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老師的小說《軍列》，發表于《萌芽》1986年第5期。這篇小說從某連隊軍功評定引發的心理沖突入手，深刻地揭示出紅軍時代確立的好傳統——管理公共領域，在新時期喪失了官兵平等的前提之后，是如何被異化、過時和被廢棄的。以小說的敘事模式，以主角的命運和體驗為線索，深刻地揭示出一種奠基于革命傳統的現代性方案——那種兼容人民政治主體性的現代性方案，是如何徹底成為歷史的，就這樣，告別革命的事業算是取得了重大進展。
紅軍在三灣改編確立的革命性管理傳統——管理公共領域——在官兵平等基礎上管理權對被管理者全面開放，在新中國作為主導性的管理模式，復制到了近乎一切城鄉單位制內部，形成了一種以革命經驗為基礎的“兼容人民政治主體性的現代性方案”，其各項實踐原則，后來在鞍鋼憲法的名義下得到重申。在后續的發展中間，管理公共領域遭遇干群不平等關系的滲透之后，一些立功心切的政工干部，就能夠誘導群眾以客體化地位去參與表演型公共領域，應該說這是“運動群眾”的日常形式以及深度異化，彼時，這些異化還有可能被修復；但是，隨后自上而下的管理權壟斷改革，以及日漸強化的行政與技術統治趨勢，從各個方面徹底排擠了管理公共領域的舊日優勢地位，與此同時，是干部培養模式和選拔制度的質變，一代新人換舊人之后，舊的革命傳統及其浸潤的管理實踐形態，最終淹沒在歷史塵埃之中。
在告別革命的完成時，不僅意味著管理規則的革新，還肯定會體現為一種新的“干部再生產”模式的引入，《軍列》非常深刻的地方，是在這個關節點上，以個體命運和心理沖突為線索，具現出歷史與政治演化的深層邏輯。對于這樣的歷史性巨變，還沒有見過嚴肅的學術分析，給出過起碼的揭示，反而是曹征路老師，能夠嫻熟地以小說的筆法，非常深刻地演繹了這個巨大的轉折所造成的沖擊。
一、連隊軍功評定及其激起的悖論性表現
讀完小說的第一感想和聯想，是想起《老子》中間的一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管理手段的運用，原本是為了激勵人們正面的努力，酬報付出與貢獻，但是，給出的各項獎勵物品本身，就會給激勵物品賦予無形的社會價值，鼓勵人以非正當手段去巧取豪奪，然后，所得物本身自帶光環和洗白功能，傾向于掩蓋獲取手段的不光彩。就這樣，手段本身直接反對目的，這是一個真正的管理悖論，各種管理手段的強化與運用，都會直接走向原初愿望的反面。
小說的背景，是1980年代前期對越南進行的老山輪戰期間，某部二團九連結束輪戰，從戰場上下撤，在軍列上因為軍功評定問題，引發了各種沖突，主要是心理層面上的沖突。然后，小說循此線索，回溯了軍營內部的管理公共領域運作狀況，以及相關的異化表現和修復路徑問題。
在軍功評定期間，最初是有一些人認為應該發揚精神，互諒互讓，結果，一些應該評上軍功的人就沒有，反而有些人卻獲得了機會，所得甚于其實際表現；原因在于軍功指標有限，不能夠完全覆蓋所有人的實際表現，所以，才需要發揚風格。
軍功評定期間的互諒互讓，卻在軍列上演化為嚴重的心理沖突，這個轉折的起點，是聽說身懷軍功轉業回地方之后，在戰爭期間積累的軍功這一類的象征資本，會向經濟資本轉化，遞延年限內的經濟收益會增加很多——例如職位安排與工資級別都有提高，這樣，軍功所蘊含的利益數量，就完全可以進行貨幣化估值，還被放大了很多倍。同時，部隊離開戰場返回軍營，之后就沒有了立功受獎的機會，這樣，人生只遭遇到一次快速的象征資本積累機會，哪怕是主動放棄，也顯得后續的遞延損失過大。這樣，就帶來很嚴厲的重新審視眼光，以及種種心理糾葛。這就出現了前后人們行為模式與心理評價的強烈對照，軍功章作為激勵手段，再一次誘發了各種悖論性的表現。
