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次會議，對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在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鮮明地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從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則問題。在《講話》的鼓舞和激勵下，廣大文藝工作者遵循“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從革命戰爭時期到和平建設時期，創作出一大批文學藝術精品。令人矚目的是，在這些精品中，有的已經成為傳世經典，不但在國內歷久彌新，而且超越了時代和國界，成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白毛女》：從延安的秧歌劇到走向世界的中國好聲音
《白毛女》是在《講話》公開發表后，延安魯藝在新秧歌運動中創作出的中國第一部新歌劇，它把秧歌劇表現手法、西方歌劇藝術與中國革命歷史題材融合起來，成為民族歌劇的里程碑。
◆“魯藝”版歌劇《白毛女》劇本封面。
新中國成立后，拍攝了電影《白毛女》，上映后，不僅在國內“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以來的票房最高紀錄”，而且先后在日本、蘇聯、東歐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受到熱烈歡迎，并在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中獲得第一個特別榮譽獎。
《白毛女》是第一個真正登上世界舞臺的中國好聲音。它不但以歌劇聞名海內外，而且還以芭蕾舞劇再創輝煌，享譽世界，成為人類文化遺產。
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上世紀60年代初文藝界落實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群眾化、民族化、革命化”，探索在藝術形式上實踐毛澤東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其核心是發揚光大《講話》精神，文藝要走近廣大人民群眾，反映群眾生活，堅持為群眾服務。
◆電影《白毛女》（長影攝制）海報。
1960年12月成立的上海舞蹈學校，鑒于西方芭蕾流傳到我國后出演的一些劇目，比如講王子公主或神話中的愛情等，提不起廣大群眾的興趣，決定開始探索走洋為中用的“三化”道路。他們一面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愚公移山》等毛澤東著作，一面觀摩京劇現代戲。老師們自發成立了三個創作小組，在短時間內創作出小型《白毛女》（即只有原劇的片段）等三部小型芭蕾舞劇。由于《白毛女》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在1964年6月的“上海之春”中脫穎而出，贏得眾多贊譽。
舞劇創作從一開始就確定走群眾路線。在擴展成大型現代芭蕾舞劇過程中，領導和編導都感覺到，僅僅采用已有的芭蕾舞蹈語匯遠遠不夠，于是安排師生深入生活以獲取創作靈感。他們突破西洋芭蕾的框框，融入秧歌劇的載歌載舞，豐富了西洋芭蕾單純的舞蹈語匯，體現了中國傳統特色，從而使觀眾能夠容易接受。《大紅棗兒甜又香》《盼東方出紅日》《百萬工農齊奮起》《相認》等伴唱歌曲的創作都是來自編導們在革命老區采風的靈感。創作組先后到“白毛女”的故鄉河北平山縣以及地道戰的產生地冉莊、白洋淀等地學習，瞻仰西柏坡，訪問抗日戰爭時期的干部、群眾，召開座談會、討論會20余次。當地干部和群眾談了許多抗日戰爭時期親身經歷的斗爭故事，豐富了創作組的生活積累，也使大家對抗日戰爭前期的情況和《白毛女》的時代背景了解得更為具體。創作組還參加了兩次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劈山開渠，學習河北民間舞蹈“地平翹”“拉花”等民歌和地方戲曲，并將其融入舞劇中，創作出“紅棗舞”“紅纓槍舞”“燒地契舞”“秧歌舞”等精彩的舞段。
針對演員多是糖水中泡大的，缺乏表演的感情體驗，主創人員在農閑時分別帶領學生先后前往上海市郊的崇明、奉賢等地區，深入農村訪貧問苦。特別是1965年1月，全校師生前往奉賢護海一隊勞動三周。師生分散住在貧下中農家，同農民一起生活、勞動，聽他們講舊社會當地“白毛女”苦難遭遇的種種經歷，然后寫出調查報告和體會。下鄉期間，師生們真正體驗了農民的生活，深深感受到貧下中農的思想感情，為創作和表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67年《白毛女》進京匯報演出，毛澤東等觀看并高興地與演員合影留念。
“文革”初期，校內有一派群眾組織貼大字報，稱《白毛女》是大毒草。對《白毛女》一直有深厚感情的毛澤東、周恩來知道后，于1967年4月24日觀看了舞劇《白毛女》演出。毛澤東非常喜歡，每一場都熱烈鼓掌，并稱贊道：“《白毛女》好！”演出結束后，毛澤東上臺親切接見上海市舞蹈學校的師生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全國各大報紙隨之以顯要位置對芭蕾舞劇《白毛女》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報道。學校中原來認為“《白毛女》是大毒草”的同志基本上都轉變了立場。
