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什么拍不出中國式的電影？已是當前迫切的話題。認真總結延安文藝精神的歷史價值與當代價值，再度思考和確認“人民電影”的道路并上升到電影總體戰略高度，以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新姿態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
前不久新當選的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在十一屆會議上講道：“你看美國有美國的電影，印度有印度式的電影，韓國有韓國式的電影，那中國有這么縱深文化的豐富的礦產，財產，那么我們怎么就不能拍出中國式的電影呢？我覺得今后所有電影工作者努力的一個方向，就是拍出我們自己的個性，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
也許是我54年前當過部隊的電影放映員，如今在編劇的道路上苦苦探索的原因吧，我才對他這句話琢磨來琢磨去，覺的他提出的這三個問題值得深思。
一、為什么拍不出中國式的電影？
這不僅是電影家協會主席之問，也正是廣大民眾都在問的問題，據國家電影局2019年12月31日晚發布數據。我國的電影從2012年的893部到疫情前的2019年增至1037部。成為世界第三大電影生產國，電視劇生產每年超過15000集，是世界第一大電視劇生產國。如果用票房和點擊率來衡量，我國電影市場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銀幕總數居全球領先的地位，2020年全球電影票房冠軍。取得如此的成就當引為中國電影的驕傲，但中國人并未以此以為榮，反而覺的很不對勁，用業內著名導演馮小剛的話說：中國電影為什么現在有這么多垃圾電影？ 他高聲疾呼，大家不要只笑中國國家足球隊在世界杯不如日、韓，踢得臭！其實，中國電影比中國隊與日韓的差距更大，只是沒有如世界杯那樣硬碰硬的碰撞來得明顯罷了！”著名編劇蘆葦著書《電影編劇的秘密》寫道：“中國電影界和中國足球差不多，基本屬于同一水準！”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說：“我們好聽的電影歌曲哪兒去了？你們現在寫的都是什么？我無言以對，我羞于見人。”許多觀眾在互聯網和抖音上發文發聲，痛斥中國電影諸多令人厭惡和可悲的現象，甚至罵聲一片，才有了適才聽的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所講。
中國電影做為舶來品的藝術形式，從無聲的《定軍山》到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走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革命戰爭、新中國和改革開放的百余年歷程。從傳統到現代的技術變革，成為中國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路徑，過去有《狂流》《中華兒女》等鼓舞斗志、弘揚愛國主義的影片，抗戰后，有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和本質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特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對文藝“人民性”的開創性、經典性、方向性是前所未有的，猶如黑夜里亮起了指路明燈。電影工作者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簡陋的設備，開創了“人民電影”的新路，人民成為電影的主角，“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以不同角度、廣度和深度，創作出革命題材、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等各種題材的影片，“人民電影”雜志面向人民大眾，城市到處是“人民電影院”，鄉村的露天影院燦若群星。到今天，《南征北戰》《地道戰》《英雄兒女》《小兵張嗄》《閃閃紅星》等一批優秀影片的名字、臺詞和歌曲，依舊被改編引用和傳唱。這是電影進入中國后從未有過的文化景觀、社會景觀和歷史景觀。這也是電影“人民性”的生動景觀。其影響力延續至今。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電影西影西化，電影人丟下自己“人民電影”的文化園地，朝著美國和西方的電影模式從學步到奔跑，雖然大紅燈籠高高掛，滿城盡帶黃金甲，可老百姓對這無窮恢弘的視覺奇觀并不認可，因為老百姓聽慣了勞動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這些華而不實的鏡頭是供富人們賞玩的，曾經翻身當家做主人的勞動大眾，在銀幕上不再是改天換地的主人，胡漢三又回來了，領著李鴻章、劉文采們又回來了，位高權重的帝王將和相和油頭粉面的才子佳人們又回來了，他們高唱著“讓我再活五百年”占領了電影市場。老百姓眼巴巴地看著五花八門的西方資本主義電影潮水般的涌來，當看到《赤壁》一味迎合西方人的審美趣味，當看到太上老君和鐵扇公主私通之后生下紅孩兒，當看到美國價值觀的花木蘭……這是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一種踐踏。上下五千年的中國不缺好題材，可如今的電影人丟掉了自己的文化尊嚴，用西方電影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怎能獲得中國百姓的認同呢？特別是丟掉了《講話》的“人民性”，中國電影失了靈魂，喪失了人民性也就失去了最拿手的中國式，無法與國際上的優秀電影作品相媲美。既沒有美國電影的現代感、也沒有俄羅斯電影的歷史感、沒有法國電影的浪漫感、沒有印度電影的抒情感、更比不上韓國電影的細膩感。
