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40年代后期，民主運動浪潮中的“青年左轉”是一種普遍現象。戰爭中許多青年“從小鎮走向大城”，向外探尋生路。他們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倡導的“生活”中貫通現實，樸素的英雄主義革命品格轉化為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政治觀念。李瑛、王連平等人先是“到北平去”投奔“革命”，后又在民主政治運動中左轉。從“文學青年”到“政治青年”，他們的轉向經歷了許多矛盾和掙扎，這影響了他們從事“革命”的方式，同時也使其作品呈現出“二重性”。李瑛等人與師長沈從文的道路分歧，不僅暗示出“京派”主張以文學“打開一條生路”的限度，同時也呈現出新文學傳統和延安文藝傳統交織下中國當代文化政治轉型的線索。
關鍵詞：文學青年；李瑛；左轉；路
引言
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的民主運動浪潮中，“青年左轉”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參加民主革命運動是青年確證生命價值和社會責任感的進步行動。如果說在時代大潮的席卷下，“政治青年”左轉有其必然性，那么，“文學青年”的左轉則經歷了更多的矛盾與掙扎。特別是北大復員后，團結在京派1周圍的文學青年，他們在師長指導下走上文學道路，但在民主革命運動中卻紛紛疏離師長，出現不同程度的左轉，如李瑛、王連平。
這兩代人的道路分歧并非簡單的代際問題，而有更為復雜的社會、歷史、文化和政治意涵。它一方面揭示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京派“打開一條生路”主張的限度；另一方面暗示出左翼青年主導下中國當代文化政治的走向。在戰爭框架下，文學青年的左轉與“現代中國”意識產生、“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青年”和“中年”、“文學”和“政治”等20世紀40年代文學研究中的關鍵問題密切相關，文學青年的左轉是值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
筆者在翻閱20世紀40年代后期平津地區報紙的過程中發現大量李瑛的詩歌和散文，這些文字雖顯青澀，卻不乏敏銳的洞見和思辨，是青年李瑛試筆階段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青年李瑛的心路歷程。若將李瑛作為文學青年個案，與王連平等人并列討論，那么20世紀40年代文學青年左轉的復雜性將得到充分呈現。2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李瑛、王連平等人參加解放軍南下工作團，后來成長為新中國的軍旅作家。李瑛作為戰地記者在隨軍遷移中創作了大量優美的政治抒情詩。在談到文學經歷時，李瑛有意淡化新中國成立前的文學活動，但對于李瑛和京派文學青年而言，這段經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李瑛文學道路的起點，同時也包含著轉折時代的歷史復雜性，以及40年代中國的政治走向和知識分子的命運。
因此，追索青年李瑛有著雙重意義：一是討論轉折時代中文學青年左轉的歷程，二是還原新中國第一代軍旅詩人李瑛的文學前史。本文依托新發現的資料3，以李瑛為中心，兼及王連平等人，討論大時代中文學青年的政治轉向。從“北行”投奔“革命”到加入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文學青年眼中“革命”的內涵發生何種轉變？是什么促使他們走向民主政治運動？這對他們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創作產生了什么影響？這些問題不僅涉及現代政治主體／民族國家的誕生，也隱含著中國現當代文學轉折的線索。
01
“北行”與“革命”
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稱作“流亡者文學”，正如錢理群所言：“40年代戰爭中的中國文學的‘中心意象’無疑是這氣象博大而又意蘊豐富的‘曠野’，而‘曠野’中的‘流亡者’則是當然的‘中心人物’”4。1948年2月，李瑛在《民國日報》上發表了題名《北行》的散文。該文是李瑛早年生活的追憶，講述了其青年時期投奔北平的經歷。據李瑛描述，他從家鄉輾轉投奔NA城，途中因列車故障在河北豐潤小城羈留，在會館中結識了一批同樣滯留于此的青年，大家于是一同策劃革命藍圖。5這篇具有自述性質的散文追述了李瑛人生道路的起點，因而具有某種象征意義。流亡的旅途使李瑛和同樣來自淪陷區的青年們產生了相同的情感結構，他們在從小鎮通向大城的旅途中目睹民眾的苦難，建立自我意識，接通民族共同感，把茫然失措的遷徙轉化為有方向的追尋。換言之，“國家意識”與“自我意識”在流亡途中得到雙重啟蒙。“北行”不僅意味著人生另一階段的起始，同時意味著自我革新，是追求人生理想的進步行動。
