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廠的大火之夜，身為市委書記的李達康聞訊即刻趕往現場處置，指揮滅火；陳巖石聞訊騎著電動車也趕到了現場；遠在北京的侯亮平躺在床上在網絡上充當圍觀群眾；身在京州的陳海沒有出場，同樣身在京州的林華華也沒有出場，省委書記沙瑞金也沒出場。
大風廠是李達康的轄區，出了事他自然跑不了，必須趕往現場處置，這是他的職責所在。陳巖石作為一個退休老干部，而且組織上對他并不算太好，當初為了給黨做貢獻虛報了兩歲，臨退休卻因為這兩歲而沒能享受到副部級待遇，但他聽到大風廠的消息，不顧86歲高齡，仍然騎著電動車趕到了現場。
而其他人都在通過網絡圍觀直播。侯亮平多少算是有點關系，知道此事與他正在調查的案子有關，但他在圍觀時的狀態和表現，也就是一個圍觀群眾，并沒有一絲一毫的緊張和焦慮。林華華此時要么在談戀愛，要么在夢中酣睡。
然而，他們都是同一個黨的革命同志。雖然這一點已經被人忽略了，但卻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那么，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想象，當李達康、侯亮平與林華華也和陳巖石一樣，成為退休干部的時候，他們是否還能對一個牽扯到一千多工人的命運的工廠如此牽腸掛肚，聽到消息就不管不顧的趕往現場，勸工人和在現場的政府部門保持冷靜，不要擴大矛盾？
大多數人恐怕很難想象。
原因很簡單，退休干部千千萬，和陳巖石一樣從革命年代過來的老干部也不少，但是在那個緊急時刻，敢于沖到現場阻止政府對群眾采取強制措施的，只有陳巖石一個人，沒有第二個。有著和陳巖石類似經歷的老革命干部尚且如此，他的兒孫輩的李達康、侯亮平、林華華們自然更不用說。
陳巖石86歲，劇中說，抗日戰爭結束那年，他15歲，那么他就應該生于1930年，在抗戰后期參軍，參加了解放戰爭，是否參加過抗美援朝，劇中沒有交代。
就劇中的情況看，李達康顯然出生于新中國成立之后，應該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省委書記沙瑞金與他年齡相仿，都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沒有經歷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但是經歷了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也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四十年。
劇中交代，侯亮平42歲，大學畢業參加工作20年，那么他應該出生于1970年代。陳海、祁同偉與他年齡相仿。他們都出生于毛時代后期，主要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
林華華在劇中的角色設置顯然是一位90后，出生于1990年之后，主要成長期是在市場化改革的時期。
四代人，出生于四個不同的時代，擁有者完全不同的社會經驗，雖然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但對于入黨這件事，他們的理解顯然完全不同。
陳巖石入黨，是為了有資格背炸藥包沖鋒，為革命獻身、犧牲。所以，雖然他懷念的只是1980年代的干部作風，但畢竟，在大風廠員工拿到安置款后，剩下的二百多老弱病殘沒有出路的時候，他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合作化，想到了社會主義，想到了共同富裕。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在他心里也許曾經被遮蔽過，但始終是有的，那就是共產黨員是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獻身的。對他來說，無論他是否干部，他都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黨員。
年齡比陳巖石小一些的大風廠的工會主席鄭西坡，雖然在李達康等人眼里，他只是一個
普通老百姓，但他始終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黨員，不應該給黨和政府添亂。他并不認為自己天然就應該代表工人，面對工人的時候，他也需要代表黨。所以，他支持工人維權，但也堅持維權應當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不應該故意把事情搞大。
對李達康來說，他的表現更多的是一個技術官僚，雖然作風霸道，搞一言堂，但是對工作一絲不茍，不徇私情。雖然他也常講人民群眾，但很明顯的，他更多的是站在官員的立場上這么講，人民群眾在他這里和老百姓是劃等號的。黨員和群眾的關系，在李達康這里實際上就是干部和老百姓的關系。
