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最近借電影被大眾廣為知曉的凱·伯德與馬丁·舍溫所著《奧本海默傳》的原版全名，是《美國普羅米修斯：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勝利與悲劇》。正如這個標題直白表達的那樣，在諾蘭電影引爆風潮之前，奧本海默早就已經被眾多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捧為“現代的普羅米修斯”。
而諾蘭用他獨特的敘事手法極端強化了“普羅米修斯”這一形象，使得雖然這部電影聲稱根據《奧本海默傳》改編，但電影中有大量人物沒有具體介紹，以至于不對那段歷史有所了解根本看不懂誰是誰，但這仍然不妨礙諾蘭將它拍成了一部并不需要觀眾事前了解什么背景，只要被當代“普羅米修斯”這一形象震憾到就成功的電影。
這并不是亂說，諾蘭之前自己在回答提問時就說，完全不需要提前了解，甚至最好是對奧本海默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走進影院。
電影已經上映20多天，這里我們不再贅述劇情，主要想借此和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認為，無論是諾蘭把奧本海默塑造成普羅米修斯，還是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們將奧本海默看成普羅米修斯，還有廣為流傳的因為奧本海默同情及參與左翼活動而在麥卡錫風潮中被迫害的敘事，還有原子彈首先在美國誕生的意義，以及奧本海默和美國科學家群體對核武器的擔憂與反思等等，這些敘事實際上都或多或少的屬于一種美國中心視角的產物。
《奧本海默》，諾蘭的神話敘事
顯然，《奧本海默》是一部很非典型的人物傳記片。諾蘭處理傳記片的方式與其說是人物敘事，更像在構造一種神話。這種構造就像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神話學中說的那樣，是在一段有厚度的歷史中，基于某種認知角度截取各種元素并將其聯結起來，構成一個模糊的神話中心敘事。
傳統的傳記片要么聚焦在人物成長過程中的情感片段和重大抉擇來開展人物敘事，深入挖掘人物的生命體驗，通過相關背景對人物的反身作用來塑造一個鮮活的人物，最終收斂于某個戲劇化的高潮場景切片；要么聚焦于特殊時期、事件，把戲劇矛盾放置在這個共時性場景里面，在歷史中以舞臺化的方式表現人物復雜的心路。
諾蘭顯然沒有采用這個模式，他用大量交叉剪輯和緊湊節奏的敘事，喧嘩般的視聽聲響使得多條敘事線并行，如同懸疑片敘事線詭計一般，慢慢交疊澄清一個事件的總體面貌。這和傳統傳記片有張有弛的橋段編織，注重戲劇張力和人物弧光的共融也不是一個路數。
▲《達拉斯買家俱樂部》，一部傳記類電影，主角伍德魯夫的“人物弧光”
▲不算純傳記片的《我不是藥神》，經常被對標《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屬于程勇的“人物弧光”
這使得《奧本海默》顯得“特殊”——這里面既沒有平民或者旁觀者視角，甚至沒有“鮮活”的人物。里面絕大部分男性角色主要是承托歷史感和體現主角自我糾葛的他者，用來表現奧本海默如何因為他者而陷入倫理困境。諾蘭很直白的展現了這種意圖，電影里面絕大部分都是對話，大量人物也沒任何介紹，但觀眾們只要知道，他們都是科學家，政客或者關鍵歷史人物，在這一刻與奧本海默進行了互動并對奧本海默之后的命運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就可以了。
