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張屏瑾、林舒思老師的《革命立場與女性意識——論丁玲延安時期的女性書寫》一文。文章以“革命”為切入點，探討女性生存經驗與解放意識，選取丁玲延安時期《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等多部作品展開分析。
《新的信念》中陳老太婆打破傳統貞潔觀，通過講述受辱經歷喚醒民眾抗爭意志，在民族革命敘事中實現自我救贖；《我在霞村的時候》貞貞借革命工作療愈創傷，開辟新生之路；《夜》則揭示革命場域中的女性困境——何華明妻子作為"落后"女性符號，既無法擺脫丈夫的冷暴力，更被革命浪潮邊緣化，折射出新世界尚未照亮的創傷暗角。
文章還剖析了丁玲延安時期面臨的政治身份困境及其女性觀嬗變：從早期個人主義的病態美，轉向革命實踐中自我與社會共振的強力美學。這種將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蛻變，既彰顯女性在社會變革中的主體能動性，也為現代女性解放提供了極具啟示性的書寫范式。
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實行的一系列民主政治政策，贏得了穩固的群眾基礎，杰克·貝爾登尤其注意到延安女性的革命信仰，“在中國婦女身上，共產黨人獲得了幾乎是現成的、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廣大的被剝奪了權力的群眾，由于他們找到了打開中國婦女之心的鑰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戰勝蔣介石的鑰匙。”1邊區的民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增長了婦女的社會權利，丁玲認為，婦女解放運動對社會解放運動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占中國人口半數的男子不參加婦女的解放，婦女不與他們合作，要求徹底解放是不行的。”2與此同時，丁玲也注意到了女性解放與民族革命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在兩者之間有必要建立起一種對話：民族革命雖然為女性提供了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和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新了女性的主體意識，但若忽視性別觀念傳統以及女性社會角色、身份表達上的特殊性，也會給革命語境中的女性帶來新的問題。因此，在注重性別本身的歷史經驗和意識結構以外，關注不同社會群體與實踐形式，寫出不同女性的困境與成長，才能深化革命語境下女性解放道路的思考。
在上海時期，丁玲就曾以女性書寫而引人矚目，也以女作家的身份受到關注，但她對后者持拒斥態度。3作家和女作家之間，有著耐人尋味的落差，丁玲敏感到了這種落差，除了作為女性的自尊外，也說明她從一開始就拒絕把作家的身份職業化和“市場化”，對丁玲來說，作家不僅僅是一個職業，而且是一種志業，丁玲的書寫女性同樣是從這種志業出發，她創造的莎菲、夢珂等一系列女性，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僅僅是時代的典型，而且意味著對這個典型的突破。丁玲在“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書寫并沒有完成，雖然對沙菲女士這一類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的書寫已告一段落，但她們所表征的時代的精神狀況及其癥候，卻并沒有消失，而是被帶入了更廣闊的天地空間。
初到延安的丁玲,無論是在革命日常的速寫、小說還是日記中都在強調“新的生活”、“新的信念”，在革命的理想前“應該忘去自己的渺小”，“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4不過，跟其它文體相比，丁玲在小說寫作中更多延續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問題意識，同樣，小說中所出現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跟她的早年的小說人物也有比較多的延續性，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醫院中》的護士陸萍，“醫院隱喻”難免讓許多研究者都以社會啟蒙的角度看待這篇小說，5不僅包含“五四”文學的啟蒙特征，也包括左翼文學內在的啟蒙特征。但是，僅以陸萍作為延安時期的丁玲女性書寫的代表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醫院”所隱喻的社會空間中存在著新與舊的辯證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所涉及的也遠非小知識分子，丁玲把眼光投向了更廣大的底層婦女。在小說《新的信念》里，丁玲描述一個“以自證行動做抗日斗爭”的陳老太婆，她原本只是一個不被注意的農村婦女，“兒子們長大了，一個個都像熊一樣的茁實，鷹一樣的矯健，他們一點也不理她，她只能傷心地悄悄愛著他們，惟恐失去了他們”， 6如果沒有慘遭日軍蹂躪，老太婆或許只能在家里委屈而孤獨地默默走完一生，丁玲在表達農村婦女的斗爭前景時，也呈現了她們現實處境中的多重暗影。小說前半部分，陳老太失蹤生死未卜，面對家人的質問，兒子陳佐漢只是回答，“不會回來了！這樣冷的夜晚，縱是找到了，三叔也不會讓她回來的”。7爾后看見母親四處宣傳自己備受蹂躪的悲慘遭遇，兒子兒媳只覺羞恥，甚至想用繩子來對母親的訴苦行為進行干預。而陳老太婆自身也服膺于傳統的女性貞潔觀，她和她的兒女們的關系，讓人想到魯迅的《頹敗線的顫動》里面的被蹂躪的母親與兒女的關系。在丁玲筆下，抗日戰爭的具體環境中，這種恥辱被放置于民族的苦痛和恥辱的維度上。
