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林凌老師的文章《“我知道此生再也難以走出”——關于蔡翔散文〈底層〉的再思考》。1995年，蔡翔老師寫下散文《底層》回望自己在蘇州河北的生活，以一位出身于底層的知識分子視角展現出底層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精神變遷。這個階層因社會主義革命翻身獲得尊嚴，雖然物質貧困卻堅守著工人階級的美德；但也在“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再次墜入“底層”，并在富裕的欲望結構中喪失了原初的淳樸善良。
在本文中，林凌老師重讀《底層》，并以“底層”為關鍵詞把握蔡翔老師的學術關懷和思想內核，底層不是被抽空的話語，也不是所謂的表態，而是充滿血肉的、活生生的人。從對“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文化的討論，到對90年代上海“城市地圖”的深描等，林凌老師認為，蔡翔老師的當代文學研究，是同時在“文學”和“政治”的雙重意義上，從辯護性轉向建構性，從難題性轉向超越性，在整體性的視野中呈現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產生危機又克服危機的動態過程。
《底層》距今已快30年，如今“新自由主義”仍舊“陰魂不散”，不僅加速了階級分化，也制造了紛繁的欲望，更消解了知識群體的吶喊。在這個意義上，“回到底層”是提醒我們：不能忘記我們從何處來，也要明晰我們應往何處去。
本文原刊于《小說評論》2023年第4期，保馬推送為作者提供的完整版，感謝林凌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我知道此生再也難以走出”
——關于蔡翔散文〈底層〉的再思考
文/林 凌
一
我斷言，蔡翔所有的寫作和文字歸根結底都是通向“底層”的。在一篇回憶友人H的散文文末，他寫道：“……我忘記了我的書桌我的書籍我的著作，忘記了作家批評家教授副教授，忘記了現代后現代后殖民市民社會……眼前只有我的同學我的朋友我的底層兄弟。我知道此生再也難以走出。”[1]
二
在《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的建構》一書中，賀桂梅對蔡翔的學術著作《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有一段相當中肯的評價：
“但在這種社會史的闡釋格局中，文學作為一種體制性運作場域自身的輪廓較為模糊，因而文學敘述如何作為一種文化政治實踐的相關闡釋，在書中有時表現為隨機性的舉例說明，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學文本（以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實踐形式）的歷史性脈絡和獨特內涵；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實踐主體置身的社會—歷史結構的總體面貌，也沒有得到更明確的討論。”[2]
應該說，這兩點批評是比較公允和準確的——特別是在《革命/敘述》出版之后，還有一些改病句找茬式或意識形態謾罵式批評作為襯托——用大白話來說就是，第一，作為文學研究實際上并沒有談及文學本身；第二，書中內容涉及諸多政治主體，但對這個政治本身的整體缺乏明晰的表述。當然，從整個當代文學研究的宏觀層面上來看，我們可以說，造成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是，《革命/敘述》的寫作時間太早了點。在1999年的一篇訪談中，蔡翔曾聊過他當時已經在進行中的寫作計劃，“是撰寫一部名為《革命神話（1949—1966）》的著作。重點討論1949—1966年的當代文化。它會耗去我相當多的精力和時間。”[3]可見，至少在1990年代后期，蔡翔已經開始著手該書相關內容的處理或寫作。考慮到當時整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政治氛圍，就不難理解蔡翔之后的最優秀的當代文學研究與《革命/敘述》之間呈現的差異。這似乎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文學研究自身的發展。簡單來說，一方面，研究者們不再滿足于——像過去一樣在一種對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鋪天蓋地的圍剿中——僅做辯護性的工作，而是要旗幟鮮明地從正面講述社會主義文化的優越性，并論證，就其品質和德性，及其所欲完成的歷史任務之難度而言，社會主義文化及文藝要勝于它的各種對手。另一方面，仍然能看到蔡翔當時的學術寫作受文化研究理論的部分影響，而之后當代文學研究的思考和寫作，不僅轉變了理論范式和思維，往往還能看到一種明顯的對文化研究范式的反思。
