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長安三萬里》火爆，電影再現大唐盛世，彰顯文昌武盛，在高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下，既契合“文化自信”主流價值觀，又隱喻了民族復興宏大主題，可謂恰到其時、恰如其分。
當今中國提倡“中國夢”，其時大唐也有“大唐夢”，影片中的李白、高適、杜甫等主人公命運的起伏跌宕，分明就是他們一生追夢的剪影。
他們生而有幸，其時的大唐正處于鼎盛時期，而唐代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也處于高峰期，開元盛世甚至開創了萬國來朝的盛景。這就象后來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文化極為昌盛，產生了一大批響譽世界的大文豪一樣，大唐也注定會產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成為一個詩文昌盛的黃金時代。
在朝氣勃勃時代背景下，有志文人無不摩拳擦掌，渴望建功立業，報效朝廷，“學好文武藝、貸與帝王家”“修齊治平”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理想，更是他們追求人生完美的終極夢想。
李白，出身商人家庭，雖文名早著，卻一生追求功名而不得。他甚至寫過“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的馬屁詩，卻不為權貴所動，好不容易玉真公主推薦到宮廷伴侍君王，卻不安于御用詩人的弄臣地位和朝堂的昏庸腐朽，辭官而去，重獲自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追求個性自由是李白詩歌中浪漫主義的源頭，也是他性格中閃耀人性光輝的亮點。于是集功名心與自由心一體的李白，在其人格里時常打架，不分勝負，也就注定了他既成不了隱逸灑脫的陶淵明也成不了功成名就的高適，最后還站錯隊，險遭橫禍。
高適，雖出身官三代家庭，然而已經家道中落。祖輩的赫赫功績和自身的落魄地位形成對比反差，激勵他奮發有為，光宗耀祖，也培養了他隱忍克制、積極進取的性格。因而他能在一再受挫的情況下，拒絕墜落，修文習武，找準時機，在亂世中尋覓崛起機會。先是投奔哥舒翰，后又向唐肅宗獻策，終獲重用，平叛建功，拜將封侯，功成名就。
而杜甫也是出身官宦之家，素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宏大抱負，然而應試不弟，奔走權門無望，歷長安十年蹉跎。又遇到安史之亂，好不容易逃出長安，卻開始了漫長的流離之旅，先是到寶雞投奔肅宗，接著被貶華州，隨后蜀中漂泊，最后病死江湖的一葉小舟之上。
影片以李白、高適、杜甫三人的活動交集為紐帶，反映了大時代背景下人物的命運。歷經安史之亂，一群曾經意氣風發、文采風流的追夢書生，人生軌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李白錯失迷亂參加叛軍，身陷牢獄；高適抓住時機一展身手，位列朝堂；而杜甫則顛沛流離郁郁無為，老死江湖。
同樣一個夢，卻不同的結局。盡管從建功立業來看，高適夢圓完美，拜將封侯，達到封建時代文人的理想境界，然而，恐怕此時的高適再也難寫出“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的詩句。而李白、杜甫雖然金闕夢碎，功業飄零，卻成為中國歷史文化星空璀璨的雙子星座，這種人生際遇形象闡釋了什么叫“國家不幸詩人幸”。
何以是詩人之幸，因為詩人以親身經歷記載下國家不幸人民不幸，對遭逢苦難的人民寄予深切同情，通過歌哭人民的苦難，把自己升格到大寫的人，實際完成了更加宏大的建功立業。
與走向朝堂高位的高適相反，歷經安史之亂的杜甫走向民間，走到人民中間，留下控訴社會黑暗的“三吏”（《石濠吏》《潼關吏》《新安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憂國憂民、變革黑暗現實的深切呼喚，被后世尊為詩史、詩圣。李白也以其蔑視權貴、酷愛自由的人格魅力和熱情奔放、絢爛多彩的藝術魅力，千百年來被傳誦，被封為詩仙。看人生成敗，又哪知誰優誰劣。
然而，影片中最突出的是高適，李白其次，杜甫干脆作了無關緊要的陪襯。可見高適作為大唐盛世的形象大使，既符合世俗觀念，又與民族復興的宏大主題容易對接，高適的高光人生無疑也是今天無數渴望成功的人們的夢想。
將所有關注眼光都聚焦到光彩奪目的成功人士高適身上的同時，大家似乎忘記了“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一改變三人命運的歷史周期率。
開創了盛世的開元天子唐玄宗，在厭倦了長久的勵精圖治以后，搖身一變，成了崇尚享樂的天寶皇帝。他揮金如土，窮奢極欲，重用奸佞，排斥良善，政治越加腐敗，國家到了崩潰邊緣，讓安祿山有機可乘，使繁花似錦的盛事轉瞬變成民不聊生的亂世，由此拉開了唐王朝盛極而衰的序幕。
導致這種劇變的難道是唐玄宗的自我墮落，或者是安祿山的狼子野心，再或者是奸佞小人的干政誤國？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本質還是封建帝制的原因。自秦始皇建立高度極集專制的秦制以來，中國形成了大一統的帝國傳統，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的高速發展，乃至出現了象漢唐這樣彪柄一時的盛世，把中國封建社會推向高峰。然而治亂循環的歷史周期率也象魔咒一樣困擾著這個寵大的帝國系統，似乎陷于無窮迷陣中不可自撥。
曾經生機勃勃的盛世帝國變成了老大帝國。當中國人還在一邊做著天朝大國迷夢，一邊在歷史周期率中生死輪回的時候，西方經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一個全新的制度已經噴薄而出。由此，兩個制度的碰撞終于在1840年不期相遇，不出意料，老大帝國一敗涂地，從此中國人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全面崩塌。
此后，中國人在艱難困苦中竭力掙扎，經過一百多年的摸爬滾打，好不容易重又站起來了、富起來了，隨之自信心也似乎爆滿了，甚至還宣稱要強起來。但怎樣才算強起來，似乎語焉不詳，只有一個模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如果“中國夢”只是復興到漢唐盛世，如果自信心只能到漢唐的遺韻去追尋，那就恐怕找錯了門庭，必然一頭撞向南墻。然而，歷史發展的吊詭之處在于，我們忙忙碌碌轉了一大圈，回頭一看，又似乎回到了當初的起點甚至起點之前。
最后，還是郭松民老師說得好：“不反封建，電影的“民族化”、“中國化”就行之不遠，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中國美食”，最終還是會把觀眾和市場拱手讓給好萊塢，以及“按照美國炸雞配方制作的中國炸雞”。他這是在說電影，更是在說中國道路。
長安三萬里，終歸是一場盛世浮華夢，再也回不去了，若非要回去，必定是一場噩夢，而今的我們唯有開辟出新的道路，中國才有希望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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