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小資產階級文藝作品常常描述無產階級是所謂烏合之眾，但是現實情況卻是，無產階級之所以成為烏合之眾，正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背叛，在文藝作品中如此，在現實革命中也如此，無論是外國的馬爾托夫，還是賽里斯的王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無時無刻都在破壞無產階級團結甚至破壞革命。
2.小資產階級就是這樣，他們總是認為自己掌握了生產上的技術，勞動人民是無知與愚昧的，而現實卻是恰恰相反，勞動人民恰恰是具有豐富知識的而小資產階級恰恰是缺乏常識的，在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作品中卻要故意顛倒事實。
引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講述了《人生》主角高加林從腦力勞動者“階級跌落”為體力勞動者，而高加林原本深信不疑的資本主義秩序，讓他感覺到自己的失敗像一個小丑。即使他的青梅竹馬也認同于文化資本所創造的社會秩序，對高加林投懷送抱（這只是一個比喻，并不意味著劉巧珍真的做出了投懷送抱這樣在當時看來有傷風化的舉動），然而高加林依靠文化資本發起的衛生革命最后卻被紅而不專的干部高明樓所收編。與前三十年文藝作品中，高加林在勞動再教育中改造自己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留在鄉村作為白專與紅而不專的干部一同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這樣的新民主主義童話不同的是。作為80年代初期的文藝作品，路遙要講述的是精神小資產階級如何真正成為小資產階級的故事。
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第一步：離開
雖然當時80年代初期的農村在個體戶承包責任制的政策中，商品化程度迅速發展，但是大部分小農依舊采取在土地上投入勞動自給自足，再將少量勞動剩余產品出售到市場，換取貨幣來購買自己無法生產的一小部分生活資料。因此，農民事實上并沒有完全地采取商品化經營策略，也就是說農民仍然是一個單獨的階級，而不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
再加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中，對于小資產階級的定義主要是源于城市的。因此要成為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繼續當一個精神小資產階級，就必須前往城市。要前往城市，就必須離開。
離開可以被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切割土地，切割自己作為農民的身份。高加林本來內心就認同資產階級文化，是迫不得已才淪為了農民。除此以外，當時的社會氛圍也注定了在土里刨食的農民在鄙視鏈中淪為下層。從經濟資本來看，當時農民采取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不能給他們帶來大量貨幣，在愈演愈烈的市場經濟發展中，農民獲得的經濟利益極少。只有依靠倒買倒賣和投機倒把才能一夜暴富，至于權力尋租就更不用提了。
從政治權力看，原本授予勞動模范的政治權力正在一項一項地收回，在田里認真干活，已經不太能成為官僚了。從文化資本看，原本勞動最光榮的社會思潮正在消退，脫產最光榮的剝削階級思潮正在興起，必須勞動才能獲得生活資料的農民在社會地位上也逐漸落入了下層。除此之外，在教育現代化的口號下，教育開始向正規化轉型，教育資源再次從鄉村回流到了城市。因此，切割土地，對于高加林來說，并不是什么難事。
離開的第二步是切割村莊，而這點對于高加林來說也不是什么難事。高加林所掌握的文化資本雖然讓他找到了對象，但是并沒有讓他得到鄉親們的認同。在漂白粉事件中，高加林痛苦地發現村民們還是信賴以高明樓為代表的政治權力。這只能讓他得出群眾是群氓，是烏合之眾的結論，滑向了精英主義的思潮。因此，他必須前往城市，因為在鄉村他既得不到尊敬，也得不到認同，只有城市里有他的同類人。
這種離開的思潮實際上否定了另一種市場經濟初期的文藝作品。同時代的其他作品中往往彌漫著一種名為鄉土情結的農民本位思潮。他們常常歌頌農民的辛苦勞作，反對城市的人心敗壞，還反對城市下鄉來干預鄉村，妄想永遠保持一種“桃花源”式的小農自給自足的生活。即使有城市對于鄉村的感召，也會主要描寫農民的在進城過程中的自信，對于外界看法的敏感，以及對鄉村的熱愛。鐵凝的《哦，香雪》就是這其中的典范。然而，與這種作品不同的是，《人生》則主要表現了鄉村對于城市的向往，即使高加林多次熱臉貼冷屁股也一樣。
離開的第三步是切割愛情，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愛情主張精神生活的同步，換而言之，講究浪漫，而高加林與劉巧珍的愛情則明顯是承諾大于浪漫。對于一個真正的小資產階級而言，有一個文盲妻子似乎是不合格的。而劉巧珍也敏銳地發現這一點，最后自己給出了高加林離開的理由：“加林哥,你參加工作后,我就想過不知多少次了。我盡管愛你愛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個字不識。給你幫不上忙,還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個更好的對象……”高加林得以拋棄在鄉村的責任，但是劉巧珍的寬容并不能洗脫高加林身為負心漢的原罪，這種原罪本質上是在成為小資產階級的階級躍升中，拋棄自己原有的階級同志的必然，是脫離原階級這一共同體的必然結果。
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第二步：進城