也正因此，我們可以說蔡翔之后的當代文學研究，是同時在“文學”和“政治”的雙重意義上，從辯護性轉向建構性，從難題性轉向超越性。毫無疑問，這與國家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時代的政治氛圍有著緊密的關系。比如賀桂梅的《書寫“中國氣派”》，就從一個更整體性的視野來給“當代文學”一個評判，社會主義文藝領域的具體實踐，是“人民政治、民族形式和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理論三者的同步建構”[4]，這種文學是關于我們這個共同體如何凝聚、如何形成的大事。比如朱羽的《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一書，通過改造自然這一激進性視角，考察了社會主義文藝和美學實踐所承載的獨特文化—政治經驗，及其呈現出的深刻的難題性。再比如羅崗在數本編著中，提出的“重返人民文藝”這一任重道遠的事業，“是否能夠……重新回到文學的‘人民性’高度……既突破‘人的文學’的‘純文學’想象，也打開‘人民文藝’的藝術空間；既拓展‘人民文藝’的‘人民’內涵，也避免‘人的文學’的‘人’的抽象化……從而召喚出‘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證統一，‘五四文學’與‘延安文藝’在歷史敘述上的前后貫通，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在轉折意義上的重新統合。”[5]舉這些例子無非是想說明，相比之下，寫作時間更早的《革命/敘述》確實沒有給予當代文學以更高的意義和更自信、積極和完整的論述。
但是，我仍然想從蔡翔具體寫作的內部來為他的文學/政治寫作做一個辯護。在我看來，《革命/敘述》最重要的是全書的后半部分，從第五章“勞動或勞動烏托邦的敘事”在結尾處總結勞動和尊嚴的關系并帶出勞動形態變化的問題開始，第六章“‘技術革新’和工人階級的主體性敘事”、第七章“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沖突”（關于物的豐裕帶來的問題），以及結語“社會主義的危機以及克服危機的努力”，這本書關注的核心文本和焦點顯然更偏向于社會主義的工業/城市題材文學。蔡翔在書中所提出和總結的社會主義自身制造的危機，包括了平等主義和社會分層、科層制和群眾參與、政治社會和生活世界、內在化和對象化、維持現實和面向未來的五個難題。這些難題及其具體表述顯示了，當他在討論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時候，頭腦中所想的不是別的，而正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工業（城市）社會的來臨及其自身帶來的困境。當然，我并不是說賀桂梅書寫的“中國氣派”因為不涉及工業題材小說就不成立，也不認為將蔡翔的著作視為研究工業/城市題材文學就是一種偏頗和折損。如果你閱讀并對該書形成一個初步的印象，就能感覺到，蔡翔和許多研究者的區別，首先是當他們面對社會主義文化時，關注的是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歷史任務。
我認為這并不是一種偶然。看一看蔡翔學術著作中的一些關鍵表述和關懷，與1990年代或更早一些時候他的散文寫作，是否有似曾相識之處？在提到勞動的時候他說，勞動“還直接指向尊嚴，這一尊嚴不僅是個人的，更是階級的，離開個人從屬的階級（或族群），空談個人尊嚴，實際并無太大意義。”[6]“我以為最為重要的，仍然是這一概念和中國下層民眾的緊密關系。而對‘勞動’這一概念的態度變化，其所涉及的，正是中國下層民眾的位置，也包括一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乃至一種根本的價值觀念，甚至政治理念。”[7]在談到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和尊嚴政治時他說，“這并不是僅僅只是一種文學或者意識形態的想象，至少這一‘尊嚴政治’在當時已經部分地轉化為一種社會實踐。……我親眼目睹這一階級的歷史命運的浮沉，而階級意識的最終崩潰則導致了這個階級的所屬個人的尊嚴的喪失殆盡。”[8]如果這還不足以讓閱讀者聯想到那篇著名的《底層》，那么需要提醒的是，蔡翔在那篇散文里確實說過：“我對底層的讀解，首先是從工人開始。”[9]
三
