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大刀記》，郭澄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西元1975年北京第一版。 這部小說講述從清朝末年到抗日戰爭勝利期間，河北與山東交界處京杭大運河兩岸平原地區，以梁永生為代表的廣大貧苦農民遭受地主、官府的盤剝、掠奪和欺壓，他們對此的自發抗爭，以及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啟發、組織和領導下進行抗日游擊戰的傳奇故事。
小說初版時分為三卷，近年來再版時改成兩部（第二部上、下分別是原來的第二、三卷），第一部的期間是抗戰之前，第二部（上、下）的期間則包括整個抗日戰爭。小說的主題，可以借用電影《苦菜花》主題歌的兩句歌詞來概括：第一部，“受苦人何時得解放？”第二部，“受苦人拿槍鬧革命！”
小說第一部：少年梁永生當長工的父親因在村中時常仗義執言，被忌恨他、同時想奪取他家僅有的一小塊宅基地的惡霸地主白眼狼勾結官府陷害致死，母親也被逼投河。永生為躲避白眼狼的“斬草除根”而外逃流浪，被貧窮而善良的雒金坡老兩口收留，但不久，大財主疤癩四仗勢強占了雒大爺僅有的一畝地，雒大爺傷、憤而亡。十二歲的永生和雒大娘相依為命，為生活出外乞討，饑寒交迫時中了雜貨鋪大老板兼人販子蘇秋元的圈套，永生面臨被賣的命運。在同樣將被騙賣的小女孩楊翠花幫助下，永生逃出人販子魔掌，四處流浪尋找，終于找到了雒大娘。在雒大娘和她新找的窮老伴兒門大爺的關愛下，永生逐漸長大，他跟門大爺學會了錮漏的手藝，也學到了一身高超的武術本領。長成小伙子的永生繼承了父親的剛強正直、嫉惡如仇的秉性，他曾在黃家鎮廟會上痛打恃強欺弱的“民國”“委員”，救下楊翠花母女，也曾夜闖仇人白眼狼的大院，放火留名。他盡己所能救濟路過的逃難人，并收養逃難人留下的孩子。運河大堤決口，門大爺和雒大娘不幸遇難，“民國”官府對災民不聞不問，永生被迫攜妻帶子外出逃難。在天津，永生靠拉人力車維持家庭生計，他出于義憤打死了開車軋死中國人的日寇兵，只得帶著全家去“闖關東”。在大興安嶺徐家屯，永生靠打鐵為生，并和家人潑死潑活開出一塊山坡荒地，種上大豆，但到面臨豐收時，惡霸財主闕七貴、闕八貴企圖霸占他們的血汗成果，并勾結日寇要抓永生家的“勞工”，永生放火燒了闕家的糧倉，帶著全家逃入深山老林。在大山里度過一段艱苦生活，永生偶然聽到“共產黨的隊伍”紅軍要到“你們老家那一帶”、“共產黨是個窮人黨”的消息，就決心“趕回老家去”，“找共產黨去！”回到老家，還沒等到紅軍到來，因窮哥們被惡霸地主白眼狼欺壓抓打，懷著義憤和仇恨，永生帶領自己的兒子們突襲白眼狼的大院，給予了狠狠的打擊，自己也付出了兒子傷亡的慘重代價。最后，永生懷著尋找新路的熱望，奔赴延安。
從這第一部可以看到，梁永生作為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從小到大嘗盡貧困、受盡欺凌。只要有可能，他總是拼力要靠自己的勤勞來安定地生活下去，但卻總是被占有社會強大資源的各種惡勢力剝奪了安定生活。他的孔武有力身體和正直善良內心，使他與惡勢力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對占有社會強大資源的惡勢力的抗爭，終究是無法成功的。“受苦人何時得解放”？在那個黑暗“民國”中的梁永生和千千萬萬被踐踏的受苦人，需要的是一個能把他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凝聚起來的代表人類正義的團體。
小說第二部：梁永生在前往延安的途中，遇上一支正向冀魯平原挺進的八路軍隊伍，他跟隨這支隊伍回到家鄉，投入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作為黨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大刀隊的隊長，他帶領隊員們勇敢面對艱難和危險，堅持斗爭，并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把武裝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形成人民抗戰的局面。在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下，梁永生和大刀隊戰士們如魚得水，力量倍增，他們也把關心和救護群眾作為自己應完成的任務。