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的一部電影《末路狂花錢》和“人物”公眾號的一篇文章《一個漂泊女孩的一生》令我感慨良多。
《末路狂花錢》是個“余歡水”式的故事。
賈有為是名會計師，受工人父母的影響養成了極端節約的性格，每項支出都要精打細算，不放過任何一次商場優惠活動，愛買降價促銷的臨期產品。結果因為長期吃過期食品造成嘔吐，得了低血糖昏倒，剛好醫院的核磁共振壞了，誤診其得了腦瘤，只有十天可活。
在這之前，他制定過一個百萬躺平計劃，攢夠了100萬就辭職開店，自己當老板。可現在他沒機會實現這個計劃了。于是他把市場價近50萬的老房子折價20萬賣掉，剛好湊夠100萬元，找到高中三個拜把子兄弟，帶他們吃香喝辣，并且從高中女神那買了30萬元的墓地和殯葬服務。
在把錢造得只剩二三十萬后，賈有為才得知自己被誤診了。醫院的一個失誤直接導致他揮霍了大半輩子攢下來的錢，仿佛上帝給他開的一個黑色幽默。
《一個漂泊女孩的一生》的主人公周燕玲命運則更加悲慘。
她出生在廣西貧苦山村，父母重男輕女，大學期間家里給的錢根本不夠用。“為了可以免費吃飯，她在學校食堂兼職打菜。不上課時的周燕玲總不在宿舍，她幾乎不參與室友之間的聚餐。她發一天傳單，跑幾十棟教學樓，賺幾十塊錢，還去教培機構當助教。”
后來家里蓋了新房，卻沒有周燕玲的房間，周燕玲只能住在老房子里，自己解決一日三餐。
逃離原生家庭是周燕玲最迫切的愿望，法語專業的她立下一個夢想，攢夠100萬元去法國留學。為此她選擇去條件艱苦的非洲工作，在那里，年薪30萬。可惜這份工作沒能祝她實現夢想，反而葬送了她年輕的生命。
2024年4月2日，26歲的周燕玲因瘧疾在非洲逝世。父母拒絕來非參加女兒的葬禮，最后經父母同意，公司將周燕玲的骨灰灑進剛果河，其貴重物品則被運送回國。
據說，瘧疾致死率其實只有0.2%，但周燕玲恰好就成了其中的分子。
這兩個故事中有個共同點值得注意，賈有為和周燕玲認定實現夢想的基礎都是100萬元。
在有錢人眼中，100萬可能并不多，只是幾次夜場消費甚至一次購物的開銷，但對普通人而言，這卻是一輩子都可能攢不到的財富。
100萬需要月薪五千的工薪族不吃不喝近20年才能存到，100萬可以在小縣城買套不錯的房子加輛代步車甚至一個店鋪，100萬存進銀行的利息都足夠普通人過上比較體面的物質生活。
所以，改變一個普通人的命運，100萬足夠了。
可就是這筆錢，要讓普通人付出沉重的代價。
賈有為作為會計師，父母早亡，不戀愛不結婚，努力工作，省吃儉用，43歲也才攢到80萬，如果腦瘤不是誤診，這場大病就能把他打回原形；年輕的周燕玲，冒著未知風險遠涉重洋，在充滿疾病、戰爭和落后的非洲奮斗三年，在距離100萬目標只有一年的時候卻為此獻祭。
如果沒有對比，這兩件事可能聽起來不至于那么悲慘。但現實世界怎么會沒有對比呢？
現實就是大部分有才學有能力求上進的工農子弟，削尖了腦袋也很難在社會上爭取到改變命運的機會。因為沒有高認知的父母為他們規劃靠譜的奮斗方向，沒有善良的貴人包容他們的年輕氣盛還為他們疏通關節，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為他們支付青春里的試錯成本。一點失誤、一場意外就足夠他們從頭再來。
而那些二代們，從小就吃穿不愁，讀不進書可以繞過高考去海外留學，考編太難可以量身定做個崗位硬塞進去，實在不行還可以創業開店，破產幾次都不要緊，試到成功為止。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當個全職兒子，混吃等死，就這生活水平也甩那些寫字樓里的社畜們幾條街。
不患寡而患不均，精英的盛世越是耀眼，底層的奮斗就越顯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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