然而事實上，這些人的背景和過往經歷，觀點態度，對于真正解讀奧本海默的悲劇之迷可能遠比電影中展現的對話互動要重要得多。當然，電影時長有限，不可能和傳記一樣，但大量沒有介紹的人物顯然是諾蘭有意為之。電影中的女性角色要么被塑造成“精神母親”，給奧本海默的道德疲態提供精神助力和無限寬容，要么被塑造成“性客體”，用來通過“裸露”和“性愛”來表達奧本海默對自我短暫的精神敞開和裸露，解釋其深度的自我精神需求。
茨威格的讀者們可能會在《奧本海默》中找到熟悉的感覺。茨威格本人也同樣是一個熱衷構造神話敘事的人。諾蘭用了一個極有茨威格寫傳記味道的視角在《奧本海默》中表達關于科學倫理和責任的人類普遍困境，熱衷于去塑造一個超脫眾生，卻充滿矛盾缺陷的普羅米修斯，在艱難和困頓中慢慢爬到山巔，彰顯著科學版的權力意志。
在茨威格的視角中，總是認為這種尼采一樣的超人展現著人類群星的光輝并推動文明的進步，這種茨威格式的傳記寫作本質上沒有真正的人物塑造，他是某種文明理念沖突的承載物，作者借用人物來表現歷史身份和面孔的成分遠大于去表現一個活生生的人。這種總是將普遍歷史命運寄托給個體的觀念與現實間的矛盾，也是茨威格在寫完《巴西未來之國》后絕望離去的一個原因。
這部電影也是，原子彈倫理問題是一個超人面對人性和神性的彼岸思索，這里面科學界的視角著墨不多，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普羅米修斯的隱喻，在盜火之后接受懲罰和自我困頓，把自己放在超人的視角去擔心火種傳播后，人類未來用火制造的戰爭是否會使得整個文明燃燒殆盡。
普羅米修斯光環背后的天才凡人
即使是在電影中，很多觀眾應該也能感受到，奧本海默本身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并且對奧本海默了解不多的觀眾在電影中可能很難獲得這種矛盾的答案。以在各種書面文字中獲取的奧本海默生平尤其年輕時經歷來看，他很像我們通常所說的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
阿斯伯格征在以前又被稱為天才病，按現在的說法，它屬于不典型自閉癥，屬于自閉癥譜系障礙中的一種，阿斯伯格人群很多都具有愛好廣泛，智商很高的特點，相比高功能自閉癥，阿斯伯格人群有較強的社交欲望，但往往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容易以自我為中心，性格固執，缺乏理解和揣摩他人的心思的能力，不易理解別人的情緒，不過在成長過程中可以通過智力對普通人的社交行為進行學習模仿，從而融入社會。
正如奧本海默的好朋友描述的那樣，在大學期間的奧本海默發現自己很難適應社交活動，經常是不愉快的。他非常孤獨，與周圍的人們難以相處。
“毒蘋果事件”以及隨后的精神分裂是奧本海默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件，在電影中諾蘭對此事進行了美化，改為奧本海默最后反悔投毒。這樣的美化有助于塑造奧本海默雖然充滿矛盾，本質上是一個心懷人類的超人的形象，但實際上也隱去了長期貫穿于奧本海默生命中的性格問題。
身為一個天才，奧本海默在哥廷根期間找回了在物理學方面的自信和人際社交，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精神上的康復，這其中物理學家玻恩的邀請起到關鍵作用，奧本海默還與玻恩一起發表了著名的玻恩-奧本海默近似。然而也是在哥廷根大學期間，由于奧本海默的特立獨行導致眾多師生充滿意見，玻恩不得不將一封抵制奧本海默行為的呼吁書擺到了他面前。因為這一點和其他一些事情，奧本海默直至晚年都對玻恩充滿偏見。
在奧本海默后來的工作經歷中，隨意不尊重，甚至得罪別人的經歷也一再出現?？梢哉f他并沒有在讓他當年導致精神分裂的心理隱患中真正走出來過，對于他有重塑之恩的哥廷根大學，他晚年對其的看法也頗為不客觀。當然，不能說是奧本海默的性格決定了命運，但顯然在被那些歷史大勢驅動的過程中，他的性格在成就其功績以及后來引發最終走向聽證會境遇的種種事件上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一心以茨威格視角來塑造普羅米修斯的諾蘭，本質上來說沒有辦法真正展現作為一個“活人”的奧本海默，觀眾也就無法感受到這種性格心理問題對其人生悲劇的推動。那么在命運的推動層面呢？
