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延安文藝”為方法打開中國現代文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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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馬今日推送董麗敏老師的文章《以“延安文藝”為方法打開中國現代文學經驗》。在本文中，董麗敏老師立足于方法論的角度，從“新革命史”出發，探究和反思“延安文藝”研究的內在理路及其嬗變與展望。首先，董老師細致梳理了幾種“延安文藝”研究思路的立場、視野和側重點，強調當今的研究試圖突破傳統的“革命史”和“現代史范式”，去除二元的分析模式，重返社會歷史現場，有助于在綜合視野中打開延安文藝的討論空間。其次，董老師立足于各類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入至延安文藝研究的“本源性問題”，需要在歷史的內在視野中以“延安文藝”自身的邏輯來理解“延安文藝”，避免將其視為是一種“現代性”的“地方性知識”，而需要立足于整體的中國革命的經驗，予以整全性的觀照，辨認出“延安道路”蘊藏的“中國式現代性”。最后，董老師指出，若要探尋更有歷史回應性的研究范式，根本在于立足“延安道路”，將延安文藝作為打開“現代中國”何以成為“現代中國”的鎖鑰。“延安文藝”與中國革命相伴而生，也就是說，植根于“革命”，才能深描和召喚出“延安文藝”對于歷史和當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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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十多年來，伴隨著“把革命帶回來”[1]逐漸成為一種引人矚目的學術思潮，如何“向‘新革命史’轉型”[2] 開始成為各學科重要的拓展方向之一。作為與20世紀中國革命實踐有著密切關系的知識領域，[3]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展開的有關革命—社會主義文學的“再解讀”[4] 潮流出現得更早，這其中，關于延安文學/文藝的研究探索尤為活躍，出現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新思路，大致可以概括為：努力突破立足于沿海城市—出版傳媒—文化工業而產生的“現代文學”分析框架，重新評估以偏僻貧窮的內陸鄉村為場域而展開的“生活與藝術同一”的延安文藝實踐經驗的激進性，將其視為“一場含有深刻現代意義的文化革命”；[5]在特定的抗戰“政治—文化”框架中討論延安文學特殊的表達方式和意義生產機制，分析“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寫作方式的‘集體創作’”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地形圖”的“改寫”；[6]引入“社會史視野”，嘗試在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彼此糾纏的特定歷史格局中，去理解延安文藝所形成的“新的寫作作風”、[7] 所打開的面向群眾的“情感實踐”[8]以及主體不斷再造的“感知結構”；[9] 在深化對趙樹理、丁玲、艾青和孫犁等經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時，越出單一的“文學”范疇，著重挖掘說書、秧歌劇、新歌劇、朗誦詩、大合唱和木刻版畫等延安時期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樣式所內蘊的獨特歷史意涵。[10]

　　1944年的延安寶塔山（[英] 林邁可 攝）

　　應該說，上述各種新思路在研究立場、視野和側重點上存在著差異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某種共通點，即不滿足于局限在傳統的“革命史”框架或者“現代性”范式下來理解延安文藝，嘗試重返特定社會歷史語境，希望能夠突破相對靜態甚至僵化的文學與政治二元分析模式，在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和情感史等形成的綜合視野中，從文化政治的維度進一步打開延安文藝的討論空間。這一努力，顯然與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嘗試探尋新的更有闡釋力的研究范式的大趨勢相一致，更為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延安文藝研究所呈現出來的20世紀中國革命的成熟經驗及其蘊藏的能量，又在很大程度上觸及到了對“現代中國”的形態特點、建構路徑以及動力機制的新的詮釋可能。因而，有關延安文藝的研究嬗變，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研究內部并在方法論的層面上被看待，而更應被視為包含著研究者自覺不自覺地以此為切入口，企圖重構文學研究與歷史實踐之間應有的回應性關系，進而叩問“現代中國”何以成為“現代中國”的意味在里面。