他們深入敵據點懲治鐵桿漢奸，救出落難群眾；突襲茶館將偽軍小隊繳械，進行訓話教育；勇赴敵人包圍圈掩護村民轉移，以機動靈活的巷戰打得敵人暈頭轉向；在村民因掩護自己而將遭日寇屠殺時，梁永生挺身而出高喊“我就是八路”，村民們也紛紛站出來掩護梁永生；當帶領群眾逃離敵營而遭到敵人追趕時，梁永生孤身一人將敵人引開，并與重重包圍的敵人英勇機智地戰斗，突圍而去；利用敵偽內部的矛盾，梁永生率領大刀隊智取敵據點，消滅增援的日寇；最后，在我抗日根據地向日寇發起全面反攻的形勢下，根據上級的統一安排，梁永生和大刀隊組織、帶領各村民兵和群眾包圍敵寇最后的據點，經過勇猛攻堅戰斗，消滅了敵寇，解放了這冀魯平原運河兩岸的家鄉國土，最終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
這第二部，著力描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人民戰爭，塑造了許多抗日戰士和群眾的純樸而英勇的形象。其中，作為“受苦人拿槍鬧革命”的典型人物，梁永生初步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素質，成為黨領導下的具有階級意識、政治頭腦、斗爭經驗的智勇雙全的基層革命武裝和革命政權帶頭人。這時的梁永生已經領悟到：“我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以后，還只能算抗戰勝利，不能算革命成功，還要繼續革命”，“我們共產黨人最終的奮斗目標是要徹底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罪惡的社會制度”。他以這種更先進的思想團結和教育大刀隊的干部戰士，并以此為指針進行抗日工作、引領斗爭方向。他以耐心的宣傳和實際的行動教育中間階層群眾，把他們團結到抗日陣營中來。對那些以前欺壓、傷害過自己的惡霸地主、現在為日寇作倀的漢奸頭目，如闕八貴、疤癩四、白眼狼等，梁永生超越個人仇恨之上，從抗日的需要和革命的利益出發對他們進行分化、利用和打擊。“受苦人拿槍鬧革命”已超出了個人解放的范疇，升華為人類的解放和社會的革命。
這部小說的主題，經過四十年來國內外社會現實的印證，更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在文學風格方面，這部小說借鑒了傳統“說書”形式，以形、聲兼備的手法敘述情節、描寫景象、模擬人物、評議事理，并將這種手法與革命內容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小說常以自問自答的方式交代人物，引起情節發展。比如《德州內外》一章，先說“一位光背少年，出現在南關街上”，以他的眼光描繪市井喧嘩景象，講述他在其中的行為，最后說：“這位光背少年你猜是誰？就是死里逃生的梁永生。”《夜行人》一章，先夾敘夾議日寇“掃蕩”后的荒原嚴峻景象，然后說“有位彪形大漢，如同從天而降，出現在這硝煙彌漫、白雪似毯的曠野里”，接著繪聲繪色地描寫他“行進的沖勁兒”、他的體態、他的裝束、他的神情，寫足了這些之后才說：“他是誰呢？他就是梁永生。”這種寫法恰如影視劇的長鏡頭，由環境場面到人物、由遠至近，最后，一個特寫鏡頭展示出人物，而敘述語言具有“講故事”的親切感和現場感。
在講述一個行為時，往往先隱匿其原由，只講其進行過程，最后才揭曉謎底。比如《巷戰奇觀》一章中，梁永生率領大刀隊準備打伏擊，但在敵寇接近時，他突然下令撤退，接著是戰士們不愿撤退又不得不撤退的神情和行動，到隱蔽地后一個個不滿和生氣的表情，和七嘴八舌對梁永生的批評以至諷刺，梁永生則不急不忙鼓勵戰士們發言批評，并以敵人對大刀隊原伏擊地的包圍攻擊的事實證明了自己撤退決定的正確性，教育了戰士，凝聚了軍心。這種敘事手法，起到了欲揚先抑、抑后更揚的效果，讓讀者欲罷不能。
在記敘人物對話時，小說慣常使用短促的語句，營造人物語氣、情緒和氣氛。比如寫梁永生與大刀隊秘密聯絡員的對話： “我走！” “走？” “對！” “哪去？” “找隊伍去！” “到哪去找？” “先到黃家鎮……” “那里去不得！” “為啥哩？” “敵人安上據點了！” “噢！” 這類短促的對話比比皆是，既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又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