立功很大的閔杰，堅決地推辭了機會；反而，更汲汲于立功受獎的宣水嘴，低功高評獲得了二等功；然后宣水嘴口才好，日常也樂于表現自己，喜歡唱高調，是管理公共領域異化后的人格化代言（“出過一個經驗，叫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屬于后續的說真話比賽的潛在對立面，戰后還被選入英模事跡報告團，將要參加全國性的循回報告活動，獲得了新的表現機會。
同時，全團最老的連長鄔國保，想要家屬隨軍，如果“鋼九連”打響了，那他得到一次晉升機會，促進私人目標的實現，就更有把握了。這樣，宣水嘴的努力，在連長看來，就多了一些可取之處。團長也發現了宣水嘴好的表現，順心順意，當然，背后也不無壞的疑問。
在團長眼里，本團最老資格的連長鄔國保，不是不行，而是團長本人有一個為公的私心——要照顧他自己起家的九連，留一個好連長在那里；原本鄔國保有一個副營級的升職機會，出于這一小九九，被團長給壓下去了。但是，轉換一個思考面向和計算公式之后，為了九連的工作和榮譽需要的安排，就對鄔國保連長個人，構成巨大的傷害。這樣，在團長的視角中間，管理手段及其悖論性，就呈現出“以公害私”的對立方式。而且，李團長很快就要離開軍隊了，他對鄔國保的虧欠，就再也沒有彌補得到機會了，這對鄔國保及其私人目標（想要實現家屬隨軍）構成了永久的損害。
對于鄔國保來說，個體的職務升遷，以及相關待遇差別，哪怕是他自己不在乎，但是，在旁人的眼里會自然形成比較。連隊中間一連之長，鄔國保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回到故鄉，后參軍的同鄉職務晉升快，家屬隨軍了，這就形成了對比，父親的反應，妻子的表現，鄉親們在說話時都給予同情式體貼，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刺激，與職業利益升遷有關的激勵手段，在故鄉比在連隊里，更體現出難于忽視的“社會價值”含量。在列車上心理沖突場合，他內心包含的小小生活目標，被閔杰提起，就引發他巨大的不適和情緒沖動，乃至于有了掏槍行為。
差不多同時，1984年石祥作詞的《十五的月亮》這首歌，開始流傳全國。歌詞講述一位在農村老家的妻子，思念軍營里的丈夫，也許是在不經意之間，歌詞對照了軍營與故鄉的公私領域，軍功章與私人利益的復雜糾纏，小說數次設置了唱這首歌的情境。
彼時，大多數中國人口是在農村，軍內多數干部戰士也都是來自農村，歌詞以妻子的口吻對照，“我在家鄉耕耘著農田，你在邊疆站崗值班。啊，豐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軍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然后，1982年秋后近乎實現了全國性的分田到戶，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似乎都只剩下私人性了，公共性就寄托在丈夫身上和軍營里，所以，軍營與故鄉就呈現出一種公私領域的對照關系，歌詞說“我孝敬父母任勞任怨，你獻身祖國不惜流血汗。我肩負著全家的重任，你在保衛國家安全。”在國與家之間，呈現的是一種公與私的對照，在潛在意義上，服務于私人領域的貢獻，期待著在公共領域中間收獲平衡或者回報。毋庸置疑，這首歌滲透了對于時代精神的理解，也完美承載了“強化對私人利益激勵措施”將會有助于公共性目標實現的改革設計與理念。
二、干群密切互動的管理公共領域及其異化表現與修復路徑
