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談談艾略特，一是覺得文學方面有此必要，二是為了在當下的危機時代重溫百年前的危機時代。
艾略特和奧登的作品對中國40年代活躍的新詩人影響極大，可謂一舉改變了知識分子詩歌的面貌。九葉派詩人即為典型。我們介紹過唐祈1948年創作的長詩《時間與旗》如何深受艾略特《四個四重奏》的感染。智利詩人尼卡諾爾·帕拉早年摸索口語化的“反詩”之路時，曾從艾略特詩歌“將平淡無奇的短語和口語融入詩中”的做法中得到啟發，認為那是“現代城市居民的語言”。美國工廠詩人弗雷德·沃斯在《揭開工廠的黑幕》一詩中提到，早年就讀洛杉磯大學時，他曾經為“20世紀美國文學博士學位課程∕研究并撰寫一篇20頁的關于T.S.艾略特開創性的∕現代派經典長詩《荒原》的論文”。
80年代之后，艾略特的詩歌與文論在中國重獲經典地位。當時，有關現代派的文論在中國比較匱乏，艾略特博學且不乏驚人之語，不少人奉為權威。我自己愚鈍得很，對多數現代詩不得其門而入，對艾略特亦然。《荒原》也好，《四個四重奏》也好，雖不能說無感，但反正自己不會去寫那樣的詩。不過對他的文論倒是耳熟能詳，世紀末時還認真重讀，做摘錄，一本正經寫隨感，想起來令人汗顏。當然，我不需要認同他對《哈姆雷特》的貶低，對雪萊和彌爾頓的攻擊，很明顯，那都是為了宣揚他自己認定的詩歌路向。
關于艾略特的影響及勢力之大，當時摘抄過張子清的《二十世紀美國詩歌史》：
……加上他（艾略特）身處當時英美文學中心的倫敦，任第一流雜志《標準》的主編和第一流的費伯爾出版社的編輯和董事，這就足以使得英美的大多數青年詩人圍繞在他周圍。甚至使威廉斯起初想在《標準》上發表作品而不可得，后來大名鼎鼎的金斯堡成名前也曾徒然企求T.S.艾略特的幫助。
他們（第二代現代派詩人）如果起步時不按照T.S.艾略特的詩風創作，就很難出版，很難立住腳；而按照他的風格寫詩，顯然又不可能寫出比T.S.艾略特或龐德更支離破碎、更旁征博引、更智性的詩來。這使他們處于舒舒坦坦但難以脫穎而出的尷尬境地。
隨著“詩歌宗教時代”的到來，艾略特的文論越來越在中國詩壇派上用場（艾略特還真是想讓詩歌起到早年宗教的作用）。這讓我忍不住大發 “什么七分傳統三分創新，什么不要倚賴天才，什么消滅個性。二十世紀，多少人都在艾略特的文論里討生活”的牢騷：
除了少數人……從三十至五十年代，美國詩壇事實上處于一種并無道理的“非現代主義不可”的狀態。……你一定要非個性化，一定要戴面具，一定要有戲劇性，一定不要步彌爾頓和雪萊的后塵（王佐良直截了當地說：艾略特所要反對的其實是英詩中的民主傳統），你一定要欣賞玄學派詩人并向他們取經，你一定要破碎，要用典，旁征博引，要反英雄，要口語化（或者像艾略特后來說的，不要太口語化），不許浪漫，感傷，抒情。
那么，“艾略特現象”的本質是什么呢？就是極端的政治保守主義與藝術先鋒性的結合。關于前者，可以摘抄一段中國文士的評論：
T·S·艾略特曾經將自己概括為“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它們都指向保守主義……保守主義代表著他與崇尚自由的現代價值體系保持的距離，一個不亢不卑的距離。（張旋《T·S·艾略特的詩學》，載于《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8月）
譯為人話就是：艾略特反對自由主義，政治上是個反動分子。
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是堅決反對皇帝、國王、君主這類前資本主義的玩意兒的（日本天皇，包括英女王英男王在內的歐洲現有12個國王除外）。保守主義相反，固守前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王權、貴族地主、傳統教會等等）的觀念。