芭蕾舞劇《白毛女》又頻繁地出現在舞臺上，不但場場一票難求，而且引起訪華外賓的濃厚興趣和熱情贊揚。1971年法國芭蕾舞團訪華，其主演說：“法國朋友送別我們時，要我們用芭蕾征服中國，但現在我們被你們征服了。”1972年7月的訪日是《白毛女》劇組歷史上的高光時刻，史稱“芭蕾外交”。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是該劇組入選非常關鍵的因素。劇組到達東京時，2000多人冒雨迎接；首場演出，尚未與中國建交的日本，兩位內閣大臣到場觀看并夸獎。報刊好評如潮，有專業評論家特地贊揚“演出具體體現了毛澤東‘洋為中用’的思想”。劇組8月16日回國時，在機場享受到國賓級歡迎待遇。一個多月后，日本首相訪華，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芭蕾舞劇《白毛女》。
1983 年，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90 周年，停演了較長時間的《白毛女》展開復排并于1983年12月26 日再次原汁原味亮相上海舞臺，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1995年赴武漢、廣州、中山、深圳、珠海等地巡演同樣受到熱烈歡迎。在廣州更是盛況空前，其受歡迎程度超過了同期香港歌星梅艷芳的羊城演出。
《白毛女》劇組1972年8月從日本載譽歸來后，不斷受邀到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進行演出，包括法國、加拿大、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美國等。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高度的評價。巴黎的《世界報》報道說：“上海舞劇團演出的具有民族特色、內容和形式都豐富多彩的音樂舞蹈，反映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加拿大的報紙評論道：“這個舞劇具有中國特色，音樂優美，舞蹈卓越。舞劇生動、精湛、情誼深長，令人興奮、激動、深受鼓舞。”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白毛女》蘊含著東方、神秘、愛情、復仇、紅色、革命等文化密碼，是它走紅世界的原因。
2014年，在國際舞蹈藝術界享有很高聲譽的美國蒙大拿州落基山芭蕾舞團，在廣西南寧演出了美國版的《白毛女》，贏得滿場喝彩。2019年3月，美國新世紀芭蕾舞學校演出《白毛女》，媒體稱：“這又是一次世界經典舞劇在這個世紀里綻放。”
◆2015年是歌劇《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文化部組織復排了歌劇《白毛女》。
歌劇《白毛女》一直在與時俱進。為落實習近平2014年10月關于文藝工作的講話精神，2015年進行第三次復排。在復排前，《白毛女》劇組赴河北農村體驗生活，大家分散住在老鄉家，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使演員們切身感受到農村生活。
2015年12月15日晚，復排歌劇《白毛女》首次登上北京舞臺。此前，它已經巡演過延安、太原、石家莊、廣州、長沙、杭州、上海、濟南、長春9個城市，各地的演出都是在熱烈掌聲中結束的，展現出經典藝術的歷久彌新的魅力。我國一位著名音樂家對新版的《白毛女》評論：“唱響了中國聲樂的世界聲音。”
《梁祝》：從鄉土民間音樂到全世界演奏最多的中國管弦樂曲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地戲劇呈現一派生機。一出對封建禮教進行憤怒控訴與鞭笞的浙江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進京演出，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與欣賞。他先后三次觀看了該劇，并與演員們在談笑風生中給予支持鼓勵。1953年，毛澤東親自指示將《梁山伯與祝英臺》拍成彩色電影。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舞臺藝術片，上映后大獲成功。一時天下爭說梁山伯與祝英臺，越劇被“越”人之外的民眾接受，越劇曲調也為全國人民所熟悉。
◆新中國第一部彩色舞臺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臺》。