奧本海默的悲劇到底是什么？
以奧本海默的性格心理矛盾為線索，結合傳記生平中的各種事件，我們會對很多相關事件的發展有更進一步認識。當然這遠不足以描述奧本海默的悲劇。
在以往，很多人試圖將奧本海默描繪成同情和參與左翼運動，因而在麥卡錫風潮期間遭到迫害。這對于那些被迫害的真正左翼和共產主義者來說確實是一種悲劇，然而奧本海默的悲劇卻不在此。他的悲劇在于，他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科學家，在那個年代確實和當時在知識分子中流行的風氣一樣，對左翼運動抱有同情，喜歡參加一些活動，還喜歡和女共產黨員談戀愛，但他本人是一個鐵桿美國愛國者。
一個貢獻巨大的，忠貞不渝的愛國者因為政治原因被借麥卡錫風潮受到了迫害剝奪了榮譽，而非一個左翼科學家因為立場受到了迫害，這才是奧本海默本人遭遇的悲劇。
在科學史研究者厚宇德采訪楊振寧老先生的訪談錄中，楊老的一番話對當時各個歷史人物的立場和沖突問題的判斷很恰當——
比如像馮·諾依曼、泰勒他們在政治上的見解不是從一開始就這樣的，都是慢慢演變成這樣的。這個演變與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關系。你的解釋把人分成兩類，實際人不是分成兩類的，在兩個極端之間，人的分布是連續的。另外，一個人在政治里的位置是隨時都在改變的。
▲楊振寧與奧本海默
就像發明氫彈并在聽證會上作出關鍵性發言的泰勒，并不是一開始就注定要當一個反面人物。他曾經和奧本海默關系很好，泰勒在曼哈頓工程的理論組中有點像在哥廷根期間的奧本海默，總是提出各種想法，擾亂研究秩序，理論組組長貝特找到奧本海默反映情況，奧本海默也不得不像當年的玻恩一樣想辦法。為了不讓泰勒再干擾其他人，奧本海默就派他去領導一個氫彈研究小組。
這一安排是因為，泰勒當時就認為氫彈能被研制出來，奧本海默對此并不是支持或者反對，而是純粹認為氫彈是虛無縹緲，當時誰也料想不到后來泰勒竟然真的能將氫彈研發出來。由于泰勒感受到在氫彈研發過程中來自奧本海默的種種阻力，最終導致泰勒做出了日后的行為。
奧本海默在當時的左翼同情傾向也是如此，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科學界中，左翼同情非常流行，成為共產黨員的也很多。奧本海默很難不受這種風潮的影響，但最終也就僅限于此。電影里到也表現了這點，勞倫斯問他：你跟那些鐵路工人工程師技術員有什么共同點嗎？奧本海默回答不出。
他也并不是一開始就反對原子彈，如果那兩顆原子彈是扔向德國的，他的事后愧疚程度或許會小很多，畢竟他是一個猶太人。然而身為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對日本都沒有什么厭惡情緒，畢竟日本能發動侵略戰爭，根本上離不開美國出售的能源資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身處本土的美國人對日本實際上仍然很難有切身的痛恨感受。所以在得知原子彈造成的巨大殺傷后，科學家們受到了巨大觸動，尤其作為曼哈頓工程的領導者的奧本海默。
▲1945年，廣島臨時醫院
二戰結束后，奧本海默在美國社會獲得了巨大聲望，他擔任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并被推舉為原子能總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也享受這種聲望，經常對政治問題發表看法，甚至經常將國務卿馬歇爾親昵地稱為“喬治”。當時軍方以及杜魯門總統已經傾向于研發氫彈，但戰后奧本海默擔心研發氫彈會加劇核戰爭的危險，所以一直持反對態度。由于奧本海默巨大的影響力，他成為政府和軍方眼中礙事的人。這才是奧本海默后來一系列遭遇的根本原因。