　　如果立足于這樣的格局中，那么，可以說，當前有關延安文藝的諸多研究維度，仍然需要與一些更為本源性的問題聯系在一起考量，或許才能真正呈現其意義/局限所在而獲得進一步推進的動力。這其中，如何在歷史的內在視野中以“延安文藝”自身的邏輯來理解“延安文藝”，顯然是其中的關鍵所在。盧燕娟注意到，1990年代以來頗為盛行的“再解讀”思路仍然存在著以歐美經典“現代性”為旨歸的傾向：“努力去挖掘這些文學當中的現代性訴求，重新把現代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納入到中國追求現代的整體歷史進程當中”，進而指出，這將導致對筑基于延安文藝之上的“人民文藝”的理解背離其自身“文化標準的合法性”，而出現“以文學性來建立它的合法性，或者以那種人性、民間倫理來建立它的合法性”的“去合法性的合法化”危機。[11] 換言之，盡管延安文藝/人民文藝逐漸成為新的研究熱潮而似乎獲得了合法性，但這種合法性的建構，其實是建立在將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實踐當作一種特殊的地方性知識納入到“現代性”研究范式基礎上的，大多只是將其當作一種“另類現代性”來加以解讀，因而也就無法使其掙脫“現代性”的基本邏輯框架而存在著被誤讀甚至被取消真正的合法性的危險。

　　古元木刻

　　一：《羊群》（1940年）二：《減租會》（1943年）

　三：《離婚訴》（1943年）四：《結婚登記（二）》（1943年）

　　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應該說，在延安文藝研究領域，當前學界對“現代性”研究范式的知識清理工作仍遠遠不夠，還需要向縱深處開掘：如果不能突破貌似普遍主義實則主要由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軌跡所支撐的“現代性”史觀，那么，“延安道路”作為一種“山溝溝里的共產主義”所形成的對于立足于殖民化、工業化、城市化的經典“現代性”理論的反思與克服的一面，顯然就無法得以充分顯現出來，而這一從不具備經典“現代性”發生條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探索出來的超克“現代性”的經驗，正是延安文藝得以應運而生的歷史根基所在；如果不能引入政治經濟學視野，關注到新民主主義文化與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之間互為支撐的關系，[12] 就無法理解延安文藝所追求的文藝生產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高度同一的經驗何以能夠產生出來，以及這種經驗對于歐美現代文藝所表現出來的作家與生活、美學與政治、想象與現實彼此割裂狀態的一種彌合，也就不能意識到其在打破所謂“現代文學”自律性的激進探索背后所潛藏著的一種新的文藝重構自身使命與價值的追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如果不能在“新的人民的文藝”的高度上來把握延安文藝，注意到其在生產機制上“由專業文藝工作者的活動與工農兵群眾業余的文藝活動兩個方面構成”，在功能設定上體現為“發動農民斗爭，推動農村生產，教育與改造農民自己”，由此才會在具體表現形態上落實為“新的主題，新的人物，新的語言、形式”，[13] 那么，就不能理解延安文藝真正的創造性其實正是從對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發現的“由于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14]問題的現實回應為起點而逐漸成形的，讓往往被排斥在主流歷史之外的群眾重新回到歷史之中，讓被剝奪了文藝創作可能的草根階層有機會參與文藝實踐[15] 而獲得作為歷史實踐主體的整全性，可以說構成了延安文藝最鼓舞人心也最值得重視的特質所在。

　　延安《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版，發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