樂黛云在回憶大學生活時也講到，當年投考大學時被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同時錄取，得知結果的她歡天喜地，家里卻掀起了一場風波：“父親堅決反對我北上，理由是北京眼看就要被共產黨圍城，兵荒馬亂，一個17歲女孩子出去亂闖，無異于跳進火坑！他堅持我必須待在家里，要上學就上家門口的貴州的大學。”6經過不斷懇求、抗爭，甚至以死相逼，樂黛云終于得到父親同意，但也只能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學。后來，在母親暗中幫助下才踏上了北上的旅程。談及北行的因由，樂黛云說：
我當時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參加革命。其實，我并不知革命為何物，我只是痛恨那些官府衙門……加之，抗戰勝利后，我的一個表哥從西南聯大回來，帶來了他的一幫同學，他們對我們一群中學生非常有吸引力。我們聽他們講聞一多如何痛斥國民黨，如何被暗殺，哀悼的場面是如何悲壯，學生運動如何紅火。我們聽得目瞪口呆，只覺得自己過去原來不是個白癡也是個傻瓜！……當時我們卻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堅定地認為，國民黨統治暗無天日，不打垮國民黨，是無天理；而投奔共產黨鬧革命，則是多么正義，多么英勇！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7
樂黛云與李瑛的道路可互為參照。樂黛云提供了一個文學青年走向革命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暗示出一個問題：青年起初并不知道“革命”為何物，只是單純地賦予其反抗舊制度的正義內涵，秘密的冒險行動中充滿浪漫色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它還暗含了掙脫家庭束縛、追求個性解放和自我成長的訴求。簡言之，此時的“革命”仍是一種“五四”式的“出走”。
抗戰后期，大批淪陷區青年逃離家鄉，向外謀生。他們的路向大致有三種：大后方、延安、北平。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看，他們大多出身于1926年前后的中國鄉村，從淪陷的家鄉前往城市尋求出路，而后在流浪中目睹中國的山水和戰爭的烽火，產生強烈的家國意識。青年的流向往往與其個性氣質相關：熱衷政治的青年多去延安，有一定文化理想的青年選擇“北上”。在文化古城北平，青年可以在滿足個人發展的基礎上實現革命理想。同時，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平有深厚的學生運動傳統。1945年后，北平的民主革命氛圍更趨濃烈，北大、清華復校，大批民主青年從昆明歸來，使北平重新成為青年眼中的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北方局針對北平所在的晉察冀地區制定相應的文化宣傳政策，密令在城市中安設小規模的收報機收聽延安和各根據地，以及莫斯科的廣播，向城市輸送《晉察冀畫報》，或寄轉稿件，編輯出版小報、宣傳品，隱蔽地發行到城市廣大知識界與群眾中。8中共地下黨秉持“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采取多頭、單線的聯系方式，建立了學聯、學委、學生自治會等各級學生自治組織。加之北平城內的國民黨勢力相互掣肘，反而留有一定的政治空間。9當時北大有“小解放區”之稱，學生們敢公然在校園中唱解放區歌曲，閱讀毛澤東、艾思奇、華崗的著作和趙樹理的小說，組織讀書會、文藝社、魯迅研究會、婦女問題研究會等社團，“到北平去”成為當時青年向往的一種新生活。
1945年，時年20歲的王連平懷著“文學夢”到北平求學，他“立志將來從事創作”“夢想將來當個作家”10，從《鐘聲》習作開始，僅半年內就在沈從文主編的《益世報·文學周刊》上發表了《江上》《江的歌唱》《前夕》《伙伴》幾篇作品，成為沈從文陣營中大有前途的文學青年之一。后來在參觀張家口解放區后，王連平被華北聯大師生的“新生活”吸引，轉向民主政治運動。
從李瑛、樂黛云、王連平的經歷可以看出，“北行”與文學、革命關系密切，文學青年在北平受到“文學”和“革命”的雙重啟蒙。在李瑛20世紀40年代的詩文中，頻繁出現諸如路、橋、小鎮這類聯結性的意象。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內戰中“路”將“被迫的、茫然失措的流亡，轉化為了有目標、有方向的主動追尋”，“這種有目標、有方向的行動，扭轉了抗戰初期政治和文化中心向西遷移和撤退的趨向”，成功將個人和國家聯系為緊密的整體，使民眾在艱辛的跋涉中獲得與國家共命運的受難感。11簡言之，“路”使“曠野”中無目的的奔突具有了方向，并在現實與歷史的貫通中產生“國家共同感”。
