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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優秀的法律題材作品，必須是當事人、司法文化與創作者深徹互動的結果，“法院對美國文化有什么意義？”編劇雷金納斯·羅斯的一次陪審經歷，便曾催生了經典劇本《十二怒漢》（中國亦有翻拍）。
六年前，徐崢和文牧野將二十年前的陸勇案搬上熒幕，那個本子一經譜就基本就注定了會是當時華語又一巔峰，因為它填補了某種空白，但又帶有濃郁的中國特色，所以無需類比美國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和韓國的《流感》，他就是中國的《藥神》。
六年前《藥神》里的西方醫藥財閥最終得以被輿論赦免，程勇也毫無意外地鋃鐺入獄，恰如其分地體現了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三篇論文)》中做出過的闡釋：
有道義的立法者應當首先認定：最嚴重最有害而又最危險的事情，是把過去不算做犯罪的行為列入犯罪的領域。
而五年后香港電影《毒舌律師》中的財閥子女，以及六年后大陸電影《第二十條》中的地方宗族勢力卻統統“鎮壓失敗”，在劇本里成了正義力量的階下囚——但是，《第二十條》也好，《毒舌律師》也罷，亦或是夾雜著感動和憤怒的《藥神》，它們依舊在維護著同一套法系、夯實著同一種價值觀不被某些他們看不上卻又實際深深恐懼的階級群體所推翻。
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由此延伸，資產階級法權下的權力不對等和階級不同頻，恐怕才是諸多冤假錯案得以招搖過市的根本緣由，而非某一位貪污受賄的檢查官或是識案不清的法官所為。
當《第二十條》的正義主線始終被呂玲玲這么一個孤零零的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人物近乎“負隅頑抗”的支撐，劇本后期感天動地的高潮反轉（韓明的激昂講演）有多么的令人淚目，其本身的邏輯脆弱就在太多的事實面前顯得有多么令人失語。
從觀眾的角度，張藝謀將《滿江紅》里的秦檜和《第二十條》里的韓明這“兩個雷佳音”放在同一部電影里進行碰撞，對我的觀感而言倒確是一種“一枚硬幣之兩面”的呼應了。
經一年前《滿江紅》一役，秦檜的歷史形象在綿延千年至今而不死的「秦檜黨」的鏡頭下，已然完成了贖罪和美化，這是一種相當高級的翻案。
列寧在《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中有過這樣一句論斷：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當張藝謀團隊打著“虛構”這一免死金牌令一個假秦檜在高臺之上與萬千忠義漢士共頌岳將軍的《滿江紅》時，仿佛在叩詰世人：
瞧，我讓秦檜自己讀起了《滿江紅》，這下，滿意了吧？秦檜這個人，不必再被罵了吧？
于張藝謀的鏡頭里，代表著漢室王朝與中原兒女共同血氣信念的岳將軍與《滿江紅》，通通被塑造成為一個遠遠高掛的「神像」。
當通金的漢奸秦檜也有資格朗誦《滿江紅》，當看似熱血沸騰的刺秦小分隊其最高目標僅僅是要秦檜高聲吟誦《滿江紅》而已，這首偉大的家國雄詞也便成了一尊可望不可及的神像——需要它即想要用它來鎮壓質疑「秦檜黨」對漢室忠心的聲音時，吟唱它幾聲便可安撫反秦檜者。
從此，大宋無需厲兵秣馬，無需北伐光復，無需銘刻仇恨，無需革命斗爭。只要有任何聲浪再起，假模假樣、悠哉悠哉地念一曲《滿江紅》即可。
恩格斯在《給伯恩斯坦的信》中曾有過指明：
矛盾絕不能長期掩飾起來，它們是以斗爭來解決的。
靠朗誦《滿江紅》就可以打跑金兵、收復漢土、恢復主權嗎？九泉之下冤死的岳飛若見如此藝術演繹，或許都要一聲嘆息。
這是秦檜的勝利，這是《滿江紅》的恥辱。
《第二十條》中的韓明同理。
作為一個樂于且善于阿諛奉承的地方基層官僚，不論是“鼓勵”見義勇為的公交車司機放棄追求公道，還是勸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兒子在校園權貴面前低頭——韓明始終不是如后期劇本安排那般正能量爆表的法政義士。
一如他和他的官僚上司們所言：
講政治。
不如翻譯成兩個字：
維穩。
勸降公交車司機是這樣，做自己兒子的工作同樣是這樣，在工作會議上需要自己輸出意見時卻臨陣脫逃、謊稱“陳姐找我”……更是這樣。
只不過，如《滿江紅》里秦檜矯揉造作的背詩橋段，聽證會上一出怒目生津的吶喊，韓明的角色就此逆轉，瞬間成為了《第二十條》的首席正派。
歪一嘴：這或許也是他注定不可能與呂玲玲這樣剛正不阿的硬女子走到最后的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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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里，勞資矛盾中資方與工方的勢力不對等，校園沖突中權貴家庭與平民家庭的地位不對等，基層糾紛中宗族大家與普通鄉民的力量不對等，于一系列“程序至上”、資產階級訟棍橫行的共同助力下，最終催生了數不勝數的冤判錯案——然而，在所謂“法律”的框架下，它們一度都是合理的。
弱勢者一沒有足夠的財富精力與之消耗，二沒有專業的知識指導予以對抗。
如列寧在《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所言：
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說得實在恰如其分：
工人有足夠的體驗，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對他來說是資產者給他準備的鞭子，因此，不是萬不得已工人是不會訴諸法律的。
去年2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其中鄭重提及：
引導廣大法學院校師生和法學理論工作者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堅決反對和抵制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等錯誤觀點。
去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又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立法法”的決定。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抵制資產階級借法律而穢土重生的努力，當然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毛主席生前就一直在捍衛新中國的性質與底色，只不過后世的歷史變遷才導致了最近十年不得不重新改革，即“對改革進行改革”。
