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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村文學小組，文學不只是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大家來皮村文學小組，不一定需要提高專業的文學素養，更多的是去感受，平凡如你我，是怎樣靠近文學的殿堂，用文學來稀釋生活的苦楚。

文｜小草

指導老師｜謝秋雨

　　一條破破爛爛的主街，窄得進不來大客車，大卡車。周圍一排又一排低矮的樓房，電網線像蜘蛛網一樣。周邊是臟亂的蒼蠅小館，胡辣湯、東北快餐、安徽板面、麻辣燙、云南米線應有盡有。這是朝陽五環外的皮村，像一個落后的北方小鎮。讓我匪夷所思的是，這里掩藏著民間文學殿堂——皮村文學小組。那是偶然間和湖南網友羅毅聊天，聽聞我雖然做著新媒體文案，卻有一個文學夢想，他便建議我去文學小組看看。

　　有段時間，我在乙方公司做文案，寫出來的稿子總被挑剔。文案主管把我的文字數落得一文不值：矯情、空洞、不接地氣。她直白地告訴我，文青那一套思路，走不通商業路徑。對純文學有執念的我，再次想起皮村文學小組，通過微信公眾號“皮村工友”搜索到工作人員微信，決定周末一探究竟。

　　在一個秋天的傍晚，我懷著好奇、忐忑的心理來皮村尋找文學小組。當時負責人小付休產假。萬華山接待了我。他皮膚泛黃，頭發有點炸毛，牛仔短褲，套著仿古的夾克，拖一雙深棕色的皮拖鞋。我心里嘀咕著，這黃毛小子喜歡文學？

　　初來乍到，一臺破舊的柜式空調，泛黃，脫皮的墻面，一股霉味飄散在空中。究竟是怎樣一群人，能憋屈在這樣的環境學習，又是哪些老師肯屈身來這里上課？10年間，皮村文學小組來來往往的老師和學習者數不勝數。有只有小學文憑，靠翻閱字典，聽小說寫出佳作的徐克鐸大哥，有能歌善舞，以“夢雨”為筆名，創作了20多萬字文學作品、400余幅畫作的家政女工文麗姐，有因為《我是范雨素》而走紅網絡的范雨素大姐等等。老師更是大咖云集，北大的張慧瑜老師，非虛構作家袁凌老師，單讀主編吳琦老師，青年作家文珍老師等等。

　　皮村文學小組的教室是一間簡易的平房，絲毫不妨礙課堂的精彩。課堂不拘一格，自帶教師屬性，比如，文珍老師會和大家聊小說創作，袁凌老師會談非虛構創作。來上課的工友不固定，有時候會涌入新的面孔，帶來新的行業知識與文學知識的交融。

　　老師拋出一個問題，想要寫好長篇小說需要寫好經歷，需要寫外圍的東西，交代生活環境。大家暢所欲言，聊自己的創作、生活、熟悉的作家。魯迅，余華，陳忠實，沈從文都是大家經常討論的對象。

　　有時候文友會說，我們打工人的生活苦，那余華筆下的福貴不是比我們更慘，更苦。我們好歹能吃飽飯，穿暖衣，還有這么多好老師來給我們上課。對于這個問題，范雨素大姐總結得很精辟，“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我常去聽課的那段時間，皮村文學小組還沒有搬家。教室有一個很厚實的大方桌，剛開始我不敢坐在桌旁，興許是膽小，總覺得這是工友們的福利，我只是一個來蹭課的，隨便找個地方對付就可以了。

　　我躲在角落，靜靜地觀察著前來上課的工友。他們頭發凌亂，手上臉上還蒙著一層灰，褲子上、衣服上也有涂料，油漆，鐵銹等。當然不是因為他們不愛干凈，而是因為下班以后急著趕來文學小組上課，來不及整理。

　　一旦開始上課，大家井然有序地坐在一起，或皺眉，或點頭，或微笑。有時候老師和工友們笑作一團，那聲音好像蓋過皮村上空飛過的飛機。討論環節，一般萬華山發言最多，他一邊托腮沉思，一邊給老師出“難題”。大家就西方意識形態與文學關系爭論得面紅耳赤。那個被我誤會不懂文學的華山，原來是《皮村工友》雜志主編，他曾經在出版行業做過編輯，是澎湃鏡像的特約作者。

　　我略顯笨拙，也不善于表達，在他們面前有一種拘束感。文學小組的徐克鐸大爺，可能看出了我拘謹，很自然地向大家介紹我叫小草，跟大家一起來學習的。我才舒服自在一些。

　　在課堂上，我經常聽到大家討論徐大哥的作品《媒人段鋼嘴》。很多老師和工友都難以置信。這是一個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將近70歲老人寫出來的作品。大家向他討要寫作技巧。他說，我哪有啥技巧，是老師們教得好。

　　老師們教得好是其一，徐大哥自己暗暗下功夫學習才是關鍵。他私下跟工友們交流說：“自己沒事了，就聽小說，在聽的時候找語感，看人家怎么說，自己就學著怎么寫。”

　　不光是文學小組的成員謙虛低調，來上課的老師們也很低調。比如吳琦老師來文學小組上課。當時，我在幫大家搬椅子，看到一個帽檐壓得很低的人，跟小海并排走著，我猜可能是吳琦老師，但也可能是來皮村采風的大學生。

　　走進教室，老師已經坐下了，證實了我的猜測，剛才那個人就是吳琦老師。他打開PPT，不急不緩地給大家講課。聲音和在《螺絲在擰緊》里和嘉賓交流一樣舒緩，自然。從聲音和情緒中，能感受到吳琦老師對書店和文字的摯愛，對邊緣人物的困境有一絲悲憫情懷。