蔡翔從城市工人開始的對“底層”的（有時是無意識的）持續性思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底層“已經不是一個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種記憶，是我的個人的成長史”[10]——決定了他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的趣味，也決定了他所有的文學/政治寫作的獨特性。借用波德萊爾的名言，蔡翔的一半是思想和學術前沿，“底層”是他永恒不變的另一半。
比如在一個城市文化研究的學術工作中，蔡翔就時隔多年給我們提供了散文《底層》的一個理論版本，相比之下一個更加明朗的版本。在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中，蔡翔認為上海的懷舊和重新發現，是以一半城市對另一半城市在空間上的埋藏和刪除為條件的。蘇州河以北，是工人的集中地，是貧民區，蘇州河以南，是這個城市的富裕或較為富裕的上層階級。1990年代以來，關于上海的集體性敘事，被上層地區統治了。在這種情況下，2000年的《上海文學》設置了“城市地圖”欄目，刊發了一系列文章，貧民區的上海寫作被復活，和主流的上海敘事形成一種對視。這里的論述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能讓我們迂回著折返到蔡翔的散文寫作中，且在這種重復中辨識出某些早已存在的新東西。
首先，蔡翔在這里特別強調了貧民的“生產者”身份，而這種生產和勞作的過程，一旦被辨識和言說，對普通生產者而言，不僅是尊嚴的正當來源，更可被視為藝術性的。不過，盡管生產者創造了城市，但在上海他們又不屬于城市：
貧窮使得這一區域的居民難以獲得‘消費者’的身份，這也正是他們無法進入‘街道/城市’的根本上的原因。他們在更多的時候，仍然是一個‘生產者’。……什么叫工人？這就是工人。生活好的。上海人叫干活為‘做生活’……“生產者”創造了這個城市，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個階級的自尊。但是，在城市的消費社會中，他們仍然被異化為城市的“他者”……[11]
然后蔡翔談到了這個階層的文化形態，在散文中，這曾被以很抒情的方式表述為“底層”的道德和善良，在這里他則嘗試去追尋這種道德的來源：
在相對封閉的空間形態中，工人階級的文化反而得以獨立地生長出來，并通過家庭、鄰里以及工廠代代相傳。顯然，這種階級的文化形態，使得這個階層的人獲得了一種“感覺結構”，而在這一“感覺結構”中，個人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種歸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種存在的自尊，并以此對抗著城市中心的壓迫和控制。[12]
這里具體的論述，結合著蔡翔對工廠、工人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關注，讓我們聯想到列斐伏爾，重要的不是空間中的生產，而是空間的生產本身，才讓意識形態具有了物質性和堅固性。緊接著，和散文一樣，是如何看待隨后發生的這種尊嚴和道德的解體：
在這一時代，某種“革命”傳統在家庭的中斷，或者，在更嚴格的意義上，工人階級的集體意識在今天實際上已經無形中被社會消解。當整個社會都在重新進行分層的時候，即使貧民家庭，也不可能置身其外。相反，它們對“成功”的渴望更為迫切，并企圖以此來改變自己目前的身份和經濟地位。……當家庭或者階層的記憶不再，甚至成為某種新的“禁言之物”，個人便很自然地將敘述的空間對象向城市中心轉移。[13]
以這個版本為例，一方面是想說明，蔡翔就是借助不同的文化和學術資源，反復地回到和思考“底層”，另一方面是，在這種不斷重復中，也誕生了一些更清晰的、更深刻的思考和細節。我們很快將看到它們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借助類似這種重復，我們才能更暢通無阻地返回到他的散文。不過同樣的，我們也是在通過這種重復的過程中，才能發現以下兩點：
第一，蔡翔談底層，但拒絕美化底層或者民粹。比如在研究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時，他以談歌的小說為例，認為應該拒絕一種對于工人的刻板印象式的寫作，以及要警惕對符號的迷戀。在另一處他則直接說：“底層……是一種情感背景。但我不可能走向民粹主義，……我們不能把底層美化。它可以成為一種視角，但不能成為我們的全部立場。而說到底，民粹主義的‘底層’，只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虛構。”[14]第二，他承認自身的迷茫和無力。比如在回憶70年代的文章中，蔡翔說他“很多次……夢見我還在廠子里做工，也夢見工廠倒閉了，我也失業了。體弱多病，窮困潦倒，也偷水、偷電、偷煤氣……。這時候，就驚醒了，一身冷汗，一陣一陣地后怕。當然，更多的，是慶幸。很自私。”[15]這種誠實的態度在知識分子談論“底層”時太重要了，也對我們理解蔡翔為什么最終以社會主義城市/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帶來的難題為核心關注，以及理解這種文學/政治寫作的品質極為關鍵。