“中國電影正凱歌高奏地走向死亡”;“侮辱智商”、“巨嬰化”;“從來沒有見到如此大面積出售無恥、沒有價值觀的廉價電影。”在電影界做過文學策劃與編劇的王斌如是說。
有位記者采訪張藝謀時嘆道：“中國電影就如同千里波濤里一只紙扎的小白船，身世浮沉雨打萍”。
對于為什么拍不出中國式的電影？眾說紛紜，有人說電影變成了赤裸裸的圈錢工具，有人說我們都玩西方人玩剩下的,沒有任何創新。有人說資本蜂狂而入，刺激大量不懂藝術、不懂電影的人帶著錢進入這個行業，金融、房地產、電商等領域的投資人紛紛成立影業公司，何止這些富起來的老板涉足電影，有些不愿做工的工人不愿種地的農民也擠到影視圈里湊熱鬧，目的就是賺快錢。
對于為什么拍不出中國式的電影？說一千道一萬，大多瞎子模象，摸到肚子說是一堵墻，摸到腿說柱子一根，我參考網絡各種意見結合自己的感受，簡而言之一句話：電影路線走偏了。
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40多年的時間不算短，把一切能娛樂的都娛樂，不能娛樂的也娛樂。忽視了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價值。這使得中國電影缺乏獨特性和深度，缺乏對社會問題和人性探索的拓展，用西方電影的思維和標準來演繹中國故事，雖然角度新，但卻變了味，不合老百姓胃口，又怎能獲得中國百姓的認同呢。偏離了“人民電影”的路線去與西方資本主義電影接軌，這是拍不出中國式的電影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如何拍出我們自己的個性？
陳主席把拍出自己的個性定為今后所有電影工作者努力的一個方向，至于個性是什么樣的，他語焉不詳。言下之意，就是中國電影的現狀個性不足。這要首先弄清楚陳主席講的“個性”是何許個性？人的個性是各異的，民族的個性是不同的，每部電影和文藝作品的個性也是獨特的，電影是國家的名片，電影反映了一個社會普遍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念，中國電影的個性應該是什么樣的呢？他沒有往下講，免不了讓人們做一番胡猜亂想。
我猜想要拍出我們自己的個性應當是中國電影的本土化，沒有本土化也就談不上自己的個性，民族氣息是一個民族電影的生命之源，我們在注入外國新的技術新的理念時，不能丟棄自己的生命之源。只從電影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發芽，就有著本土的特征，在許多方面是有別于西方電影的。為什么第一部電影是《定軍山》呢？是人們把電影看做“影戲”，把影看作完成戲的手段而已。中國戲劇是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歷史文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糧倉，承載著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底蘊,有著非常深厚的群眾基礎。自古以來，戲曲是人們了解歷史傳統，推廣國家正統倫理教化，獲得文化知識，傳播主導社會價值觀念方面的直接途徑，其作用甚至超過圣賢書。 把“影”看做“戲”，將電影看做是另類戲劇的演出。電影就這樣戲劇性的在中國本土化了。
談到中國電影的個性，過去看一部《林則徐》，讓人們記住了這位英雄鮮明的個性；一部《英雄兒女》，讓我們看到中國人民志愿軍里有千千萬萬個英雄王成；《平原游擊隊》里的雙槍李向陽的英勇個性；《南征北戰》里那個師長的藝術個性；至今沒人能夠超越。為什么改開的40多年中，中國電影產業雖然蓬勃發展，但繁而不榮，興而不旺，多而不精。明星大腕們一味討好西方幾個電影節的評委，忘了“人民電影”的初心，以狗血、惡搞、色情為票房的靈藥仙丹，圈錢和求名現象舉世無雙，哪還有心思拍為工農兵服務的電影，什么賺錢拍什么，要從中找出有自己個性的作品就難了，所以，中國電影的個性發展已是當前迫切的話題。
拍出我們自己的個性惟一之出路，就是揀回“人民電影”的初心再出發。
三、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
陳主席看到中國電影的不自信，才發出要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
我們的電影曾經有過相當自信的毛澤東時代，新生的“人民電影”被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接受，所傳達的意識形態被人民群眾理解，銀幕上的主人公被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士兵占領，表現出如烈火巖漿般的激昂精神，讓作品呈現出崇高而壯美的美學風格。反映邊疆等民族地區生活的影片也大量涌現，有些作品經過歷史的磨洗，已經證明是經典。特別是中國近代歷史、現代史上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浴血奮斗的英雄人物在銀幕上不斷地被塑造、被弘揚，一些英模人物來自人民，體現了人民性、革命性。時代英雄們“氣壯山河”的血性和“氣沖霄漢”的氣概，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