《頹敗線的顫動》里受辱的母親，走向無人的曠野，她失盡了言語的可能，引發天地無言的顫動，魯迅以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涂抹了這個故事的結局。而丁玲筆下的陳老太婆，在小說后半部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王家村回來后，她更果決地用自己的反復訴說挑動所有人的神經，被強暴的屈辱體驗推動陳老太婆轉變成一個積極抗日的婦女。她不再選擇將屈辱經驗吞咽、抹平，而是將怒火與不甘訴說于周遭人群，激發其他人的抗爭意識，而村民顯然被她所感染。出于相似的創傷經驗，老太婆的講述讓自己和村民之間形成了情感紐帶，她和親人、村民的關系變得圓融和洽。媳婦們、兒子也慢慢對她充滿敬意，一家人有了從未有過的親熱和體貼。在小說結尾，陳老太婆受邀參與共產黨的婦女會演講，她“一點不顧惜自己的顏面，不顧惜自己的痛苦”，“她倒在來扶她的人肩上，凝視著臺下熱烈的騷動。她親切的感覺了什么是偉大，她慢慢地將目光從人頭上往上移，在廣漠的空間，無底的藍天上，她看見了崩潰，看見了光明，雖說眼淚模糊了她的視線，然而這光明，確是在她的信念中堅強地豎立起來了。”8與《頹敗線的顫動》的結尾不同，天與地在這里不再是原始母性的收容之處，而是具有了信念和信仰的一種立法，成為在現實斗爭過程中重新豎立起來的天和地。
通過具有感染力和煽動力的反復自我陳說，陳老太婆使自己的創傷經驗擁有了積極的建設意義，同時感受到原本渺小的自己，和廣大人群產生了情感和意志上的緊密聯系，這種具有厚度和力度的情感聯結，讓她從個人封閉的思想空間中走出，獲得更開闊的、更積極行動的主體意志。在這個意義上，她再也不僅僅是無力的被害者，而是自我的救贖者，通過個人命運與民族共同體的內在聯結，在她在反抗與斗爭中感受到了“偉大”與“光明”，民族革命的敘事由此成為女性化解自身以及家庭困境的一種積極手段。
《新的信念》的故事帶有較明顯的觀念化的浪漫色彩，讀者可能會問，這樣普通的一個老婦人反復的自我言說和苦難分享，真能改變村民靈魂乃至超越整個文化傳統固有的價值判斷嗎？如果“新的信念”的達成，需要女性首先承擔傳統性別觀的巨大壓力，那么又有多少女性能夠順利通過這樣沉重的考驗？陳老太婆面對兒子與村民關于貞潔的責難，曾產生退卻心理乃至逃避行為。在這里丁玲意欲探究性別觀念改造所具有的艱難性，難免會遇到諸多挫折、掙扎與不盡如人意，雖然這是此時要求自己“忠于革命信仰”的丁玲并沒有再多去探索的，但小說書寫自身卻已經呈現了這些問題。
寫于1941年的知名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則顯示出關于革命、傳統、女性等話題更復雜的面向。“霞村”的空間也可以說與魯迅的“未莊”、“魯鎮”等鄉村空間接近，一成不變。雖然在“我”的記憶中霞村“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筑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和一個小小的松林”9，是“我”很滿意以為很熱鬧的一個村子，但實際上冷冷清清，也沒人愿意搭理“我們”。革命之后的霞村，各種組織應有盡有，仿佛一夜之間煥然一新，但民眾的覺悟并未隨之提高。他們盡管知道“我”寫了很多書，但“我們這里沒有買”，文化工作提不起他們任何興趣，馬同志也坦言“這里最難的工作便是‘文化娛樂’。”而隨后貞貞的到來卻證明，與“文化娛樂”相比，群眾思想上的落后才是最難改易的。看客們的竊竊私語與充滿意味的目光，約定好了一般，對貞貞所有事跡咀嚼玩味，革命似乎并未帶來本質上的思想變革。
在霞村冷漠的空氣里，為革命而深入虎穴的貞貞博得“我”的同情與喜愛，“我”對貞貞的描寫極為抒情和美好，“那眼珠卻被燈光照得很明亮,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開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沒有塵垢”。貞貞在作者眼中如圣女般純潔而崇高，恰如名字所指涉的內涵一樣冰清玉潔。但在霞村人眼中，貞貞的遭遇對他們來說，卻是“因為有了她而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敵人強奸而驕傲了。”10村里的女人借著貞貞的犧牲獲得自己的優越感，歷史傳統的規訓告訴她們失去了貞操，就等于失去做女人的資格，即使是在延安，女性貞操觀也依然根深蒂固地盤踞在群眾的頭腦中。而在丁玲筆下，正是民族革命的斗爭實踐，給貞貞再度提供了一種“存在合法性”——正如陳老太婆一樣——她的屈辱，以及對這屈辱的反抗，能夠作為反侵略的精神代表，這賦予了貞貞精神的忠貞和重生的力量。但這還不是這篇小說的結局，貞貞在女性自由的道路上將走得更遠。通過參加革命，她跟隨新政權走上新生之路，努力開拓自身的經驗世界，提升了自我的信仰與價值感，同時也顛覆了男強女弱的敘事模式，使女性成為一個獨立進步的主體。對比之下，那“不革命”的夏大寶變得缺乏活力，有意思的是出現了一段對夏大寶的外貌描寫，“他的確還很年輕呢，他有兩條細細的長眉，他的眼很大，現在卻顯得很呆板，他的小小的嘴緊閉著，也許在從前是很有趣的，但現在只充滿著煩惱，壓抑住痛苦的樣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卻有什么用？”11如果對比早期《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樣的作品中對于男性外貌的描寫，可以看到一種微妙的同構關系，莎菲同樣是在凌吉士、葦弟的“男性美”的面容下漸漸看出了空虛和缺陷，而這空虛和缺陷正是她自身心理變化的寫照。女性在情感關系中的身、心體驗，以及這種從這種體驗拓展出對世界的新的認識，這對丁玲來說是一種重要的出發點。