四
關于蔡翔寫作“底層”和其它散文一事，我們曾目睹了許多貶低和嘲諷，同時也有許多溢美之詞。凡有同情性理解的讀者，一般而言，都會關注到他在使用“底層”時，這個概念的血肉豐富，真情實感以及拒絕被抽象化和知識化的特點。這基本也符合蔡翔自己對使用“底層”概念的描述。比如倪偉就認為：
他筆下的底層，是那樣真切，抒發的情感不管是追憶、沉痛、或者失望與憤怒，都以一種在場的真實感打動著人們。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種充滿深情的敘述中，他再現一個具體而豐富的底層，讓人們對“底層”這個很容易被空洞化的術語，有了感同身受的體驗。盡管多年以后，“底層關注”持續不斷地以知識性話題呈現在人們的面前，蔡翔竭力區分自身成長史中的血脈關系的“底層”和作為知識生產“原料”的底層話語直接的不可互通性……[16]
再比如：
在蔡翔那里，“底層”這個語詞雖然沒有得到社會學意義上的嚴格界定，但其意指仍然十分明確，它指稱的是那個與上流社會(尤其是特權階層)相對立的范圍廣袤的下層社會。底層不是某個特定的階級，在它內部也存在有等級和差異(蔡翔注意到了城市底層和農村底層之間懸殊的差異)，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它建基于這一認定之上，即這些不乏差異性的群體都被剝奪了他們理應擁有的分享國家共同體的權力和金錢資源的權利。[17]
這些見解當然都沒錯。但既然是帶著重復過多次的后見之明重返散文，我就偏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對于蔡翔的文學/政治寫作中被認為不能概念化的“底層”，非要嘗試還原成概念，并斗膽用理論化的語言再表述一遍。蔡翔筆下的底層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說首先是工人，根據我們在上文發現的答案，蔡翔的文學/政治寫作的一個重要特點確實是圍繞著城市工人。這個答案能不能再清晰一點呢？是“生產者”，或者說蘇州河北岸的普通勞動者。在這里，普通勞動者意味著蔡翔一直在討論的是這個社會的合格的生產力，而蘇州河北岸意味著他們總是在具體的生產關系中被談論的生產力。
關于前者，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蔡翔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并不著力于暴露下層的貧窮和苦難，然后以文學和抒情的方式表達同情。他幾乎是拒絕因而拉開了與這種同情的距離，并且明確表示，這不是他談論的對象，畢竟“走向北方的鄉村，我才真正懂得貧窮的涵義。”蔡翔關心的是一個社會正常運轉中的普通勞動力，或者說自食其力者，所以那句“對富裕的向往，在底層，是一種非常崇高的人性。”是頗有意味的。他們在某個歷史時刻凝聚起來并有了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他們會偷懶摸魚，但絕對是合格的勞動力；他們對財富也有著極大的渴望，但也有著自己的道德和尊嚴。而我認為，拒絕暴露極端的苦難和貧窮，絲毫沒有降低蔡翔寫作的戰斗性。所以岔開講一句，蔡翔是絕不會成為一個白左的，這當然不是說他對社會邊緣人群缺乏同情心，而是指這不是他思考的對象和核心，他關注的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和基石。
而關于后者（蘇州河北岸），可以說構成了蔡翔文學/政治寫作的全部。《底層》和其它散文不斷地在追問：這些本該有尊嚴的、被承諾了將獲得平等公正對待的合格的勞動力，為什么“從未真正進入平等”？為什么“權力又制造并維持著一個所謂的特權階層”？為什么在激進革命中，矛頭反而掉轉過來，槍口對準了他們？為什么在新的經濟秩序建立之后，他們迅速地在這種生產關系中徹底失去了尊嚴？最讓蔡翔恐懼和不忍的是，為什么這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如此之簡單，以至于“純樸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層悄悄消失……利益原則同樣侵蝕著我的底層。”為什么這種再生產和意識形態如此高效地就覆蓋了整個社會，在窮人喪失了一切之后，“富人的嗜好如瘟疫般傳染到我的底層”？我覺得理解“底層”的核心就在于這段極為殘酷的表述：
欺凌和掠奪，在這個世界幾乎每天都在重復上演。我對此已經見怪不怪。我甚至覺得富人本來就是這樣，必須以此來維持自己奢侈的存在。可是這一切，卻漸漸侵蝕到我的底層。在你路過那些骯臟的地下小工廠，你就會發現，在我的底層，正在上演著什么樣的同類相殘的故事。我無法容忍窮人間的相互掠奪。