雖然他對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茍，但這更多的是出于責任倫理，而不是像陳巖石那樣的政治信仰。正如他和他老婆談話中他說的，他不是珍惜他這個職位，而是珍惜黨和人民給他的這份事業。也就是說，他把這份工作視為他的事業，而不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不是為了共同富裕。共產黨人的信仰在他這里，是非常模糊的。
到侯亮平這里，作為反貪總局的副局級處長，他當然也是毫無疑問的共產黨員。但無論是在小說里，還是電視劇里，他的所作所為都更像是我們在美國大片你能看到的那種孤膽英雄，或是我們在香港電影電視劇里看到的那種偵探，而不是一個共產黨的干部。從頭到尾，他沒有提到過自己作為一個黨員的信仰，也沒有打官腔的講話，所以也沒有提到過人民。只有半戲謔的提到過自己是要一個革命干部。
到了林華華，就更不用說了。作為一個90后，反貪局的工作對她而言，就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和在律師事務所打工沒有區別，和在外企打工也沒有區別，都是工作，首先都是為了掙一份工資。當然，為了工作方便，她很顯然也是黨員。但入黨即使宣誓的時候也讀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她也不可能真的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更好，如果她像陳巖石一樣退休了，當然要去追尋她的詩和遠方，怎么可能為了下崗工人大半夜的去那么危險的地方。
這是四代不同的共產黨員。
陳巖石這一代人中，入黨參加革命就意味著有可能犧牲，但仍然入了黨，這就意味著他們首先是原意犧牲的。所以，他們這一代人中，雖然入了黨的未必都信仰，但信仰共產主義的大多數都是愿意入黨的。
李達康這一代人中，黨員干部已經開始享受到一些體制性的特權，也并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能享受到特權，但原意入黨的人肯定也清楚，入黨不一定能享受到特權，但很顯然在很多時候都是需要奉獻的。所以，在這一代人中，雖然未必所有信仰共產主義的人都入了黨，但至少大部分是入了黨。
經歷過文革結束之后的審查和黨員重新登記，在防左已經成為主要任務的背景下，一部分在文革中表現積極的人被清除出黨，一部分留在體制內的真誠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必須裝作擁護改革開放，要等到成為陳巖石那樣的退休干部，才敢表明自己的真實信仰。
到了侯亮平和林華華，入黨當然不是因為信仰，首先是對個人發展道路的選擇。如果你打算將來進入體制內，那么必須要入黨，如果不想進入體制內，那當然沒有必要。而且，在改革開放后“深刻反思文革教訓”的背景下，如果一個人表現得過于真誠的信仰共產主義，很自然的會對改革開放有意見，也就會成為黨眼里的危險分子，不要說入黨，就是在社會上，都會被別人視為另類。
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以后入黨，恰恰是以不信仰共產主義為基本條件的，即使信仰，也不能表露得過于明顯。由此帶來的結果是，自侯亮平這一代人開始，真信仰共產主義的人，絕大多數人是不愿意入黨的，或者是黨不愿意接納的。
自從有了共產主義，任何時候都會有真誠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也有真心愿意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人，而且為數不會太少。但是否愿意入黨，黨是否原意接納他們，則取決于黨首先需要的是什么樣的人。
很明顯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黨在決定是否接納一個人的時候，首先的要求并不是是否能夠忠誠于共產主義信仰，而是是否忠誠于黨。
忠誠于黨和忠誠于信仰，這是兩回事。只有陳巖石這一代，既忠誠于黨，也忠誠于信仰。因為他經歷的黨的絕大多數時候忠誠于黨和忠誠于信仰是一回事，甚至有些人是因為入了黨才有了共產主義信仰。但從李達康這一代人開始，后面的人首先要面對的選擇是，忠誠于黨，還是忠誠于自己的信仰。無論個人如何選擇，黨的選擇顯然是，無論你是否忠誠于共產主義信仰，你都必須首先忠誠于黨。
這其實也就是《北平無戰事》你徐鐵英問梁經綸的問題，雖然你自認為忠誠于三民主義信仰，但你是否忠誠于黨國，忠誠于蔣總裁？
那個大火之夜，為了阻止政府強拆大風廠，也為了阻止工人與政府發生沖突，陳巖石坐在推土機前面，他的身后，是一千多名面臨著下崗失業的工人。這一幕讓人感慨：改革的推土機與成為弱勢群體的工人之間，阻隔著的是，一個老共產黨員，衰老，執著，又帶著一些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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