從軍功評定的審視眼光，引發的心理沖突，小說繼續回溯軍內從革命時代流傳下來的管理傳統，一個特殊的制度化的管理平臺——革命時代紅軍時期確立并流傳下來傳統——基于官兵一致基礎上的管理公共領域，在新時期的日常運作中間，也出現了很多異化表現，需要修復或回歸正軌。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的隊伍，在上井岡山之前進行過“三灣改編”，由此確立官兵平等的準則，毛教員總結三灣改編之后的連隊管理變革，其內容包括“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禮節，經濟公開。”這一革新，是深刻認識到革命不可能在雇傭勞動制基礎上展開和完成，需要深入地挖掘紅軍官兵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去支持高水平的自覺與努力，然后，就在官兵政治經濟平等的新型社會關系總和基礎上，最小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與激勵手段，充分實現管理權和管理事務對被管理者開放，黨領導與行政管理，都透過運營一個干群密切互動的公共領域去實現，在其中共同討論和處理管理事務，發展各種自主管理程序。
同時，黨領導體現為連隊黨代表，選拔和培訓積極分子與黨員，給予優先訓練和重點引導，透過他們去帶來全體士兵，黨代表還指導士兵委員會進行反向監督工作，管理伙食賬目和分伙食尾子等事務。士兵在參與連隊內部的公共領域建設中間，在實踐中學習并參與管理的全過程，然后，就成長為合格的公共領域經營者和管理者。這樣，如同毛教員所言，紅軍就不再只執行一個單純打仗任務的軍事團體，而是要成為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依據毛教員當時給中央的報告所述，紅軍集中起來打仗的時間是一，而分兵發動群眾和建設根據地的時間則是十。
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時代的黨領導，意味著對于管理公共領域的運作與經營，意味著人的全面發展與政治化方向（對于個體覺悟和組織能力的發掘和培訓），在資本主義單向自上而下的管理——得到重視和強化的行政與技術統治——之外，挖掘了一種自下而上的自覺支撐力量。政治領導要給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公共的成長空間，這個才是共產黨區別于前人的關鍵，其實現路徑是要把消極被動的群眾，轉化為具有自覺努力方向和積極主動的群眾（毛教員謂“破除雇傭思想”），挖掘內在于人自身的自覺支持力量——而不是僅僅依賴自上而下的管理與激勵效果。這個對人的轉化過程，在方法和效果上，都是“革命性”的，毛時代后期流行過一個口號叫做“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性路徑就是人們自覺的高水平努力的實現路徑。
解放戰爭期間，軍隊被賦予“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的職能，士兵在連隊對公共領域的深度參與與學習過程中間，確實實現了政治化和人的全面發展，還受到訓練成為一個管理公共領域的熟練經營者。1949年之后的早期，經過農村土改和城市的系列民主改革之后，基本上，透過管理公共化過程，積極的老兵（多數已經入黨），能夠在工廠或者農村作為“軍代表”，參與接管并勝任基層管理崗位的工作，完成基層政權建設的革命性改造——領導“反封建把頭”和“民主改革”系列運動，把在軍內操練熟悉的官兵一致和管理公共領域帶到全國各地，替代舊有的管理方案。
這樣的政治改造過程，原先在紅軍連隊內部，建設的官兵平等和管理公共領域，隨著革命勝利和新的管理公共領域接管全國，就擴張到全社會，成為一種新的現代性方案。這一方案的特點是管理權對被管理者開放，管理者以經營干群密切互動的公共領域為主要工作，培養積極分子入團入黨，給予優先的政治訓練然后去帶動群眾，同時，眾多的積極分子存在和相對高水平的參與，也使得公共領域更有活力；這樣，就打破了少數管理者壟斷權力，去激勵和控制大多數人的老式現代性方案——在那兒，人成為積極管理權之下的工具和客體。
