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心培養
八、省委領導發現了大寨
從1958年上半年開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為那一時期的三面紅旗,使中國走向了一段不平凡的歷程,也經歷了全民大辦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活動,為了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全民大煉鋼鐵,追求畝產萬斤糧,使全國普遍出現了平調風、浮夸風、命令風、瞎指揮風等五種不正之風,影響了全國的工農業生產,連大寨這么一個先進典型也未能幸免。人民公社成立之初,為了顯示一大二公,公社要平調各大隊的豬,這件事被陳永貴狠狠地頂住了。可是,到全民大辦鋼鐵的時候,陳永貴實在是頂不住了。因為每個地方都要放衛星,大寨也不能不放,就是說要調上大寨的勞動力去搞鋼鐵。人走了,村里的地還管不管?糧食還收不收?陳永貴也拿不準了。不去吧,這是上級的命令,他是勞模,不能不帶頭呀。去吧,地里的莊稼怎么辦?他犯愁了,只好去找縣委書記張懷英。面對這么嚴重的平調風,張懷英只能安慰陳永貴說:“去吧,地里的糧食可組織學校學生去幫幫忙。”
就在這種環境下,陳永貴頂住了平調風,也頂住了浮垮風。別的地方畝產糧食一萬斤,十萬斤,可是大寨當時的畝產糧食只有540斤。因為這540斤產量是實實在在的。當時在太原開會,與會者有不少人比著放糧食超產的衛星,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幾十萬斤,有人要將陳永貴的軍,說你怎么畝產才幾百斤?陳永貴把腦袋一歪,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從鼻子里哼了一聲說:“誰要一畝地打下幾萬斤玉茭,我就請他到大寨吃拉面。”因為當時在餓肚子的環境下,吃一頓拉面太困難了,太不容易了。陳永貴從太原回到昔陽,沒回大寨就先去找張懷英,把情況一說,張懷英當時就表態支持,說:“就得頂,寧肯不當勞模,也不去放那樣的衛星。”浮夸風過去之后,大寨的糧食產量自然又露出了崢嶸,引起了山西省委領導的關注。
1960年8月下旬,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黃志剛到晉中各縣視察,所到之處發現,晉中各縣的莊稼管理普遍差勁,因而很不樂意,看到減產已成定局。可是當他到了大寨一看,那里卻是另一番景象。農田管理非常精細,增產是大勢所趨,就向陪同他視察的張懷英說道:“這可是世外桃源呀!”
張懷英聽到這種贊嘆聲當然心里很高興,就又向黃志剛匯報了刀把口和白羊峪的情況,提議讓黃志剛也到那兩個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因為大寨、刀把口、白羊峪是昔陽的三枝花,是在昔陽樹立的農業、牧業和林業典型。黃志剛看了這兩個地方,回來時對張懷英說:“大寨、白羊峪和刀把口為什么在困難時期搞得這么好?不就是有一個好的黨支部,支部里又有一個好的支部書記嗎?如果全省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都像陳永貴這樣,那么全省又是什么情況?懷英啊,你還是把大寨的經驗再總結一下,以便在全省推廣。”
黃志剛回到太原,在省委內部介紹了大寨和昔陽這三枝花的情況,在省委內部引起了強烈反響。二十天以后,由省委書記處書記池必卿陪同,中央化工部部長彭濤也到大寨視察。張懷英和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田根棟到大寨接待中央領導。池必卿和彭濤上了虎頭山,進了狼窩掌,看了大寨的豐收景象,很高興地對張懷英說:“百聽不如一見,黃志剛同志向我們介紹了這里的情況,我們總想看看,看了真是名不虛傳!”中午,他們都在大寨的公共食堂和大寨社員一起吃了混鍋面條和窩窩頭,還說:“你們鍋里的油比我們省委鍋里的油還多。”
在大旱的1960年,全國各地都是欠產,大寨的糧食畝產卻由1958年的540斤提高到650斤,平均每戶賣余糧3500斤,這在當時可是一個超高的數字啊!其它地方的糧食連肚子還裝不飽,大寨不浮垮,不走樣,不造假,把實實在在的商品糧繳給國家,真是千古一例。