從這里我們也能看出麥卡錫風潮迫害左翼科學家奧本海默的敘事并不能準確描述奧本海默的遭遇。在麥卡錫風潮之前，美國政府對科學家們暗通蘇聯的可能就已經嚴加監控。整個曼哈頓工程期間，奧本海默都一直在FBI的嚴格調查和監控之下。奧本海默為了證明清白，還曾跟FBI密探說過在他的曼哈頓計劃中不會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員。FBI局長胡佛確實一直在懷疑奧本海默可能是共產黨員或者通蘇，但始終沒有證據。至于后來的艾森豪威爾和施特勞斯，實際上就是想讓他從那些影響力巨大的關鍵位置上自己走人。
1949年8月，蘇聯原子彈成功爆炸，美國政府與軍方加快研發氫彈的意志已不可阻擋。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富克斯將相關情報傳遞給蘇聯事件曝光后，各路反對者開始加快將奧本海默推下神壇的動作。
在這期間，麥卡錫本人確實試圖插手過奧本海默事件，但直到最后他也并沒有跟這件事直接發生關系。反而是那些想推倒奧本海默的人，FBI，施特勞斯等，借著麥卡錫風潮以種種非法手段獲取證據。實際上，這些人一方面借麥卡錫風潮搞事，一方面又在極力避免因為麥卡錫想插手此事，而被外界認為同麥卡錫有所牽扯。
在電影中，施特勞斯最終被塑造成那個因為被奧本海默羞辱過所以要報復的大反派。實際情況中施特勞斯首先是執行艾森豪威爾的意志，然后摻雜了個人的報復，并想借此撈取政治資本。不過施特勞斯對舉行聽證會一直也猶豫，害怕引起公憤，他理想的結果就是奧本海默能從委員會主席以及其他各種顧問的位置上自動走人，并被取消安全特許權，艾森豪威爾也需要一個體面的結果。結果由于種種原因，聽證會還是召開了。
主流敘事中都把聽證會事件說成奧本海默受到了天大冤屈，那么最后奧本海默受到的冤屈是什么呢？參與聽證會的委員們多數都認為奧本海默的忠誠沒有問題，聽證會最后決議也是如此。奧本海默的真正問題是“具有安全危險”，也就是他反對氫彈研發，所以威脅了美國的安全。
由于擔心這一理由并不為社會所接受，所以在公開決議中的理由是奧本海默“具有性格根本缺陷”。最后奧本海默的安全特許權被撤銷，離開了那些被視為眼中釘的關鍵職位，但仍然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
所謂安全特許權，就是可以訪問美國的各種最高機密、限制信息以及國家安全信息的權限。這不光是特權，也是一種榮譽，是美國政府對一位科學家的最高認可。盡管忠誠方面在聽證會上得到肯定，但安全特許權被撤銷仍然是對奧本海默的否定，他在此后迅速消沉。后來拜登政府對他的平反也是指撤銷剝奪他安全許可的處罰。
走出美國神話敘事
是不是有一點違和的感覺？奧本海默確實冤，但他冤在本人是一個非常忠誠的愛國者，實際上也沒多少人真的懷疑他不忠誠，只是想把他從阻礙氫彈的位置上弄下去，中間夾雜了各種私人恩怨。他在晚年也仍然在各種沒必要的地方得罪人，并不只有施特勞斯，這些都成為最終導向聽證會事件的復雜因素。
當然，他影響力巨大，力挺他的有影響力人物更多，最后扳倒他的幾個主要推手也沒什么太好下場。他本來可以辭職走人，也可以不去參加聽證會，甚至聽證會也本可以不發生，太多的因素造成了最終結果。
當我們過多關注于麥卡錫主義，我們將會忽略很多問題。麥卡錫掀起的風浪持續沒多少年，在這之前和之后，美國難道就不敵視共產主義了嗎？在聽證會事件中，施特勞斯盡管私下里借麥卡錫風潮使用各種非法手段，但表面也不敢跟麥卡錫扯上關系，艾森豪威爾也反對麥卡錫，難道就可以說這些人不反共嗎？顯然并非如此。
▲麥卡錫時代，美國宣傳圖
