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導演和演員的徐崢，他的電影作品少《人在冏途》《泰冏》《港冏》及近期的《逆行人生》等等。最能代表徐錚電影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的，無疑還是那部令人百觀不厭、百看不疲的批判現實主義力作《我不是藥神》。那么影片為何會產生這種觀、賞俱佳的藝術效果呢？我認為這和它的創作理念與劉繼明老師在人境院第二屆研修班開班儀式上的講話中所論述的“創作三關”不謀而合有較密切的關系。
一 感情關
影片主角程勇（徐崢飾）一開始去印度冒險走私治療白血病的格列寧藥，完全是為了掙錢，而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在里面，但隨著劇情的發展，當他與眾多的白血病人接觸之后，程勇對病人的同情心、愛護心逐步顯露，以至到影片的后面節段他內心的感情己經濃烈到賣給病人的藥，不但不掙錢甚至還賠錢的地步。那么程勇對病人的感情為何會逐步加深到了如此的程度呢？這就需要在程勇與病人交往的細節中去尋找。
影片出現第一個比較有戲劇性的情節中：程勇與搭檔呂受益（程勇認識的第一個病人）賣著第一批走私過來的藥，而一個外號叫黃毛的病人趁著程勇買煙離開之機，過去搶了幾瓶藥就跑了，而當程勇設法找到了黃毛時，發現黃毛搶走的藥只剩下了幾個空瓶，原來黃毛搶藥不光是自己吃，他還免費送給了幾位較窮困的病友，程勇認識到黃毛的本性并不壞是個講情義的人，便吸收他加入了自己的團隊。從這個情節當中觀眾可以窺見黃毛身上有一種非常樸素的情感，他愿意給弱者給普通人送去一點慰籍一點溫暖，哪怕為了送去這點溫暖采取了不那么正當的手段他也不在乎。程勇嘴上沒說但心里認可了黃毛身上這份樸素的情感，不然他不會吸收他進入自己的團隊。就在程勇團隊一切運營比較順利的時候，突然有一天病人的家屬找上門來，說是因吃了你們賣的藥病人病情迅速惡化，要討個說法。團隊人員當然清楚，自己賣的藥品質量沒問題，經過仔細尋問知道了病人還吃過一種德國產的格列寧藥（純粹的假藥），于是團隊人員找到了賣假藥地方。在聽完一位自稱張院士的人利用“托兒”連哄帶騙的忽悠在場病人排隊買藥之后，團隊人員出來準備報警卻發現團隊中負責英文翻譯的劉牧師沒跟出來便又回去找。原來劉牧師等到臺上沒人，張院士正在與病人交談時他拿起麥克風大聲說道：“告訴大家，張院士的院士是假的，接受采訪的女士是他雇的‘托兒’！”張院士立刻叫保安把劉牧師抓住要架出會場。黃毛看到這一幕第一個沖上去要解救劉牧師和保安扭打起來，緊跟著在團隊里負責與病人聯系的女鋼管舞演員思慧也沖了上去，最后整個團隊人員全部加入解救劉牧師的行動直至警察來了才平息。劉牧師冒著被傷害的風險大聲疾呼病友們不要買假藥、不要上當受騙。足以說明劉牧師身上有一種博愛、一種大善，這種博愛、大善就是他所懷有的對普通百姓的一種樸素情感、一種對無產階級的質樸的愛。影片通過這樣一場視覺語言的描述，把程勇團隊人員之間的一種友情和他們身上共有的敢于維護病人弱者利益的價值觀展現的還是比較充分的。
雖然假院士張長林買假藥的窩點被警察打掉了，但狡詐的張長林卻盯上了程勇賣的印度藥，他找到程勇說：你把買印度格列寧藥的渠道給我，我給你兩年的錢也就是二百多萬。被程勇拒絕之后張長林耍起流氓伎倆，他這邊報警說哪里在賣印度藥，轉過頭又給程勇打電話說警察一會兒就到。警察來了之后并沒有搜查出印度藥因為接到張長林的電話后程勇趕緊把藥轉移了。但如果張長林三天兩頭的這么折騰擱誰身上也受不了，況且萬一哪天警察搜出印度藥來那是要按走私罪判刑的啊。程勇思前想后、權衡利弊之后，決定還是把進口印度藥的渠道賣給張長林。
張長林畢竟是一位惟利是圖的小人，利益熏心的他把對程勇------賣價不會超過一萬的承諾拋在腦后，當他把藥價長到兩萬時導致不少病人因吃不起藥而病危或死亡。被他貪蛇忘尾的行為激怒了的病人干脆舉報了他，使他成了四處流竄的逃犯再也不能賣藥掙錢，應該說這是他罪有應得的下場！
在這個過程中程勇以前的好搭檔、好朋友呂受益因吃不起藥、買不到藥而病情急劇惡化，最后不治身亡。這事對程勇的刺激很大，他決定重新賣藥而且比自己之前賣的藥還便宜，就是個成本價500元。如果程勇沒有一棵如墨子所言“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正義之心，不懷有對廣大群眾的一份樸素情感，是不可能做出不掙錢還要冒坐牢風險的義舉的。當初程勇為了邀請劉牧師加盟自己團隊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為了救人命而違法有什么錯！” 看來這句話并不僅是為忽悠別人而說的，現在成了激勵他自己前行的很大動力。雖然最后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坐牢的代價，但他并不后悔，在法庭的最后陳述中他說：“我犯了法，怎么判我我都沒話說，可病人吃不起天價藥，他們就只能等死呀，還有的自殺，愿病人早一天能夠吃的起藥吧。”此時程勇對病人對廣大的弱者表現出的真情實感，震撼到了每一位觀影者的心，同時他也很自信，自己并沒有做錯什么，所以他后來內心里很平靜的對曹警官（也是小孩的舅舅）說：你告訴小澍（程勇的兒子）他爸爸不是壞人。