貞貞最終沒有接受夏大寶的提親，這意味著尋找合理化的日常生活，并非延安女性書寫的終點。一方面，貞貞深諳自己在霞村的倫理結構中仍然屬于異數，在村民思想觀念不加改易的情況下，無法得到這些人徹底的尊重和理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貞貞更愿意在磨礪中鋪開生命的廣度，于是“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出來了”12，只有在新的空間和倫理共同體中，新的主體才有誕生的可能。結尾處貞貞構想自己的未來時說：“我想，到了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再重新作一個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13這也和《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構成了對話，貞貞并不是如莎菲一般的知識女性，她的醒悟并不來自“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話語，而是從自身的痛苦遭遇而來，從鄉村的底層的女性的社會位置和命運而來。從《新的信念》到《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的女性書寫所開創出的一條新的道路在于，擺脫了始終困擾“五四”小知識分子女性的“自我”問題，轉而從不識字的農村女性的社會苦難中去重新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
在與時代、社會做困獸之斗的過程中，莎菲憑借強烈到歇斯底里的個人意志，最終仍感到生命被浪費，貞貞則忍著疼痛一個人在夜里走三十幾里路送情報；個人主義者莎菲在精神困局中退無可退，貞貞卻能赤手空拳不斷將人生道路開拓下去。貞貞只有將受傷的身體交付給革命工作，才能得到療愈和新生，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她最終選擇隨革命而活下去。馮雪峰認為丁玲的作品體現了一個“變換”的過程，“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識，是切切實實地在從變換舊的中間生長著的。”14《我在霞村的時候》表現出的正是“從變換舊的中間生長著”的新的主體意識與固有環境的嚴重不調和，這正是丁玲在同期的《我們需要雜文》一文中表明的觀點：“中國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并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15，這也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群眾身上的包袱和缺點相一致。《在醫院中》里的陸萍從自己的理想主義出發，始終注目于環境的種種缺陷，與陸萍不同，丁玲通過貞貞重置自我與集體、身體與意志的關系，并由之獲得具體實在的生命覺悟，即怎樣才能真正地走出一條活路。戰爭時代最底層女性生存意志的獲得正是革命的性別政治內涵，也就是“新的信念”的內涵。
但丁玲思想的矛盾纏繞之處在于，她既認為革命能夠為女性提供通往新生的開拓之路，新的性別特質得以在艱難探索中生成，同時從她敏銳深刻的女性意識出發，也洞悉在革命環境中女性解放的諸多局限性，展示各種不同的女性的身體和心靈有可能遭遇的痛苦。寫于1941年的小說《夜》，主旨為表現農村指導員何華明的政治身份和小農經濟生產者之間的角色沖突，原本不是一篇女性題材的小說，但在小說敘事中，仍然可以讀出黨員干部何華明這個人物所受到的，源自性別問題的另一重質詢，這甚至對小說主旨的完成造成了某種“干擾”。何華明的老婆在他眼里又老又丑，“引不起他絲毫的興趣”，“簡直不是個‘物質基礎’，牛還會養仔，她是個什么東西，一個不會下蛋了的母雞。”16而妻子盡管埋怨他的繁忙和冷漠，卻無法找到更有力的依靠——難道有什么能比革命工作更重要嗎？除了詢問“明天還要出去么？什么開不完的會……”以外，也不敢有其它拖后腿的行為，何華明通過對老婆作出“不是個‘物質基礎’”的扭曲的政治化的命名，為自己的情感嫌惡與生殖焦慮尋找合理性。這種命名方式還被何華明演繹在其他女性身上，當看見年輕的“發育得很好”的地主女兒清子時，他感到欲念的波動，但緊接著個人欲望就遭到理性頭腦的審視，“這婦女就是落后，連一個多月的冬學都動員不去的，活該是地主的女兒”17。繼而他又瞄準了青聯主任的妻子侯桂英，她的進步身份符合何華明的政治倫理，致使他“有時恨不得抓過來把她撕開，把她壓碎”，但最終因為“另一個東西壓住了他”而嚴辭拒絕了侯桂英。通過這三個女性，丁玲生動地展現了一個政治工作者如何修正自己的欲望，補償自己的情感，改造自己的語言，但這種修正、補償、改造，都是建立在對女性的“另眼看待”基礎上的，在這一點上丁玲對這一類男性干部主體的觀察不可謂不犀利。