在另外一個場合，蔡翔通過將這種再生產和意識形態命名為“文化殖民”來表達自己的憤怒：
現在有種文化殖民現象，強勢階層利用各種資源將自己的文化強力推行給其他階級。……底層，下層人民，對成功的渴望是最強烈的，因為他們已經被這個時代納入到了一個共同的結構之中。在這一改變過程中，自然會產生許多扭曲。這種情況是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他們什么資源都不占有，但又被卷入這種“成功”神話當中，那種焦慮和扭曲就表現得非常強烈。這就是文化殖民的結果之一。整個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在拼命強調“成功”，但是下層又是如此缺乏“成功”的資源。急于改變自己，不改變自己就永遠處于社會的底層地位，就不能共享社會的財富。既是政治和經濟的殖民，又是文化的殖民。[18]
至此，蔡翔的“底層”已經講得足夠清楚。這里的抒情當然血肉豐滿，但難道他不是再明確不過地表達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統治和剝削階級無時不刻地先進行著階級斗爭，所以底層能做什么呢？當然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他所站的位置和立場，讓他的任何一種文學/政治寫作最終是要去追問難題、危機和復雜性，這其中顯然也包括了“神圣回憶”，包括了那種最終反過來指向了普通人的階級斗爭。并且我覺得蔡翔是清晰地意識到，作為人文知識分子，在這種斗爭中所能做的事也許不多，但是，如果有人要對失去了平等和公正的生產關系進行再生產，如果無情的意識形態機器要就此運轉起來，那么一種文學/政治的寫作必須介入進來，盡其所能地斗爭。而他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他確實表達過幾乎完全一樣的意思：
“最起碼，知識分子的存在使得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沒辦法獲得它的合法性依據。如果大家都退守個人，那么，這些不合理的東西就名正言順了。這個還是很重要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就使那些利益集團如坐針氈，找不到他們的合法性支持。知識分子能做到這一點，不給這些利益集團一點正名的可能性。”[19]
不過，蔡翔對批判本身又保持了極大的克制，“我反復警惕自己的情緒，我知道，任何一種激進主義都會為我的底層帶來更大的災難。我為我的底層的任何一點富裕任何一點繁榮都感到由衷高興。”顯然，這與拒絕民粹和美化“底層”從而拒絕美化知識分子自己有關。但我不認為這僅僅反映了一種學術品質上的謹慎，通過總是重返而站在“底層”一邊（文學當然是一個好的途徑），讓蔡翔盡管出于個人習慣和修養可以對任何社會實踐方案都抱有一種同情性理解，但又必須以自己的、同時也是底層的利益和眼光去計較、盤算和審視一番，哪怕這種方案最支持階級斗爭，我認為這種思考方式帶回了對于人文社會科學極為重要的舊東西，也帶給蔡翔復雜和痛苦。
有人回憶過自己與蔡翔交往的一個片段。他曾經告訴蔡翔一個關于工人的抗爭故事，并問蔡翔工人為什么能這樣干。當聽到蔡翔嚴肅地說出“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時，他覺得“這八個字似乎太意識形態化了。可……一字一字說出來的效果，能一字一字打入我心臟。”[20]
而在我的心目中，蔡翔還會接著說，工人階級當家做主這個事情，也是不容易的。
五
事實上，從1990年代以后，蔡翔就是在不同的甚至急劇變化的學術語境下堅持這同一個立場，思考同一種問題，他的文學/政治寫作固然有力量和溫度，但許多時候對自身的彷徨和迷茫也并不遮掩。而我們迫切想知道的是，近三十年后，這種堅持和重復的文學/政治寫作在未來還有沒有意義？因為只要回憶一下，起初，當這種文學/政治寫作開始的時候，一切是清晰而激烈的，戰場是界限分明和白熱化的，那種對待左和右的態度，我們不妨從蔡翔化友為敵的論敵那里一探究竟：
蔡翔兄贈送了我一頂令我受寵若驚的“自由主義”帽子，盡管還不是“極端自由主義”，謝謝蔡翔！但是，蔡翔兄憑什么確信我不會“熱情擁抱資本與市場”呢？你是對我手下留情，還是對我存有希望呢？恰恰相反，我對資本與市場的正面認識肯定會讓你失望，雖然談不上什么“熱情”和“擁抱”，因為我們沒有必要對人類行為的自然法則表示熱情，所謂擁抱更是無稽之談。資本與市場不過是人類行動的過程與進化中自然生成的現象與法則，而不是意識形態……
而關于左翼：
馬克思的徹底性是當前一切傳統左翼與一切新左派的一面鏡子，剝奪剝奪者！消滅私有制！……馬克思主義不是任何一種學院學術！馬克思主義更不是詩歌散文！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授的知識講義！而一切現存制度的教授知識分子都隸屬于資產階級！你們去請教列寧同志吧！去問問斯大林同志吧！去請示毛澤東同志吧！他們也會灼傷你們的，而且遠遠不只是灼傷！[21]
