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從網上得悉，“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成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擔任主任，看到這個消息，筆者甚感欣慰，在這“大雪壓青松”的年代，左翼文學這棵“青松”能屹立不倒，并贏得一片天地，著實不容易。
這不禁讓我想到一年多前去世的曹征路同志，主流媒體對他的評價是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澎湃新聞《作家曹征路去世，享年72歲》），而與此相對，泛左翼輿論界熱情稱贊他是左翼文學的路標（人民食物主權網：“他用自己的作品，接續了整整中斷30年的左翼文學傳統，為新左翼文學要關注什么、表現什么樹立了一塊塊路標。”）、人民文學的傳承者（范景剛：“開辟了新時代的先聲，是人民文學光榮傳統的傳承”。）這樣的評價實際就把曹征路與一般底層文學作家區別開來，他的創作實現了對底層文學的超越和升華。
2004年，曹征路的《那兒》發表，震動整個中國文壇，隨即掀起了一股底層文學的熱潮，一時間涌現了許多底層寫作的作家和研究者。
底層寫作成為一時風尚，源于深厚的現實土壤。自轉折以來，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引下，社會分化日趨顯著，中國社會也由毛時代的扁平化社會發展為金字塔社會，在這中間最引人注目的是社會的兩極：一個高高上在、掌握著無限權力和財富的少數上層精英集團和一個淪為弱勢群體，被全面剝奪的廣大的社會底層。觸目驚心的底層社會存在不能不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有所表現，進而在文學藝術上有所反映。
底層寫作以《那兒》發表為契機，井噴式暴發，成為當時文壇的一大景觀，然而，在蔚為壯觀的背后，深刻的危機卻隱含其中，關于底層文學的論爭也由此展開。一部分作家將底層寫作變為渲染苦難，比狠比慘的“殘酷敘述”，以獲得吸引眼球的商業賣點；一部分作家希望利用底層寫作，來拯救奄奄一息、窮途末路的純文學，因而雖然披著“底層”的外衣，其內核仍然與純文學如出一轍；有更多的作家，雖然采取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來書寫底層，但他們仍然停留在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范疇，將底層僅僅作為一個人道主義關照的對象，而非揭示其主體性；只有少數作家，如曹征路、劉繼明將底層寫作中通常表現的苦難常態化，揭示悲劇發生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從而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劇命運具有了典型意義，具有了“引起療救注意”的呼喚意義。
同時，也是曹征路和劉繼明最先清醒地對底層寫作現狀發出了深刻警惕，如曹征路尖銳指出：“因為它（指底層敘事所指——引用者注）本身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納到主流敘事當中去，又變成什么“底層人寫底層”，“打工族寫打工”，好像這就是底層表述了，其實它已經歪曲了“底層敘事”原有的含義。當我們尋求用底層來敘事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尋求一種表達，希望用這種表達的方式來突破我們的困惑（指中國現實的困惑——引用者注）。所以底層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底層的困境，就是知識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謂底層敘事，實際上就是我們大家的敘事。如果僅僅把底層寫作當作一種苦難題材，一種關懷姿態，我認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劉繼明也明確指出：“底層敘述將“底層”抽空，變為中性的、祛除了意識形態和歷史內涵的“弱勢群體”等詞語，化為人道主義修辭，而作為文化、社會、歷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現實語境的復雜糾結和粘連卻被連根斬斷了。”“底層”這個詞用道德話語代替了階級表述，“底層出場的同時，階級退場了。”（劉繼明：《我們怎樣敘述底層》）他們的論述強調了底層文學必須擺脫抽象人道主義的窠臼，將苦難書寫放在社會結構矛盾中去表達，否則就極易被主流收編，那么底層文學的真正意義也就失掉了。
曹征路和劉繼明不僅從理論上指出了底層文學存在的缺陷和隱患，而且在創作上接續了文壇中斷已久的左翼文學傳統，在一眾魚龍混雜的底層文學作家中，顯示出卓爾不群的精神品格。正如李云雷所說：“在當前的底層文學中，真正能夠繼承左翼文學傳統的，只有你（指劉繼明——作者注）和曹征路兩個人。”（李云雷：《底層文學，或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劉繼明訪談》）
底層文學的發展果然如曹征路、劉繼明所料，沒有多長時間，興盛一時的熱潮就呈現分崩離析跡象，不僅很多體制內底層文學作家止步于人道主義的關懷，消解了底層文學生命力所在；而且即便是從底層社會脫穎而出的寫作者，最典型的例子如打工文學作家，要么隨著成名后階層的晉升而轉向中產階級趣旨的寫作，要么自覺不自覺地向純文學標準靠攏，希冀有朝一日得到主流文壇認可，最終都難免地被主流文學所收編。