　　由此，要想回到延安文藝自身的理路去探尋更有歷史回應性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僅僅回到作為一般精神產品的文藝產品的內部，在習見的文藝成規層面上來進行；也不是僅僅運用諸如先鋒性、情感結構、視覺文化、聽覺文化和大眾文藝等現成的理論工具，就足以實現。更為根本的，是要立足于“延安道路”，將延安文藝作為打開“現代中國”何以成為“現代中國”的一把鑰匙，而不是在由經典“現代性”理論所形塑出來的“現代中國”格局中以削足適履的方式簡單植入延安文藝。甚至可以說，并不是這樣的“現代中國”構成了理解延安文藝的必要前提，恰恰相反，要想切實把握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中萌發的“現代中國”的歷史行進脈絡，就必須建立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切認識和理解基礎上——而“延安道路”以及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延安文藝則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熟標志。一言以蔽之，只有以革命為底色來把握“現代中國”，才能深描出“現代中國”所特有的“現代性”的歷史意涵。

　　盡管如此，仍需要強調的是，以“延安文藝”自身的邏輯來理解“延安文藝”，并不意味著就是將延安文藝研究簡單地意識形態化，從而又兜兜轉轉回到傳統僵化的革命史研究老路上；而是希望進一步指出，有關延安文藝的研究恰恰需要克服單一的意識形態化所導致的抽象化、概念化乃至教條化的傾向以及由此導致的歷史實踐能量的流失，需要回到元氣淋漓的發生現場，借助血肉豐滿的文藝形式努力去還原和詮釋歷史中的人情事理，以“在歷史中逐漸生成”的“境況性知識”[16] 抵達革命的肉身形態。

　　上圖：1943年春節，王大化、李波在延安演出秧歌劇《兄妹開荒》

　　下圖：1945年5月中國第一部新歌劇《白毛女》在延安演出

　　在這一思考脈絡中，如何在歷史化的前提下，發掘甚至發明更為有效的概念，重建討論延安文藝社會功用的理論前提，仍然是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倪偉指出，“在思考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一系列問題時，不能拘泥于西方的分析框架”，提出要在中國革命情境中來重新打開對“社會”概念的理解：“社會與其說是一個先在的帶有規限性的結構，不如說是各種實踐活動得以具體展開的一個開放場域以及在此基礎上逐漸整合而成的統合體。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行動者主體在此過程中所發揮的創造性作用，把主體的實踐而不是客觀的結構作為社會分析的起點。”[17] 當“社會”不再被理解為由外在于人的靜態的觀念、政治或制度構成的社會，而是在各種各樣的歷史主體的實踐活動中逐漸生成的時候，可以認為，在這樣的社會場域中，類似于延安文藝這樣的社會文化現象的出現，就不可能只是單一的主流意識形態自上而下形塑的結果，而更應該被視為是由革命所推動的社會與各色人等的有機互動、協商而達成共識的結晶——延安時期所形成的無論是“趙樹理方向”還是“古元的道路”，其在參與社會建構同時也是被社會塑造中所逐漸顯現出來的豐富性與創造性，其實都可以在這樣格局中來加以討論。

　　另一方面，如何在充分政治化的基礎上，以新的理論視野來把握延安文藝的藝術性以及其可以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是當前推進延安文藝研究所需要觸碰的難題。吳曉東認為：“盡管歷史中的主體與文本中的主體在歷史的和邏輯的雙重層面上均有一種同構的關系，但是文學文本在積淀歷史的表象的過程中，顯然還生成了自身的邏輯，這就是審美之維與形式之維的介入。”[18] 這一在肯定文學歷史化必要性前提下通過強調“文學性”以激活“文學‘與現實對話的活力’”的觀點，給人的啟示在于，可以從另一個方向推進如何以“延安文藝”自身的邏輯來理解“延安文藝”——如果認可延安文藝作為鮮活的感性形式某種意義上探索了對于這段歷史的獨特賦形方式，那么它一定蘊蓄了溢出時代意識形態的能量，就不能被簡單看作是服從于政治的尺度或者說成為了革命所需要的宣傳工具；但與此同時，又能以怎樣的理論方法描述并提煉這一能夠充分汲取并轉化政治能量的延安文藝其感性形式的藝術內涵與特征，使其能有效彌合大眾性與藝術性、文學性與政治性、低級文化與高級文化之間的彼此分離的狀態，從而走出傳統革命史框架中相對生硬的普及與提高二分法張力結構，仍值得進一步思考。

