
第二天，我與比爾跟隨著代表團全體成員，跋山涉水，馳入了太行山的深谷。在松柏常青的“抗日烈士陵園”里，大家在白求恩衣冠冢前敬獻了鮮花，默默地致哀。
至此，莉蓮與比爾母子兩代人，經過長達76年的漫長等待，終于完成了他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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