艾略特屬于后者。他“敵視自由派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當然，在他心向往之的皇權社會里，坐在寶座上的不是暴君，而是仁君；地方上的主宰者則是仁慈的地主（就像中國的開明士紳？），也就是“由一些‘大家族’和少數像他自己那樣的杰出的神學知識分子來治理”的農村社會。百姓安土重遷，如艾略特所言：“最好的事情莫過于大部分的人類居住在他們的出生地。”教堂是社會的中心，精神生活的中心，大家都順應季節韻律而生活，閑暇時一起跳莫里斯舞。此之謂“有機社會”，17世紀期君主制和國教繁榮時期的英國是它的模板，也殘存于這位“圣路易斯‘貴族’家庭后裔”出生成長的、血統和教養仍占重要地位——雖然正在被精神貧瘠但日益強大的工業資產階級所壓倒——的南部諸州。
順便說說，這種保守主義不同于哈耶克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哈耶克是“原教旨資本主義者”，而非保皇派。他的保守主義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絕對信念和信心之上，視之為歷史“自然進化”的結果（前資本主義勢力遲早會被資本主義淘汰或同化，不需要也不應當革命，甚至任何人為變革的念頭都不可以有，否則只會釀成災禍）。他完全不擔心前朝余孽的復辟，相反，這些余孽的保守主義也有利于給革命和變革擋道。因此，現實中，他會向貴族余孽致敬，對他們的尊榮與高尚深表欽慕，同時奉勸他們與時俱進，接受“自然進化”的結果……
顯然，艾略特不吃這一套。他對資本主義的觀感，毋寧更接近于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表述：
“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總之）“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工業資本主義已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龐德和艾略特一樣，對此深惡痛絕，到處尋求療救資本主義的藥方。
艾略特，龐德，以及其他早期的現代派藝術家，在馬克思稱之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中，感受到精神匱乏的危機。資本主義越占據普遍優勢，這種危機感越深刻。早在十九世紀末，這已促成了藝術面貌的劇烈變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則達到頂峰。血肉橫飛的歐洲戰場，已沒有自由主義、浪漫主義或人文主義的容身之地。這類老調子只會顯得可悲可笑。
艾略特的《荒原》被普遍解釋為這種精神危機的表現。而在藝術實踐上，他并不保守，相反，是新風氣的開創者。對此，伊格爾頓如是解釋道：
寫得好不止是“風格”（style）問題，它還意味著具備一種能自由支配的思想洞察力，能透視人們在某種場合下所經驗到的現實情形。……這類洞察力從政治上看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并不是問題的要害；正如葉芝、艾略特、龐德、勞倫斯等人是二十世紀公認的重要作家，雖然他們大多數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每個人都與法西斯主義有瓜葛。馬克思主義批評并不為這種事實辯解，而是闡明這種事實，理解到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藝術的情況下，只有一種像馬克思主義一樣敵視自由資產階級社會的萎縮價值的極端保守主義，才能產生出最有意義的文學來。
多年前第一次讀到伊格爾頓的這段話，很受震動。它和馬克思談巴爾扎克、羅莎·盧森堡談陀斯妥也夫斯基或俄國革命者談托爾斯泰的角度略有相似，又頗為不同。但它確實符合我自己的觀感：不管在中國還是東歐，自由主義都意味著皈依資本主義，對其罪惡與危機極為遲鈍無感，頂多將它解釋為非資本主義、非市場因素惹的禍。
艾略特如何站在文明的廢墟上創作出“最有意義的文學”？他的思路是怎樣？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中如是分析道：