　　上圖：人們觀看延安街頭墻報

　　下圖：魯藝美術系師生舉辦延安戰地寫生作品展

　　總之，在今天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回到“延安文藝”本身的理路來認識其發生發展的邏輯及其合法性，并以“延安文藝”為方法來打開乃至激活當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立場上、知識上、情感上的問題和挑戰，需要在主體與現實、理念與行動、文藝與政治和革命與社會等一系列看似非此即彼的二元項中找到可以突破的空間，當然，這種突破不能僅僅停留在概念、話語和觀念等層面上，而需要以特定歷史情境中形成的實踐經驗以及相應的邏輯作為支撐，從而才能在“有經有權”的辯證框架中來揭示延安文藝真實的生命力所在。盡管這樣的探索頗為艱難，但卻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能否真正在地化“再出發”的開始。

　　注 釋

　　[1] 應星：《“把革命帶回來”：社會學新視野的拓展》，《社會》2016 年第4 期。

　　[2] 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1 期。

　　[3] 王瑤指出：“在我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從二十年代末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廣泛地同我國社會科學實踐開始結合起來，在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中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學派；萌發于這一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王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 年第3 期。

　　[4] 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可謂開風氣之先。

　　[5]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代導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增訂版）》（唐小兵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6 頁。

　　[6] 袁盛勇：《歷史的召喚：延安文學的復雜化形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7 年。

　　[7] 劉卓：《“新的寫作作風”——探討丁玲整風之后的報告文學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 期。

　　[8] 路楊：《革命與人情：解放區文藝下鄉運動的情感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 年第6 期。

　　[9] 何浩：《歷史如何進入文學？——以作為〈保衛延安〉前史的〈戰爭日記〉為例》，《文學評論》2015年第6 期。

　　[10] 這方面的著述甚豐，如孫曉忠：《改造說書人——1944 年延安鄉村文化的當代意義》，《文學評論》2008 年第3 期；賀桂梅：《人民文藝的“歷史多質性”與女性形象敘事：重讀〈白毛女〉》，《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 年第1 期；熊慶元：《文體革新、文化運動與社會革命——延安新秧歌運動的歷史形態及其政治向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12 期；唐小兵：《聆聽延安：一段聽覺經驗的啟示》，《現代中文學刊》2017 年第1 期；劉欣玥：《抗戰時期的延安歌詠與“青年”的誕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 年第7 期；李楊：《圣詠中國——〈黃河大合唱〉與延安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 年第2 期；路楊：《“古元的道路”：延安木刻下鄉的情感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 年第8 期等。

　　[11] 盧燕娟等：《左翼文藝研究：熱點與前沿》，《文藝理論與批評》2014 年第2 期。

　　[12]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695 頁。

　　[13]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周揚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第513、523、525 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年，第28 頁。

　　[15] 邵荃麟指出：“所謂文藝大眾化，我以為并不僅僅是單純的普及運動或通俗運動，也不僅僅是作品的形式或作家的生活方式的問題。更主要的，它應該是一種人民的與非人民的思想斗爭，一種社會革命的實踐。到農村中去也好，到民間去也好，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是這種斗爭的實踐，不是把它和社會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則所謂民眾藝術的‘理論’將始終停留在一些瑣碎的形式問題討論上，而所謂‘實踐’，也只不過是唐·吉訶德式的農村觀光罷了。”邵荃麟：《伸向黑土深處》，《邵荃麟全集》（第一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13 年，第80—81 頁。

　　[16] 宋少鵬、高夏薇：《境況性知識、內在歷史的視域：回看中國百年婦女運動的歷史與經驗》，《開放時代》2022 年第6 期。

　　[17] 倪偉：《社會史視野與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文學評論》2020 年第5 期。

　　[18] 吳曉東：《釋放“文學性”的活力——再論“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學評論》2020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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