比如，李瑛的詩歌《橋》（1946）中，“從不同方向匯集而來的；／無數的道路，／重疊在橋的古老的背上，／站在遠方，/便可以看見它，／看見那半圓的橋洞，／和那平鋪在橋面上的／鐵輪車的深轍。／而且還可以聽見；／從水面的歌唱里，/從天空，/從它自己的呼吸。”12詩中“橋”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承受著民族與國家的苦難。它像地母一般寬厚，任由行人和車馬在脊背上壓出深深的痕跡，并在導向明天的旅途中觸發新生的信心。在散文《路》中，李瑛則著重勾畫了在資本主義經濟掠奪中扮演幫兇的“路”。“這一條伸向小鎮的石徑，遂作了洋貨的支血管延展到每個人家……可悲哀呵！喜悅的是資本家，失業的是祖國愚魯的平民”13。資本主義經濟以路為血管，從城市延伸至鄉村，在攫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將貧窮、疾病、毒素播撒到鄉村。此時，“路”與“碼頭”“港口”類似，充當殖民侵略的符號，隱含了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除此之外，李瑛的《北行》《山水》《在小鎮上》《某小鎮紀事》《菜市》《一個小都市的西南角》《橋》《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中，有著大量的行旅意象，詩人站在小鎮街頭觀察往來的人群，包括從小鎮走來的軍旅、異域人、壯丁。14從豐潤小鎮走向大城北平的過程中，李瑛對底層百姓和人民產生同情，在“國家共同感”的連接下完成初步啟蒙。15
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對“內面自我”的產生有分析，他認為宗教和文學上的主觀（主體）之確立，在某種意義上與“現代國家”的確立相對應。在“現代國家”確立的同時“主體”或“內面”也確立起來，并開始了相互滲透。16也就是說，“現代國家”意識與“自我意識”相伴發生。作為“自我意識”的“內面”尤以風景的發現為標志，正是對自然山川有意識的觀察產生了風景。從起源上講，現代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有共生關系。這提供了兩點啟發：其一，戰爭年代“個體意識”與“民族主義”同構；其二，20世紀40年代文學中戰爭、流浪、風景與文學意識的生產密切相關，正是戰爭框架下的流亡經歷促生“40年代文學”中獨特的時空敘事、流浪主題、邊地書寫。在戰爭中，青年“從小鎮走向大城”，目睹中國的山川和百姓的苦難，從而生發現代自我與民族國家意識，“北行”與“革命”和“文學”就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
02
抒情詩人的浪漫革命
1945年9月，李瑛進入北大讀書，除協助同學艾治平辦《紀事報·文學》外，他還寫了一些反映民族苦難的詩歌。1946年8月，李瑛在京派小將南星主編的雜志《文藝時代》上發表《兩種“危機”》。這篇短論嚴厲批評了文學的商業化和政治化傾向，極力肯定文學的獨立價值。文章旗幟鮮明地倡導京派文學立場，可以看作李瑛向京派的“示意”；在北大復員之際，這也是對京派文人最好的歡迎。17由此可見，李瑛主動向京派文人靠近，希望在前輩的指導下走上文學道路。
在北大中文系，李瑛獲得豐厚的文學滋養。北大復員后，系主任楊振聲增設了許多西方文學課程，如馮至的德國文學、燕卜蓀的現代詩、楊振聲的現代文學和傳記文學、常風的文學理論等。沈從文則開設“創作實習”課程，給學生命題作文，并把修改后的部分稿件推薦給自己主編的報紙副刊發表。李瑛、王連平都接受了系統的文學訓練，走上專業創作的道路。如果順利發展下去，李瑛大概會成為京派文學陣營中備受關注的青年作家，而不是當代軍旅詩人。
李瑛經常在詩歌中書寫自然界的小生物或大學讀書生活，有敏銳的觀察和洞見。然而在1947年底，李瑛一改風格，寫了《死和變》一詩。這首詩作為詩人政治轉型的心曲，呈現出青年內心的矛盾和掙扎，暗示出20世紀40年代“文學”與“政治”間某種復雜微妙的色彩。
我們贊美樹巔的柳蟬，
歌唱炎熱的時代，歌唱光明，
我們贊美破繭的蠶蛹，
為了它們的生命，第二次誕生。
它們是十分心愿的，它是心愿的，
它們痛苦的一生叫我們感動，
如果你醒來，你會看見：
它反抗它的昨天像一場戰爭。
我們撫摸著自己的肉體在感覺里，
像是剛剛蘇醒，剛剛成形，
我們擁抱著的是一片藍天，
窗前的一樹扁柏，門外的一棵冬青。
不斷地分裂，不斷地遺忘，
這是一切適應的頂峰：
對于自然的匆忙，這是秩序，
對于愚蠢的人類，這是覺醒。18