軍內的政治工作，是一個基于管理需要的公共領域，其起點和基礎，都在于官兵平等，在新時期這個平等關系迅速被消磨，然后，得益于干群關系不平等的巨大發展，政工干部就有能力為自己的政績需要，安排群眾的表演配合。
老田曾經訪問過一位參與過老山輪戰的楊連長，據他的長期軍旅生涯經驗的親眼所見，軍內的官兵不平等也是逐步發展的。他本人文革期間參軍，部隊駐扎在河北某縣，冬天住窯洞的時候，都是班長和老戰士鋪位靠門口，新戰士靠里——因為里面暖和。日常生活中間，他剛離開學校和家庭，洗衣服等生活事務不熟悉，得到老兵和班長多個方面的幫助。他寫信回家告訴父母，家里人很高興，也很放心，小孩在外面是有人關照著的。同時，那個時候政治學習很多，干部和戰士日常都混在一起，各種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日常糾偏的第一程序和力量，真正的強硬管理手段很少用。這樣下來，戰士們跟指導員也很親，感到可以跟他無話不說，自己的家事、煩惱乃至于困難，都可以說，還能夠得到多方面的回應和幫助。
他說到了1970年代后期，整個兒的氛圍變化就很大，干部手上的權力大了，肯定也有些是選擇性地使用，有些士兵希望入團入黨、提干和轉志愿兵等等，都需要檔案記錄表現好，基層干部推薦，此時的檔案記錄多已轉為干部私下里掌握，不再是跟群眾一起集體討論的結論了，這就多了找干部拉關系的事情。
然后，就看到有新入伍戰士給老兵或者班長敬煙，說話開始帶有奉承和畢恭畢敬的意味，整個社會都那樣了，也帶到部隊里面來了；一些會來事兒的新兵，探親回來之后，班排連干部，都有禮物送上。不過，那個時候（指1980年代初期），還沒有直接送錢的。慢慢地，干部有了小食堂隔間，不再跟士兵一個桌子吃飯；士兵為了請一次探親假也有各種說好話，有點要拉關系的感覺。從前是連隊指導員跟戰士比較親，戰士有事兒也去找指導員說話，政治工作虛化了之后，后來官兵關系疏遠，戰士跟連長更親一些，因為日常訓練在一起有熟悉感。
這位楊連長還說到，文革后幾年的報章上，輿論宣傳與否定文革配套，都說這一代親歷文革的年輕人是“垮掉的一代”。輪到我們上老山輪戰的時候，部隊最后階段進入隱蔽地集結，前方已經開始了炮火準備，等炮火一停，我們就要進攻去拿下陣地了，當時我的心里就一直在打鼓，不知道等下進攻命令下達，部隊發不發得出去，如果發不出去，那肯定要自己在前面帶頭沖鋒了，結果還好，士兵表現都還都是很勇敢。連里有一個士兵是江蘇人，家里已經有了工廠，等著退伍回去跟著父母干的，入黨和立功什么的，對他來說，對以后的前途沒有多大影響，但他的表現還是十分勇敢，就是立功和勇敢作戰光榮的思想，革命時代的英雄主義教育和精神都還在起作用。
在閔杰的親歷中間，九連群眾的參與和表現，被異化為無節制的思想境界拔高的演說比賽——給自己的私心雜念扣上各種落后帽子，以昭示覺悟和思想境界的巨大提升，這樣一來，就既不針對具體的管理事務，也不服務于多數參與者，僅僅與政工干部需要的工作成績關聯起來了——為此似乎大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表現義務，而非體現政治性的參與權利；原本是士兵的政治主體性的實踐領域，在喪失了官兵一致之后，就逐步異化為一種眾多客體的自我呈現——作為政治工作格外有力的證據，來體現干部（指導員）的政治工作深度與工作成績的高度。
此種管理公共領域高度異化的狀況，毫無實效不說，也為群眾所憎惡，團長李隆生設計了“說真話比賽”，來進行糾偏和修復：
“為什么要來個說真話比賽呢?黨不是天天號召我們說真話嗎？實際情況是，咱們有時說真話，有時說假話，半句是真話，半句是假話，說到最后，連自已也下認識自已了。整天英雄部隊長，英雄部隊短的，誰封的？不就是報紙在宣傳嗎？可有些人還嫌夠，還要給自已再編點神話。想想咱們從前拉稀的日子吧，誰也不是天生的英雄！”