1958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曾重提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并由此回顧革命時代的官兵平等所創造的高水平自覺努力。
次年11月，主席嚴正強調：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
資產階級的法權必須破壞，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跟群眾接近，不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是靠工作能力來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方面必須破除，堅決要破，經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此后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主席又多次表達很反感許多書籍中對于“物質刺激”“價值置換”的一貫推崇，還表示在生產關系三要素中間要搞好“人與人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主席再次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特別是干群關系上的政治不平等。
1963年11月接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時，主席也有過一段精辟的揭露：
對付貪污浪費分子，單是用行政的辦法、法律的辦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檢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門，同黨的工作，同群眾的工作要配合起來……鋪張浪費、貪污分子，他們就是怕群眾，叫做上下夾攻，他們就無路可走了。
就社會實際、特別是生產資料與權力的分配層面，資產階級法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是處于絕對的對立面，二者不可能有任何調和、共存、妥協的余地，毛主席逝世后的歷史變局也證明了這一點。
幾年后的九大一次會議上，主席再次按耐不住、公然發難：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
相當一個多數干部，跟x路線走，搞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不講究無產階級政治；蘇聯之所以不提出這個問題，因為蘇東都沒有搞過民主改革系列的領導權建設，沒有這樣的政治可供破壞和毀損，這個問題意識和眼光就不存在。
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在這一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赫魯曉夫除了物質刺激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也不想其他的辦法。
僅僅十年之后，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八十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
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
1984年5月，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宣布將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廠長取得如下權力：廠長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廠長任免或聘任中層干部；廠長提出工資和獎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業享有勞動招工權，有權決定用工形式；廠長可以制定企業的重要規章制度，可以獎懲職工，包括“晉級獎勵和開除處分”等。
1986年9月，先后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等法規，明確：
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廠長是企業法人的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隨后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有77.6%。
通過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使企業財產所有權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權；廠長獨攬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獲得了可以開除工人的無上權力，在工廠中形成了“對工人的專制”。
按照毛主席的話說：
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資本的力量一旦在企業中取得優勢，就必然按照獲取最大剩余價值、最快增殖的邏輯發展，管理層盜竊國有資產、私開小工廠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
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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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幾乎完全應證了主席在1955年5月的擔憂：
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
所謂“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信哉斯言。
秘書員王力同志有過回憶：
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
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
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么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么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什么辦法都用了，最后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
