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心培養

十一、又一種“管鮑”之交

　　春秋時的管鮑之交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如果說陳永貴和張懷英也可以算做一種管鮑間的交往，那也是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的。

　　最初是張懷英成就了陳永貴的事業。張懷英發現陳永貴之初并沒有把他視為政壇要員，更不可能想到他會攀上中央的頂層，當時只是感到大寨的發展需要陳永貴這樣的人。所以在陳永貴入黨的關鍵時刻他力挽狂瀾，做了陳永貴的有力靠山。然而在大寨發展的整個歷程上，張懷英逐步看到陳永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才盡力扶持，使陳永貴有了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隨著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影響，天南地北的紅衛兵在大串連中徒步來到昔陽，來到大寨進行訪問。那時昔陽縣的接待能力遠遠趕不上形勢的需要，而紅衛兵的蜂擁而至不僅干涉了政府的日常工作，也干涉了大寨的日常秩序。此時大寨的新一代也嶄露頭角，郭鳳蓮從校門里走向大寨，已經是大寨大隊的團支部書記、民兵指導員和鐵姑娘隊隊長。陳永貴，賈承讓，梁便良，宋立英和郭鳳蓮除了正常的下地干活之外，還得抽出時間接待紅衛兵小將，給大寨增加了許多負擔，而張懷英在文水縣卻處于被批斗的狀態，人身失去自由，他雖然不能和大寨聯系，但心里一直關注著大寨和昔陽的命運。關注只能是關注，畢竟他沒有了人身自由，跟隨他的一大批昔陽干部也因為昔陽問題不得安然。

　　1964年晉中地區發生“十月事件”后，張懷英和昔陽縣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要想重新出現在昔陽的政治舞臺上，如果沒有一個有影響、有威望、有能力的人來掛帥，昔陽的乾坤是不好扭轉的。這一個“大帥”的擔子就歷史地落在了陳永貴頭上。

　　陳永貴被推舉為昔陽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后，他自然就想到了張懷英。再說張懷英和他的一班人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東躲西藏，有辦公室不能去，有家不能回，捉住就沒有好處，也有的已經被紅衛兵關了禁閉，沒有了人身自由。

　　張懷英在文水被斗得死去活來，后被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搶到太原才保住了一命。

　　陳永貴是農民出身，他要在昔陽創業就得有一批得力的人來輔佐。無可選擇，這批人就是張懷英、王貴科、趙滿倉、田根棟、王富元、翟治讓、張永順、李韓鎖、王拉文等，這批人有在縣級崗位上從政的豐富經驗，又對昔陽內部的情況了如指掌，無論對人對事的把握，還是對昔陽整體工作的部署，陳永貴只有靠這批人才能打開局面，沒有這批人的支持，陳永貴的工作是很難順利展開的。反過來說，這批人無論從被搞成了“以張懷英為首的反黨集團”，還是在“文革”開始時被打成走資派和昔陽文藝黑線，不僅受壓很深，而且對立面也不少，沒有陳永貴這樣一個聲望很高的人來掌控局面，在昔陽東山再起也是很難的。

　　一種新形式的管鮑之交就這么形成了。

　　張懷英在太原休養不幾天就帶病被接回了昔陽。那一天晚上，陳永貴親自到招待所看望張懷英，跟他講起了昔陽的情況。過去是張懷英向陳永貴講昔陽，現在是陳永貴向張懷英講昔陽。陳永貴要征求張懷英的意見，看這鑼鼓該怎么敲，戲該怎么唱。張懷英的思路很清晰，說：過去你站在一個大寨的位置上，現在是要把昔陽變成多個大寨，學大寨就是昔陽的主線。他接著說，昔陽學大寨就要組織學大寨的隊伍。按照中央精神先要把人武部的人結合進來，組成領導班子。對造反派組織，凡能聯合的都要聯合進來。陳永貴就按這個思路組成了他的班子，即有人武部參加的昔陽縣革命委員會，還在這個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決定：要在三至五年內建成大寨式的縣。

　　就在陳永貴走上昔陽領導舞臺的時候，不僅有張懷英作為他的高參，也還得到來自中央上層領導人的支持。當陳永貴還沒走上昔陽政治舞臺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就送給他一個紅衛兵袖章，叫他回昔陽掌權，當陳永貴正式走上昔陽的最高指揮臺以后，也曾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關注，并且給予他熱切的期望（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后面再詳談）。

　　接著在這一年冬，面臨全國農村的干部都被打倒的局面，陳永貴總覺得不對頭，農村的干部怎么也不能成了走資派吧？他心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心想這事怎么也不對頭。他想自己既然走上了昔陽縣的領導崗位，農村干部抬不起頭，還被當作走資派看待，這昔陽的工作怎么往下搞？