這首詩與馮至的《十四行集》極為相似，它巧妙化用了歌德的“蛻變論”。馮至的《十四行集》是抗戰中個人心境的產物。他善于將小生命與大宇宙聯通，在日常事物中發現其不平凡的一面，用纏繞的辯證否定解讀生命的意義。不過，細讀之下，李瑛的《死和變》和馮至的《十四行集》也有所不同，兩者雖均以自然的更替喻人類的演變，但價值導向和情感基調有差異。馮至從日常生活解讀生命的奧秘，重點在于參悟自然哲理，通過小昆蟲短暫的一生暗示人類生命也是漫長宇宙中的一瞬，隨時應接各種奇跡和際遇。而李瑛的《死和變》則將重點放在人類進化的秩序上。自然萬物在生死中消長，人類社會則在蠶蛹般破繭成蝶的過程中覺醒、進步，“死”蘊含“變”，雖然痛苦，但卻能體會到“新生”的快樂。簡言之，馮至是從哲學意義上談論“蛻變論”，李瑛則是在進化論意義上談論“蛻變論”。191947年在課堂上講授歌德的馮至也在醞釀著某種變化，他敏銳地意識到社會正處于新舊更替的時刻，在個人與時代的關系中他愿意做磚塊砌入社會的墻壁，于是主動摒棄青年時代的個人主義，走向歌德的理想社會和“新人”構想。20李瑛很可能已經感覺到師長馮至的變化，但他的歷史負擔并不似馮至這般沉重，對他而言，轉折意味著成長和新生。
《死和變》寫于1947年底，是他向“左”轉的關鍵時期。當時，李瑛正加入北大進步學生社團“文藝社”，從事校園新文藝活動。除了舉辦各種文學講座、作品研討會，每兩周出版一期《文藝》壁報，還化名為學校進步學生社團的壁報寫過一些短詩和雜感。1948年，李瑛加入中共地下黨外圍組織“青年團”，自此“文學青年”轉型為“左翼青年”，并在風云激蕩的民主運動中成長為青年革命者。
很多年后，李瑛在回憶大學生活的文章中，談及自己的轉變：
懷著激動的心情考入北大，最初是準備好好坐下來安心讀書的，后來由于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這種想法逐漸便被打破了……反美暴行，反饑餓反內戰，要讀書要活命，反迫害要自由……使我逐漸認識到這樣的大環境是難以安穩地放下一張書桌的，必須到斗爭的激流中去。21
李瑛將道路轉向歸結為時代浪潮的席卷，這的確是促使20世紀40年代大多數青年走向政治的重要原因。但這個超越歷史時空的敘述卻無法解答李瑛在轉向中所經歷的“陣痛”，以及日后詩歌作品中呈現的二重性。
通過散佚的文章22，可以發現青年李瑛的另一面向。如在《在可驕傲的日子里》中，李瑛描繪了一幅自畫像：“穿著一雙小牛皮的大拖鞋，把頭低到一冊書的紙頁上，或者是聽一下悲多芬的曲譜，讀兩首詩，有力量的詩，看一看梵高的畫集，最后搖擺著身體跳著土風舞，要不就走到外面去，和垃圾堆上的孩子談天……幫助收割的莊稼人在一起忙……和年老的失業的小職員談生活上的瑣事……和正在架了槍放哨的二等兵打聽一下前線的情形，或者一點軍事上的新消息”23。
在這幅自畫像中，李瑛刻畫了一個城市漫游者的形象。在西方理論中，現代文明的產物——浪蕩者在游蕩中觀察往來的人群，與大量的底層人接觸，因而會有“革命”的質素和英雄品格，這種革命質素以“頹廢”為精神表征，與強調紀律的布爾什維克不同。換言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左派氣質。李瑛初入大學校園時與北平市民的接觸也顯露出一種與大學生格格不入的氣質，他對國家、社會、現實的關注令他更有底層關懷。20世紀40年代，從戰爭中走出的詩人往往表現出類似浪蕩者的革命氣質，比如王佐良評論穆旦是“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識”的“左派”。24這種“左”超越于現實政治，是個人主義式的革命品格，充滿無奈卻又不肯罷休的反抗精神。李瑛是文學青年、詩人，對世界的認知有美化和浪漫化的一面，同時也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因此，李瑛的轉型需要克服“感傷”，從文學青年轉變為文藝工作者。正如《死和變》中撫摸著新生軀殼的柳蟬，蛻變是自我的進化、覺醒。李瑛在《砂》中寫道：“我們生活在可怕的平凡里/應該歌頌散碎的沙礫/因為它在勇敢的絕望中/改變得痛苦，死得美麗”25。這明晰地顯示出李瑛對待“轉變”的態度：雖然痛苦，但卻崇高而美麗，這樣的死亡值得稱贊、歌頌。
在《前夕》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個充滿感傷的文學青年。王連平經歷過艱難的流浪生活，他很珍惜寧靜的讀書時光，但內心“地之子”的責任時常召喚著他。經過一番掙扎，他決定“我輕輕地背誦尼采的詩句，對著我的行囊，做為旅伴的書，和窗外的藍天”，去“重做農夫，種出些有用的果實”。26沈從文、朱光潛、楊振聲等京派師長向文學青年傳承京派嚴肅、自由、誠懇的文學態度，同時希望他們對戰爭現實保持關注，而不是麻木不仁。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環境使他們有共同的情感經歷，居無定所，孤獨寂寞，時代的苦悶投射在個體身上，表現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帶著樸素的英雄主義品格和對革命的浪漫想象，在經過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后才有轉化為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政治觀念的可能。也正是這種“詩人革命者”的質素，使文學青年的轉型問題特別復雜，一方面，他們的道路蘊含著轉變的可能；另一方面，這個轉變可能較為艱難，而且帶有某種不徹底性。
