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堅決擁護國家方針政策，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行為）
（本人堅決擁護憲法及相關法律，支持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文章內容僅作科普，絕無不良引導）
（文章內容無映射現實政治）
“無罪之人內疚自責，有罪之人心安理得。”
筆者寫下這個標題，并不是要否認蘇聯對社會主義探索做出的功勞；相反，筆者承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也承認無數蘇聯紅軍戰士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付出的巨大犧牲。
然而，真實的歷史從不是三言兩語的結論性句子就能概括的，它是錯綜復雜的，是有血有肉的。只給歷史下一個教科書式的結論而不去實事求是地研究其細節，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就比如，我們的中學課本里基本沒有提到過愛沙尼亞這個小國，以及它在二戰中的經歷，乃至宏大戰爭之下小人物那充滿抗爭與無奈的命運。
今天我們就從電影《我們的1944》來看看細微之處的歷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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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先簡單概括一下電影情節。
1944年，蘇聯紅軍在東線戰場上 勢如破竹。在東歐小國愛沙尼亞境內，已兵臨首都塔林。作為第一個主角的卡爾·塔米克是愛沙尼亞的一名普通青年士兵，他跟隨著所在的德國黨衛軍阻擊蘇軍的進攻——當時的愛沙尼亞已經淪為了蘇聯和納粹德國博弈的棋盤，愛沙尼亞人民只能夾在二者之間生存。從戰斗到撤離的過程中，塔米克見證了戰友的逝去乃至于戰爭的殘酷，最終在撤離途中的一場戰斗中被一名蘇軍的愛沙尼亞士兵擊殺。
劇情至此，主角轉換成了殺害塔米克的那名士兵尤里·約吉。他在殺死塔米克后發現對方是自己的老鄉。伴隨著愧疚的情緒，尤里帶著塔米克寫給妹妹的信隨蘇軍進入了塔林。在塔林他找到了卡爾·塔米克的妹妹，并親自將信交給了她。在尤里隨軍駐扎塔林的時間里，他與塔米克妹妹產生了戀情。然而在之后的行軍途中，尤里所在的隊伍遇到了幾名被迫加入德軍的愛沙尼亞少年，上級官克雷穆爾命令他讓手下人將他們槍斃。尤里不愿意殺害這幾個孩子，因此抗拒了長官的命令，結果被克雷穆爾當場槍殺。尤里的戰友義憤填膺，最終這名長官也死在了他們中的一名狙擊手的槍下。
電影的結尾，那名狙擊手帶著尤里寫給戀人即塔米克妹妹的信登門造訪，就像尤里第一次與她相見時那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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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近乎軸對稱的結構——前半段以塔米克為主角展示德軍視角，后半段以尤里為主角展示蘇軍視角。而兩位主人公的經歷也有諸多相似之處。
塔米克在其所在部隊取得一場勝利后，代表納粹德國的領導來“慰問”，在這支由愛沙尼亞人組成的部隊前鼓吹著元首的信任與德意志帝國的榮光，說“我們必須證明，我們就是雅利安人的一份子”，并贈與了他們人手一份的希特勒照片。
而在尤里那邊，作為上級長官的克雷穆爾也是重要人物。手下軍官向他匯報他們沒法去追逐對面德軍的所有愛沙尼亞小伙子，他說：“他們不是小伙子，是法西斯。”在命令尤里槍斃被德軍抓入隊伍的孩子時，他說：“投靠敵人的蘇維埃公民都應該被槍斃。”
這兩位官僚形象，分別代表了“法西斯”與“蘇維埃”——二者看似對立，本質上都是宏大敘事。兩位官僚都“PUA”他們的下屬，去為了一個宏大的事物而去殺害他人、犧牲自我。宏大敘事本身并沒錯，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進步都需要這種敘事來團結民眾；但是，脫離了個體敘事的宏大敘事只會帶來災難，二者應當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這也是電影延伸出來的一個啟示。
漢娜·阿倫特（1906～1975），德國政治理論家，“平庸之惡”理論的提出者
而主人公卡爾·塔米克和尤里·約吉，他們原本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塔米克冒著生命危險從飛機的掃射下救下一個平民小女孩，尤里寧愿違抗命令也不愿殺害孩子。可是在戰爭的巨大機器下，這種善良終究是脆弱的，個體被迫卷入了你死我活的殺戮之中，甚至從前的同胞也變成了槍口下的敵人，兄弟鬩墻。
影片中尤里為自己殺害了塔米克感到愧疚，他的戰友安慰說：
“殺他的不是你，是戰爭。”
這就是戰爭的倫理學——真正有罪的，是發動戰爭的政客。誠然，那些燒殺擄掠的士兵也是惡的，但這是一種“平庸之惡”——面對宏大體制給予他們的命令，他們不加思考地就予以執行，接受了符號系統的規訓，最終釀成了大屠殺這樣的悲劇。而那些被迫上戰場殺敵的人，又有什么罪呢？他們原本也是善良的普通人，可是在戰爭的陰霾下卻被異化成了殺人兇手。