小說中多有傳奇色彩的情節。比如《訓敵》一章，講述梁永生帶著戰士鎖柱突襲偽軍小隊所在的茶館，他們“瞇笑著眼，笑抿著嘴”、坦然自若地出現在敵人面前，手中的槍口逼住敵人，威風凜凜地命令敵人整隊、報數，然后忽而溫和忽而嚴厲地對敵人訓話，講國際國內形勢，警告他們要痛改前非、將功贖罪，并對他們今后的行為進行“約法三章”。《再返寧安寨》一章中，梁永生為保護群眾只身引開敵寇，被包圍在寧安寨村中一個小院里，他沉著冷靜與敵人對峙，并利用敵人在院中堆柴放火煙霧彌漫之機突出重圍，把敵人引到野外，在閃過追擊的敵人后，他又氣定神閑地返回剛剛鏖戰過的寧安寨，來到八路軍“堡壘戶”魏大叔家，吃飽喝足，“安安穩穩睡了一大覺”。這些傳奇般的故事情節，生動形象地表現了八路軍戰士的大智大勇，給讀者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小說對人物面貌的描寫，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迥然有別，愛憎分明。比如描摹少年梁永生：“細腰桿兒，扎膀頭兒，既魁梧，又英俊；一張上寬下窄的漫長四方臉上，兩道又黑又濃的眉梢向上翹著，再配上那對豁豁亮亮、水水汪汪的大眼睛，顯得愣愣的精神。”當了大刀隊隊長的梁永生，則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漢子”，“太陽瀉下萬道金光，映在他身上，他身上的土沙細末兒閃出耀眼的光亮。這一切，和他那紅光閃閃、笑紋四射、春風拂動的面容配搭起來，更顯得威武、英俊了。”英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
對反面人物，以前的“白眼狼”賈永貴：“看其身形，就像長蟲投的胎——尖頭頂，細脖頸，溜肩膀，水蛇腰，兩根齁細精長的羅圈腿兒，約占身長的三分之二；一條干豆角兒般的小辮兒，在后腦勺上蜷蜷著，至多不過一拃長。再觀其面目，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那張瘦驢般的長弧臉上，七個黑窟窿本來就擺得不正當，現在一生氣，又全挪了窯兒。這副臉譜兒，叫那黃表紙般的面皮一襯，簡直像具剛從棺材里爬出來的尸殼。”后來當了漢奸的“白眼狼”則是：“又尖又小的腦瓜兒，活像用一根筷子插在肩膀上似的。由于牙齒已經脫落，兩腮塌陷下去，一對薄嘴唇兒朝里兜著。他那一對在深坑里的母狗眼兒，因為近些年來常害眼病，周遭兒全潰爛了，又成了爛紅眼子！” 日寇頭目石黑，則是“一個當腰頇兩頭尖又肥又矬的老鱉種”，“臉上的皺紋又多又深，有的皺紋從眼角一直拉到臉腮。他的眼睛，是恐怖的，焦慮的，充血的。在那網滿血絲的眼里，還噴發著憤怒。也許是由于過度緊張的緣故吧？他那只歪歪鼻子，而今，已經歪歪到黑臉蛋子上去了！”漢奸、日寇這種丑陋不堪的形象，既是外在的長相，更是其內心丑陋的反映，引人厭惡。
對正、反面人物外貌的“臉譜化”描寫，其實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學藝術揚正義、斥邪惡的自然要求之一。
小說使用了不少冀魯平原的方言俗語，比如：表達據理力爭的決心，說“糠可吃，菜可吃，氣不可吃；吃讓人，喝讓人，理不能讓人”；反映肚子餓，說成“腸子碰得肝花響”；形容男人健壯，說是“一戳四直溜的漢子”；說搔頭，是“?頭皮”；責怪旁人亂插話，是“胡揞插”；等等。這使小說充盈著濃郁的冀魯平原生活氣息。
小說作者郭澄清出生于西元1929年，西元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以小學教師身份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他是山東寧津縣人，寧津縣正處于河北與山東交界處，抗日戰爭時期屬于八路軍開辟的冀魯邊根據地，顯然，小說《大刀記》講述的是他耳聞目睹的革命歷史故事。
小說當年出版后很快被上海電影制片廠攝制成電影，山東人民廣播電視臺以評書形式連續播出，各地還將它改編成話劇和連環畫等，一時轟動全國，證明了傳統文學形式與革命斗爭內容完美結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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