03
“生活，也需要打開一條生路”
從1946年底開始，在愈演愈烈的民主運動中，北大校園內外形成兩極反應。一邊是青年學生熱情昂揚地參加民主運動，一邊是師長們安之若素地繼續上課，北大師長和青年之間隱約形成某種對峙。在北大學生自治會編的《院系介紹》中，北大中文系大三學生艾治平寫道：
現在還有幾位當年寫作很多的教授，像俞平伯，廢名，楊振聲。沈從文等?？上У氖沁@當年弄新文學的健將，覺得以前太淺薄，把自己的“過去”否定了。現在說起俞平伯來，大家都恭維他的“清真詞”和舊詩講得好，廢名也以為“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莫若“紹武孔孟”，談談陶淵明了，只剩下楊沈兩教授還是記掛著新文學的，平津報紙的“星期文藝”的編者就有四個是他們，可見對于創作是相當注意的。楊教授也以為現代新文學該“維新”一下，“打開一條生路”了。他們的課程有“現代文學，傳記文學”等，還讓同學必修“歐洲文學名著選讀”。用意在矯正學中國文學而不懂西洋文學的偏向。——這應該是件重大而艱苦的工作。這樣作也該是為同學所歡迎的。可惜的是這“維新”的措施，近于點綴，令人覺得談國文系重要的還是弄老古董。倡導創作的沈教授，也似乎覺得一將創作和生活聯起來，便不免流行淺薄。課堂上津津有味的講著一篇文章的“設計”，一首小詩字句的安排等等。想到楊教授“打開一條生路”的話，會感到滑稽的。27
艾治平信誓旦旦地將青年和師長區隔，劃出新舊陣線。他否定了京派師長的文化復興計劃，認為其已是明日黃花。當下要緊處是投入政治運動的洪流，打開“生活”的生路。這里的“生活”有兩重含義：其一，文學應從生活中汲取經驗，并服務于現實斗爭；其二，北大學生應在集體生活中擺脫自由散漫的習氣，參加民主斗爭。他認為正是北大中文系的“古”氣，導致北大學生脫不掉古板的夫子氣，“就顯出散漫和個人發展的趨向”。于是，他站在中年師長的對立面，認為“新文學需要打開一條出路，生活，也需要打開一條出路。”28艾治平非常精準地觀察到北大學生“個人主義”式的生活方式，并提出“生活，也要打開一條出路”。他的觀點代表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相當一部分進步青年的態度，他們迫切地想投身革命以改造國家。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為《講話》）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知識分子若想與工農兵群眾有血肉聯系便要“深入生活”，與人民建立生活和情感的連接。《講話》發表后迅速從解放區向外傳播，并在青年學生中間流傳。1946年始，中共地下黨組織北平學生前往張家口解放區參觀。是年5月，王連平喬裝打扮，穿過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前往張家口解放區。歸來后，“文學青年”王連平消失，換之以“政治青年”宋柏。王連平回憶道：
我在北大文學院（當時改為臨大二分班）上的是中國文學系，立志將來從事創作，夢想將來當個作家。聽說我景仰的一些名作家聚集在張家口，很想見見他們。到張家口后第一個見到的是華北聯大校長成仿吾，以他和魯迅打筆仗的印象似是鋒芒畢露的，但接觸后卻是位平易近人的慈祥長者。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參觀華北聯大。我們看了何干之、吳曉邦等教授講課，看了學習小組的討論會，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學習形式。學了秧歌舞。
……我羨慕聯大的教學和學習形式，羨慕聯大活潑的風氣。29
王連平的敘述提供了國統區青年初到解放區的新鮮感受。華北聯大的教學方式新穎奇特，學習小組更是前所未見，學生們還會跳秧歌舞。王連平所提到的“新生活”是解放區開掘出的獨特的工作、生活方式，青年在充滿朝氣與活力的氛圍中調動情感狀態，通過學習討論獲得集體感和身心愉悅，并對中國社會問題有了實際的了解。這種集體化的生活方式有效裨補了青年的虛無感和“五四”個人解放以來身心分離的狀態，在人和人具體的關系中找到意義。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的，延安時期中共政策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正在于中共政治實踐與中國社會現實的有效互動，打造出更具活力的新的社會氛圍。30全新的生活方式對從北平來的青年學生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抗戰勝利后，中共中央的青年政策便以幫助建立、發展青年積極分子組織為青年工作的重點，除繼續加強與有步驟地擴大原有的核心組織外，中共中央還在學校建立和鞏固學生組織，重點發展學校學生。31
