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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馬今日推送的文章，是張慧瑜老師為《久別重逢》寫的評論。張老師認為，范雨素的小說《久別重逢》自2015年開始創作，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可以看作是一位自信自主的勞動者女性的精神自傳，它以個人家族史為線索，涉及出走、故鄉與輪回三個主題，體現出了家政女工在性別與階層上的雙重弱勢狀態，構成了歷史尋根與當代家族史之間、文學精神世界與居無定所的北漂人生之間的對比，是一部女性視角下的生命與歷史之歌。小說想象力奇特，以范雨素特有的詩意、簡潔、明亮的語言風格，創造了一個靈氣、巫氣與詩意并存的文學世界。
本文原載于《皮村工友》公眾號，感謝張慧瑜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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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別重逢》：范雨素的文學世界
文 / 張慧瑜
2022年12月初，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張引墨老師微信告知，范雨素的小說《久別重逢》已經印出來了，心中的石頭總算落了地，為陰霾的疫情之冬帶來一絲暖意。正如這本書的名字“久別重逢”講的是人與人的相遇、人與世界的重逢，這些相遇和重逢成為一種前世與今生的量子糾纏。范雨素經常說，相遇的都是親人，這是她的人生觀，也是世界觀。這本書就像一個小生命，歷經四、五年的歷險，終于與大家“重逢”在人間。我想簡單說說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以及對這本書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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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久別重逢》的出版
2017年4月24日，我從重慶開完會返回北京，上飛機前看到《我是范雨素》在朋友圈轉發，下飛機后這已經成為一篇爆款文章，短短幾天時間閱讀量達到三四百萬。媒體采訪也紛至沓來，人們了解到家政女工范雨素的故事，也看到皮村文學小組的存在。這件事確實對文學小組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好處顯而易見，文學小組吸引了更多喜愛文學的北漂朋友參與，包括也有更多作家、記者、學者愿意周末來做文學講座。不好的地方也容易使得人們誤以為可以借助文學來“改天逆命”。幸運的是，范雨素并沒有被巨大的曝光量沖昏頭腦，始終面對記者說出自己最真實的想法，坦然而從容。在生活上，范雨素也沒有太大變化，還住在皮村，邊打零工，邊寫文章、參加一些活動，反而不像之前長期做住家保姆收入那么穩定了。范雨素想先集中精力把小說《久別重逢》寫完、并出版，然后再做其他打算。
▲范雨素《久別重逢》
范雨素說，2015年她就在創作《久別重逢》，這是一本與她的生命相關的書，她想把自己的一生都寫到這本書里。我記得有一次文學小組周六下課后，范雨素帶來了一大摞她寫的稿子，密密麻麻的信紙上，寫滿了大大的文字。范雨素和文學小組的其他成員大部分都不會使用電腦，稿子還是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手寫，就像這本書每一章的黑色插頁都是范雨素的手稿，整本小說她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來完成的。在某一年的《勞動者的詩與歌》中，范雨素朗誦了她寫的定場詩《久別重逢》，里面有漢水、有項羽，還有科學術語，我對這樣一本“難以定義”的書充滿了期待。成名后，曾有一家出版社主動與范雨素約稿。2018年，范雨素把完成的稿子交給了編輯。過了幾個月，范雨素告訴我，書稿交了，但還沒有下文，編輯提了一些意見，她也不知道怎么修改，擔心書可能出不了了，她有點沮喪，認為是自己寫的質量不行。我與編輯聯系后，把范雨素的手稿拿了回來，還是幾大摞手稿，稿紙的類型也不統一，每一摞都是一個章節，有的寫滿了反正面，有的是單面。我擔心手稿萬一丟失就麻煩了，先去打印社復印了幾份，并掃描成數字版。我和文學小組的召集人付秋云商量，先找志愿者把書稿整理成電子版。平時小付就經常幫文學小組的成員把手稿打印成電子稿，是大家的貼心人。《久別重逢》大概有六七萬字，在這個過程中，范雨素又補充了一些內容。
