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家人百無聊賴之際，選擇了一起走入影廳打發時間，觀看影片的期間我是如坐針氈，不吐不快。
故事始于舊金山唐人街的一起離奇命案，美國白人政治家女兒在唐人街慘死，作案手法與倫敦的“開膛手杰克”極為相似。由于兇手身份不明，加之1900年的舊金山，正值美國排華法案時期，案件迅速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唐人街華人也因此陷入了極大的恐慌和混亂之中。周潤發扮演的“白老爺”是美國唐人街“協圣堂”的堂主，他的兒子白振邦是同盟會的成員，當晚秘密籌集起義槍支，因此無法向警方解釋當晚在做什么，被當作兇手緝拿，進一步激化了當地華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 。
隨著調查的推進，他們發現，真正的兇手并非華人，而是隱藏在幕后的美國政客和資本集團，他們想利用兇殺案件為“排華法案”做輿論攻勢，以此達到沒收和吞并“協圣堂”白老爺財富的目的。在斗智斗勇后，秦福（劉昊然）和阿鬼（王寶強）最終找到了證據，揭露了真兇的身份，在“正義的”美國法庭的判決下，“排華法案”雖然告吹。但白老爺仍被踢出唐人街，引出民族當自強的結尾。
影片將1900年設定為敘事時空，這正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矛盾總爆發的歷史節點。但創作者刻意回避了毛主席強調的"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一根本矛盾，反而虛構出唐人街各階層"團結御侮"的虛假圖景。多次刻意營造的"唐人街共同體"幻象，把白家繅絲廠描述為收留無家可歸的華人“福利院”；把唐人街的窮苦勞動者刻畫為深受白家“仁德”的照顧；把“協盛堂”的黑幫打手描寫成極具江湖義氣，保衛所有華人財富的“民族戰士”，后面又刻畫為掩護白公子完成起義計劃，甘當不畏犧牲的馬前卒。這正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痛斥的"超階級國家"謬論的影像化復現。
歷史上真實的1900年的舊金山碼頭，滿是被誆騙、綁架販賣到美國的窮苦中國勞工；舊金山華人社區，充斥著包身工、賣豬仔、堂口械斗等血腥剝削。他們在帝國主義資本家的皮鞭下形銷骨立的真實歷史，被置換為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智力博弈，在銀幕上卻被美化成充滿東方智慧的烏托邦。
當鏡頭沉醉于雕梁畫棟的唐人街景觀時，工人階級的血淚完全消失在美學奇觀中。這種創作手法正是資產階級文藝的典型特征——用形式美消解內容真。片中精心設計的"東方智慧"，實質是封建糟粕的當代轉世；所謂的"家國情懷"，不過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麻痹人民群眾的精神鴉片。當鏡頭沉迷于展示白老板（周潤發）的儒雅風范、江湖義氣時，歷史同期的唐人街華人勞工在礦井、鐵路、洗衣坊中被榨干的剩余價值，在種植園主皮鞭下斷裂的脊椎骨，都消融在所謂"民族大義"的虛妄光環中。列寧說："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私利冒充為全民族的利益"。"海外華人團結抗爭"的民族敘事，本質上是用地域認同遮蔽階級分野的障眼法。
創作者精心設計的"華洋對立"敘事結構，本質是用民族矛盾置換階級矛盾的政治詭計。“在復雜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在 1900 年的美國排華浪潮中，主要矛盾在于統治階級為維護血腥的資本主義發展成果，試圖轉移階級矛盾，但影片卻將其簡化為種族歧視的文化沖突，當銀幕上東方符號與"民族大義"的宏大敘事交織時，電影精心編織的意識形態陷阱正在完成對觀眾階級意識的系統性消解。
我們絕不能容忍任何對歷史背景階級性的篡改，影片對封建宗法制度的美學包裝，這無疑是對階級斗爭史觀的徹底背離。這部看似展現海外華人抗爭史的商業大片，實質上是將帝國主義時代血淋淋的階級壓迫史，偷換為民族共同體內部的溫情寓言，在偵探懸疑的娛樂外衣下，對群眾進行著一場意識形態的侵犯。
費揚古（岳云鵬飾）與兩名侍衛，不遠萬里、歷經重重艱難險阻抵達美國，其目的是追捕同盟會革命黨人。在對革命黨人實施殘忍審訊之際，他們驟然得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消息。三人突然展現出一種超越歷史的 “英雄氣概”：為捍衛國家尊嚴，三人與愛爾蘭黑幫爆發激烈槍戰，同歸于盡。費揚古（岳云鵬飾）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抱住了上一秒還險些被他活埋的革命黨人，高呼 “救中國！” 虛偽的愛國口號引發了筆者的生理不適。
這些封建余孽的儀式化展示，在導演的鏡頭下竟煥發出某種"東方智慧"的奇異光彩。這種藝術處理下，階級矛盾成功的被民族矛盾完美化解。影片完全背離了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的論斷：“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于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