電影中，被救下的小女孩拿著她的洋娃娃對塔米克說：“這是我的凱蒂。”塔米克則笑著對她說自己的妹妹也有一個這樣的洋娃娃。
這小小的、弱不禁風的洋娃娃，卻正是人類社會的正義所在。只有當社會的發展方向不再是為了虛偽的宏大事物，而是為了個體的美好不再被踐踏、能得到自由全面發展時，人類才能迎來公平、正義、和平。
戰爭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祭祀，供奉的是那有著不同名稱的道貌岸然的神像，祭品是無數個洋娃娃。
電影中的一個德軍愛沙尼亞士兵與戰友聊天時，將自己遠在家鄉的妻子稱為他自己的“元首”；撤退的德軍士兵們看見流亡的難民中一名農婦讓自己的丈夫丟掉車上多余的貨物來騰出位置給孩子們，一名士兵說道：
“這才是真正的元首。”
生命中真正值得我們去為之效忠為之犧牲的，正是是這些樸素的美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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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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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作為愛沙尼亞人自己拍攝的電影，其劇情當然也會有失偏頗，甚至是用春秋筆法不能完全把他當成真實的歷史看。下面我們就來簡單看看真實的歷史。
翻開愛沙尼亞的歷史，映入眼簾的多是小國的無奈。愛沙尼亞是位于歐洲東北角的一個小國，由于與拉脫維亞、立陶宛共同位于波羅的海東岸，因此被統稱為“波羅的海三國”。從12世紀丹麥十字軍征服這片土地以來，其先后被波蘭、普魯士等國占領。從1710年開始，這里成為了沙俄的統治范圍。
進入了19世紀，隨著俄國國內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愛沙尼亞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愈演愈烈。然而由于力量弱小，直到1918年，剛剛成立的蘇維埃俄國政權為了保衛革命果實，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放棄了俄國在東歐的勢力，愛沙尼亞才正式在趁機于同年11月28日宣布獨立——盡管這種獨立實際上也是受德國控制的。
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事情又發生了一點小變化。面對納粹德國的崛起，蘇聯在嘗試與英、法聯手予以遏制卻無果之后，反手與德國暫時聯手，于1939年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愛沙尼亞被劃分到了蘇聯勢力范圍下。彼時的蘇聯在斯大林的執政下，大國沙文主義大行其道。愛沙尼亞的命運也可想而知。次年蘇聯出兵占領愛沙尼亞全境，強制成立新政府，并宣布對其擁有主權。
或許有人會說，蘇聯代表著共產主義，而當時的愛沙尼亞本是資產階級政府，因此蘇聯占領愛沙尼亞對后者的人民群眾來說應當是一場解放。事實上在蘇聯占領前，當時波羅的海三國的共產主義者確實也持有這種觀點。但是，蘇聯真的有對愛沙尼亞做到解放者、革命者的職責嗎？
我們從政治和文化兩個維度來看看。
政治上，蘇聯一方面確實建立了蘇維埃的選舉制度，讓勞動群眾代表加入執委會；但同時，在1941年一年的時間里，數以萬計的愛沙尼亞人被打上了“反蘇分子”的標簽并被強制流放到西伯利亞。
文化上，蘇聯采取了強制灌輸意識形態的政策，抵制原先在群眾中影響深遠、根深蒂固的思想文化。比如，與宗教相關的很多事物都遭到了破壞，修道院被查封，教士被捕入獄。
在蘇聯的高壓政策下，當地民眾在蘇德戰爭爆發后，甚至一度將納粹德國視作解放者。同時民眾也自發成立了名為“森林兄弟”的游擊隊，與蘇軍作戰。
筆者當然也堅定地反對實行種族屠殺的納粹——事實上正如電影里的那名軍官所表現的那樣，納粹德國一直有著吞并當地的野心，在控制波羅的海三國后，德國便解散了當地政府，建立了新的行政區劃。
但是，共產主義難道不應該支持弱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嗎？強制粗暴地消滅一切不符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事物和人，而不去關注當地人民的思想狀態與真正的所需，并非共產主義的理念。
?。▋热輩⒖及矔簟短K聯時期波羅的海三國民族問題研究》及部分網絡資料）
查閱文獻寫這篇文章時，看到有人說：“人類歷史從來不憐憫弱者。”而我想說：人類歷史就應當憐憫弱者。只有從弱者出發，從為了女孩能幸福地抱著自己的洋娃娃而不是王侯將相的冠冕堂皇出發，未來人類的歷史書才不會是鮮血淋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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