喧囂一時的底層文學在它發端之時就埋下的潰散的種子，預示著底層寫作的困境。當底層寫作陷入瓶頸，不能再進一步時，底層文學即便形式仍在，但精神早已潰散，走向沒落是遲早的事。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底層寫作已無可避免誤入歧途，僅以近年來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幾起底層文化現象為例：一是余秀華，雖然她本身的才華不可否認，但她的成名卻主要不是靠藝術造詣，更非思想表達，而是她身上的“農民、婦女、殘疾”等底層身份標簽與文學耦合，產生的奇特景觀，滿足了大眾的獵奇心理，成為吸引眼球的焦點。而從她后續的表現來看，她在作品中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僅限于個性解放，一種幾百年前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就已經發端的啟蒙主義思想，屬于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在馬克思主義已經誕生的今天已經完全無進步性可言。再如網絡曝紅一時的短視頻《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把一個遭受重重苦難的底層殘疾農民包裝成為一個堅強韌性、樂天知命的勵志榜樣，消解甚至美化了苦難本質，對于真正的底層來說，不啻于一劑令人麻痹的精神鴉片。
再比如去年爆紅的影片《隱入塵煙》，雖然選取底層題材，但不是揭示底層的結構性命運，而是為了達到煽情最佳效果，利用“底層苦難”作為道具，宣揚抽象人道主義，以“愛”之名掩蓋生活真相，迎合小資品味，賺取市場流量。
還有最近范雨素出版的新書《久別重逢》，被稱為之前成名作《我是范雨素》的放大版，這部小說無論從奇幻色彩的藝術形式、還是關于女性、鄉土、生命主題思想的表達，無不顯示出被主流純文學規訓的痕跡，盡管作品顯得更加精致雅觀，更加符合主流欣賞口味，但失去了《我是范雨素》那種粗糲樸素之美和對社會現實的醒目觸動，不能不說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都是一個退步。
上述例子表明，脫離底層文學發展主線的底層寫作，所能達到的效果只能是把底層無害化、去魅化，從而解構底層的革命性力量，使底層民眾永遠陷入底層的境地，這樣的底層書寫除了滿足小資想象、服務主流意識形態，對真正改變底層人民的命運又有何意義呢！
而當大多數作家原地不動甚至后撤的時候，只有曹征路和劉繼明勇敢地舉起了底層文學再出發這面大旗。底層文學再出發的起點在哪里？就在于用馬列毛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觀察現實社會，它的指向必然是左翼文學乃至人民文學傳統的回歸。
然而，左翼文學已經在中國經歷政治路線的劇變轉折后，與“革命”、“無產階級”這些理念一樣，被認為是過時的、必須否定和拋棄的對象，正如劉繼明指出的：“指出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作為底層文學的“精神父親”這一事實，不僅不能為其“加分”，反而為那些對底層文學不屑一顧和橫加指責的批評家提供了“出身不好”的證據。這顯然使底層文學的一些作家陷入了頗為尷尬的境地。”（劉繼明、曠新年：《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
左翼文學與政治正確的沖突令大多數作家不得不知難而退，這樣的選擇在奉行精致利己主義的當下，一點也不意外。然而，面對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底層在不斷擴大，而底層文學卻越來越無能為力的局面，進步的作家、知識分子不能無動于衷，他們要光復先輩的傳統，勇敢地走到時代最前列，代表底層人民發出時代的聲音。正如人民食物主權網在悼念曹征路時所說：“當大多數作家還沉湎于關注自我的時候，他在關注時代碾壓下的“底層“；當”底層文學“終于喚起社會的悲憫，他卻已在思考工人階級的抗爭”。
曹征路是這樣，劉繼明何嘗也不是這樣，當大多數作家在純文學的窠臼里自吟自嘆之時，他已經實現了由“先鋒向底層”的轉向。當底層文學方興未艾的時候，他又向著新社會主義文學和人民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只身挺進（參見拙作《人間正道是滄桑——讀劉繼明長篇新作《黑與白》）。如果說《那兒》《問蒼茫》等作品奠定了曹征路作為底層文學和新左翼文學開拓者的地位，那么《人境》《黑與白》等作品，則奠定了劉繼明作為新社會主義文學和人民現實主義文學新航標的地位。從新左翼文學到人民現實主義文學，從曹征路到劉繼明，他們從底層文學一路前行而來，而劉繼明似乎走得更遠，可以說他是在繼續著曹征路和魏巍沒有走完的路。
曹征路和劉繼明堪稱當代中國文壇的兩座孤峰。他們走的這條路不僅孤獨，而且充滿了艱險，不僅要面對沉重無邊的壓力、甚至還有周遭的白眼和投機者的冷箭，魏巍、曹征路生前身后被主流排斥和劉繼明被持續打壓就是明證。但正因為這樣，使他們贏得了普羅大眾的尊敬，被譽為“新時期的人民作家”。作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選擇了這條路就意味向人民立場的堅定回歸，為著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雖然艱難卻使命光榮。正如偉人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為人民而哭歌、為人民而吶喊、為人民而奮斗，無疑是世界上最神圣而崇高的事業。
陷入潰散的底層文學，唯有前進這一條出路，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以曹征路、劉繼明為代表的文學創作則指明了這一方向，同時也代表了中國進步文學的發展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的成立無疑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必將成為引領我們時代先進文化的風向標，在它的指引下創作更多屬于我們時代的文學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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