用今天互聯網語言來講，蔡翔的黑粉們恐怕也是真粉，這種憎恨和厭惡真是極為準確和敏感。不過在當下的中國，這種在一條固定的分界線上的激烈交戰的情形，在理論領域顯然易見已經日趨結束了。蔡翔曾說的：“當‘底層’進入文學批評視野的時候，我們看到卻是：不安、不滿、抵制、對抗、調侃甚至嘲弄”，以及更致命的一種冷漠：“知識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個人，實際上最后指向了每一個具體語境下的個人的階層性。也就是說，實際上他們仍在‘代言’，或者是中產階級，甚至富人階級，知識不再代言底層罷了。”[22]這種種情況當然依舊存在，但已經是處在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了。
在中國進入新時代之后，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方案，無論在知識界還是輿論領域，事實上已經處于信譽破產的狀態，曾經風光無限的諸多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文學研究者發現自己不僅失去了眾多追隨者，還不得不時常面對普通網民的嘲諷。但是新的問題也隨即到來。一方面，盡管不可能再作為解決現實問題的一整套方案出現，新自由主義的不少核心原則仍在潛移默化地進入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只不過沒有人再明目張膽地搖旗吶喊；另一方面，原來因反對新自由主義而凝聚和團結在一起的知識群體也由于思想資源的不同發生了分化，他們其中的一些成為國家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另一些更愿意相信社會發展要依賴理工科知識精英，還有一些則持極端激進的左翼立場、或把歐美精英的左當成自己的左并堅持認為現實應當毫無保留地向理念靠近。雖然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思想界的理論和路線斗爭的活躍，背后是社會實踐的日趨復雜，反應的是那條固定的戰線在理論上被攻破之后，主要矛盾就從擊敗敵人轉變為了想象和探索一條新路。如果蔡翔的文學/政治寫作還沒有被淘汰，還能參與到這種想象和探索的實踐中，會發生什么呢？
我們只能猜測，面對新的社會、政治和理論環境，他會遇到一些新的難題。比如蔡翔一直在追問如何走向“底層”，知識分子如何或者有沒有可能為底層代言和發聲。但是在這個網絡高度發達的時代，普通民眾好像真的不需要代言了，他們自己創造概念、制造議題，通過戲謔、自嘲或行動來反抗不公正的生產關系，諸如996、福報、躺平、內卷、低欲望、人民富豪、生育率降低等等議題會持續發酵，或者在新自由主義臭名昭著之后，魯迅、毛澤東和馬克思熱出現在互聯網上，特別對年輕網民有著極強的感召力。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自由派們搖身一變，開始聲援底層，并承諾自己有一種和底層情感相通的立場，仿佛自始至終他們才是更關心底層的，而一些左邊的戰友卻日趨精英化。
再比如，相對于此前，國家越來越多地成為一個積極的行動者，通過行為和承諾也在更新和創造著一套話語體系。全面扶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中國式現代化承諾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它會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些新的話語，伴隨著今日中國所處的變化劇烈的國際格局，讓知識界自身的絕大多數討論既跟不上腳步，失去了現實意義，也再不能像此前三十多年那樣重要。
蔡翔近年來所著不多，在一篇為自己學生的新書所寫的序言中，他說：“……這一代青年學人，和我有個很大的區別，他們并不避諱談國家，也不避諱討論主流文化，相反，他們更愿意積極介入到國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構之中。……而原意做更多的建設性意見思考。所謂‘八〇后’，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作‘互聯網一代’，他們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對共和國也有認同感。對……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離開國家，離開歷史語境，空談個人，并無多大意義；當然，離開人民，只談國家，也會陷入另一種極端。”[23]