▲紀錄片《勞動者的詩與歌》
為了便于推薦范雨素的稿子，我把小說《久別重逢》和她寫的其他文章全部編輯成一本小冊子，大概十多萬字左右，陸續發給一些熟悉的文學編輯，后來都沒有回音。這些年書號緊張，出書也不容易，更何況又是一位非職業作者，如何定位和貼“標簽”都變成一個問題。每次見面，范雨素也很少問稿子的事情，她還是一邊打工，一邊偶爾寫寫文章。我也和范雨素溝通，千萬不用灰心，也不用懷疑文字的價值，總會有機會出版，既然寫出來就已經成功了一多半了。這些年，我們文學小組出版了《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每兩月一期，這本刊物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就是每期的卷首語都由范雨素來寫。每次雙月月底，范雨素總能結合這一兩個月的大事，寫下一篇充滿詩意、思想性的卷首語，如“活到老，學到老”、“書寫人生第二回”、“今朝逢春悲寂寥”、“漫卷詩書論文章”、“風物長宜放眼量”等等。這些卷首語海納百川又文思千里，既不講空話，也不局限于個人瑣事，而是從普通人、從女性的角度，寫下對時代、歷史和人生的觀察。
▲《新工人文學》第二十三期
近些年每年都會有兩、三篇與范雨素有關的專訪或者非虛構文章發表，可見《我是范雨素》的持續影響力，每篇報道發出來幾乎都會獲得過十萬的點擊量。2020年秋天范雨素和文學小組的詩人小海、作家萬華山、歌手路亮一起參加了央視董卿主持的《朗讀者》節目，面對知名主持人，范雨素侃侃而談、不卑不亢，直率地談到文學對于自己的意義，文學是平凡人生之外的異度空間，是高貴的精神世界，文學閱讀讓她充滿了想象力，不覺得生活的苦和人生的累。2021年有一本知名雜志想寫一篇范雨素的文章，也順便采訪了我。由于《久別重逢》的書稿還沒有結果，我建議記者可否在文中多提一下這部尚未發表的小說，也可以把手稿的圖片放上。沒想到，2021年5月底《范雨素的真實與不真實》的稿子發表后，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張引墨老師主動與我聯系，想看一下范雨素的書稿。張引墨是資深文學編輯，出版過多部青年作家石一楓的小說，我作為石一楓的大學同學也經常參加他的新書討論會，故與張引墨認識。沒過多久，引墨老師給我回話，她非常愿意策劃出版范雨素的《久別重逢》，認為這是一本很有價值、又很特殊的書，她同為女性，從范雨素的文字中看出了女人的堅韌和通透。2021年8月，疫情稍稍松快，引墨老師約我和范雨素到北三環的十月文藝出版社聊一聊稿子，順便把出版合同簽了。在一間出版社的堆滿書的房間，我們聊了很久。我一開始有點擔心書的字數會不會少，引墨和她的同事認為可以在裝幀和排版上做一些處理。范雨素也與兩位編輯說了很多。從出版之后的書中，可以看出張引墨和她的同事們下了很大功夫，她們對范雨素的書有很深的體認和把握。
2021年10月世紀文景的編輯楊沁老師主動與我聯系，她想策劃一本皮村文學小組的作品集，就是2022年8月份上市的《勞動者的星辰》。楊沁老師寫過一篇文學小組成員李文麗的非虛構作品，她也來文學小組上過課，對文學小組的學習方式和小組成員的創作非常感興趣。我后來才知道她也是一位寫小說的，對文字非常敏感。我也告訴楊老師，十月文藝正在出版范雨素的小說，這本文集最好能突出文學小組的“群像”。2021年12月世紀文景通過了楊沁的選題策劃，我把文學小組這些年所有作品的電子版都發給了楊老師，讓她從里面選一些文章，我推薦了一些文學小組的骨干可以重點看一看，最終楊沁選出了9個人14篇稿子，并取名《勞動者的星辰》。其中范雨素的兩篇稿件，我與楊老師商量，最好不要與《久別重逢》有重復。這個過程中，楊沁與張引墨兩位編輯也進行了溝通，彼此理解各自的策劃重點。非常感謝她們從文學出發，懷著對范雨素、對文學小組的熱愛，愿意為這些平凡的寫作者精心策劃出兩本精美的圖書，這也是文學小組成立八年來最重要的收獲。
▲《勞動者的星辰》