方壯猷先生也有過一段頗概括而精辟的說明：
在這個時代的門閥的力量，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現他們的優勢。
就經濟方面觀之，他們不但領有廣大的土地，而且庇蔭著多數的部曲，隨身、典計、佃客、衣食客之類，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對國家既不納稅，亦不當差。
就社會方面言，他們從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統優越的傳說，自高自夸，與一般平民隔絕，既不肯與庶姓通婚，亦不肯與寒族交際應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們憑藉祖先的余蔭，不但壟斷官吏選舉之權，凡州郡掌管選舉詮敘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類，都非由他們中擇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級長官亦由他們包攬獨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參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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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特蘭在《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序言中間，對于蘇共二十大及其后的經濟主義闡釋，曾給出十分有力的分析：
經濟主義作為一種解讀和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式，強調生產力發展不足是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必要條件決定一切，勸說人們等待未來生產力充分發展之后，各種問題自然解決，目前不要有急躁情緒。
此種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特權階層掩蓋或者不想要改變現實服務的。
蘇共接受赫魯曉夫的虛假解釋，并把蘇聯黨內政治上的各種消極現象，都記在斯大林個人賬戶下給予批判，其實也是為了掩蓋社會矛盾并且不愿意正視和解決，這樣，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就成為不分析的了，而是純粹辯護性的。
為了應付民眾的不滿和日益增長的經濟動力不足，蘇東國家的當權派，都傾向于各種“經濟改革”，以強化和擴展特權，以加強社會分化的方式進行刺激，以一種給社會矛盾添油的方式設計轉化路徑。即便是所謂的改革有一點暫時的成果，但終究會歸于無效。
讀罷，列位看官也就應明晰為什么諸如免費醫療、免費住房、遺產稅、房產稅、官民同醫同糧、按時退休等，在中國如此難產（電影《第二十條》最主線的案件中的王永強，為什么會向村霸的兒子劉文經借高利貸？不就是為了給孩子看病，困于高昂的醫療費用……）
再看今天互聯網上為何頻頻有人在攛掇“罪犯子女考公不受限”、“廢除死刑”、“廢除黃賭毒禁令”，同樣不難理解。
至于每年兩會期間那些奇葩離譜的提案、且大多之所以看起來離譜而一查發現都是因為提案者本身就是資本代言人的現象，就更加不必奇怪和疑惑。
根據胡潤研究院的最新統計，2023年中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中有81位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有50人是留任者），包括41位人大代表和40位政協委員。
應記得《共產黨宣言》里有指：
你們(指資產階級)的法律，不過是被奉為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是這種意志的內容是有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的諸多工人大學，在當時不僅是一種群體福利，也不僅是為了讓工人們有更高的所謂“文化水平和技術技能”（盡管學技術學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課程內容），而是為了讓階級斗爭的思想通過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階級的內心，使得工人階級之于國家「領導地位」不受到動搖，這才是工大最靈魂的主課。
毛主席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前提則是工人階級必須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湯寡水的“學術培訓”。
反之，如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任務”，那么工人階級就不需要懂政治、學政治、掌政治，而淪為一批批為生產力服務的機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去階級化”。
去政治化、去階級化，就是要求工人階級離政治越遠越好，要求工人們只需要勤勞、聽話、精通技術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資那就更好了。
1975年時，82歲高齡的毛主席仍有思維敏捷的批判：
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學技術是滲透到生產力各個要素之中的，是通過提高各個要素的質量來發揮作用的，并不是與生產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獨立要素，并不能獨立存在，所以不能與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也是在那一年，主席憂心忡忡地指出：
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而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 貨幣交換， 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讓群眾參與政治、成為國家機器的政治主體，而不是淪為生產力的奴隸、國家車輪滾滾前進的犧牲品，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還要「保衛社會主義政治」的緣由所在。
也就是階級斗爭學說亙古不變、常溫常新的理論根基。
