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黑與白》問世后，被一些評論者譽為“人民現實主義的尖鋒之作”，開辟了人民文學的新航標，由著名學者孔慶東為學術指導的“三人談”還從多個角度對作品進行了解讀，認為：“人民現實主義”是站在廣大無產階級的立場，捍衛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聲的文學；在價值觀上，人民現實主義是在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挫折，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時代，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復辟的文學；在創作方法上，人民現實主義是對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無產階級文學和左翼文學的繼承與發展。劉繼明從《人境》到《黑與白》的創作實踐，是對新時期以來的精英主義敘事、純文學乃至底層文學和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重大超越，為中國當代文學開拓出了一條新的道路，”但在中國大陸文壇似乎還沒有引起反響。
劉繼明：這一點也不奇怪。目前的出版方并非主流的文學出版社，《黑與白》發行范圍較小，有機會讀到作品的讀者不多。
《火星》：您在《黑與白》后記中曾說過，《黑與白》不會有比《人境》更好的命運，雖然后者出版后在大陸文學界獲得過不少贊譽，被稱為“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拓之作。但和《人境》不同的是，除了整個出版和社會環境，您的個人生活也與以前發生了很大變化，或者說呈現出一種新的境界，寫《人境》時，您只是一位體制內的專業作家，而現在，您已成為了一個具有鮮明政治意向的左翼知識分子。這會不會影響到《黑與白》的傳播和被接受呢？
劉繼明：影響肯定存在，但你說的這些因素并不能決定一部作品乃至一個作家的命運。古今中外的文學史告訴我們，許多杰出的作品在當時并不受執掌權力的主流精英青睞，屢遭打壓排斥，但正如學者耿占春所言：“在文學市場的夾縫中，還存在著一種讀者的倫理。”或者說，一直就存在兩種文學史，一種高據廟堂之上，一種寫在讀者心里，而后者往往會更持久。因為權力會轉移甚至斷裂，而人心不會。
《火星》：《黑與白》出版后，在部分讀者中引起的熱烈反響，正好可以應證您剛才說的話。我曾經在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的讀者交流群看到一位讀者留言：“從6月27日開始閱讀《黑與白》，到今天全部讀完了。只有積極參與現實的人，才有可能寫出這樣深刻反映現實的名篇。”另一位讀者寫道：“《白與黑》構建宏大而縝密，思想深邃而凝重，作家走筆恣肆汪洋，文字功力臻于化境。黑與白，夜與晝，野火斗春風，無處不感受到作家悲憫情懷，無處無不感受到作家火一樣的赤誠，冰一樣的冷峻。”等等。這大概就是耿占春先生所說的“讀者倫理”吧！
另外，《人境》問世后，您曾經在后記中說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寫完《黑與白》，您卻說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幸福”。2008年，您在《小說與現實》的演講中說過，“當代生活的光怪陸離與矛盾叢生，它的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同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生活和寫作的那個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真正杰出的作家，特別是長篇小說作家仍然應該，而且能夠通過對這個世界的描述，提供一種整體性的視野。這也是讓小說參與到當代社會進程和公眾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徑。”這顯然是您心目中理想或偉大的長篇小說標準，那么，您現在認為自己寫出了“偉大的長篇小說”嗎？
劉繼明：我曾經說過，《黑與白》是我的一個意外收獲，寫完作品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沉浸在一種巨大的幸福感中，請注意，我說的是幸福，不是滿足。這是一種掙脫了新時期以來形成的純文學傳統的自由寫作狀態，通過這部小說，我構建起了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藝術世界。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和《黑與白》合二為一了。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想就是這種感覺。作為一個作家，還有什么比這種感覺更讓人幸福的呢？撰寫后記時，我本來想說我寫出了偉大的作品，但囿于中國人自謙的習慣或避免老王賣瓜之嫌，我沒有這樣說。現在，我可以用一句話回答你：對我來說，《黑與白》之后，我再寫一個字的小說都是多余的。
《火星》：不再寫小說，是不是有別的寫作計劃呢？
劉繼明：當然。還是在《黑與白》剛動筆時，我就想等退休之后，寫一部類似愛倫堡《人，歲月，生活》那樣的自傳，記錄下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以及我經歷的人和事，書名都擬好了：《左與右》或《年代四部曲》，篇幅可能和《黑與白》相當。不過，這已經與文學無關了。
（原刊于《火星》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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