“有點私心雜念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不得了了？就降低咱們共產主義水平？就給干部臉上抹黑了？當然，如果一點私心雜念都沒有，個個都是共產主義戰士那當然好了，可這實在嗎？明知做不到，還非要這么做，那不是騙人嗎？你自己騙人不要緊，還弄得別人不敢說真話。這是什么風氣，就為這個，有必要開展一次說真話運動，比賽說真話！”
“從前，就是咱們部隊，出過一個經驗，叫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那叫什么狗屁經驗？叫我說，有點私心不算丑，說假話才丑，十全十美不光榮，說真話才光榮。好，現在從我開始，我說完了連長和指導員說，然后各排長和司務長說，戰士們要說也可以，不說不勉強。但干部一定要說，不說不行。就說這次調防以后心里那些小九九，一句批評詞不要，就要干貨。看誰亮得有水平，看誰當著五十幾名戰士的面說假話——誰編誰倒霉，這是團長李隆生的命令，有顧慮的現在舉手。”（P411-412）
李隆生團長先說，連長鄔國保隨后說，“其實一個出征在外的軍人有什么大不了的私心雜念？無非是一點名譽地位上的小小想頭，一點家里長短的小小牽掛。而官越小那想頭就越小，年紀越大那牽掛也就越多。幾個人一比，倒是團長李隆生的私心雜念最有水平，這下子，全都放開了。”（P413）
那個所謂的先進經驗，是以干部越界的主體性（升官或者出政績）需要，壓抑了群眾的主體性，所以，修復公共領域的正常運作，需要對干部的小九九，進行“斗私批修”。在一定程度上，為了維護管理公共領域的效能，避免其頭足顛倒地“圍著干部的需要轉”的異化，也需要刻意地修復其前提條件——官兵平等，為此，毛時代格外強調“縮小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差別），特別是晚期實踐過“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等措施，讓新提拔的基層干部保留工人或者農民身份；而為廣大農民服務的“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等專業人士也維持農民身份，這些都是刻意地維護和修復革命傳統所需要的前提。
曹老師很深刻的地方，是他能夠以小說的形式，說清楚學界都沒有能力說清楚的打問題，還能夠很恰如其分地反駁各種流行的否定社會主義的話術——諸如說社會主義或者共產黨不兼容私人領域，不兼容個體利益實現，要求“狠斗私字一閃念”，違背人性自私等等，這些都是不必要的拔高和捏造。在小說中間，曹老師給出的潛在反駁是，基于管理公共領域，只需要合理的公私劃界，不以私害公即可；同時社會主義守護一切私人領域的合理價值，在自我管理程序中間，維護和修復私人領域的健康發展，免除各種日常的零散侵害，從而給日常生活生產出更高的安全與秩序。
在江西根據地時期，以及延安時期和土改之后，以干群和黨群密切互動的強大公共領域為抓手，曾經多次發起并有效地改造和抑制過“大法不犯，小法不斷”的“二流子”，給司法領域對下服務延伸不足的農村地區，自下而上地創造性地解決了各種“秩序隱患”。抗戰期間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年青外交官謝偉思，發現八路軍根據地“竟然消滅了土匪”——他在幾十年之后的回憶錄中間依然對這一成就感到驚訝，這個成就的取得并非依靠正規軍的剿匪成績，而是農村根據地建設中間被充分強化的管理公共領域，有能力從源頭消除“二流子”和“失地農民”，從而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秩序生產能力。更寬泛地看，毛時代國家鎮壓機器的規模與力量，遠小于今日中國，但社會秩序遠較今日為好，無他，也是單位制內部被強化的管理公共領域，發揮了內生的秩序生產功能。