影片對白家"協盛堂"的刻畫，暴露出修正主義對封建資本主義的全面美化。那些掌控地下錢莊、賭場、鴉片貿易的封建把頭，被塑造成重情重義的商業奇才，當華人資本家白老爺（周潤發）以"保護同胞"之名行使封建家長式統治時，影片不自覺地成為了封建主義招魂幡上的金線刺繡。
在真實的歷史維度中，1900年的唐人街既有靠販賣苦力發家的"豬仔館"老板，也有在洗衣房日夜勞作的女工；既有與殖民當局勾結的買辦商人，也有組織罷工的進步學生。但影片卻將這種尖銳的階級對立，簡化為華人與白人的種族對抗。
該片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詩意化呈現，暴露了其充當封資修意識形態辯護士的本質。當華人資本家在銀幕上以"民族企業家"面貌出現時，他們手中沾滿勞工鮮血的原始積累史就被悄然抹去。這種對剝削關系的刻意漂白，正如列寧在百年前所講的那樣：“廠主千方百計地欺騙工人，把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恩人，用微薄的施舍和騙人的語言來掩蓋他們對工人的剝削。任何一次罷工都能一下子就揭穿這些騙局，使工人看到，他們的“恩人”是披著羊皮的狼。”
這部披著懸疑外衣的影片，實質上是將殖民主義暴力、封建宗法制度、資本主義剝削三重枷鎖，用"民族共同體"的糖衣包裹成溫情脈脈的懷舊盛宴。這種對階級斗爭史的消解與重構，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指出的："資產階級學者總是用民族問題來模糊階級矛盾，用虛假的共同體意識掩蓋剝削的實質。"
當前文藝領域出現的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印證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預見的危險："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唐探1900》用偵探類型片的娛樂外衣包裹階級調和論的內核時，我們人民群眾更需重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唯有撕開民族主義敘事的溫情面紗，恢復階級斗爭的歷史透鏡，才能讓文藝真正成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
影片中"唐人街教父"式的人物塑造，完全符合毛主席批判的"地主階級的宗法思想"。這些操控地下經濟的封建把頭，在片中搖身變為守護族群的仁厚長者。這種對封建宗法制度的美化，恰恰印證了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的警告："當資產階級用'民族文化'的口號掩蓋剝削時，無產階級必須揭穿這個騙局。"資本家與封建勢力合謀打造的"民族共同體"，不過是維護其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
這種敘事策略巧妙地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抗，轉化為"中華民族"與"西方列強"的對抗。片中華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堂口對移民的壓榨，都被"同胞互助"的溫情敘事消解。這種手法正是列寧所揭露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典型特征——用民族主義口號來分裂工人階級的團結"。
更危險的是，影片將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打扮成白老爺的奮發圖強。看似是講述唐人街建立過程的腥風血雨，實質是在維護這個封建資本主義體系的"純潔性"。這種把戲正如列寧批判的："資產階級總是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永恒的、自然的秩序。"當主角最終揭開"真相"時，觀眾收獲的不是階級覺醒，而是對封建資本主義秩序的再度確認。”
《唐探1900》的意識形態危害，在于它用民族主義的迷魂湯麻醉階級意識。當觀眾為"協盛堂"的"智斗洋人"鼓掌時，他們正在不自覺地為封建資本主義招魂。這種文藝創作傾向警醒我們：階級斗爭從未消失，它只是被更精致的文化符號所掩蓋。我們必須重拾“馬列毛“的精神利劍，用階級分析的解剖刀，剖開所有偽裝成"民族文化"的剝削本質。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列寧所期盼的"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文化革命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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