對于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城市秩序，高加林想要進入只有兩條路徑:一條是承認現存的城市秩序，奪取統治階級放出的階級躍升機會（高考）；另一條是通過暴力革命，摧毀現存的城市秩序，自己設定新的進入門檻。高加林承認城市現存的統治秩序，但卻沒有在高考中獲得機會來進入城市。最后還是身為統治階級的官僚幫了高加林一把忙，一位官僚親戚給高加林走后門，最后給高加林搞來了一個編制。
在進城以后，高加林立馬嶄露頭角，他在地區報和省報上發了好幾篇通訊稿，還在省報上發表一篇散文。除去腦力勞動上的成就，高加林還獲得了其他方面的認可。他英姿颯爽，在體育場上大出風頭，成為縣機關籃球隊的主力。在學會照相后，每逢重大活動就把帶著閃光燈的相機帶在胸前，襯的他的身姿更顯挺拔。
高加林在進城后，與其他小資產階級處在同一基礎上時，立即獲得了成功。這可能會被粗淺地理解為高考的落榜者不一定無才，但是我們應該更深一步地追尋高加林在進城后的自信與成功。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潛意識的一種體現，小資產階級對于自己在經濟上的自由競爭中取勝抱有自信，他們會認為在自由競爭中的落敗只是因為你的能力不足或者運氣不好，只要加油肯干，總是能取得勝利的。因此重要的不是質疑自由競爭本身，而是要確保自由競爭能讓所有人參與，以及競爭過程沒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這是一種在如今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少見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窮”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具體的表現就是在相同條件下競爭的自信。
在進城后，高加林也終于遇到了自己夢想中的小資產階級愛情。在高加林還沒有進城的階段，他就在賣饃饃的過程里遇到了他的城里人同學黃亞萍，書中寫他在相逢的瞬間“臉喇一下白了——白了的臉很快又變得通紅。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都向臉上涌上來”。這事實上是高加林對于自己只是精神小資產階級，而沒有小資產階級的物質條件的自卑。這種自卑將會貫穿高加林與黃亞萍愛情的始終。
路遙把自己對于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想象都賦予給了黃亞萍:城市、文明、現代、教養、富裕,等等。因此黃亞萍具備自由主義這一小資產階級最常見的意識形態也是理所當然的了。黃亞萍認為自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和自由，包括母親在內的所有人都沒有干涉她的自由。
但是黃亞萍不是冬妮婭那樣的貴族小姐，她對于愛情有著資產階級特有的算計。黃亞萍喜歡高加林精神小資產階級的一面，喜歡他的才情和浪漫，在很多問題上有共同語言。但是她害怕高加林原本缺失的小資產階級物質條件，因此在高加林通過走后門進城以后，她就迅速切斷了同張克南之間的關系，主動對高加林表達了愛意。而這也導致了高加林小資產階級生活的破產，憤怒的張克南母親舉報了高加林走后門的事實。
對遺產的挽歌
高加林最后對他和黃亞萍的愛情采取保爾柯察金一般的轉身，即使黃亞萍對于愛情仍抱有堅持的想法。雖然小資產階級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遺產往往秉持著負面的態度，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意識形態仍然浸染了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即使這并不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身預想達到的目標。在小資產階級的愛情中，如保爾和冬妮婭這些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文藝人物被剝去他們的教育意義和啟示意義，被浪漫化為一個符號和意象，受到小資產階級的效仿。如高加林一直有意無意地效仿保爾一般的英雄主義形象，而黃亞萍則在不愛整個農民階級的情況下，力圖用浪漫來穿越階級的隔閡，愛著高加林這樣的精神小資產階級農民。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用自己的意識形態解釋世界的過程，他們終于找到了超越一切的武器：浪漫與愛。當高加林想到自己愛著劉巧珍哪里時，他卻想到的是外國油畫上的漂亮女性。他愛的不是劉巧珍本身，劉巧珍只是他所愛的浪漫的投影。因為油畫上的女性包著紅頭巾，所以高加林無論天氣多熱都要給劉巧珍包著紅頭巾。小資產階級用浪漫來解釋一切，對于革命的遺產也采取了用浪漫來重塑階級記憶的方法，這不知道該算是“我們來過”的慶幸，還是算是革命失敗的悲哀。
在無產階級路線被徹底拋棄的市場經濟初期，面對著大廈崩塌只余下遺產的現狀。資產階級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辦法作為新出路，《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采取股份制的方式，試圖幫助鄉親們實現共同富裕，但最后卻以失敗告終。因為在資本主義敘事中，群眾作為烏合之眾的不可被信任，個人的英雄主義只能像《危樓愚夫》一般，進行一番無人在意、無能為力的最后一搏。而其他的人們敏銳地感受到了資本主義道路注定失敗的結局，卻如《魯班的子孫》般只能從道德的角度去懷念社會主義。
只有當小資產階級的浪漫夢境被壟斷資本主義的浪潮所驚醒，當資產階級的共同富裕徹底破產后，這些小資產階級經受破產，從而階級跌落為無產階級，或者本身就是精神小資產階級與事實上的腦力無產階級，他們或許才會陰郁地想起，曾經被資產階級全盤否定的革命遺產，這個唯一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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