從程勇身上、從劉牧師身上、從黃毛身上、從思慧身上……從在諾瓦公司門前抗議者的身上，讓人們深切感受到了一種真正樸實無華的階級情感，這種情感終將凝聚成一種力量、一種勇氣、一種踏平人間不平的氣概！
二 立場關
電影《我不是藥神》所傳遞出的立場關是十分鮮明的，就是站在病人弱者一邊對資本的強大勢力進行控訴和鞭撻。
在程勇去印度與藥商談判時說：“在中國很多病人吃不起正版藥高價藥，他們等著我把藥帶回去救他們的命。”這等于在無意中就對資本勢力進行了控訴。影片更為給力更為直接對資本勢力的鞭撻，還是在病人集體到諾瓦公司門前舉行抗議的場景中。諾瓦公司的代表辯解說：“我們公司所有的藥品藥價都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你們再無理取鬧，我們只有選擇報警。”這樣一種毫無人味兒的辯解反而激怒了抗議的人們，病人們高呼：我們吃不起高價藥，命都沒了還怕你報警！他們不再控制自己的情緒將各種垃圾投向了公司代表。此刻資本的立場與廣大病人的立場是尖銳對立、涇渭分明的。任何一條法律或法規，當它只是維護資本的利益而不顧病人的死活時，我們就可以認定它是一條沒天理的“不法之法”。
影片中關于真藥假藥如何界定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場上的問題。諾瓦公司的代表為維護本公司的利益，在電視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印度仿制藥和假煙、假酒一樣對人身有害。其實這純粹是誣蔑，因為印度格列寧與諾瓦公司生產的格列寧，在藥品質量和藥效上是完全一樣的。就是辦案人員里也存在真假藥界定不一的問題，局長認為印度藥是走私過來的，也沒有進醫療手冊這就算假藥，而主辦假藥案的民警曹斌認為，印度藥與高價藥的療效完全一樣，認定為假藥并不完全合理，當曹斌意識到因自己主辦的案子而讓廣大病人吃不上便宜又療效好的藥，內心受到很大的譴責，最后他干脆請辭不愿再主辦這個案件，哪怕因此受到處分。很清楚局長是站在資本的立場上，不管藥效如何，也不顧眾多病人因吃不起正版藥而殞命，吃了印度藥卻能活命的事實，堅決認定印度藥是假藥必須查辦。曹斌的主動請辭當然表明他站在廣大的藥品消費者一邊，對資本勢力進行了無聲的抗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資產狀況而言程勇后來已經進入了小資產階級的行列，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思想感情仍然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對強大的資本勢力疾惡如仇，正因此他才可能義無反顧的哪怕是賠錢、坐牢，也要繼續為眾多的病人謀利益、謀生存。
三 語言關
對于影視作品而言說到它的敘述語言，主要是指它的視聽語言。
影片《我不是藥神》的敘事風格樸實無華極其寫實，不會使觀眾產生任何距離感或陌生感，讓人們迅速浸入影片營造的氛圍當中。街頭巷尾、繁景鬧市，沒有任何夸張的“原汁原味”的出現在觀影者眼前，仿佛發生故事的環境就在我們大家周圍。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同樣是以人的真實自然為重，看不出什么有意的雕琢戓修飾。影片中的故事主要是發生在小市民階層的人物身上，他們在表達喜笑怒罵時，常常會帶有他們自身的特點，不自覺的習慣用語中往往會帶著臟字戓不雅之言，影片并沒有刻意剔除這些不文明用語，這樣做除了可以保持、遵循寫實的敘事風格并與影片深入的開鑿現實、批判現實的精神高度契合外，它還有一種潛在的啟示：說臟話的人心靈不一定臟，或者說他們身上的“臟度”有限，而說話很文明很文雅的人他們身上的“臟度”有可能是無限的，比如影片中那位文質彬彬的諾瓦公司代表；再比如現實中那些替資本站臺、為修者搖唇鼓舌、涂脂抹粉的所謂學者專家之人。
