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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政委個子矮小，眉毛卻奇濃奇長，像洗不干凈的毛筆貼在額頭上，如果他不穿軍裝，你一定會以為他是個游蕩民間的異術奇士。擱今天，他換一件對襟褂子，天天能上電視里忽悠。作為支左指揮部的首長，那時他已經對各種情況匯編、小報傳單完全失去了興趣，更愿意看的是《李白詩選》，閑聊中也多以李白晚年如何在此地落魄為題。比如李白如何暮宿五松山，餓得沒辦法，一個老太太給點野茭白煮的稀飯喝，他還拿架子發牢騷。當然，正式會議上的發言也往往引幾句比較積極一些的李白：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還有一首是宋代梅堯臣的：
碧礦不出土青山鑿不休青山鑿不休坐令鬼神愁
這些詩篇也不算太離譜，都和T市的采礦冶煉工作有關，但和支左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所以搞得指揮部其它首長們摸不著頭腦，很有意見。他們說，咱們姜堯同志是到古書里捉階級蟲子呢。他確實是潛入到歷史長河中去了。
那時經我手找來的明清兩種版本的縣志有四十多卷，我知道他差不多夜夜在啃那些毛邊紙。有一次他半夜里興奮得大叫，把我們幾個叫去，花白長眉毛顫抖著，臉上的折子里放著紅光，中了彩一樣：你們看看！你們看看！
原來他發現T縣的永安鎮曾經是明代漕運的一個中轉站。當年海瑞為了降低運送瓷器的費用，打通了一條景德鎮至南京的山區通道。在永安鎮，這位海大人明確規定了地方上招待自己的伙食標準：蔬四兩，油二錢，結果被縣志記載下來。姜政委痛心疾首，說一個封建官吏做了一點好事，都能在歷史上留下來，我們共產黨人難道還不如他們嗎？
他不能容忍支左走過場。他要搞一個大動作，他要讓T市的歷史永遠刻上支左的印記。于是姜政委領著我們幾個幾乎爬遍了T市的每一座山頭，訪遍了境內的每一個自然村。在一個叫茅公山的地方，他一手叉腰一手扇著草帽對我們氣壯山河地說：當一任父母官能有多大作為？他伸出四個指頭：興利除弊，就四個字！那時還不知他想干什么，但分明都已經熱血奔涌，覺著殘陽如血群峰失色，他的身影陡然高大而且雄偉，遮住了半個山頭。
T市的版圖像個葫蘆，整個地形也像半個葫蘆瓢，汛期一到長江水就倒灌進來。歷代當權者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才有“水往山里流，代代出諸侯”的民諺。這也是老祖宗的慣用手法，精神勝利而已。姜政委的才干魄力正是這么體現出來的：他在這版圖上劃了一條粗粗的紅線，一端連著山區水庫的泄洪口，一端連著長江叉支河的排灌站，箭一般射出去，勺形的土地就裂開一道豁口，實現人工調控。他說，就這么定了！
年年防汛年年汛，歲歲救災歲歲災，這種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他在動員大會上說，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證明毛主席革命路線戰勝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支左干部就問心有愧！
這就是后來利用三個冬春義務勞動挖出來的永安河。
然而他的豪言壯語在支左干部中反應并不那么熱烈。一方面大家承認他說的有道理，佩服他的雄心壯志；可另一方面軍人也是有私心雜念的人。當時軍內盛傳，凡是參加三結合的軍隊干部都要就地轉業。這樣，大家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歸宿，大家都希望能盡快結束支左。當時軍管會里團級干部有好幾位，副師級的也有三位，而且都是抗日干部，按說他應該考慮回部隊才合情理，不為自己考慮也應該為別人著想。而偏偏是他下決心要大干一場的，根本不考慮其他領導的意見。這就為自己斷掉了后路。
