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電影《滿江紅》，筆者在知乎上看到一段生動形象的類比：
一批十九軍的戰士混到汪精衛的警衛隊中，在汪精衛赴日投降前，既不刺殺漢奸，也不偷取賣國文件公示于眾，靠著自己全部死完感化了汪精衛的警衛隊長，讓他挾持著汪精衛在大庭廣眾唱了一遍《義勇軍進行曲》，然后這個汪精衛還是個假的。
雖然電影《滿江紅》在輿論場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但影片結尾讓“假秦檜”帶頭吟誦岳飛那首蕩氣回腸的《滿江紅》，卻讓戲里的宋軍將士、以及戲外的觀眾都亢奮起來了。這大概是影片奪得春節檔票房榜首的原因之一——筆者看到許多地方的官微也在把這部影片當作一部愛國主義影片在宣傳。
雖然筆者也很厭惡這部影片，但要說老謀子是要刻意“為秦檜翻案”，筆者也是不信的。他根本犯不著要自絕“錢”途、這么去“作”，就像他前不久還在拼命辟謠移民傳言一樣。
不過，影片客觀上卻的確呈現出來了許多人所指責的“翻案”效果，究其根本，老謀子這代文化人成名于一個非毛化、躲避崇高的“河殤”時代，骨子里面就是一副“小人”做派，沒有絲毫的正氣可言，對待偉人、對待歷史上的人民英雄，也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老謀子跟著莫言這種人一起去搞搞《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類“土味”視頻，裝出一副“雕刻人性陰暗面”的“人文關懷”，去解構革命史、解構中華民族史，滿足西方丑化紅色中國的邪惡趣味以及買辦自我矮化以引資的邪惡目的，拿獎鍍金還可以；讓他去拍宏大歷史題材、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真的勉為其難的，強裝儀式感的結果，也只能是把歷史史詩演成現實鬧劇。不過，影片本身的定位是所謂“喜劇”，也的確不敢把這個當“正劇”拍。
所以，筆者更多的是把《滿江紅》所呈現出來的客觀效果，看作是老謀子這類人“文化自覺”的結果。這樣的“文化自覺”，以及其所承載的文化現象，反而是令人玩味的。
電影《滿江紅》讓假秦檜領誦岳飛詞作《滿江紅》的橋段，讓筆者想起了姜文導演的電影《讓子彈飛》里，張麻子殺了假黃四郎的橋段。但是，兩個“替身”卻起到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張麻子殺了假黃四郎，讓鵝城的百姓有了足夠的膽量沖進了碉樓，干掉了真黃四郎（盡管影片的結尾他又復活了，但這樣的復活是社會斗爭復雜性與反復性的歷史體現），殺掉假黃四郎最終成了“鵝城革命”發生的導火索。盡管這一段演繹，帶著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群眾真的成了一群“跟著走的鵝”；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殺掉假黃四郎實際上戳破了真黃四郎的假面，向鵝城百姓揭示了反動統治者不過是“紙老虎”的真相。
而讓假秦檜領誦岳飛的《滿江紅》，起到的是什么樣的效果呢？
電影滿江紅官方微博自稱：
這樣的解釋是非常牽強的。
“一首詞可以殺死千萬個秦檜”，這樣的表述很像是后世開了上帝視角去回顧歷史，然而卻完全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私有制社會，漢奸與投降派是層出不窮的，秦檜之后的歷史上從來不乏李鴻章、汪精衛之流；直到近現代，為秦檜翻案的聲浪依然一浪高過一浪，如有現代四大史家之稱的呂思勉在其1923年出版的《白話本國史》中，不僅對秦檜有大量正面評價，還對岳飛僅以軍閥視之，認為他“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胡適1924年所撰《南宋初年的軍費》，在結論部分稱“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這樣的翻案潮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消停了一段，至80年代后又風起云涌，前兩年某廳官更是出了《秦檜大傳》這樣的翻案集大成者。一首詞，既阻止不了詆毀岳飛、歌頌秦檜的逆流，更阻止不了秦檜一類人的層出不窮。
而即便電影里的一幕真的發生了，放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即便岳飛與秦檜之爭是抗戰派與投降派的路線之爭，即便投降派真正的大boss是皇帝老兒趙構、秦檜不過是執行者，但是，秦檜畢竟是投降派的二號實權人物，殺掉這樣一個實權人物對于投降派，無論是實際力量還是士氣，都是客觀實在的巨大打擊。
毛主席對于國民黨俘虜、戰犯以及末代皇帝溥儀的改造，是基于無產階級已經取得絕對優勢的前提；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抗戰派對秦檜能殺而不殺，沒有絲毫的邏輯性可言。