　　這時候，陳永貴又想到了張懷英。

　　陳永貴上臺，事實上和張懷英已經形成了一個戰壕里的親密戰友，誰也跑不了，誰也離不開，每當遇到事務危急的關頭，總忘不了聽一聽張懷英的意見，要么請他給出謀劃策。陳永貴上臺初期提出“農村不準奪權”的口號正是這樣。

　　陳永貴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歷來都很敏感。他認為黨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是符合廣大干部群眾要求的。他把那些撇開勞動鬧革命的紅衛兵看作是違犯了中央指示的人，于是便給縣、社干部講：“凡是在農村煽風點火搞串聯，揪斗干部，防礙生產的紅衛兵，一律趕出昔陽。”同時還指出：“基層干部不經縣里批準，不準隨便打倒，隨便揪斗。”陳永貴這么一說，公社、大隊的干部也都硬了起來。有些紅衛兵不吃陳永貴這一套，說陳永貴不許造反，是違背了文化大革命的總精神，硬著頭皮在農村到處亂竄。張懷英得知這個情況后對他說：你先下去看一些地方，再決定怎么辦。陳永貴聽了后，第一站就先到全縣問題最復雜的王寨公社。

　　一天，陳永貴坐吉普車要到王寨公社，路過冶頭公社時，發現從太原來的幾個紅衛兵在冶頭公社搞串聯，陳永貴就叫人讓他們回學校，復課鬧革命。這些紅衛兵不聽，就又跑到王寨公社。陳永貴又到王寨公社，讓人把他們抓起來，送回太原去。到了方臺大隊，又遇到幾個紅衛兵正在那里揪斗方臺大隊黨支部書記丁萬福。他們聽說陳永貴來了，不顧一切起來就跑，陳永貴派人去追，其中還有公安干警，幾個紅衛兵逃跑中喊到：“我們到北京告你去！”顯示出一種驢倒架不倒的威風。

　　陳永貴處理完事情正要走，還沒等出村，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不讓走，邊哭邊說：“老陳，我知道你能見到毛主席。你給毛主席反映反映，農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資，靠工分吃飯，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有了什么罪了？這些天每天被紅衛兵揪斗，連家里的大人、小孩也不饒。像這樣下去，誰還想當干部？”陳永貴聽后不得不住下來，說那我就不走啦，決定和村里的貧下中農開座談會。干部們也倒出了自己的苦處，你一言我一語地總結自己是站著吃飯立著尿，黑夜睡不上安穩覺，老婆埋怨孩子鬧，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石家莊市原運輸管理處處長張彥蘭回意說：“１９６６年初冬，全國因文革而亂，許多學校停課、學生給老師貼大字報，甚至批斗老師，我所在的昔陽縣王寨中學也不例外。一天陳永貴來王寨公社檢查工作，學校老師向他匯報了學校的情況后，讓把學生集合起來。陳永貴來到我們學生面前，我們排隊高聲唱著“學習大寨趕大寨，大寨紅花遍地開…….”的歌曲來歡迎陳永貴，陳永貴招手示意我們停下來，他說：“學習大寨趕大寨，大寨紅花遍地開。我問同學們：大寨紅花遍地開了沒有啊？”，同學們齊聲回答：“開啦”，這時陳永貴說：“沒有！同學們，大寨紅花還沒有遍地開哩！聽說你們都不上課了，還給老師貼大字報，這樣不好呀！你們要好好學習，聽老師的話，有了好成績，有了知識，大寨的紅花才能遍地開哩！”聽了陳永貴的講話后，同學們都回去上課了，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王寨中學及昔陽全縣所有的中學，再也沒有出現停課和批斗老師的事。”

　　陳永貴把所了解的情況和張懷英進行了長談，一致認為：學生上課的事好辦，但不采取一個特殊措施是穩不住農村局勢的。張懷英說：“應該利用你的優勢采取對策。”張懷英一語點破了陳永貴，促使陳永貴下決心向中央反映這一問題！他和一位跟他關系相好的《解放軍報》記者取得聯系，談了自己的想法，要他代替自己向黨中央、毛主席寫一封信。這位記者聽了陳永貴的想法，內心里很敬佩，但確實也有點膽怯，更為陳永貴擔憂。經過幾天的思考，他答應了陳永貴的要求，決定按照陳永貴的意見，為他代寫這封信。這封信長達一萬多字，內容概括起來有五條：

　　一，農村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對準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伸向各省、地、縣的一小撮黑爪牙；

