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郎的《2002的第一場雪》在火起來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刀郎。他火之后，又遭到所謂的“主流”否定。其中，不乏業內的“成功人士”。而他在香港的境遇，卻與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陣，好像“墻內開花墻外香”。
雖然都是音樂，為什么境內外反映不同？原因出在那兒？這個問題好像不那么好回答。但是，卻不能不探討。
境外對于音樂的評論，與大陸可能存在“標準”上的差異，尤其是在“政治標準”方面。詳情此自不待言，不必贅述。
當中國音樂界的“大佬”們評論刀郎的音樂的時候，具體的評價是什么？目前還沒有流傳出來。或者說，發生在刀郎身上的“蓋子”還沒有被掀開。
如果說刀郎的歌“不講政治”，這話聽著太刺耳，太不中聽。一件藝術品，只要生成，據說都有遺憾，找點“毛病”，對于專家，那是“小兒科”。那樣的話，一般“老手”、“高手”，不會直說。很可能王顧左右而言他。知者自然心領神會，知道是怎么回事。
或許，資本對音樂界的注入，影響著對于歌手的評價。這似是一種“公論”。有一些歌手就是被某種“資本”的力量包裝之后推出。 他們也需要 “包裝”自己。既要裝出懂政治、講政治的樣子，又要裝出懂藝術、懂音樂的樣子。實際看的是歌手對于他們的“經濟價值”，其它都在其次。
而刀郎，顯然與“資本”的價值觀格格不入。他們想利用刀郎賺錢，幾乎沒有可能性。在文化進入“市場”的當下，刀郎是音樂界里的“單干戶”，他只屬于音樂，不屬于“資本”。他的音樂沒有“資本”注入，就意味著沒有一個給他“站臺”者。那些有能力控制或主導樂壇的，怎么可能垂青于刀郎？至于找一個什么理由，語言文化功底深厚的國人，那根本就不是個問題，而且找出的理由還讓你說不出，道不出。
“政治性”無疑是一個具有巨大殺傷性的“敏感”問題。這個“政治性”，當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真的有什么可被“追究”之處，而在于他歌的內容是不是反映“某旋律”。這個“某旋律”，常常是個不好界定而又沒有具體條條，因此不好遵循。有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主觀好惡做出“想當然”的判斷。其實，只要說句“口水歌”，只要說句刀郎的歌唱的不過是“男歡女愛”就足夠了，都懂得。與某些“旋律”相比，必然被排斥。而占據“某旋律”制高點的音樂人，多為有“話語權”的人。多年中，“桃李滿天下”，他們的天平往那里傾斜，明擺著。
坦率的說，那英對于刀郎的評論雖然不得要領，倒也直白。不是說她在評論刀郎的時候沒有動腦子，而是她本來就是這樣的水準，只是與某些人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已，對她，不能苛求。連刀郎對她都能有一定的理解。當記者說她說刀郎的歌是給農民聽的時候，刀郎便追問，是你親耳聽到的？算是為那英澄清了一個“不實之詞”。因為刀郎心知肚明，那明顯不再“點”上，問題的結癥不在那英。
湊巧，今日看到一則2007年10月19日由中國音樂家協會組織的“抵制網絡歌曲惡俗之風”座談會的消息。原來，在那次座談會上，刀郎的《沖動的懲罰》被列入了“惡俗”歌曲。
由中國最權威的機構“定調”，其它部門那個還敢“翻案”？幾年后，落選“音樂風云榜十年盛典”就不難理解。當刀郎因為《羅剎海市》火爆全國，乃至世界各國之后，除了中國音協流行音樂學會主席付林之外，唯獨不見其他人“表態”也就好理解了，讓他們怎么評？
是不是“抖音”在有意為筆者提供素材。寫到此次，在“抖音”中看了小半天，看“瑞仔媽媽”發的她4個月的兒子的小視頻。她的兒子，基本上只聽刀郎的歌，刀郎作詞作曲的歌，刀郎作詞作曲、他徒兒唱的歌，刀郎翻唱的歌。一聽到他的歌，就會停止吵鬧，安靜下來。而聽別人的歌，哪怕是“兒歌”，他都要哭鬧。還有，當《國歌》響起的時候，聽的也十分專注。他嫣然就是一個“小刀迷”，還懂“政治”，簡直就是一個音樂鑒賞大師。
想來，小家伙不會知道刀郎是誰，他不會有政治的、藝術的鑒別力。是不是他撲捉到了刀郎的音樂“密碼”，與他產生了共鳴？這一點，應該說，與廣大“刀迷”是一致的，表面看，都愛聽刀郎的歌。
刀郎的成名，在于《2002年的第一場雪》專輯。其中計12首歌。即：《2002年的第一場雪》、《新阿瓦爾古麗》、《新疆好》、《薩拉姆毛主席》、《艾里甫與賽乃姆》、《情人》、《草原之夜》、《祝酒歌》、《敖包相會》、《雨中飄蕩的回憶》、《沖動的懲罰》、《駝鈴》。其中刀郎原創的6首，即《2002年的第一場雪》、《新阿瓦爾古麗》、《艾里甫與賽乃姆》、《情人》、《雨中飄蕩的回憶》、《沖動的懲罰》。