相反，讓秦檜的替身吟誦《滿江紅》，卻是在給秦檜貼金，讓秦檜在宋軍面前樹立了威信，客觀上起到了麻痹南宋軍民的效果。
秦檜之流什么時候會把“投降派”、“金國走狗”寫在自己的臉上呢？人家的邏輯從來都是自己忍辱負重換來南宋朝廷和民眾的和平，人家也自稱是愛國的、只是反對“喊打喊殺”的愛國；秦檜給岳飛暗殺的罪名也是“謀逆”，而絕不會承認是自己殺岳飛是因為岳飛抗戰。
歷史上真實的秦檜至死也沒有為殘害岳飛的事懺悔過，更沒有在南宋軍民面前表達過這樣的“醒悟”，這樣的秦檜其實壞得還不夠徹底。相比而言，那些真正的壞人，反而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們完全可以把岳飛打扮成“無害的神像”，用岳飛在南宋軍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來給自己樹立威信。
電影《滿江紅》反而一不小心把這樣的假設演繹出來了，只不過演繹不是為了批判（電影結尾對秦檜能殺而不殺，與其說是所謂博愛與人性光輝，不如說在與秦檜作歷史和解），而是為了將這樣的現象“合理化”——后來的歷史，岳飛也的確是被歷代統治階級打扮成了“無害的神像”，將其單純地塑造成忠君愛國卻慘遭奸佞陷害的悲劇英雄。
南宋末年，朝廷為了安撫民心，就已經為岳飛昭雪，給秦檜“定罪”。隆興元年孝宗趙眘即位，下詔昭雪岳飛，將岳飛遺骨移葬于杭州西湖棲霞嶺下；寧宗趙擴追封岳飛為鄂王，并修建了岳王廟；追奪秦檜王爵，改謚謬丑。然而，嘉定元年，史彌遠掌權，南宋又開始積極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于是就恢復了秦檜的申王爵位及忠獻謚號。
然而，定性秦檜究竟是忠還是奸，完全取決于南宋朝廷的外交政策導向是主戰還是主和；至于秦檜結黨營私、貪污腐敗那點兒事，對于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來講，比謀害岳飛是更加令人切齒痛恨的，然而，對于南宋的統治階級來講根本就不是個事兒。
毛主席讀過《宋史·秦檜傳》之后，評價秦檜這個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奸臣和劊子手時指出：“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幕后是宋高宗。秦檜不過執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內’，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趙構自己承認：‘講和之策，斷自朕意，秦檜但能贊朕而已。’后來的史家是為‘圣君諱耳’。”
毛主席的這段話并沒有推翻秦檜結黨營私、腐敗賣國的歷史，而是更進一步地指出了秦檜賣國的真正罪魁禍首還是趙構，這就道出了問題的本質和真相。宋史把全部責任推給秦檜，“只反秦檜，不反趙構”，也不過是給趙構和整個地主階級洗白。
金人南下，擄走二帝，皇家的財物被掠奪，后宮的妃子甚至公主都慘遭士兵蹂躪，這還是二帝這樣有“談判能力”的上層統治者，底層老百姓在野蠻的侵略者面前所遭遇的苦難就更不用多說了。宋朝的農民階級既要遭受更加殘酷的階級壓迫，還要遭受野蠻的民族壓迫；至于地主階級的總頭子趙構完全可以做一個“牧羊人”，替金人壓迫漢人，對百姓敲骨吸髓，一部分用于上供、一部分用于繼續享受榮華富貴、“偏安一隅”。
漢奸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之后，反抗最激烈的恰恰是那些農民起義軍，北方的地主階級早就“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繼續做他們的大地主；
康熙采取的是民族懷柔政策，但清朝的民族壓迫依然存在，在清朝初年表現尤為明顯，除了眾所周知的剃發易服篡史這樣的精神壓迫，還有八旗子弟在全國大肆圈地的經濟壓迫……
這種外族入侵導致底層民眾遭受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的現象，到了近代鴉片戰爭以后表現得尤為明顯，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勞動人民才翻身得解放，結束了百年血淚史。
正是因為歷史近在眼前，民眾有了切身感受，才對李鴻章、汪精衛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倍感痛恨，蔣介石雖與汪精衛不是一類人，卻也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反動階級的代表。
蔣介石對日媾和、對英美搖尾乞憐，汪精衛直接對日投降，進步人士很清晰地看到了他們背后的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李鴻章的賣國，背后則站的是慈禧老佛爺，“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鴻章的腐敗更是驚人。