明白了這些，才能明白主席為什么會在73歲的年紀還要發動“第二次建國”。
他正是要通過那樣一場深刻的精神改造，讓這個黨極為透徹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中國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課題。
將五千年來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臺的底層人民、普羅大眾發動起來，深度嵌入進國家的各項管理與制度性監督監察，這其實也是從另一個側面在穩固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地位，并從實際與規模雙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謂議會制的、被資本財閥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種意義上，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從來就不會動搖黨執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穩定黨的政治底色，進而凝聚億萬民眾對黨執政地位的擁護。
法權問題不解決，所有制問題也得不到根本解決。表面上是國有，實際上是官僚所有，而不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最終，官僚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掘墓人，這是為其經濟關系所決定。
所以毛主席會認為：
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即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 所言：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
4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著名的、流傳至今的革命口號：
砸爛公檢法！
后世以降，這句口號逐步演變成為卷土重來的右翼勢力用以潑污文革、特別是借其字面意思而簡單粗暴解讀的抓手，這其實是歷史虛無主義之典型。
“砸爛公檢法”這個提法是由1967年8月7日當時的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講話中提到的：
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
此講話內容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同志的支持肯定，隨后也掀起了“砸爛公檢法”的運動——其時距離革命運動全面發動已過去了近一年的時間，之所以會這樣，緣由就是1967年7月20日發生的武漢720事件。
1967年7月，毛主席、周恩來等人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保皇派與造飯派的日益嚴重沖突和武斗、軍隊支左問題和軍隊鎮壓造反派等問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支持的主要由武漢軍區部分軍人和部分武漢群眾組成保皇派組織“百萬雄師”以及部分公檢法人員，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包圍和沖擊中央代表團駐地武漢東湖賓館，綁架和毆打當時的代表團成員王力，質問和羞辱作為副總理和公安部長的代表團長謝富治，在全市武裝示威，批判中央的文革路線與政策，甚至傳言要抓“那個來游泳的”(指毛主席)和周恩來，“讓周恩來出不了機場”。
當時鑒于形勢緊張，在周恩來等人的反復勸說下，當晚凌晨時分毛主席秘密乘飛機離開武漢。
武漢720事件當時在國內國外都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當時不少外國電臺說“王力已被殺害，毛澤東、周恩來已被叛軍扣押，中國已大亂”等謠文。
主席安全離開武漢后，立刻打電話要求陳再道和“百萬雄師”釋放王力。
隨后，在主席和周恩來的追逼下，武漢軍區8199部隊和空軍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萬雄師”和獨立師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線，經過了50多個小時晝夜奮戰，終于解救了已被打斷了腳的中央代表團成員王力。
由于當時武漢被“百萬雄師”控制，由于怕被攔截，周恩來指示通過“化妝”冒充“百萬雄師”人員于22日凌晨抵達機場，隨后周恩來立即召集武漢軍區、空軍和8199部隊的負責人開會，研究穩定武漢局勢和其它重大問題。
會上，針對“百萬雄師”和武漢軍隊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過激行動——包括瘋傳的對造反派實行大屠殺陰謀，周恩來親自決定馬上派空軍進駐武漢各高校和武鋼廠，保護造反派。
安排好工作后，22日下午兩點，周恩來和謝富治王力等人乘不同的飛機返回北京。
之后，中央將武漢720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720事件的高潮，由于參與此事的主要人員里有很多公檢法人員，而公檢法人員竟參與了這場針對公安部長的事件，隨后就有前文提到的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在8月7日的一個講話中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正式提出要“砸爛公檢法！”
“砸爛公檢法”，其內涵顯然非其字面意思的簡單粗暴，而是一種徹底、不妥協的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殊死維護。
1968年3月14日，周恩來在面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時也說：
砸爛過去那個舊的公檢法那種反動陰謀破壞活動，把它徹底改造。
也就是毛主席一再訴說的：
我們已相當地破壞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但還不徹底，要繼續搞。這是一個為誰服務問題，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而不是為了少數人的幸福。
共產黨員多數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提不起來。所以需要找尋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趕到群眾中去，不能有近水樓臺。要改掉官氣，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氣。