管理公共領域在這個方面的成績，體現為費孝通所界定的“禮俗社會傳統”接管和替代“法理社會”職能——甚至表現出從社會底部接管國家鎮壓機器職能的部分潛力，揭示出國家消亡的某種底層路徑——在基層社會足夠有力并部分接管秩序生產功能時，國家機器對下延伸的高成本和正規化方式都不再是最好的選擇。反面的證據表明，各種正規化的思路對于農業和農村而言，并不有效。在農村改革十多年之后，各種技術服務的市場化——從前的“人民公社八大員”膨脹為多個機構“七糧八站”，以及政府管理的正規化——基于政社分開和職能分設的思路，極大地膨脹了“脫產人員數量”，而這些人員都依賴農民有限的農業剩余去養活，結果在1990年代帶來沉重的“農民負擔”問題——在一些問題嚴重地區沉重的索求甚至大于農業的凈產值。溫鐵軍把這個錯誤的思路，稱之為“高成本的上層建筑設計”壓在“農業的薄弱經濟基礎”之上，此種想當然的改開思路陷入了“政府失靈”加“市場失靈”的雙重死胡同。正是在這里，革命根據地建設內在的管理公共領域及其職能實現方式，則是一個低成本與高執行力的務實路徑，也是老一輩共產黨人能夠走出國民黨政權建設“內卷化”困境的關鍵，這也是中國革命戰爭能夠以“農村包圍城市和武裝奪取政權”戰略勝利的關鍵支撐點。
真正的管理公共領域非常有力量，使人們學會剖析自己，并尋找個體內在于集體的合理方式以及自己與集體目標的契合點在哪兒。基于說真話比賽披露出來的信息，閔杰的一直心懷愧疚，他雖然戰功不小，但他在戰場上自認為有嚴重失誤，在獲得對越南女兵的優勢之后一時手軟，結果后來對方獲得機會開火打死了班長。他一直認為自己對班長犧牲要負責，不要軍功，甚至異想天開，想要偷拿武器逃回戰場去，這些都與負疚心理有關系。就這樣，全連最能干的班長犧牲了，抱怨誰？因為閔杰的心軟，還是別的？團長說要抱怨戰爭販子——戰爭對于人性的扭曲。在閔杰說真話之后，戰士李小冬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揭露了親眼目睹宣恒水的自傷冒功行為，這樣，就要求宣恒水交出軍功章，引發其情緒失控拿出手榴彈相威脅，最后導致手榴彈爆炸；團長處置雖然及時，但因傷失去了左手，這就鐵定了他必須轉業離開軍隊了。
三、管理公共領域的退場與組織人事制度變革的相互匹配
管理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實踐中間學習管理的“非正式學校”，支持了從工農兵一線培養和提拔干部的組織人事制度。反過來，如果這一普遍性的管理實踐方式被放棄，那么從勞動者中間提拔干部的依據和憑借，就不再存在了。
1980年，中組部部長宋任窮在人民日報發文，很具體地談到干部來源變化的內在邏輯：“全國現在有脫產干部一千八百多萬名。黨的干部隊伍，總是處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要補充新干部，從哪里來呢？胡耀邦同志和我都曾講過這個問題，中央組織部最近召開的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談會又進一步作了討論。大家認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迫切要求我們的干部隊伍逐步實現年輕化、專業化，因此，今后吸收脫產干部，應當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專業知識，嚴格按照新時期的干部條件，主要從大中專畢業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擇優選拔，一般不直接從文化低的工人、農民中選拔脫產干部。不是說工人、農民不能提，但必須挑選年輕、有文化、經過一定專業訓練的。在戰爭年代和解放初期，我們黨的干部大多數直接來自工農，干部中知識分子很少，那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宋任窮：關于今后脫產干部來源的幾個問題，載《人民日報》一九八○年七月十九日）