說到底，“漢奸賣國賊”其實不僅僅是他們的個人價值取向問題，他們代表的是一個階級的選擇——反動統治階級在面臨外來強權入侵時的必然反映。
正是因為這樣，岳飛某種程度上已經背叛了他所處的階級。
按階級劃分，岳飛的確屬于地主階級，前些年，某些媒體甚至炒作“岳飛家產3500萬文、被抄家時則有現錢約4萬貫”的無恥謠言。
事實上，岳飛從一個普通農民，靠軍功驟然升遷后，其故鄉湯陰縣的岳氏鄉親不忍女真貴族的殘酷奴役，紛紛難逃、投奔岳飛。為了安置鄉親，岳飛在江州廬山之南，先后購置田七宋頃八十八宋畝，地（南宋的“地” 往往是指瘠薄而出產甚少的旱地）十一宋頃九十六宋畝，水磨五所。
岳飛的近十二宋頃地中，只有九十一宋畝是熟地，其余都是荒地，且這樣收入主要受益者是他的鄉親。岳飛身居高位多年，俸祿高、戰功顯赫、賞賜豐厚，按照岳飛當時的俸祿，他完全可以購置遠遠超過上述數字的田地，但他并沒有這樣做，而是與將士們一起，始終過著簡樸的生活。史料記載，出兵在外，岳飛都是身著戎衣，在家時卻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著綢緞，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飛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糧咸菜，加一盤煎豬肉和幾樣面食，基本上沒有兩樣葷菜。
相比而言，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和吳玠四大將都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秦檜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集團貪腐、奢靡之風就更甚了。這樣的現象令岳飛深感痛切，提出“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的著名口號。
而岳家軍之所以驍勇善戰，打得金兵節節敗退，一方面是岳飛自身的軍事才能和管理才能，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岳家軍在當時某種程度上已經做到了官兵平等、將帥同心，每次作戰之前，岳飛都要召集眾人群策群力，不一意孤行；而岳家軍所到之處，之所以有良好的群眾基礎，不僅是因為岳家軍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無犯，甚至還幫助百姓修葺戰亂毀掉的房子。
岳飛的這種階級“背叛”，根本原因來自于他對淪陷區百姓、特別是自己的鄉親所遭遇的苦難的巨大同情。
即便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毛主席，對岳飛以及岳家軍的這些做法也是頗為推崇的。
1950年，毛主席在蘇聯講解放軍戰士“不畏艱險、視死如歸，并將這八個字寫在紙上。蘇方翻譯對最后一個字“歸”頗為費解，請求毛主席解釋。毛主席說，“這是12世紀古代中國的一個著名統帥使用過的一種說法，岳飛以抗擊女真人入侵的軍事遠征而出名。……中國字‘歸’，在這里不是通常的‘回來’、‘再來’的意思。在中國歷史上，‘歸’的原始含義是‘回到原本狀態’。因此，這個成語應該理解為：‘藐視一切困難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狀態一樣看待死亡’。”斯大林聽后，沉吟了一下說：“這位將領，真是有勇有謀啊。”
1952年11月，毛主席路過湯陰，察看了“岳忠武王故里”碑，在接見湯陰縣黨政領導時說道：“岳飛是個大好人！”“群眾既很關心岳廟，就要保護。”
但必須注意的是，岳飛的“階級背叛”也是有限的——站在今天的無產階級的立場，作為一個900年前的歷史人物，岳飛當然有其歷史局限性。
1954年清明節，正在杭州主持憲法修撰的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請替我給岳王墳獻個花圈”！毛主席還特別解釋了原因，除了夸贊岳飛的愛國英雄事跡，毛主席也提到了岳飛受朝廷差遣zhen壓湖南農民起義的行為，指出“他那愚昧的忠君思想，我們應該摒棄”，“但就其短暫的一生而言，他為國家和民族立的功勞還是遠遠大于過錯的”。
而岳飛冤死的歷史悲劇，其真正根源恰恰是“只反秦檜，不反趙構”，是岳飛自身“愚昧的忠君思想”；岳飛的功績反而是因為其對故土以及故土鄉親的深切的熱愛。
讓假秦檜吟誦《滿江紅》的鬧劇，不僅是這種愚昧思想的延續，而且還要拿岳武穆的一世英名去裝扮、粉飾這朵最毒的罌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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