在毛澤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指示的指引下，文藝工作者以飽滿的創作熱情繼續踐行《講話》精神，創作出一大批精品。其中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以下簡稱《梁祝》）成為了傳世經典。2000年，香港舉行了一次千年來“我最喜愛的十部交響樂作品”評選，《梁祝》作為唯一的中國作品排在了第七位。2011年6月，香港演藝學院授予“以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享譽中外的作曲家何占豪”為該院榮譽博士。2013年何占豪獲得中國音樂最高獎項“金鐘獎”的“終身成就獎”。2019年，何占豪在獲得第七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的終身成就獎時說：感謝大家對其作品的熱愛和喜歡；感謝黨的英明領導，感謝上海音樂學院對自己的培養；感謝同學間的親密幫助，特別是丁芷諾、陳鋼同學的合作。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農村，從小受到越劇的熏陶，喜歡音樂。杭州解放后加入浙江省文工團。1952年轉入了浙江省越劇團樂隊，在那里開始學習小提琴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7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進修班。
◆上世紀50年代末，何占豪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小提琴。
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音樂學院，有一批來自解放區的音樂人擔任學院的各級領導。1939年入黨的院黨委書記孟波，曾任延安魯藝教員，延安中央管弦樂團指導員。他本人既能拉中提琴，也擅長作曲。長笛演奏家劉品擔任管弦系的主任兼黨支部書記。他們對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對文藝工作的教導印象深刻：“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因此，如何踐行“洋為中用”，怎樣用西洋樂器演奏出中國的民族音樂，成為了他們經常探討的課題。很多學生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何占豪后來回憶說，“我和我的同學們，有志氣要為國家、為中國民族音樂做點什么。用外來形式音樂加上民族內容和戲劇風格。”
當時，隨著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興起，廣大人民群眾對文藝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和全國其他文藝團體和文藝院校一樣，上海音樂學院也經常組織師生下鄉演出。何占豪回憶：“我剛考進上海音樂學院時，我們一年級的同學遵循毛澤東主席的教導，滿懷著為人民服務的一腔熱血，下鄉去聽取農民的意見，了解他們是否喜歡我們的音樂。1958年秋，我們背著包、帶著小提琴就去了。我們到了地方，還沒有放下背包，很多農民就圍過來了。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小提琴和大提琴，都問我們這是什么，還請我們當面表演一番。我們演奏的都是學來的外國樂曲，他們聽不懂，而他們要聽的，我們又不會。”有一次，對著一屋子農民朋友，學生們拉完巴赫再拉莫扎特。但是越到后來觀眾越少，只有一位農民老媽媽堅持到最后一首曲子。演出結束后，何占豪和同學們激動地攔住她，問她為什么愿意留下，那位老媽媽說：“你們演出坐的凳子是我的，我得等你們走了再把它拿回家。”
這種局面讓何占豪和他的同學們感到尷尬。何占豪后來回憶：“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你的演奏大眾不歡迎，這受到的刺激是很大的。”何占豪和同學們傷心地發現，甚至他們自編自演說相聲，都比小提琴演奏受歡迎。
在何占豪記憶里，純真的理想和昂揚的激情，是上世紀50年代青年的共同特征。從鄉下返校后，同學們繼續討論讓農民聽得懂的問題。劉品提出一條意見：“小提琴要使工農大眾所喜聞樂見，必須解決一個民族化的問題。這首先需要有民族化的作品。”劉品領導的黨支部用了三天時間進行討論，劉品的意見最后得到了大家贊同。劉品知道何占豪有比較扎實的民間音樂基礎，所以確定以何占豪為骨干，加上丁芷諾等幾位同學，成立了管弦系“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在實驗小組的帶動下，同學們自己編寫、自己演奏，創作出一批包括弦樂四重奏《小梁祝》在內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樂曲。
◆實驗小組試奏新作品。(左起：俞麗拿、沈西蒂、丁芷諾、何占豪、孟波、賀綠汀、丁善德) 。
1958年10月中旬，學院領導將不同專業的學生混合編成六個團隊，分別到六個不同的省進行“六邊”（邊勞動、邊宣傳、邊采風、邊創作、邊演出、邊學習）活動。管弦系實驗小組成員與聲樂系部分學生及作曲系的陳鋼等，組成了“浙江隊”。在開往溫州的船上，實驗小組討論落實“六邊”的創作計劃時，提出要創作一部大一些的作品，向第二年的國慶十周年獻禮。當時，先設想了“大煉鋼鐵”和“全民皆兵”兩個題材，何占豪又增加了《梁祝》。三個題材上報給了院領導。