在小說中間，團長是士兵起家的英雄，是參與1962年中印邊界反擊戰的老軍人，而政委是知識分子出身，在新時期政委那樣的資歷，留軍可能性更高，這個不同的前途與差異，部分揭示出老傳統與新的選拔標準之間的潛在關系。小說中間，修復公共領域原本是政委的工作范圍和職責所在，但從前九連的政治工作與公共領域是異化的，最后階段的“講真話比賽”及其對公共領域的有效修復，卻是源自團長的命令，并且是團長和連長帶頭實施的，這個安排也有隱含的韻味在內。
馬克斯·韋伯強調管理與制度的“非人格化”，這其實也是社會科學研究常見的路徑，學校教育更多地內化了這個部分的思考與想象力，然后，落實到具體管理進程中間，就是更少關注活生生的人，以及面對實際進行具體糾偏的各種需要和事務。雖然不是全部，但是，在這樣的想象力中間，很容易把人工具化和客體化看待，引入各種最大化的“價值榨取”方法。小說中間，沒有涉及到管理公共領域異化的想象力來源，但是，這個異化方向肯定是與各種“非人格化”的管理想象力，關系更為密切。但是，管理公共領域并不是相對于法治的人治，法治人治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權統治方式，而管理公共領域則是根本相反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積極的群眾參與而形成的領導權起作用機制。
源自一線的干部團長，和來自學院的干部政委，對于管理公共領域的看法，呈現出相當多的差別。宣水嘴那樣的人，一切為了立功受獎，為此不惜自傷，這樣，被充分異化的管理公共領域，也會選擇和識別出新的積極分子群體。
在管理公共領域異化的反面，是李團長號召的講真話，說有私心不可恥——這個不是也不應該是管理公共領域的對象和問題，可恥的是說假話——這個標志著異化了的公共領域，還要求干部帶頭講真話，對士兵不作要求。這是對于公私領域進行合理劃界，肯定私人領域或者與生活要求相關的“私心雜念”的正當性之后，在公共領域提出適當標準——私心雜念不得干擾公共領域的實際事務，若有干預，需要自我解剖和暴露，以接受大家的審視，懲前毖后。管理公共領域的運作，以說真話，去審查的既成事實——個人目標對于承擔公共事務造成的不合理實際影響，而不是無節制地否定個人目標與需要去標榜覺悟高。
在內部和外部之間，說什么和怎么說，也一樣成為問題。記者采寫發表的報道，影響所及，似乎團內大伙兒都需要在高雅面具之下生活與工作——刻意地拔高表現自己，似乎這樣才能夠配得上模范單位的地位；然后，宣水嘴對外的英模事跡報告內容，也是各種拔高。這是一個預示，問題是在二團九連發生和被發現的，但是，大小公共領域之間的信息傳遞與互動模式本身，也揭示出同樣的對照與疑問。
從信息接受與輸出標準方面進行聯系，進行交互映射和對照：記者對二團的報道內容，經過出口轉內銷，從外部反饋回來形成一種另類的輸入；而宣水嘴的報告，則體現了小公共領域對于大公共領域的輸出設計。小說透過這樣的聯系方式，把內部公共領域與外部公共領域之間的輸入與輸出關系，確立起來，讓人們看到公共領域各種意見生產及其接受過程，所帶來的內在異化問題。
小說中間涉及內外部對照情節，文字不多，捎帶提到內部公共領域的部分外化表演，團隊內部對外部報道的反應，內部的小小公共領域就與全社會的大公共領域，形成了些微的互動。有人說只有取錯的名字，沒有取錯的綽號，而宣水嘴的這個綽號，特別有趣，宣傳在摻水之后才往外說的那張嘴，在一定程度上具象了新時期內外部公共領域在異化后的某種特點。
四、管理悖論及其深化——被廢棄的管理公共領域以及即將到來的管理轉型
