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春回地暖》是作家王西彥的代表作，初版于西元1963年。小說主要講述西元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湖南省東部湘贛交界地區的回馬鄉，土改工作隊克服一些農民的消極心理、土改工作人員缺乏經驗和思想錯誤所造成的重重困難，最終發動貧苦農民起來斗爭，鎮壓了地主和國民黨匪特分子的瘋狂破壞活動，徹底打垮了反動勢力，取得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
這部小說表現的回馬鄉土改，處于跨越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運動的末期，小說本身在新中國前期以土地改革為背景的文學作品中出現得也比較晚，其文學性算不得特別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土地改革運動勝利的凱歌聲中，添加了某些沉重之調。
沉重的調子，主要體現在小說中肖一智和章耕野這兩個人物身上。
肖一智，是縣上派出的土改工作隊的組長，一個讀過不少書本的知識分子。他的口頭禪是“理論指導行動”，常常講“要尊重群眾”，但在群眾大會上，他手拿文件照本宣科，給農民“上大課，講政策，把土改法從第一條講到末一條，一字不漏地講給他們聽”，農民們聽不懂，在會上沒有反應，他就因此從內心里對農民極度蔑視、厭煩。更嚴重的是，一些覺悟了的農民要求鎮壓某些罪證確鑿的反動地主和匪特，工作隊員們大都贊成，他卻堅持聲稱這不符合“崇高的人道主義的原則”，百般阻撓，使舊有的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沒能及時被遏制住，惡霸地主章耕野仍然威懾著農民，許多窮苦農民們不敢起來參加斗爭，土改工作陷于停滯。上級領導和同志們對他進行了批評幫助，對他的錯誤做法進行了糾正，他就消極對待工作，斗爭愈開展，別人愈熱烈，他就越冷淡，越消沉，卻認為自己“不被重視”，“給擠出了斗爭的漩渦”。最后，他竟然借口看病離開工作隊，成了土改運動的逃兵。
章耕野，是回馬鄉勢力最大的地主，堪稱該鄉土豪劣紳之“王”，無惡不作。土地革命時期，他跟著國民黨白匪軍“清鄉”，殺害農會人員。抗戰時期，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當官，曾殘忍殺害被俘的新四軍女戰士。解放前夕，他“曉得國民黨反動派的日子不長了，就裝出副假仁假義的樣子，處處討好人，籠絡人”。解放大軍南下時，他出頭成立“迎接解放支前委員會”并自任“主任”，給解放軍征伕送糧，進行“支前”，暗地里卻糾集地主惡霸土匪組織“中國人民湘贛邊區剿共游擊縱隊”，在侵朝“美軍”仁川登陸后曾圖謀“抓住這個難得的好時機，組織一次全區性的大暴動，殺掉那姓李的山西佬區委書記，奪取槍支，拉起隊伍上東面湘贛邊境的連云山”。土改開始后，他指使狗腿子四處搞破壞，散布謠言，并謀劃殺害區鄉干部，制造反革命恐怖氣氛。土改中讓地主退租，首先拿他開刀，打下了他的氣焰，他狗急跳墻，密謀暴亂，臨走前把自己那個大學畢業的兒子找來談話，把白天前來退租的貧苦農民稱為“強盜坯子”，讓兒子“要仔細看在眼里，記在心里”，說“我們祖孫三代，都是本份人”，“從來冒做過么子傷天害理的事情”，“時勢是這樣的時勢，就像共產黨說的是'階級斗爭'嘛，你有么子辦法呢？”他叮囑兒子：“今后，你一定要作出順著共產黨的樣子！共產黨要分我們一家的田地房產，留給你一斗就一斗，一升就一升，住得一間牛欄房，就住一間牛欄房……當心不要吃眼前虧……”
肖一智和章耕野的兒子在小說中算不上重要人物，但這兩個人物身上似乎埋下了對新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波折性的歷史伏筆。小說中沒有寫到內心里反對革命的肖一智被教育后轉化改變，沒有寫他被懲處乃至開除，也沒有寫到章耕野發動暴亂被消滅后他那受過“階級仇恨教育”的兒子的后來狀況。那么，他們后來會怎樣呢？現今的讀者完全可以根據七十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作出一番想象。
應該說，不能排除肖一智后來轉變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能排除章耕野的兒子背叛地主家庭而成為堅守人類正義和國家大義的人，現實里是有這樣的事例的。不過，也有另外的可能：根據他們的思想意識，后來也許會受到一定的政治沖擊，但也可能按照“不要吃眼前虧”的方法隱伏下來，到“改開”后，肖一智也許成為了“改革先鋒”和“與國際接軌”的風云人物，章耕野的兒子則可能憑著“大學學歷”而成為文化藝術界的公知兒，甚至完全可能像那個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湖北女“作家”一樣弄出一個為惡霸地主翻案的反土改運動的“小說”來。
無法知道王西彥當年寫小說時是否有意識地留下“肖一智”和“章耕野的兒子”這兩條伏筆。我們已經看到，四十多年來的“肖一智”們和“章耕野的兒子”們的表演，為這部小說“寫”下了真實的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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