《久別重逢》本來計劃2022年上半年出版，這個過程中，我也與引墨老師沒有太多聯系，偶爾問一問進展到哪一步了，心想萬一出不了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2022年6月引墨老師發來了圖書封面，是一顆大桑樹，有一只色彩斑斕的太陽神鳥環繞期間，帶有童話和神秘色彩，這只張著嘴、自由飛翔的太陽神鳥也成為范雨素用文學來書寫、來發聲的隱喻，用她一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我寫，我在”。2022年11月北京疫情重磅來襲，我也改為居家上網課，引墨老師告知書已經下印廠了。12月9日終于見到了書，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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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氣、巫氣與詩意并存的文學世界
下面我想談談對《久別重逢》的閱讀感受。讀完這本書，我才意識到《我是范雨素》是《久別重逢》的壓縮版，《久別重逢》把《我是范雨素》放在一個更宏大、更歷史的視野中來呈現。從這個角度看，《久別重逢》依然是“我”的精神自傳，追問“我”是誰、“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問題。小說中的“我”是一個非常自信、自主的女性。
從文學藝術上看，《久別重逢》有三個特征：一是，想象力奇特。在出版之前，范雨素說這是一部科幻小說，我腦中想象的都是美國科幻電影或者劉慈欣的小說?！毒脛e重逢》顯然不是這種“典型”意義上的科幻作品，故事性也不強。這本書的寫法不是從情節結構、人物性格等西方小說的方法來敘述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而是有點像中國古典小說，是以人物為核心，一個人物連著另一個人物、一個地方連著另一個地方，用散點、蔓延的方式把很多人與事串起來。僅以第一章《一個夢》為例，就是從一個夢到另一個夢，夢里套著夢。從戰國楚王幼子分封古襄陽寫起，到1944年“我”的外祖父一家遷到古襄陽的楚侯府。從“我”在的夢里變成一只海龜，到這個“夢”變成數學家特斯拉的分形、疊加空間，再到安徒生的童話《海的女兒》、希臘哲學家芝諾的時間“烏龜”、中國童話“牛郎織女”。這些不同脈絡的文化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粘合”在一起，但讀起來并不覺得混雜或混亂，有一種渾然天成之感；
二是，帶有靈氣、巫氣的童話色彩?！毒脛e重逢》的語言是一種童話式的、擬人化的語言。如果說小說從“一個夢”開始，那么這是一個橫跨了前世與今生、跨越了人與自然的界限的“夢”。小說中關于童年的書寫，充滿了詩意，如國槐是大國槐哥哥、棗樹是大棗樹嬸嬸、桑樹是大桑樹爺爺，“大桑樹爺爺離我們家門口一百米，每天晚上的夢里，我都夢見我的靈魂從樹里飄出，上升，大桑樹爺爺這時候變成了一個叫催生的靈獸，他接住我的靈魂，輕輕地把它放在我的軀體里”（第38頁），尋找大桑樹爺爺的催生靈獸也成為“我”離家出走的核心動力。范雨素是湖北人，也許是受了楚國巫術文化的影響，《久別重逢》的童話的靈氣中還夾雜著鬼魅的巫氣。如“我”帶著女兒探尋到貴州止步縣古田的大森林里，是鬼神聚集的鬼神堡，在崇山峻嶺的原始森林里，是溝通天庭與地府的門戶之地。森林中的植物合歡樹，黃櫨樹、甜魘菇也成為陪伴母女倆生活的植物精靈，充滿了巫術和神秘的靈性。
三是，從《我是范雨素》到《久別重逢》，能夠看出范雨素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是一種詩意、簡潔、明亮的漢語風格。這種風格來自于古典詩詞的浸養，與范雨素大量的文學閱讀有關。范雨素的簡約文風中經常帶著“出人意料”的反轉或者說清晰的社會意識，使得這份詩意明快的風格背后隱藏著現實的厚度。經常前半句還是一個詩意的敘述，后半句就“還原”為赤裸裸的現實，如把《牛郎織女》的故事書寫為打工媽媽與留守兒童的故事，“她們在思念她們留在地球上的孩子，她們是仙女，她們下了凡塵，和人間的男子生下了孩子，她們又回到了天界。她們的孩子成了地上的留守兒童。……地上的爸爸挑著孩子來了，和在天上打工的媽媽，見了一面。然后，又披著老水牛爺爺的皮，去人間做留守兒童了”（第15頁），《牛郎織女》的童話瞬間變成變成“天上打工的媽媽”和“地上的留守兒童”。還比如“城市像抽水機，小城市是小水泵，大城市是大水泵，把七億農民源源不斷地抽到城市來”（第173頁），準確地描述了城市發展與農民進城打工的關系。