《講話》的“生活”觀念在北平左翼青年中流行，甚至是進步與否的標志。而此時的“生活”已成為攜帶特定政治觀念的現實，需要去專門熟悉。當時北平文學青年大量向左轉，北大、清華校園中壁報、合唱團、秧歌劇、朗誦詩等各種新文藝實踐層出不窮，青年投身高度組織化和集體化的文藝實踐，獲得生活實感和身心依托。
從根本上講，文學、現實與生活三者間關系密切關涉各方文化力量的政治主張。李瑛在詩論《論綠原的道路》中著重指出“生活”作為詩歌經驗的重要性：“如果把詩歌做為各人經驗的揉圓解，毫無疑問的，詩的真實的經驗是來自生活的經驗，但這并不等于它，并不止于生活的經驗，在二種經驗之間，必有一個反芻消化的過程，而最后的表現，不是原有的經驗的刻深，而是許多不同經驗相互綜合的產品，而是一張真實的合股的網絡”32。在此之前，李瑛對馮至、穆旦、鄭敏的詩歌頗為欣賞，在《讀鄭敏的詩》《讀穆旦詩集》《讀〈十四行集〉》中，李瑛從戰后北平新文藝思潮的角度挖掘其價值，欣賞這批從西南聯大歸來的詩人，認為這些詩歌表現了“赤裸的童真與高貴的熱情”，對人類生存哲性思考和對文化的深刻反思體現出濃厚的現代性氣息。33從馮至、穆旦、鄭敏的詩歌到綠原詩歌的趣味轉向，表現出李瑛詩歌觀念的轉變，以及背后所隱含的對“文學”與“現實”關系的思考。綠原所屬七月派秉持詩歌反映現實生活的觀念，“現實主義者底第一義的任務是參加戰斗，用他的文藝活動，也用他的全部行動”34。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上，七月派已形成系統、明確的目標和觀念。文學不僅要觀照戰爭現實，更重要的是以文藝作品參加現實戰斗。但李瑛認為主體在獲取生活經驗時要注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這與《講話》思想之間有一定的縫隙。
從《春的告誡》（1947年5月14日）開始，李瑛寫了大量朗誦詩，比如《歌》《展開朗誦詩》《饑餓》《謠言》《PF135機車》《暴風雨之前》《窗》。詩歌結構整飭、節奏強烈，并且有敘事性和情節性。朗誦詩有節奏的韻律喚起大眾的身體記憶與感官反應，有效地將“文藝”和“生活”結合起來，從而在民眾集體動員中重組社會政治空間。35與之相對應，李瑛在現實中投入火熱的民主運動，組織社團、秘密印發傳單，和同學一起游行示威，攀上天安門華表基座的石欄，貼上標語。36
1947年12月，李瑛寫下《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在國共決戰的最后時刻，左翼青年李瑛向青年朋友發出了倡議：
（朋友！你脫下笨重的長衫，
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
容許我輕輕的禮贊這條路，
容許我固執的說我的愛憎。
路！讓我擁抱你吧，在朋友面前，
我要以獨輪的木車，老旱船，驢子的鐵蹄，
我要以野花的蔓，莊禾的葉片，草木的須根，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
夏天有早晨的露水，冬天有雪花。
…………
從小鎮旅行到大城；
路是鄉村的觸角，都市的手臂……37
根據內容推測得知，詩歌中的“路”有雙重含義：一是李瑛“從小鎮走向大城”、攜帶個體生命經驗的道路；二是左轉后中共領導群眾的革命道路。顯然，詩人將自己個人的成長經歷隱喻性地彰示為一種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在獨輪車、老旱船、驢子的鐵蹄、野花的蔓等人民意象中，這條“路”逐漸崇高化，成為通向光明未來的康莊大道。李瑛在文學青年/知識分子與人民/民眾相通之處找到了“生活”與“理想”的連結。20世紀40年代文學青年的左轉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流浪經歷與“小鎮-大城”的情感結構起了重要作用。
結語
關于青年問題，姜濤在《公寓里的塔》中借用伊藤虎丸的觀點，提出“政治青年”和“文學青年”的說法。38兩者的差異在于“政治青年”通過參與民族國家的政治事件形塑其人格，而“文學青年”則在政治之外發現自我。在“五四”時代，文學和政治尚且可以剝離，“文學青年”通過閱讀、旁聽、投稿、組織社團參加到新文學場域中，以文學為“志業”參加社會活動。而在國共內戰時期，“文學青年”無法獨立于政治而存在，國家、民族意識緊緊地將個人與國家耦合在一起。正如李瑛、王連平、樂黛云，他們在北平接受文學滋養的同時，也自覺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通過“文學”呈現其轉折的心曲。