在這篇小說里，丁玲女性意識的流露更明顯地體現在“雙性視角”的運用，當何華明與妻子爆發激烈的矛盾沖突時，在男性視角之外，也出現了何華明妻子的女性視角的表達，讓她難過、懊喪和喋喋不休的是“因為他越來越沉默，好像他的脾氣變得好了，而她的更壞，其實是他離去的更遠，她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適的生活，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這簡直是荒唐。”18這樣的心理描寫在小說中整體顯得有點突兀，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說何華明身上更多地展示出政治倫理規約下的理性，那妻子的心理活動則更加符合女性直覺式的言說——一個革命大時代下“落后的”、被拋下的婦女的言說。這使讀者容易對妻子產生同情，從而剝脫機械教條式的“工作”冷漠而荒唐的一面，何華明終日為婦女工作而輾轉反側：“農村落后呀，婦女工作等于零……”“如何能把農村弄好呢？”諷刺的是，他忽視了革命工作面對的最大難題恰恰就是他的妻子所面臨的問題：革命如何去幫助她們這類在艱難中默默支撐的弱勢農村婦女？她們的不發聲使她們的傷痛無法被體驗，只能化作“一顆眼淚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這顆眼淚飽含她們在新的時代尚未被打開的舊的傷痕世界。
“雙性視角”的并置彰顯了革命工作與日常現實之間難以縫合的裂痕，這種敘述手法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丁玲創作《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時，便發揮了重要的敘事功能。丁玲在刻畫為革命事業放棄個人愛情的男主人公望微時，也通過這種手法表達了望微的伴侶瑪麗的心理。瑪麗和何華明老婆一樣的對革命充滿不安，有著個人生活被政治工作吞噬的不滿。望微與《夜》中的何華明對于革命態度的對比也耐人尋味，望微為了信仰而放棄個人愛情，盡管革命工作在這一時期顯得乏味而枯燥，只是做一些“將英文的譯成中文，又將中文的譯成英文”類機械的工作，討論“社務的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問題”、“關于最近政治路線之正確與否”，常常起草一些“什么計劃大綱啰，組織大綱啰，以及一些宣言通信之類的東西。”19然而望微在情感上的高度自律，建立在他擁有“革命集體”這一情感共同體的基礎之上，使得他有比較充分的力量來克服私人情感。在瑪麗離開后，望微變得“更忙，在忙的當兒，瑪麗的影由濃而淡，竟至有時完全消逝了”20。而何華明的道德自律則更多出于身為干部的政治責任感和家庭責任感，對何華明來說，在集體的意義上形成情感的共同體無疑是困難的，所期待的“政治”敵不過煩惱單調的庸常，何華明缺乏望微式的個人超越的可能，只能依靠慣性化的責任感，勉力克服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裂痕。
丁玲從描寫望微走向刻畫何華明，其心理脈絡值得玩味。望微最終告別了瑪麗，雖然不無遺憾，而何華明卻始終無法面對他的妻子。女性視角的引入幫助刻畫了革命主體在不同歷史情景中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何華明的政治認同難題也是丁玲的難題。身為延安文學的代表作家，丁玲努力克服著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性”，也在反思“五四”時期個人主義思想的后遺癥，在與過去的自我作斗爭的同時，又陷入繁瑣冗雜的行政事務漩渦之中。到延安三年多后，政治工作消耗著丁玲初來延安時“燃燒著的”青春激情，丁玲也自己慨嘆“感情因為工作的關系，變得很粗，與初來時完全兩樣”21。延安的革命生活并不能完全提供青年們想象中精彩的“自由的天地”，“革命”、“政治”也不再是30年代上海的望微眼中那個神圣的烏托邦，而是落地成了實實在在的、日復一日的平常工作。丁玲從對另外一個女性人物的刻畫中再次摸索這種落差，并賦予了極重的情感分量，這就是散文《風雨中憶蕭紅》。
《風雨中憶蕭紅》開篇就寫道“可是仿佛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么一塊骯臟的云成天蓋在頭上，水聲也是那么不斷地嘩啦嘩啦在耳旁響”，與其說是作文時天氣環境的生動再現，不如說是丁玲此刻此期心境的真實寫照，“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絕不是艱難險阻，絕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于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這會使她的頭“成天膨脹著要爆炸”，此時此地傳來故友蕭紅病逝的消息讓丁玲感慨萬千，她曾希望蕭紅能來延安，認為“這里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而且“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于日常瑣碎，而策劃于較遠大的。”22然而這篇文章中難以看到延安給丁玲帶來的“朝氣”，也未曾讓她免于日常瑣碎事務的侵擾。丁玲由蕭紅病故聯想到“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著難的”的“天涯的故人”，馮雪峰和瞿秋白，都一樣的淡泊名利，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在長久的政治生活中執著于自我磨煉。蕭紅也和丁玲一樣的“少于世故”，正是這種心意相通的理解，讓丁玲感慨“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是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23無論是革命邊緣的蕭紅，還是曾處于革命中心的馮雪峰、瞿秋白，他們都是能給丁玲“多一分力量”的“真實的同伴”，丁玲為著蕭紅早夭的命運憤懣不平，“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24