軍功評定，變成了一個象征資本之后，在轉業回地方工作會轉化為經濟地位（職位和收益）。激勵手段的可欲性提升，疊加了下前線之后，斷絕了積累象征資本的機會，然后，僅有的那一次分配機會的公平性，在附加了后續的遞延收益之后，有了重新審視的必要性并引發了沖突。然后，小說還把報章報道內容，以及準備的英模事跡報告的拔高設計，作為大小公共領域的互動邏輯來呈現，從局部窺見全局。
這樣，曹老師這篇小說，從軍功引發的悖論表現開始，潛在地對照了不依賴強化激勵手段的替代方案——革命時代的管理公共領域及其運作，同時管理公共領域的良好運作則需要前提，當前提條件失去之后公共領域的運作本身并不能夠保證有效，本身就有可能異化與偏離初始設計表現。小說的最后階段，是一個對公共領域的修復設計，這樣，就實現了邏輯上的完美列舉或者旅行——從問題開始，到公共領域的替代方案（最初是異化的公共領域），最后揭示出修復的可能路徑。
小說遺留很多未盡之意，改革初期的告別革命，放棄了紅軍時代確立的現代性方案——兼容人民主體性的現代性路徑，引入管理手段的強化過程，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安排帶來的心理沖突。從前，普通的工農兵是在參與公共領域的管理事務之間，學會管理和得到提拔和上升的，此后，管理公共領域的封閉，意味著管理者或干部提拔，不再與第一線的工農兵相關了。
組織與人事制度的變革，同步配套進行，與公共領域作為基層管理平臺的大范圍消失有關，此后，也就不再從工農兵一線模范中間培養和選拔干部了，不僅是這部分人喪失了向上的社會流動機會，更關鍵的是，管理的內在邏輯和基礎平臺，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或者“范式革命”。
小說結尾部分，李團長的設計，找回了部分人的真實，看起來像是一個大團圓結局，或者光明的尾巴，但，這并不是妥協或者無原則地粉飾現實。而一種能夠讓人看到出路的批判，才是深刻的批判。顯然，在管理公共領域中間，團長發起的講真話比賽，還獲得了相對好的效果；這個狀況看起來不難，但在新時期喪失官兵平等的前提條件之后，并不特別容易復制和重現；常見的可能，反而是服務于政工干部個體需要，讓群眾自扣帽子以表現覺悟高的異化和拔高，傳統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偏離了管理公共領域的功能性需要，被干部個體需要所扭曲并大大地虛化和異化了。這一切，都在李隆生團長設計的“講真話比賽”中間，得到了反向揭示與對照，人們參與公共領域的活動，永遠不需要為此取消私人利益目標或者各種私人領域的考慮，而是要真實社會關系網絡與個體實際的基礎上，破除管理權壟斷并培養個體參與集體事務的能力，從而把管理事務的解決，與個體的政治主體性表達與成長聯系在一起。
而成功處置事故而傷殘的團長本人，則可能的黯淡前途——轉業離開軍隊且降級去地方工作，是一個大概率事件，這恰好從另外一個方面揭示出悖論性——真正有貢獻的功臣，是難于得到新的管理體系肯定并獲得合理回報的；更為關鍵的是，作為小說高潮的設計，以及李團長深刻領會的舊管理范式，隨著他轉業到地方，也肯定會過時了，這就有了很深刻的悲劇性內涵。
作為一種對比或者預示，小說中間提到，有一個團級軍官轉業到地方之后，降級擔任副科級的公司經理，這種可見的損失還不是最為嚴重的；更為深層次的傷害和貶低，是他作為副科級可能也屬于照顧性的安排——畢竟他在部隊熟悉的管理公共領域模式，在新時期的地方不再適用了，他過去的管理資歷和經驗等于歸零了。
在小說中間，李隆生團長，還有鄔國保連長，作為從士兵提拔起來的老一代干部，都很有可能要與即將退場的管理公共領域，分享同一個退出歷史舞臺的命運。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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