陳永貴不浮垮,不造假,也是張懷英所要求的。當時的共產風、浮垮風在全國刮得民不聊生,昔陽也未能幸免。但是張懷英盡力要做到實事求是。他不僅要求大寨、刀把口、白羊峪不搞浮垮,而且也要求全縣其它地方不要擺花架子。這里僅以昔陽縣石坪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有堂(后任交成縣委書記)的回憶錄為證來說明這一問題。
他回憶到1958年刮五風報糧食產量的一段歷史:“其實就因為預估糧食產量的問題,我和趙書記(城關公社書記)在上一年就發生過摩擦。記得上年秋收后,在城關公社估產時,我們石坪大隊的產量定不了,整個城關公社的產量就總計不出來。縣委書記張懷英見城關的產量遲遲報不上來,就把城關公社的所有兩級干部叫到縣委開會。當張懷英書記知道是因為我不報產量而影響了城關的上報時就問我:‘陳有堂,你的產量怎么一直定不下來?’我就把情況如實地向張書記做了匯報。張書記聽后說。‘你能打多少就報多少嘛,誰讓你多報哩?’我己經被虛報產量弄得十分窩氣,就脫口而出:‘人家趙書記非讓這樣報嘛!’我當著縣委書記的面這么一說,弄得趙書記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十分難堪,一時下不了臺。這次既然張書記讓我‘實際’報,我索性豁出去了,張口就說,‘剛才我在會上報的70萬斤,80萬斤總產量都是被逼出來的,實際根本打不下那么多,要我實際估,我只能打65萬斤左右。”這件事是談糧食估產,他同公社書記的第一場斗爭。因為公社書記逼著,他不得不虛報產量,而張懷英要求他實報產量,他才敢報65萬斤左右。
還有一件是公社要辦萬頭豬場的事。“城關公社要辦萬頭豬場,隨著一聲令下,平調全公社所有的生豬,讓全公社各村各戶的豬都集中起來統一喂養。結果沒幾天,集中起來的豬由于不能很好地管理弄得死得死,病得病,社員們無緣無故蒙受了很大的經濟損失。但是公社領導不以此為教訓,見活的物件沒法管理,就平調財物。那個時期,社員們連肚子也填不飽,哪有什么值錢的東西。他們搜來尋去,最終發現大部分社員家里都備有為老人安排后事的‘土板’(做棺材用的木板),這在當時算是值錢的東西了。于是公社領導又下令,將各村各戶所有的‘土板’都統一作價,一律上繳公社,由各大隊供銷社統一管理起來,并且規定:如果社員有喪事需要時再拿錢到大隊供銷社購買。當時,公社購買時,每付‘土板’作價18元,可是當社員往回購買時的實際價錢是28元,這樣社員們就平白無故地多掏10元錢。我對這種做法想不通,認為這種做法極不合理。有好多人勸我不要逆潮流而動,而我覺得不合理的事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一次,縣委召集城關公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會議,縣委書記張懷英也在場,我辟頭就問:‘張書記,那件事可不對啊!’張書記莫名其妙地瞪了我一眼,對我說:‘有堂,你又有什么不對的事,你給我詳細說一說。’我說:‘社員的財產公社說收就收咱不提,可是石坪村社員的‘土板’公社收時出價是18元,可為什么當社員使用再往回買的時候就漲成了28元,一句話凈賺了社員10元錢,既然是實現共產、平調,那為什么社員再往回買的時候要加價?這符合黨的哪一條政策?’張書記聽了后對我說:‘我了解一下具體情況,三天后給你一個答復。’三天后,城關公社果然召集各大隊供銷社的售貨員開會,宣布強行收購社員的物資全部退賠,我們石坪村被收的幾十付‘土板’又全部退回到社員手里。
從這兩個例子看出,當時的共產風、平調風、浮垮風在全國普遍發生,在昔陽也嚴重存在。張懷英聽到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呼聲,自覺抵制這些不良行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他能即時糾正下邊的問題,是他實事求是的表現。反過來說,大寨正是自覺抵制了五風,才能健康地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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