從李瑛、樂黛云、王連平的成長經歷看，“革命”的內涵從“五四”式出走變為浪漫頹廢的個人主義冒險行動，再變成與民主大眾連接的政治行動。李瑛、樂黛云、王連平等文學青年與京派師長的疏離，實質上是從新文學傳統向延安文藝傳統歸趨的過程，這暗示了在即將到來的新中國，誰來掌握國家文化主導權。文學青年的矛盾與掙扎，以及他們走向民主革命的方式，表明了文學者“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文學”在個體生命中的意義。“自我”和“國家”、“文學”和“政治”、新文學傳統和延安文藝傳統，這些現代文學的核心命題在他們的身上集中呈現。而有關文學“打開一條生路”，還是“生活打開一條生路”的爭論則暗示出1949年后當代中國文化格局／文化秩序的問題。
李瑛的詩歌在中國當代政治抒情詩中有獨特的價值、地位，“詩風細膩，但不纖弱……語言精巧，但不輕柔”39。他對戰士的體察和同情與他當年從文學青年轉型為左翼青年，參加民主政治運動的經歷相關。他對青年戰士充滿真摯的關切和同情，在他們身上寄托了對革命、戰斗的希冀和虔誠，因此獲得了青年士兵的喜愛。在描寫正面戰場的戰斗時又能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肩負使命和責任，因而立意高遠。李瑛詩歌的獨特風格與其北大求學經歷密切相關，青年時代在北大求學時所接受的系統的新文學教育和西方文學滋養，使他的詩歌有現代詩歌的技巧和哲思。新中國成立后，李瑛隨四野文工團南下，繼續進行文學道路的調整，使詩歌與生活的結合更深入。在討論李瑛的當代詩歌創作時應當將他早年的文學經歷和左轉歷程納入考量。作為20世紀40年代文學青年左轉的經典個案，青年李瑛除推進詩人成長史研究，還提供了思考大時代中青年走向，以及轉折年代中“文學”和“政治”關系的思考路徑，呈現了轉折時代的歷史細節和線索。李瑛生活之路的“打開”與轉向，在今天仍然值得繼續思考、研究。
?。郾疚南祰疑鐣茖W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編號：18ZDA281）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74批面上資助項目（編號：2023M743921）的階段性成果］
1 本文討論的“京派”指1945—1949年間在北平重新聚合的京派文人，也定義為“后期京派”。“后期京派”在文學理想和審美風格上延續了20世紀30年代京派的嚴肅、自由、誠懇的文學態度，但在政治立場上發生變化，他們不再遠離現實世界構筑理想的烏托邦，而是直面戰爭造成的苦難和動蕩的現實，增強文學的現實關懷。同時，他們不再采取遠離政治的立場，而是以文學的方式參與“民主建國”，試圖以“文化重造”實現“國家重造”。
2 既有研究大多關注李瑛當代軍旅詩歌創作。孫玉石（《起點的意義——關于20世紀40年代李瑛詩學追求的一些資料和思考》，《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2期）和段美喬（《論40年代的李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第4期）兩位學者率先發現李瑛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起點的意義”。后來趙天成（《李瑛的1948年——兼及1940年代的青年問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6期）又從“新中國第一代作家”的前史角度討論李瑛1948年的轉型。其間，有個別研究者提及李瑛當代軍旅詩中的“五四”文學傳統，但未展開專門研究?？梢?，學界對“40年代李瑛”的研究并不充分，他作為京派文學青年左轉的經歷并未受到關注。
3 因20世紀40年代戰火紛亂，李瑛自述很多詩稿散失。因此，《李瑛詩文總集》（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年版）中相關部分的詩文收錄不全。筆者在翻閱40年代后期平津地區報紙時發現大量李瑛的詩歌和散文。
4 錢理群：《“流亡者文學”的心理指歸——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側面》，《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5 李瑛：《北行》，《民國日報·民園》（天津）1948年2月13—20日。
6 樂黛云：《1948年，我上北大中文系》，北京大學校友會編：《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頁。
7 同上，第41—42頁。
8 《中共中央北方局關于加強敵占區宣傳工作的指示（194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 抗日戰爭時期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頁。
9 北平設立眾多軍政首腦機關，如北平行轅、北平市政府，以及中統和軍統設立的各種地下聯絡站。國民黨內各派系相互掣肘，導致內部矛盾、沖突頻發。在對待學生運動上，北平警備司令部司令陳繼成、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和北平市長何思源態度不一。