對艾略特來說，一種與經驗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語言，其長處在于使詩人避開理性主義思想的極端抽象，而去抓住讀者的“大腦皮層、神經系統和消化道”。詩要吸引的不是讀者的心智（思想）：一首詩的真實意思是什么，其實無關緊要；艾略特聲稱過，對他的作品所作的那些明顯是離奇的解釋，他處之泰然。意思只不過是為迷惑讀者而丟出的肉包子，詩則悄悄地以更自然和無意識的方式在讀者身上發生作用。博學的艾略特，這位寫作智力上難以理解的詩歌的作者，事實上在此暴露出一切右翼非理性主義者對理智的全部輕蔑。他敏銳地看出，中產階級自由理性主義的語言已經枯竭。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再相信“進步”或“理性”的空談，至少當幾百萬具尸體橫臥在歐洲戰場上時是如此。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經失敗；詩人必須通過發展一種“與神經直接交流”的感覺的語言，對這些受到懷疑的概念作深入探究。他必須選擇具有“一個直達最深處的恐懼和愿望的須根網”的詞匯，選擇可以刺入所有男女都有相似體驗的“原始”層面的、謎一般的形象。也許有機社會尚存于此，盡管只存在于集體無意識中；也許心靈里有某些深刻的象征和節奏，也許有一些貫穿整個歷史的不變原型，詩可以觸及它們并使之復活。歐洲的社會危機——全球戰爭、尖銳的階級矛盾、衰退的資本主義經濟——也許可以通過徹底背棄歷史并代之以神話來予以解決。深藏于金融資本主義之下的“漁人王”，是關于誕生、死亡與復活的有力形象，人類或許可以在此找到一種共同身份。為此，艾略特于1922年發表了《荒原》，這首詩暗示，對豐饒的崇拜包含著拯救西方的線索。他的令人反感的先鋒派技巧被用來表現隱蔽（后衛）的目的：它們打亂日常的意識，以便在讀者的血液與內臟中復活共同的身份感。（吳注：未找到伊格爾頓《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英文版原作，本段據不同譯本對照修訂）
也就是說，他的文論提供思想（以保守主義標桿重塑英語文學史，排斥從激進清教徒彌爾頓到浪漫主義的潮流，把“有機社會”尚存年代的某些詩歌奉為正統），詩歌則否。他在詩中匯集了大量的文明碎片，但不是為了作何評判或感慨。所有的典故索引與注釋，只能提供來源或事實，而不能解釋是何意思，因為作者本身就拒絕思想和理性在其中發揮作用。
這當然不是在“全盤否定”艾略特的“藝術成就”（伊格爾頓亦然）。前文談到他是當時實驗性極強的先鋒藝術家，談到他對資本主義文明枯竭衰敗的敏銳。這種敏銳是正統的、尤其是樂觀的自由主義者所不具備的。作品本身的影響，讀者或其他作者何以被打動，更是因人而異。比如，對倡導美國本土化詩歌的威廉斯來說，艾略特是個障礙。對40年代中國詩人來說，艾略特（加上奧登一代）的樣榜，可能意味著舊式抒情的結束，對當下社會的更為“現代”的把握，更多而非更少的智性、思想和機智，感情不是被藏起，而是以另一種或許并不直接但仍然自由乃至更為復雜的方式傳達或灌注。以唐祈的長詩《時間與旗》為例，我們從中看到的，是一個全盤和激烈地反抗封資帝、近于革命者的、毫無保守氣味的詩人形象。
就歐洲來說，現代派藝術最早是作為對抗資本主義占據普遍優勢之后“精神世界”的商品化、貧乏與平庸化的反應而興起的（現代派并非一體，一開始就分為精英路線和通向群眾的民主路線），幾十年后，基本上已為資本主義本身所同化吸收。艾略特的長期巨大的影響所起的作用，當然不是讓社會回到仁君與開明貴族時代，而是鞏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就像即使帶著“激進反資”論調的法西斯也不過是資本主義自我保存的工具一樣。現實中，英國皇室一方面作為“傳統榮光”扮演著維系階級社會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其本身已完全資產階級化了，跟其他老板們一樣通過開公司、搞投資或投機來斂財，精于避稅，雇傭廉價“零時工”。從這點來說，哈耶克的信心不是沒有理由的。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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