影片在鮮有的使用詩性語言時也并不追求夸飾、華麗的格調，而是繼續延用素樸的敘述風格。影片詩性語言的應用主要體現在程勇被判刑后坐囚車離開法院的這個場景中------道路兩旁站滿了無數為他送行的人影，就是負責押送程勇的法警見此情景也為之感動，他叮囑司機：車開的慢點。當程勇看到如此眾多的人們脈脈地為他送行，有熟悉的身影和更多陌生的面孔，但程勇從人們的神情中眼神中所讀出的情意卻是相通的，有感激、有不舍、有贊許、有祈愿……看到這一切他自己也不禁淚光閃爍，尤其當他看見人群中站立著己經離世的呂受益、黃毛的身影時，仿佛聽到他們內心發出的無聲話語：“我們不離開你，你看，這里站立著的所有人都是我們，我們永遠與你同在！” 程勇淚眼朦朧的臉龐不覺露出了微笑，這是看到人民大眾與自己心意相通的微笑！這是認知到自己生命價值所在的微笑！
影片對現實深度的挖掘和批判
就影視作品而言，《我不是藥神》對現實深度的挖掘可以說是無出其右。
諾瓦公司出品治療白血病人的格列寧藥與印度生產的仿制格列寧藥，在藥效方面完全相同，但其價格卻相差近二十倍，眾多病人因吃不起諾瓦公司出品的，被病人稱為“天價藥”的格列寧藥，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活活等死，甚至自殺，還有很多病人為了活命不得不吃這種天價藥，結果房子給吃沒了，家人也給吃垮了。到這里人們不禁要問：是什么級別的官員給這種不顧病人死活的藥價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影片在表現公安局長派給曹警官查假藥案的任務時特意提到：上面對這個案子很重視。這個上面為資本站臺的人物級別到底有多高，我們不去妄加揣測，但基本可以肯定他會比人們以往見識過的高喊：“誰跟企業家過不去，我就跟誰過不去”的地級市官員高不少，如果還稱這種級別的官員為“店小二”的話，似乎有些委屈他了，本文姑且稱這種級別較高的官員為“店大二”吧。
電影中的故事發生在2010年左右，此時中國還是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而世界衛生組織是允許發展中國家生產仿制藥的，也就是說印度生產的格列寧藥完全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中國如果制造這種仿制藥自然也是合法的。可中國制定政策的官員不僅不讓中國自己生產便宜的仿制藥，而且還不準進口印度產的便宜藥，非要白血病人吃諾瓦公司出品的天價藥不可，這種不顧病人死活喪盡天良的政策，它的制定者是完全站在資本的立場上，全心全意為資本勢力服務的店大二。影片向人們揭示了一個嚴峻的現實------店小二們跳梁小丑式的表演并非是孤立的存在，他們背后有著更為陰險兇惡的店大二式人物做后盾。我們紅色寫手在批判店小二的丑陋表演時更應警惕和及時揭露店大二式人物的動向，盡力阻止遏制一些損害百姓利益政策的出臺或實施，我想這也是紅色寫手的應有之責。電影《我不是藥神》敢于揭露和批判較高官員的丑惡行徑應當說是需要一定的勇氣和冒險精神的。眾所周知藝術作品對現實揭露的深度越深，它通過審查制度的幾率就越小，一旦通不過影視作品在經濟上蒙受的損失還是比較可觀的，《我不是藥神》的創作團隊甘愿冒經濟損失的這份勇氣還是值得點贊的，當然更值得我們去為之擊掌的是《我不是藥神》的創作理念，它在無意中多方位暗合了劉繼明老師所倡導的藝術創作“三關”原則，也因此才創作出了多個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程勇、黃毛、劉牧師、曹警官等，觀影者之所以對此感動，最根本原因是影片充分展示了這些人物心意相通、心有靈犀的地方，也就是那份非常樸素的勞動人民之間的階級感情。很難想象如果創作者的立場站錯了，會去精心刻畫勞動者的人物形象，同樣很難想象創作者的立場站錯了，會有對陰暗現實的深度挖掘和對資本勢力的無情批判，而只有當一個文藝創作者立場站在無產者一邊，他才會主動去熟悉勞動人民的語言特點，去了解他們所思所想，從而創造出生動鮮活的勞動者形象。
總之，要想創造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高質量藝術作品，要想創作出《我不是藥神》這樣比較經典的作品，深刻領悟和實踐劉繼明老師提出的“創作三關”原則，乃是不二法門。
【思考題】
一、本文以電影《我不是藥神》為分析對象，論述了“寫作三關”的重要性，你從中得到了什么啟示？
二、本文原題“《我不是藥神》與創作三關及對現實的深度揭露”，你認好修改后的標準比原標題好嗎？好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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