孟波選定了《梁祝》。孟波是一位具有相當高藝術造詣的領導。他知道表達前兩個題材用小提琴難以全面展現主題，而把小提琴用在《梁祝》上則能充分發揮其長處，并有可能產生出奇的好效果。同時，“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悲劇，是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爭。我們中國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封建主義”。劉品也持相同的觀點，他當時就認為這部《梁祝》“很可能會在中國音樂史上留下應有的地位”。
當時何占豪覺得自己沒有專門學過作曲，難以創作出小提琴協奏曲這樣具有首創意義的大型作品。知人善任的劉品特地用一個晚上時間來聽何占豪哼唱越劇的各種唱腔。他講了一句關鍵的話：“你不要以為貝多芬、莫扎特頭腦里的音樂是天生的，他們的音樂也是從當時的民間音樂中提煉出來的。”這句話使何占豪豁然開朗。他從“要我寫”的狀態變成了“我要寫”的狀態。
適逢文化部黨組書記錢俊瑞來上海音樂學院視察工作，孟波向他匯報了實驗小組的情況。錢俊瑞聽了“梁祝四重奏”后說，外國樂器演奏中國戲曲音調，這是一條新路，希望年輕人繼續探索下去。孟波將錢俊瑞的指示向同學們作了傳達，使大家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何占豪覺得創作的道路一下子變得更寬，思維也更活躍了。
何占豪和丁芷諾合作寫成初稿后，劉品看過覺得還不行，于是要丁芷諾請其父，該院副院長、著名作曲家丁善德來指導。同時請丁善德說服自己的學生陳鋼也參加。此后，丁善德每周給何占豪、陳鋼上課，對《梁祝》的創作做具體指導，使作品不斷完善。《梁祝》協奏曲剛定稿，孟波就組織小提琴和鋼琴兩種樂器試奏了一遍，然后把錄音帶送給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征求意見。石西民聽完錄音后很高興，對作品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那是一個集體主義盛行的年代。《梁祝》的排練立刻成為整個管弦系師生共同的興奮點，每個人都為自己能在《梁祝》誕生的過程中出一份力量而感到光榮。丁芷諾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這就是作為系黨支部書記的劉品在《梁祝》從無到有的整個過程中的作用——把發展民族化事業的先進思想轉化為群眾的思想和行動，這是一個藝術團隊的創作過程，而劉品就是這個團隊的靈魂人物。”
◆1959年5月27日，《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公演，來自全國各地文藝團體領導、音樂家和樂評人齊聚一堂。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上海蘭心大戲院首次公演，獲得巨大成功。這部長達26分鐘的協奏曲，后來成了中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響音樂民族化的創世紀，成為全世界演出和錄音版本最多的中國管弦樂曲。
半個多世紀以來，每次提到這部傳遍世界的名作，何占豪說得最多的是：“沒有越劇就沒有《梁祝》，《梁祝》是中國農民、是中國戲曲界、音樂界幾代人的集體智慧的結晶。”“誰啟發我寫《梁祝》？農民。”“誰教導我寫《梁祝》？紡織廠女工。”何占豪回憶，當年為了描摹祝英臺少女懷春的心境，他跑到紡織廠女工當中，跟著她們上戲院，去了解她們真正愛聽的曲子。何占豪還幽默地說道，他的譜曲是“從一代宗師尹桂芳（越劇尹派藝術創始人）那里偷來的”。
何占豪是這樣總結的：“總的來說，我還是遵從毛澤東思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有些音樂形式我們本民族是沒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也不是我們民族的音樂形式，但我用民族內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樂語言，這就不一樣了。”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何占豪最深的感觸就是：它“繼承了當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在經濟大潮里文藝工作者不能迷失方向，娛樂也不能代替文藝創作，文藝創作什么時候也不能離開“人民”兩個字，也就是必須要學習人民群眾的音樂語言和思想感情。
《梁祝》誕生后，不但一直是國內群眾最喜愛音樂曲目，而且成為了全世界演奏最多的中國管弦樂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3月，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在意大利米蘭，“RAI國家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家阿爾多在自家陽臺演奏了《梁祝》片段。如此純美、動人的曲子，不僅撫慰了社區的鄰居，還通過網絡傳遍全球。當看到數千條來自各國網友的贊譽評論時，阿爾多激動地說：“音樂讓我們跨越了國界，我們在一起共同奮斗，對抗這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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