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劉德華是資深“天王”，紅了四十年了，他主演的電影，我看過不少。
總的印象是，“天王”不是那種天生的明星，比如姜文，一到了鏡頭前就如魚得水。“天王”不是魚，而是兔子，所以到了水里會感到不自在，但他的過人之處在于，做為兔子，不僅學會了游泳，并且成了游泳冠軍，超過了很多很多的魚，這就了不起！
從表演的角度來說，《紅毯先生》是劉德華最好的一部電影，至少是最好的電影之一，所以票房不理想，討論也不熱烈，還是挺讓人遺憾的。
“紅毯”陷入窘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實際上是一部“白左”電影，試圖探討不同身份的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但中國社會的民間情緒（尤其是網絡情緒），主流卻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黑暗森林法則，這從《三體》中，羅輯、維德都遠比圣母程心受歡迎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也就解釋了，“紅毯”中最令觀眾爆笑的橋段，是借拍戲的名義暴打投資人，在馮小剛最早的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中，也有類似的橋段。
02
關于白左，網上嘲諷的言論不少，但究竟什么是白左呢？
在我看來，“白左”的首要特征，就是自我懷疑、自我批判、接受“他者”的存在，令每個人都能夠相互承認、平等相處。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逐漸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主導地位。歐洲人自封“白人”，把非西方人稱為“有色人種”，他們販賣黑奴、滅絕印第安人、向中國輸出鴉片……等等，犯下的罪惡，可謂罄竹難書，所以，今天西方能夠出現“白左”思潮，不妨可以被視為一種進步。
但問題在于，“白人”（尤其是“老白男”）所以能夠不平等地對待“他者”，是由其背后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的。白左不去觸動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僅僅去改變“話語”，并且隱秘地希望，通過改變“話語”，讓弱勢的“他者”心悅誠服地認同、接受自己的強勢地位，這無疑是一種虛偽。
《紅毯先生》中，劉德華飾演的大明星劉偉馳，身上就頗有“白左”色彩，他自認有愛心、有責任感，卻無法意識到，自己在本質上是一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比如，他在香港，住在半山豪宅之中，離婚的妻子伐倒了一個棵樹，令他悶悶不樂，覺得破壞了環境，但是，做為當紅大明星，劉偉弛每次出行，都至少四輛大排量汽車，他卻視為理所當然。
劉偉弛與導演林浩（寧浩 飾）合作，拍一部農村題材的影，這不是因為他關心農村，想表現農民生活，而是因為他認為，“大棉襖”（即國際電影界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在國際電影節獲獎。
實際上，劉偉弛根本不了解中國農村，更談不上熱愛了，他甚至連一個農村朋友都沒有，拍戲找不到感覺，要去“體驗生活”，也無非是一身名牌，開著豪車，到農村去轉一轉。
遇到和他人的糾紛，劉偉弛的處理方式是“用錢砸”。
在車庫剮蹭了別人的車，不道歉，把一大疊鈔票從車窗里塞進去；在拍從馬上摔下那場戲時，不用道具馬，而用真馬，不用替身，自己親自上——“因為萊昂納多就是從馬上摔下來，獲得評委好感拿獎的”——結果馬在奔跑中跌倒了。
馬跌倒的視頻上網后，引起網民不滿，認為虐待動物，但劉偉弛死活不肯說“對不起”三個字，而是宣布捐200萬元給動物保護協會。
骨子里，劉偉弛還是瞧不起“他者”——你們不就是愛錢嗎？我用錢砸死你，這下總該滿意了吧？
面對輿論的抨擊，劉偉弛還非常委屈——我敬業，不用替身，為什么大家不理解？難道真相不重要嗎？
但劉偉弛不明白，導演林浩也不明白，我們現在處于一個精英和平民高度對立，壁壘分明的社會。精英壟斷了過多的社會資源，永遠都是人生贏家，平民則看不到希望，這種對立，絕不是用所謂溝通、交流就能夠化解的。
這里，之所以采用精英和平民對立的概念，而不是用“階級對立”的概念，是因為現在和十九世紀機器大工業時代不同，一些文化、管理、法律等等方方面面的精英，如劉偉弛那樣，雖然沒有像工業資本家那樣有自己的工廠，但同樣參與了剩余價值的分配，他們和傳統的資產階級共同組成了精英集團，高踞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屬于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1%VS99%”中的“1%”。
03
《紅毯先生》雖然對“白左”文化有所諷刺，但由于是從劉偉弛的視角展開故事的，所以，對“白左”更多的是一種同情。
影片中，劉偉弛公關失敗，電影也半途而廢，他意興闌珊地回到香港，開始玩平衡車，暗喻真相不重要，平衡才是出路。
但是，平衡就能解決精英的困境嗎？
顯然不能。
“白左”政治，由于沒有觸及到生產資料所有制這樣一個決定性的大是大非，所以注定是泡沫，精英和平民的對立，只會越來越嚴重。
至于出路，則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明的了，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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