丁玲和蕭紅本不算密友，人生選擇也不盡相同，但此刻丁玲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同為女性創作者，從女性的生命與文字的命運中激發出的最真摯的情感與吶喊，同是女人，既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顯得稚嫩而軟弱”，但同時“能夠耐苦的，不依賴于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于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25這篇文字在延安風雨欲來的環境中顯得格外觸目，甚至是謎團一樣的存在，丁玲在這里發揮了女性對時代環境所擁有的一種特殊的體驗，這種基于性別的體驗構成了一種獨特的認知方式，除了在《風雨中憶蕭紅》這篇篇幅并不長的散文里能看到它的非同一般的效用，在《“三八節”有感》等一些雜文中同樣有著很強的發揮。而與此同時，丁玲從來沒有停止對女性提出自身成長和歷練的要求，同時作為作家，用不同文體的書寫來反復提出、強調這種自我要求，延安環境的外部要求和個人的內在自我要求雖然不一定總是有相諧的節奏，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不但小說《在醫院中》的結尾，陸萍感悟到“人要在艱苦中成長”，在《風雨中憶蕭紅》結尾，丁玲宣布自己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去完成友人未竟的事業，《三八節有感》則一再強調“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有吃苦的決心，通過個人意志來追求自我解放，“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歇下來。不悲苦，即墮落。而這種支持下去的力量卻必須在‘有恒’中來養成。”26革命環境恰恰是在“為人類”的大目標上，能夠對女性的歷練、強己、成長起到作用，也能夠在日常瑣碎的消磨中重新提振人的信心，身為女性，丁玲和她筆下的人物始終努力從正面去汲取這種信心。
丁玲強調女性在革命中的主體能動性，女性想要獲得社會地位上的平等，必須先強己，而強己的前提是要有社會整體性的視野，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否則很難去進行持久的斗爭。革命問題與女性問題因此具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觀點在她剛到延安時寫的散文《秋收的一天》中便有跡可循。有趣的是，《秋收的一天》里的主人公薇底，曾以同一名姓出現在她1928年的早期小說《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中，丁玲把那一個薇底描繪成一個莎樂美式的魅力女性形象：“她要占有一顆她認為很冷靜的心。她要看著自己的勝利。那冷靜的、缺少感情的人，一旦為了她會熱血沸騰起來；本是頹廢的，為了她而終天興奮著；本該快樂著生活的，為了她，而不惜糟踏自己。”27薇底大膽僭越傳統倫理觀念的束縛，一心只想滿足自身的情感欲望，但最終發現，對愛欲、個人主義的快樂無底線的追逐最終只是讓兩者都失落罷了。而1939年《秋收的一天》里的薇底，努力克服著自己的“個人性”，在集體勞動中超越了自我，迎來了真正的精神自由，獲得了更完滿的自我和更深層的愉悅。小說中，在管玉所背起的孱弱女孩的對比下，原本柔弱的林可，也因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力而滿足。薇底和變化了的林可都顯現出女性的美感，這種美感已經不同于莎菲女士的憂郁的病態美，而是呈現了丁玲延安時期作品中所貫穿的一種健康強己的“力”的美。這種新的女性美學觀念，也是丁玲延安時期女性書寫的一大收獲，并一直延續到丁玲的晚年作品，凝結成既溫柔從容，又堅毅強大的杜晚香的形象。正如有學者指出，杜晚香承接著、化解著丁玲在延安革命時期所遭遇的種種“不調和”的難題，將女性主體完美地融入民族的規范化敘事，將“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轉化為個人的內在修煉”28如果說在丁玲漫長的二十世紀的寫作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女性氣質隨時代變化的美學發展過程，那么延安時期的女性書寫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延安時期丁玲的女性書寫包納了更加豐富、多層次的人物譜系：年輕的薇底，年邁的陳老太婆，為無產階級事業艱苦奉獻的貞貞，經歷了重重考驗與成長的陸萍、政治“落后”的何華明老婆等等。