特別是刀郎原創的那幾首歌，是他們評論刀郎的依據。他翻唱的，都是經典，沒有什么可說。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恐怕就是《沖動的懲罰》和《情人》。
如《沖動的懲罰》。這首歌與他的一段痛徹心扉的婚姻相關。那是他情竇初開，年輕時“沖動”的結果。那次的“沖動”，一個不到20歲的小青年就當了爸爸，在世人眼里，“這根本就是一個笑話”。他怎么能不“悲傷”！
這是刀郎寫自己，唱自己，通過這種方式與人交流，向人傾訴。自然不是為了“評獎”之類的目的。他怎么可能在乎某些“評論家”按照他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屑的“標準”去評論？
沒有那痛徹心扉的遭遇，寫不出那樣詞，編不出那樣的曲，更唱不出那樣的情。即使是創作者有那樣的感情經歷，可以寫出那樣的詞，編出那樣的曲，歌唱者也很難唱出那樣的感情。那支歌，不管人們怎么評論，它首先屬于刀郎，也屬于同情刀郎的遭遇，熱愛刀郎的人們。
刀郎與楊娜的婚姻，涉及不到政治。完全是兩個極其普通的藝人個人之間的事。沒有涉及、影響他人。艱難中的刀郎，痛苦中的刀郎，只有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社會”沒有“關注”、“關心”他。直到他遇到后來的妻子朱梅。作為一個音樂人，他用這種方法，只能用這種方法表達。自然不會有“政治”融入其中。有人不接受他的這種表達方法，或者他不應該這樣表達，因此，不愿意接受刀郎，都也可以理解。其實，刀郎也未必追求人人都能理解。
只要有過比較真摯一點的感情和挫折經歷的人，就不得不承認，刀郎是真實的，是直白的。他沒有“裝”，沒有哪怕是一點點的“裝”，裝高尚、裝大度。“在冰與火的情欲中掙扎徘徊”，那是什么滋味，是一種怎樣的煎熬。每個人都年輕過，都有那個人生階段的感情經歷，有的或許比刀郎還曲折。但是，事實上許許多多的人，可能由于種種原因，沒有那個把那時的情感寫出來，唱出來，刀郎居然做到了，這是其實一種很難的事。對于許多人，這是不容易被揭開的“瘡疤”，寧可隱藏在靈魂的最深處。特別是有人在“高大”起來之后，更是想把他遮掩的嚴嚴實實。
刀郎的歌，是反映某些社會普通人群情感的歌曲。作為音樂人的刀郎，仍然是以他的音樂作品為人民服務。用“政治標準”看，決說不上是違反“政治標準”的歌曲。
其實，作為音樂人的刀郎，他比某些所謂懂“政治”的人還會表達政治。不過是，他不會用“標語”、“口號”的語言表達政治。如：
他為殘奧會寫的《就是現在》中，“歡樂與痛苦我們與共”，“盡管這世界給我滿身的傷，我依然要贊美太陽”，“我們的力量震撼宇宙”。試想，當殘障運動員聽到這樣的歌聲的時候，能不振奮，能不受到鼓舞么？
在對印尼海嘯賑災義演中的《愛是你我》，充滿著愛。這愛，是對“傷痛”的“撫摸”。這愛，是對“憂傷歡樂”的“傾聽”。特別是那句“就算生活，給我無盡的苦痛折磨，我還是覺得幸福更多”，這難道不是鼓勵人民在困難面前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么？面對已經發生的災難性的海嘯，提振信心，提高勇氣應該是最重要的。
如此種種，誰能說其中沒有政治？沒有政治、不講政治還能獲得最講政治的中宣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獎”？
如果說刀郎的歌不符合某些人的“個人愛好”，甚至是個人的“價值取向”——“偏激”的“價值取向”。因此，心照不宣的予以否定。如果其中有“資本”的力量介入，那就不好判斷了。
刀郎，注定他就不是平常人，平常人不能理解他，或者說，理解他，需要一個過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畢竟許多不平常的人，知道自己做不到，刀郎卻做到了。能夠把他們的感情，甚至壓抑在心頭的感情釋放了出來。他們由衷的感激刀郎，佩服刀郎，喜歡刀郎，卻不是“吹毛求疵”。平常人懂得這個，某些，在這里，我說的是“某些”，不是“一切”，有了一點社會成就，社會地位的人卻不懂。甚至會用“另類”的目光看人，尤其是像刀郎這樣的人。只能說這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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