　　那天的知識點很密集，老師講到了單向空間的搬遷，書店的生存狀況，文學策劃選題創作。喜歡書店的我，對于他講的關于單向空間的搬遷很感興趣。跟著吳琦老師的講解，我也回憶了這些年去的朝陽大悅城店，藍色港灣店，東風店。正如吳琦老師所言，書店有一個流動的過程，他們不斷退出商場，到文旅景點的周圍。因為聽了吳琦老師的講課，到杭州，我專門打卡了單向空間良渚店。這算文學小組的觸角向生活的延展。

　　我發現身邊的朋友對于《單讀》《十三邀》《螺絲在擰緊》總會抽出時間去關注。大家會很自然地聊起許知遠和吳琦兩位老師，甚至會喜歡吳琦老師分享的，雙手涂抹了指甲油，拿著《單讀》新書的照片。

　　袁凌老師也是一位低調的老師。用工友們的話說，看不出來他是一個大作家，隨意套一個T恤，和大家毫無距離感。袁凌老師的新書《我的皮村兄妹》在皮村做現場簽售的畫面，讓人耳目一新，這也許是最接地氣的新書簽售會。

　　袁凌老師喜歡打量周圍一切，不茍言笑的時候很嚴肅。這也許跟他曾經是記者的職業習慣有關。他和皮村文學小組的鏈接很深，是一位很有在場感的老師。為了寫《我的皮村兄妹》，在皮村租住過。他經常和文麗姐，小海，范雨素大姐一起讀詩，聊天，甚至跟撤展工人海軍一起去干過活。

　　我除了在皮村見過袁凌老師，還在798參加《漢水的身世》的新書活動現場，見到過他。和他簡單打了一聲招呼，問了一下他寫關于皮村書籍的近況。那一天，他和經常出入皮村的樣子沒什么區別，戴著一頂毛線帽子，靜靜地觀察周圍的一切。當有人向他提問，他眼神聚焦，掃視一眼四周，再緩慢作答。

　　來給文學小組上課的老師中，我很喜歡和欣賞文珍老師。在沒有聽文珍老師講課之前，我就已經看過他的作品，喜歡她細膩，溫暖的筆觸。她筆下的小人物很鮮活，真實，貼近當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有一次文珍老師給我們講課，談到了古代文人之間的圍爐夜話，“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說他們有一次效仿古人，買了一些炒貨，一邊剝花生、嗑瓜子，一邊暢聊文學。

　　那一天，文珍老師給大家帶了很多炒貨。自由發言環節，大家手里抓著一把鍋巴，江米條，南瓜子等小零食，說話間隙，像小老鼠一樣發出嘎嘣的聲音。文珍老師給我們分享了她寫《安翔路情事》去雞蛋灌餅店捕捉人物形象的故事，以及為了寫快遞小哥，去快遞點采風的經歷。

　　文珍老師扎著丸子頭，俏皮可愛。她戴了一對小巧的珍珠耳環，修飾點綴，整張臉在暗沉的燈光下，有一種靈動美。她聊到了和父母一起在深圳住過廠礦的經歷，也聊她喜歡的綠植。這與我在碼字人書店參加她的《找鑰匙》新書發布會完全不同的風格。簽書會現場文珍老師穿了一個風衣，大波浪的頭發，美麗，文藝，精致。她一抬頭，明艷的口紅格外顯眼。

　　皮村帶給我的快樂不僅僅是文學，還有和小付的大女兒寶勒爾玩。我喜歡牽著她的小手在小院逛幾圈，或者抱著她轉幾圈。其實，從小付懷著寶勒爾，到現在快上小學了，我只見過小朋友兩三次。可每次見到她都會很開心。

　　中間有三五年，我搬到了房山，不再去現場上課。疫情放開后的第一個世界讀書日活動，我去了皮村，見到了寶勒爾，給她分享了我最喜歡的零食“貓哆哩酸角糕”。這也是我特意為她帶的，我囤積過的，為數不多的零食。從包里扒拉一個出來，塞嘴里吧唧幾下，QQ彈彈，酸酸甜甜，找回了小時候，和朋友一起分享零食的快樂。

　　這么多年過去了，文學小組是一個支點，是我新媒體寫作累了，想要放棄文學夢想的歇腳亭。看到他們在堅持寫作，我似乎又有了創作的勇氣。文學小組的成員，曾一度支撐著我繼續北漂。2020年底，我快撐不住了，內心涌動出一個聲音，算了吧，放棄吧，回家吧。當想要結束北漂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另一個聲音突然跳出來：你看看文麗姐他們都還在堅持，你這就打算放棄？可文麗姐內心的苦悶無處宣泄，有很強烈的表達欲。我找不到寫作的意義，好像也沒有什么需要去表達。

　　那段時間，我寫得越多，越害怕出錯，連一個基本的詞匯，都需要借助百度去搜索，看看自己是否使用不當。我總感覺自己把知識點記錯亂了，以前記住的常識全部忘干凈了。這種感覺好像曾經修葺的建筑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連一片完整的瓦礫都無法撿拾起來。

　　端坐在電腦前，大腦一片空白的時候，我會想到徐克鐸大哥，戴著老花眼鏡翻閱新華字典的樣子。我會想到范雨素大姐知識儲備量驚人，和人聊天總能引經據典的背后，把自己關在屋里瘋狂吸收知識的樣子。想到文麗姐在雇主家里，見縫插針在手機上寫下一段又一段文字的辛苦。看到他們在褶皺中寫作，沒有條件創作條件也要寫作。我和他們比較起來，努力太少了。何況范大姐和文麗姐都是天賦型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