丁玲在展開女性復雜而獨特的生存經驗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將女性問題納入一個更具有普遍解放意義的世界，成為一種有創造、有開拓、“有力的精神”、同時具有共同體的歸屬感的女性經驗。不但是對“五四”式寫作固囿個人經驗的超越，也是對“左聯”時期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階層和身份的進一步開拓。延安的革命環境，以及延安生活中豐富的戰地實踐經驗，讓丁玲得以在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復雜的心境中開展她的寫作，這也反過來造就了延安文藝中女性書寫所生成的有關性別政治的種種問題，丁玲忠實地記錄著它們，嚴肅地面對了它們，也以她特有的勇氣和才華嘗試對它們做出解答。
注釋
(1) 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邱應覺等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頁。
(2) 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反省》，《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
(3) 1928年冬天，丁玲收到某雜志“著名女作家”欄目的約稿，丁玲謝絕了這一邀請，并說：“我賣稿子，但不賣‘女’字。”參見丁玲《寫給青年女作者》，《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7頁。
(4) 參見丁玲：《附：日記一頁》，《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頁。
(5) 主要觀點參見：黃子平《病的隱喻與文學生產——丁玲的<在醫院中>及其他》，賀桂梅《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另類實踐中的身份政治》，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等論文。
(6)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
(7)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頁。
(8) 丁玲：《新的信念》，《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0頁。
(9)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頁。
(10)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頁。
(11)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頁。
(12) (13)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頁。
(14)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記》( 1947 年) ，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99 頁。
(15) 丁玲：《我們需要雜文》，《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頁。
(16) (18)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頁。
(17) 丁玲：《夜》，《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頁。
(19) 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
(20) 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二）》，《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頁。
(21) 丁玲：《我怎樣來陜北的》，《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頁。
(22) (23)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頁。
(24)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25) 丁玲：《風雨中憶蕭紅》，《丁玲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頁。
(26) 丁玲：《“三八”節有感》，《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頁。
(27) 丁玲：《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頁。
(28) 賀桂梅：《丁玲的邏輯》《讀書》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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