話雖講的客氣，卻不難讀出他對自己學生的叮囑。而恰從這種叮囑或警告中，我們才又一次看到了那種文學/政治寫作在重申自己的意義，即無論誰做出承諾，無論話語怎樣變化多端，無論學術界——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哲學等等——給出了多少政治方案，都不要忘記追問，要執行這些方案，需要動員誰，如何動員？依靠誰，犧牲誰？誰付出，誰獲利？這里是算賬，但絕不僅事關算賬，還包括誰在這個過程中凝聚起了階級意識，誰在一整套生產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塑造了自身的文化領導權，誰又被擊潰成一盤散沙？
回到我們一開始談論的地方，蔡翔并不是不關心農業，而是說社會主義的城市/工業發展似乎更強烈地促使他看到危機和難題。但是，提出難題和思考如何解決難題，恰恰是讓散文也具備了科學性的條件，反過來，一套理論或解決方案，哪怕再復雜，再華麗，面對這個社會的勞動者承諾得再多，如果不算這筆帳，如果不考慮力量對比的形勢，也最多也就是一番論點，一種唯心主義的研究。我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理解蔡翔的文學/政治寫作的，一旦想明白，我知道此生再也難以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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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翔：《神圣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P83。
[2]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P514~515。
[3]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255。
[4]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P47。
[5]羅崗：《英雄與丑角——重探當代中國文學》，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第一版，P31-32。
[6]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P271。
[7]同上，P272。
[8]同上，P323。
[9]蔡翔：《神圣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P29
[10]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5
[11]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79-180
[12]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83
[13]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90-191
[14]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234
[15]蔡翔：《七十年代：末代回憶》，收錄于《七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7月第一版。
[16]莫尤：《蔡翔：多重文化身份中的持守》，《傳記文學》2013年第9期。
[17]倪偉：守護神圣——讀《神圣回憶》，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977271/?_i=0790632kuYwpsQ
[18]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16
[19]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22
[20]五津：話說蔡翔，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979037/?_i=0790755kuYwpsQ
[21]吳亮：《從文學的幻覺到政治的幻覺——答蔡翔兄》，《揚子江評論》，2016年第一期
[22]蔡翔：《何謂文學本身》，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13
[23]林凌：《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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