10 王連平：《尋找一片新天地》，徐康編著：《青春永在——1946—1948北平學生運動風云錄》，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11 段從學：《作為大后方文學中心意象的“路”與現代“國家共同感”的發生》，《學術月刊》2019年第7期。
12 李瑛：《橋》，《益世報·文學周刊》第22期，1947年1月4日。
13 李瑛：《路》，《文學雜志》第2卷第8期，1948年1月。
14 李瑛：《山水》，《大公報 · 星期藝文》第14期，1947年1月18日；《在小鎮上》，《民國日報 · 文藝》1948年4月5日；《某小鎮紀事》，《華北日報 · 文學》第5期，1948年1月25日；《菜市》，《新路周刊》第1卷第22期，1948年10月9日；《一個小都市的西南角》，《新路周刊》第2卷第2期，1948年11月20日；《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益世報 · 文學周刊》第69期，1947年12月6日。
15 在北大學生的發表園地《益世報 · 文學周刊》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主題和風格相似的作品。這些作品描寫戰爭中慘遭屠戮的親人和苦難的家鄉，表達反內戰的主題，文學風格上浸潤著一貫的感傷情調。
16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頁。
17 段美喬：《論40年代的李瑛》。
18 李瑛：《死和變》，《李瑛詩文總集》第1卷，第124頁。
19 當時李瑛與馮至關系親近，曾想選擇他作為自己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后因其他原因作罷。
20 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
21 李瑛：《我的大學生活》，《詩美的追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頁。
22 除前文提及的《北行》《在小鎮上》《山水》《某小鎮紀事》《菜市》外，目前筆者找到的李瑛散佚的文章還有：《家園》（《紀事報 · 文學》第2號，1946年1月23日）、《蜘蛛及其網》（《紀事報 · 文學》第12號，1946年3月27日）、《我寫作時》（《經世日報 · 文藝周刊》1947年2月2日）、《一個生皮膚病的人》（《平明日報 · 星期藝文》1948年5月2日）、《在可驕傲的日子里》（《益世報 · 文學周刊》第36期，1947年4月12日）。
23 李瑛：《在可驕傲的日子里》。
24 王佐良：《一個中國新詩人》，《文學雜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25 李瑛：《砂》，《益世報 · 文學周刊》第70期，1947年12月13日。
26 王連平：《前夕》，《益世報 · 文學周刊》第35期，1947年4月5日。
27 艾治平：《院系介紹》，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北大半月刊社編?。骸侗贝?946—48》第1期，1948年7月2日。
28 艾治平：《院系介紹》。
29 王連平：《尋找一片新天地》，徐康編著：《青春永在——1946—1948北平學生運動風云錄》，第15頁。
30 何浩：《〈講話〉的挑戰與“社會”的生成——從〈暴風驟雨〉和〈種谷記〉座談會說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6期。
31 《中央關于利用平津京滬學運成績擴大我黨活動的指示（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頁。
32 李瑛：《論綠原的道路》，《詩號角（詩論專號）》第4期，1948年11月1日。
33 李瑛：《讀鄭敏的詩》，《益世報 · 文學周刊》第33期，1947年3月22日。
34 胡風：《論戰爭期的一個戰斗的文藝形式》，《胡風評論集》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
35 康凌：《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頁。
36 李瑛：《〈李瑛詩選〉自序》，《李瑛詩文總集》第14卷，第172頁。
37 李瑛：《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
38 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4頁。
39 謝冕：《和新中國一起歌唱——建國三十年詩歌創作的簡單回顧》，《文學評論》1979年第4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