有很多左翼人士在麥卡錫風潮中遭到嚴重迫害，但奧本海默事件本質上并不能算在此列，本質上是因為他阻礙了美國氫彈的研發。而且就算沒有麥卡錫風潮，他也終究會被打壓。聽證會事件后，美國科學界和知識分子界非常憤怒，但在50年代，左翼同情者已經比當年少太多了，人們憤怒是因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忠誠的美國知識分子被政治迫害。
諾蘭在電影中也確實表現出奧本海默不是一個真正的左翼科學家，但普羅米修斯式的古希臘悲劇塑造遠比左翼科學家拔高得多，心懷世人，獨自背負起懺悔和反思。然而，這種拔高卻回避了根本的問題。
終究，奧本海默仍然是一個忠誠的愛國科學家，他確實在原子彈降落日本后開始反思核戰爭將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這種反思在美國科學界和知識界大量存在，最終變成了對核武器本身的否定。這點在我們之前的文章《廣島原子彈爆炸，奧本海默做錯了嗎？》中有所介紹。
如果我們真的這么替奧本海默的悲劇不平，那首先就要肯定他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他遭遇的最大冤屈就在于這一身份曾被質疑。這對于中國當下一些吹捧這部電影的知識精英和文藝青年們可能很尷尬——他們如此被奧本海默共情，但往往對中國的愛國者極端否定，所以，他們會愿意承認奧本海默是一個忠誠愛國者嗎？他們也會跟著呼吁反對核武器反戰，但似乎最后反對的范圍總是不包括美國。
從這點上，中國的很多知識精英真的不如美國的知識精英真誠。當然，美國的知識分子階層本質上也喪失真正的反思能力了。
二戰前后的美國，對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群體的收編還不是那么熟練。一來，美國當時崛起時間尚短，一戰之后才通過接收大量歐洲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讓自己的軟實力迅速增長，很多投身美國的知識分子當時歸屬感還沒那么強，加上當時左翼思潮流行，知識分子中存在很多異見分子。
在曼哈頓計劃中除了富克斯這樣的人，還有寒春，她在1947年與楊振寧結識，1948年楊振寧開車送她踏出前往中國的第一站。她的導師費米在得知她將前往中國時，也替她隱瞞了這件事情。
二來美國在二戰結束后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頭號帝國，之前各方面能力和經驗欠缺。在冷戰開始后，通過對高校體系，文化體系和傳媒體系的熟練運用，對知識分子形成了完善的收編機制。使得美國知識分子們盡管反對原子彈，反對越戰，但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真正反思美國的能力，因為帝國本身就是他們得以維持社會地位的基礎。
光反思原子彈是沒用的，核武器的出現是一個必然事件。在《奧本海默》中，最后通過奧本海默與愛因斯坦的湖邊對話，將對核武器的倫理擔憂放入人類長久的命運之中，和真實世界的冷戰史產生互相印證。
然而這終究是諷刺的，來自于科學巔峰的“死亡”——核武器，在長久蹉跎的冷戰環境中帶來了恐懼，但也維持了最低限度的脆弱平衡，甚至這個威懾平衡，在全球化和晚期資本主義“繁榮”的當下，依然是最穩固的秩序基礎。
而這一點，某種程度上也因為那兩顆原子彈曾經在日本爆炸過，如果冷戰開始前，人們不曾目睹過核武器造成的巨大傷害，那我們真的很難知道在冷戰的暗流洶涌中，在古巴導彈危機的千鈞一發中，那顆引爆全球核戰爭的按鈕會不會被按下。
所以，《奧本海默》表達這種抽象的倫理糾紛深遠卻又淺薄，因為人類正看似幸福地緊貼在死神的懷抱中，在深淵的薄冰上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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