▲皮村工人文學小組課堂，阿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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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故鄉與輪回:《久別重逢》的三個故事
從內容主題上看，我也認為《久別重逢》講了三個故事。
第一，這是一部女性離家出走的故事?！毒脛e重逢》寫了三次“我”的“出走”，一次是12歲，大桑樹爺爺被別人砍了之后，受知青小說的影響，“我”南下尋找催生靈獸，到了廣西柳州，遇到了流浪男孩莫阿藍；二是1994年、18歲，“我”成為北漂，到北京崇文門三角地倒賣家具、幫盜墓賊放風把門；三是女兒丟失又找回之后，帶著女兒到黔東南的冥陽兩界尋找大桑樹爺爺，想贖掉自身的罪責。這幾次主體的出走、游離和歷險，使得《久別重逢》看起來像成長小說和青春小說。如果再考慮到今生對前世、此生對前生、物理空間對虛擬空間的穿越，這些多重出走跨越了古今中外、地球與地外。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部與《魯濱遜漂流記》類似的具有現代精神的小說，只是與男性的、擴張的魯濱遜不同，“我”是女性、帶有神秘的、文學精神的浪漫主體。
第二，這是一部關于故鄉、故土的尋根小說。《久別重逢》的內核是“我”的父母、先祖和兄弟姐妹們的故事，“我”追溯了母親之家、父親之家的源頭。《久別重逢》的歷史“尋根”是從文化地理開始的，這種文化地理又分成兩個序列，一是古襄陽、楚侯府、村子里的花家地、藥家地、漢水、昆河，還有王莽趕劉秀時留下的兩處遺址“背君寺”和“扳倒井”等人文地理，“扳倒井的井臺上留下了兩千年的時空勒痕，青石板的井沿上有一道道繩索勒出來的深溝。我無數的祖輩都喝這口漢光武帝命名的井中水長大成人”（第21頁）；二是，與這些地方、遺址相關的歷史人物，如西楚霸王項羽、大漢天子劉邦、劉表、抗元將領范天順、杜甫等“舊時王謝”，都曾與這片土地有著直接的歷史淵源。“在夢境里，我的家族是時空躍遷后形成的時空重疊，是時空彎曲后的引力波蕩漾成的漣漪，后來漂浮成時空泡沫。泡沫迸裂，落地重生，有了我們一家人”（第11頁），家族與家族世代生存的土地成為“我”念茲在茲的精神家園。
第三，這是一部生命輪回、前世與今生相互轉化的神秘小說。“黑夜里，黑沉的夢境把我帶回到幸福的少年時光。童年，家門口的道場，道場邊是輪回井，輪回井旁大桑樹爺爺安祥地看著我們”（第204頁）。人生是宿命的，前世與今生是欠債、還債的關系，“我一直對我的兩個孩子充滿歉疚。大女兒跟著我顛沛流離，如斷線鷂子一樣隨風轉逐，短短十幾年的生命一刻不停地流浪在路上。都說孩子是我們每個人上輩子的債主，是討債鬼附身的?？晌业膬蓚€孩子都不是來討債的，她們都是來還債的人，我上輩子肯定是個大善人，還是有能力的善人，所以這輩子，就有還情的魂魄附身在我孩子的肉身上來還債”（第198頁）。在“我”的想象中，世間是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世界，人與人相遇都是親人，此生的相遇也是前世的重逢，這個“久別重逢”的世界受到大桑樹爺爺庇護。這種欠債與還債變成弱者與弱者之間的尊重和呵護，“我休息時，照常領著我的兩個女兒去贖罪，給所有得不到尊嚴的人一個溫暖的儀式”（第1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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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別重逢》的雙重性
最后，我想談談這本書的雙重性。《久別重逢》帶有奇幻、神秘的童話色彩，借助文學的翅膀，“我”得以穿越古今中外的時空限制，與哲人對話，與童話人物交流，與大自然成為通靈的一家人。不管是上天入地的精神遨游，還是在貴州的夜郎國尋覓大桑樹爺爺，這都賦予這部作品微妙的雙重性，一邊是超越世俗的自由世界，一邊是顛沛流離的沉重生活；一邊是夢中的美人魚、第歐根尼，一邊是北漂遭遇不公、歧視的宿命；一邊是巫術、住在墓穴中的詭麗之氣，一邊是女性生命的堅韌、豁達。這樣兩種雙重世界的想象恰好是這個時代在勞動者身上留下的陰影。