　　二，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使他們既領導運動，又組織生產，絕對不能把矛頭對準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對準自己人；

　　三，己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由縣、社兩級直接領導，革命的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大隊，生產隊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掌握方向，幫助下面解決問題；

　　四，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依靠貧下中農，組織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農村文化革命大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五，在農村文化革命中要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斗私批修”為綱，加強對大隊、生產隊干部的思想教育；

　　陳永貴還在信中說到：”我對農村干部有切身的體會。當干部不會不犯錯誤，要分析是什么性質的錯誤，不能凡是有點錯誤的干部都要打倒。”

　　這封信寫好后，由這位記者直接送到中央。

　　信發出后，陳永貴一直抱著不安的心情在等待著。他心想，這封信中央會怎樣看待呢？會不會闖下亂子？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結果。到了1967年10月份，陳永貴到北京辦事，住在京西賓館，見到一些過去熟悉的解放軍老干部。這些干部見了他都熱情地握手，打招呼。分手后，他又聽見這些人在背后竊竊私語，好像在說陳永貴這個人膽大，什么話都敢說。這一下倒使陳永貴產生了疑心，他懷疑是不是給闖下亂子了？

　　事情沒有辦完，陳永貴就從北京坐火車直接到了太原找張懷英。當時張懷英已經是山西省委的核心小組辦公室主任。陳永貴在賓館住下后，就給張懷英打電話說：“老張，我剛從北京回來，住在賓館，你來一下，有事給你說。”張懷英說：“好，你等我一下，馬上就去。”

　　張懷英到了賓館陳永貴房間，陳永貴把他在北京的感受一說，問：“你看我是不是撞亂子了？”張懷英當時還沒有得到這方面的消息，但對此心里很踏實，說：“不會。即使中央不采納，也不會怪你，因為你是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你是勞模，錯了也是認識問題，中央不會說你反對文化大革命。”

　　陳永貴聽了張懷英的話，才放下心來。在張懷英派車送他回昔陽的時候，陳永貴對張懷英說：“你給咱打聽著點啊！”

　　陳永貴回到大寨三天以后，張懷英就收到了1967年11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陳永貴同志談農村文化大革命文件的批件。批件寫道：

　　“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包括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省軍區：

　　陳永貴同志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談話，具體地揭露了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形左實右的反動路線在山西晉中地區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的五條意見也是正確的，供同類情況的地方參考。此件可以發到生產大隊。”

　　張懷英一接到這個文件，就給陳永貴打電話。陳永貴拿起話筒聽出是張懷英的聲音，就問：“老張，有什么事啊？”張懷英說：“中央批轉了你的信。中央同意你的意見。”陳永貴聽了，那口氣就不一般了：“批了？”張懷英說：“批了！”陳永貴又急切地問：“是怎批哩？你給我說說。”

　　張懷英一字一句地向陳永貴念了中央的批語，陳永貴聽了后口氣就更不一樣了，說：“這下我算放心了。”張懷英告訴他，省里正在翻印，很快要發到各生產大隊。我先派人給你送去一份。”

　　1967年11月7日，中央以中發（67）339號文件的形式批轉了陳永貴的來信，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這封信一發到生產大隊，許多地方被整得焦頭爛額的農村干部如魚得水，可救了大駕。

　　農村干部解放了，再也不用戴高帽坐噴氣式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全國各地城鄉寫給陳永貴的感謝信紛至沓來，陳永貴的聲譽又大大地提升了一步，也就出現了這封信“除陳永貴誰也不敢寫，除毛主席誰也不敢批”的贊美之聲，可以想像到它在當時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影響有多么大。

　　這個文件在全國傳達以后，農村的情況起了巨大變化，原來沒法干的農村干部抖起了膽子干開了工作，躺倒的也站了起來，覺得腰桿子硬了。《山西日報》記者楊文靜向張懷英反映了一個情況，說洪洞縣城關公社一個大隊辦公室過去沒人去，院里的樹葉積了一尺厚也沒人掃。這個文件下達后，他第二次去采訪時，辦公室打掃得干干凈凈，院里的樹葉也全部清理，干部們都在辦公室辦起公來了。”不過，話又說回來，若干年后，陳永貴下臺了，這位《解放軍報》記者也受到了牽連，這是后話。

　　陳永貴的舉動穩定了農村一度時期的混亂局面。這就是張懷英選擇了陳永貴，同樣也是陳永貴選擇了張懷英。革命友誼也好，個人感情也罷，他們之間能風雨同舟，心心相印，都是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促成的，這個目標為大寨縣的建成，為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和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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