如今的電影在商業外衣的華麗包裹下，要么裝大片要么裝文藝片，再要么就直接套用熱映外片的經典橋段。但不管哪一個類型，都只是一個華麗的空殼子，穿上西方人的外套，按他們規則和風格扮演故事中的悲歡離合，失去了中國電影藝術應該具有的本質內涵，失去了中國人革命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文化自信，沒有像韓劇那樣有真情實感，也不像美國電影那樣有畫面感，雖然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票房規模也越來越龐大，然而，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上的地位卻顯得十分低下。制片人鄧恩認為，中國電影目前還沒有取得當年香港電影曾經創造出的國際影響力。從藝術的角度來看，比不上傳統藝術電影強大的日本，伊朗和俄羅斯，更別說美國和歐洲國家了。一些網友尖銳地指出，中國電影質量不高，“騙得了國民，騙不了世界！”
中國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缺乏影響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審查制度、缺乏原創力和創新性、營銷策略和海外發行機制不足、商業化傾向等等，古人講得好，“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筆者認為，要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應認真總結延安文藝精神的歷史價值與當代價值。探討“新時代”電影創作的經驗與教訓，再度思考和確認“人民電影”的道路，調整中國電影的戰略，以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新姿態拍出我們中國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
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提出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在分析了為地主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文藝”、為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為帝國主義者的“漢奸文藝”之后，明確指出“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他表示，對中國和外國的豐富文學藝術遺產和優秀文學藝術傳統可以繼承，“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
國之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規定國家確立以人民大眾為核心的文藝創作體系和文藝作品的創作準則。
不可否認，4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意識形態上或多或少地喪失了我們的文化自信。文化認知的共識正在發生破裂。工人和農民由國家主人淪為弱勢群體，遭受了大面積的、時間過長的受剝削和社會歧視，對貧富分化的憤怒，對信仰危機道德滑坡的焦慮，對社會主義方向的迷茫，導致民眾懷念人民領袖毛主席思潮洪波涌起，懷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波濤激蕩，懷念“人民電影”春潮涌動，成為互聯網上川流不息的天下奇觀！
人民領袖毛澤東和戰友們率領中國人民，好不容易把中國歷史上數千年的官治改為民治、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多少電影工作者的艱辛探索，才有了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人民電影”。在市場經濟、階層分化、物欲橫流的今天，我們的電影還要不要“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電影界對此的討論主要集中技術的層面，并沒有上升到電影總體戰略高度。沒有明確的戰略方向，讓再任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的施政演說憂心如惔！
時代在影響電影，電影也在影響時代，時代召喚，初心所向，做為一個55年黨齡的文藝老兵，回應電影家協會陳道明的以上提之問，惟愿此文可拋磚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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