所以后來他出問題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說話。他耗費三個冬春組織全市的人力財力完成的浩大工程，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的精神墓穴。
他想的還不止這些，興修水利不過是農業上的小打小鬧，T市還是個重工業城市，他要不在工業上搞出點響動也是不會罷休的。這話我在后面說。
記得我曾經找他談過一次話，主要是為了反映絕大多數支左干部的意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那時我跟肖明攪得七葷八素，總覺得回部隊就能挽回我們的關系，所以也有假公濟私的念頭。
我說：姜堯同志，現在我以指揮部第一黨小組長的身份找你談話。
他說你搞什么搞？
我說我什么也不搞，誰讓你分在我這個小組的？
他說好好好，我承認我是你手下的普通黨員行了吧。
我說你首先得把態度端正一點。接著我指出，大家都對他有意見，認為他的權力欲望太強烈，這在本質上是個思想意識問題，把個人欲望強加于全市人民是很危險的。
他把老花鏡扔在桌上，揉了半天太陽穴說，曹干事你那點花花腸子以為我不清楚？你懂什么？這是政治！想跟我玩游戲我就陪你玩兒，不相信你把全體干部集中起來投票，如果多數人同意撤，我沒有二話！
當真？
那當然！哪天開會時候你就試試，非正式的嘛，民主民主嘛，少數服從多數嘛。他嘴角掛著陰笑說，你不接受點教訓也確實不知水有多深。
賭什么？
一條大中華。
令人懊喪的是，盡管事先我再三聲明這是無記名投票，只是為了摸摸“活思想”，只是給領導決策提供參考，甚至我還做過一點小手腳，可結果仍然是他贏了。幾乎沒有人選擇“撤”，百分之百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當然不能認為這是大家的真實思想，可我不能不承認這是真實的現實。為什么平時說的話一落在行動上就走樣了？為什么人人都想把自己隱藏起來？為什么都希望別人出頭露面而自己坐享其成？還解放軍呢，還共產黨員呢，這他媽的是什么思想境界？那時我差不多一下子就對人性悲觀失望了，感到徹骨冰涼。直到后來，我又經歷過無數次無記名投票和民意測驗，才明白這種游戲的真正規則，和它玄而又妙的玩法。
姜政委安慰我說：我不會計較你的，你跟我大兒子一般大，基本上屬于不懂事。這就好比抱在懷里的小孩子打我一個嘴巴，我能當回事嗎？
他得意地拆開大中華，扔給我一支。我說，這是虛偽！
他說，這是政治。
他陰陰地沖我夾著眼，額上的兩支毛筆嘲弄似的翹起來。于是政治這個東西在我心里結成了化不開的疙瘩，沉重而又詭秘。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政治化的事實是，他很早就對兩派組織不屑一顧了，不論好派屁派在他看來都是烏合之眾。表面上也說些支持革命群眾之類的話，內心里根本不把他們當回事兒。在T市，兩派一鬧，他就把派頭頭關起來辦學習班，好吃好喝地讓他們互相揭發，鬧得沒勁了就組織他們到工地上勞動，和當權派的待遇一樣。似乎他早就預見到這些革命群眾遲早是要完蛋的，他早就把他們的結果看清楚了。對兩派之爭基本上不表態，都支持也都不支持。這種做法在支左指揮部內部就很難統一，因為毛主席說的是支左，并不是要你和稀泥。一般人都是從研究兩派的是非入手來決定支持誰的，這才叫實事求是。這個問題他也研究，但他絕不明確表態。對革委會結合誰不結合誰，他也模棱兩可，在他看來誰都一樣。為這個，指揮部的梁參謀長還罵他是墻頭草兩面派。我那時因為受肖明的影響，自然對此也是有看法的。結果到了1968年底，省支左指揮部充分肯定了他的做法，并且在全省推廣。姜堯同志成了《內部通報》上的明星。
可姜堯同志為什么又那樣癡迷于文化大革命？這實在是個歷史之迷。
1969年，黨的九大召開，姜堯當上了九大代表。這家伙不是個天才，就是個十足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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