第一重雙重性，是文學閱讀構造的精神世界與居無定所的北漂人生之間的反差?！毒脛e重逢》是一本關于書的元小說，里面提到了很多書，有童書、課本、哲學書、歷史書、小說，還有隨手拈來的唐詩宋詞、心理學著作、科普類圖書等。文中也引述了大量“我”讀過的書，如《聊齋》中的《大力將軍》、課文《楊家嶺的早晨》《森林爺爺》《撈月亮》、蘇軾的詞《浣溪沙》、杜甫的《又呈吳郎》等等。范雨素在訪談中多次提到她喜歡文學閱讀，對讀書有一種難以割舍的“癡迷”。在《我是范雨素》、《久別重逢》中都有到廢品站給女兒買幾斤書的情節，甚至認為“一本書從來沒有人看過，跟一個人從沒有好好活過一樣，看著心疼”（第14頁）?！毒脛e重逢》反復回憶童年時大哥哥、大姐姐、小姐姐讀書、背書、閱讀文學作品的場景，而且支撐“我”出走的動力以及出走的方向，全部來自于閱讀和書的暗示。“我”不僅讀書，而且“信”書，不管是讀知青小說到廣西柳州流浪，還是看了《中國青年報》的深度報道到北京崇文門三角地謀生，甚或去鬼神堡尋找大桑樹爺爺，也是通過奇書《鬼神本紀》和圖書館里的“地方志”。這些書充當著“地圖”的功能，指引著“我”的人生方向。與這重文學世界相參照的是，“我”在北京打工、從事家政服務的工作，遭受雇主的歧視、刁難和不尊重。
第二重雙重性，是歷史尋根與當代家族史的對比。范雨素的閱讀構建起了一個奇幻繽紛的文學世界，成為擺脫沉重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平行宇宙。這些不同脈絡的知識以夢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從第一章《一個夢》開始，到第九章《鬼神堡》，可以看成是一個少女從童年懷著能夠催生靈獸的大桑樹爺爺的靈夢，到成年依然尋找催生靈獸的“夢”游的過程。這里的“我”具有雙重身份，一是“我”變成了負載著幾千年文明的主體，“每個人的肉身是無數個民族精英的繁衍、傳承/每個人的身上都凝聚著祖先的魂魄/一個人的歷史，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第7頁），“我”出生在西楚霸王、劉邦、杜甫等歷史人物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二是“我”來自于由兩個哥哥、兩個姐姐組成的大家庭，“我”生下來就跟著當村干部的母親開會、調節群眾糾紛，“我”的哥哥、姐姐們也各自有各自的“宿命”。這種先祖的輝煌歷史與個體家庭組成的當代史形成了“前世”與“今生”的關系，當代被歷史化、歷史被當代化，歷史與當代成為“無縫對接”的彼此。
第三重雙重性，是家政女工身兼性別與階層的雙重屬性。范雨素的書寫帶有清晰的女性意識。首先，這部小說自覺、不自覺地反思男性化、中心化的敘事，離家出走、尋找生命的意義本身是一種個人主義和男性主體的故事，在歷險中完成主體的成長，而《久別重逢》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非線性敘事，“我”離開家、又回到家，“我”離開北京、又回到北京，不是主體經歷挫折完成成長的模式，“我”在時空的輪回中是一個自信、自主的生命主體；其次，“我”的社會身份是女兒和母親，“我”始終處于被拋棄的無“家”無“所”狀態。當“我”長大離開家，“在男權社會里，老家已沒有我的家了”（第201頁），從產權的意義上，故鄉不再有“女兒”的位置。“我”分別與兩個男人盜墓賊劉芒芒、盜寶賊金庸原偶遇，受其欺騙，懷孕生女后，獨自完成生產、養育女兒的職責，“我”成為無“家”的單親媽媽；三是，這種被反復拋棄的女性命運，又與從事家政服務的社會工作結合起來，這種性別的弱勢與社會階層的弱勢融為一體，“我”在雇主家從事家政工作，這也是別人的“家”，“我”成為雇主家“穿上了用卑微的米粒做的隱身人”（第203頁）。范雨素把這種都市家政女工遭受歧視、不公平的世界描述為“文明恐懼癥”。這種“文明恐懼癥”就是一種社會階層分化的都市，“中國人里這個叫作農民工的群體，他們有好多個億。他們背井離鄉，和親人分離，簡單謀生。他們的父母叫‘空巢老人’，他們的妻子叫‘留守婦女’，他們的孩子叫‘留守兒童’。我是他們，他們是我，我們構成了金字塔的底座。這是我看到的文明社會，我對這個文明社會深深恐懼”（第202頁）。這種“金字塔的底座”使得“我”處于階層（窮人）和性別（女性）的雙重弱勢狀態。
總之，《久別重逢》以個人家族史為線索，上接前世的日月輪回、脫胎轉世，下承今生在人世間的四海漂泊。在這種碎片、跳躍和詩意的文學敘述中，范雨素書寫了一部女性視角下的生命與歷史之歌。這種海納百川的想象力與卑微頑強的生命力，使得《久別重逢》成為21世紀的“生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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