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最后的那一年，北京并不平靜，第二年，崔健在他的巡回演唱會中，唱起了《最后一槍》，唱畢，他問道：“你們知道這首歌叫什么名字嗎？”聽眾答到“叫《最后一槍》”，崔健又道：“那么我希望，去年的槍聲，是最后一槍”，臺下人群歡聲雷動，有人看到某大學的旗幟揮舞得十分賣力。而崔健的巡回演唱會也遭到腰斬，《最后一槍》也被禁止演唱，多年后解禁，也只有大部分的奏樂和一小段唱詞了。而我喜歡的恰巧是它的歌詞，頗具深度與張力：
“一顆流彈打中我的胸膛剎那間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只有淚水沒有悲傷如果這是最后一槍
我愿接受這莫大的榮光
哦哦，最后一槍哦哦，最后一槍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話還沒講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歡樂沒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樣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個最后一槍
安睡在這溫暖的土地上朝露夕陽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話，留在世界上
一顆流彈打中我的胸膛
剎那間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哦哦，最后一槍
哦哦，最后一槍”
和《血染的風采》一樣，這首歌都是紀念對越作戰中的犧牲者的，而在那個春夏之交的槍聲中，又被賦予了新的紀念意義。
其實無論是在這首紀念對越作戰的歌詞里面表現出的一種反戰主義的情緒，還是他在那場演唱會中說“希望這是最后一槍”，都詮釋了他說過的那句經典名言——“音樂不能夠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能逃避政治責任。”對于崔健來說，就算是看起來正義的對外作戰也并沒有得到他百分百的支持，而他僅是用一種紀念犧牲者的態度去唱出那首最后一槍，面對那年廣場上的風波也沒有簡單的選邊站隊，而是去悼念那場風波中的的死難者。
我們在分析哪首經典歌曲的時候，經常會討論一下關于作者想要訴說是哪些思想感情，但是，任何的歌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唯獨這首例外，這首歌曲名叫最后一槍，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一顆流彈打入我胸膛。”在一位深受重傷的人的彌留之際的腦海里并不會出現多么清晰的思路，因為思維肯定會隨著傷勢加重而漸漸模糊，“剎那間往事涌在我心上。”呈現的正是一種不由自主的回憶，就好像一位戰士臨死之前，對自己的一生做一個簡短的回味，也是最后一次回味這一生中苦與樂的機會了。這首歌的曲調，非常的平緩，就像是回光返照的負傷者口中的哼唱。與其說他帶著悲涼的情感，不如說是帶著一種悲壯。作詞者也僅僅是簡單的使用了幾個意象，就仿佛帶我們回到當年那個烽火連天的戰場，傾聽到了負傷者的呻吟。這也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對于戰爭以及那年風波的一些思考。
一個戰士，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覺得，最怕的并不是死亡。人固有一死，為了自己的理想去獻身，總比碌碌無為要好過很多。死亡的來臨的時候，只不過是義務的一種完成。大限將至，他的反應是只有淚水，沒有悲傷，這足以證明他的勇敢。
那害怕什么呢？真正害怕的是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死。因為戰士，一位革命者，并不會懼怕死亡，如果，他們真的可以用自己的犧牲，為全人類換取一個沒有硝煙的明天，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去這樣做，正如歌曲中所唱的，“如果這是最后的一槍，我將接受這莫大的榮光。”在那個紅色尚未退潮的年代，一場有侵略色彩的戰爭也能在淡紅的環境下，被涂上了保家衛國的顏色，他們即使在觸摸著自己累累的傷口，并且領著微不足道的獎金之時，還可以問心無愧地對自己說，自己是為了保衛這片溫暖的土地，是為了，保護照露夕陽花木自芬芳的美景不受敵人蹂躪……但是僅僅十年之內，炮口的方向不知為何掉轉了180度，指向了曾經的“祖國的花朵”……再過去十年、二十年，當年為祖國流過鮮血的老人們，竟然因為試圖上訪、示威奪回自己應有的權利成為了當局的黑名單中的一員。也許比對他們，犧牲者反而是更幸運的……
事與愿違的是，1979年的槍聲不是最后一槍，XXXX年的槍聲，同樣也不是最后一槍。將來，還會有更多的“最后一槍”——興許是希特勒向張伯倫許諾的那種最后一槍。世界和平這類美好的祝愿，與軍閥和財閥發動戰爭轉嫁矛盾的腳步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羈絆；托爾斯泰主義的幻想，對于統治階級發動戰爭的企圖來講是毫無殺傷力的。不管愛好和平的人們如何多次地呼喚和平，如何希望曾經的每一槍都能成為最后一槍——正如同歌手在歌曲中的一再呼喚。但該來的總會伴著必然王國的鐵律來到。
善良的人們，愿意為了和平獻出一切，哪怕是手中的的槍，但是他們記憶中溫暖的土地，并不屬于他們，大多數人也享受不到朝露夕陽花木自芬芳的美景。他們做的，只有在貧困線上掙扎，在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一槍的槍聲中瑟瑟發抖，無論槍聲源自內政還是外敵。他們曾經無數次的祈求，和平，和平，以及和平。等來的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最后一槍。
歷史的經驗會教育我們，要讓沒有戰爭的日子早些來臨，我們不但不能像甘地那樣的和平主義者搞非暴力不合作，反而要拿起武器，對于一切反動分子，用力射出我們的子彈，這并不是意味著對于和平的背叛，因為我們知道，妥協換來的只能是敵人的得寸進尺，而只有依靠革命，才能使得全人類，避免在私有制下不可避免的沖突，而從必然王國飛躍到自由王國。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人類創造了戰爭，也一定能消滅戰爭。
說到這里，可能有一些從右邊來的朋友問我了，你不是很喜歡崔健的那句話嗎？那你為什么又這么癡迷于左派的思想去解讀歌曲呢？難道這不是一種政治目的嗎？
其實并不然，我認為，消除貧困，促進平等，讓每一個勞動者可以有尊嚴地活著，實現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這難道不就是再樸實不過的政治責任嗎？只是我們歷史唯物主義者都深深的知道，要達到這些目的，不消滅私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僅僅祈禱夢想是根本不可能達到的。
政治并不是污濁惡心、令人討厭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的，更不是功利的代名詞，而是我們實現全人類的解放的必要手段。凡是在政治上喜歡“中立”的人，不外乎對于現狀都持一種旁觀者的態度或是對于現存制度不具有批判精神。真正的中立并不存在，激烈的斗爭足以把龐大的“中立者”們切成兩半。人畜無害的冬妮婭和傻白甜的達雅，不都分別在階級斗爭中找到了自己的陣營了嗎？我喜歡但不贊同老崔那句話，因為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政治目的與政治責任是統一的——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懼怕承擔自己的責任。正如《切格瓦拉》中的經典臺詞——
“在暴風面前，飛鳥可以避開;
在洪水面前,走獸可以避開;
在強大的邪惡面前,人,不可以避開。”
如果全人類的解放，只剩下的最后一場戰役。那么我希望，最后一槍能夠打中我的胸膛。
因為已經不知多少人和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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