翻案不得人心！杜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覺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
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能不能鞏固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斗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這種較量從奪取政權開始就存在。
5
《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這樣一段話：
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于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東西。
關于資產階級訟棍，近年來就有一個典型案例：2020年的王振華猥褻案。
在猥褻兒童事件未曝光之前，這個“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王振華，還兼有以下幾個身份：全國勞動模范、江蘇省優秀民營企業家、中華慈善突出貢獻人物、江蘇省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
妥妥的光鮮上流人物。
你一個9歲女童，拿什么和他斗？不過是黃老爺隨時不開心就能大罵一句“該死的東西”而拔刀弒之的螻蟻。
特別“有意思”的是，王振華的新城控股的公益項目“七色光計劃”，大多就是針對兒童——從猥褻案件的來源反推、從案件中浮現的職業幼女老媽子（就是人販老鴇）來分析，我不知道王振華的公益事業，是不是一種另類的“中國版蘿莉航班”……
王振華主推的“七色光計劃”中，宣稱聯手中國綠化基金會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分別推出了“新綠行動”和“幸福公益集市”。但是2020年7月10日，中國綠化基金會表示沒有和王老板的新城控股合作。
不完全統計，王振華其曾于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9年分別登上《中國慈善排行榜》、《福布斯》中國慈善榜和界面《中國慈善企業家榜》，這四年他公開宣稱累計捐款5289萬。
慈善，資本家最高效長久的粉飾面紗。
還得是恩格斯說得好哇：
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其實你們還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應得的百分之一），好像這就對無產者有了什么好處似的。
早在2005年，王振華就拉攏過一幫南方系媒體如《南風窗》，大肆報道他在常州市扶持弱勢群體認捐1000萬；直到兩年前，他的新城控股甚至還獲得了《人民日報》旗下《國際金融報》頒發的“2018年度社會責任貢獻獎”。
除了慈善，環保同樣是資本家在21世紀著力打造的穩賺不賠的形象工程。
相比于后來者的某財閥的“螞蟻森林”，王振華曾推出的“新綠行動”——聲稱“七色光計劃”聯手中國綠化基金會“百萬森林計劃”共同創立的環境保護項目，號稱累計為阿拉善騰格里沙漠捐出了2.35萬棵樹——看來是走在了資本隊伍的前列。
至于這油頭粉面的背后是什么？
2020年6月，王振華的御用辯護律師陳有西，振振有詞地對著公眾辯白：
她的處女膜不是我們王總弄破的，誰知道她啥時候破的……我們王總嫖娼，從不找16歲以下少女！這是底線！
………讓人啞然失語。
當階級被分層，人與人可能真的不是活在同一個世界里。
1917年8月，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說得十分明白：
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斗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
跋
打官司為什么要請律師，難道法官分不清對錯嗎？
如果諸如“辯論技巧”、“鉆空子”、“找漏洞”等等都已然成為了法庭之上必不可少的“行業技能”“律政能力”，且這些“能力”都是明碼標價的、都是需要付出金錢的，那么所謂判罰和裁決或許從一開始就與公平、正義、道德等電影《毒舌律師》中的“Common sense”或電影《第二十條》中的“天理人情”毫無關系。
文章最后，我還是想用恩導師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中的調研闡述作為收尾：
如果一個人傷害了另一個人的身體，而且這種傷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這叫做殺人；如果殺人者事先知道這種傷害會送人的命，那末我們就把他的行動叫做謀殺。
但是，如果社會把成百的無產者置于這樣一種境地，即注定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過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死一樣的橫死；如果社會剝奪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條件，把他們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會利用法律的鐵腕強制他們處在這種條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來臨為止；如果社會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這成千的人一定會成為這些條件的犧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這些條件，那末，這也是一種謀殺。
和個人所進行的謀殺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陰險的謀殺，沒有人能夠防御它，它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為謀殺者是所有的人，同時又誰也不是，因為看起來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為這與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職。但這仍然是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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