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毛澤東詩詞與人格

　　淺談毛澤東的詩詞與人格

　　提要：明日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46周年忌日，特從故紙堆里將這篇《淺談毛澤東的詩詞和人格》一文翻找出來，重新修改，以為紀念。

　　這是筆者二十余年前《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課程的結業論文。本文試圖以中國傳統人格理論為基礎，從詩詞鑒賞的角度，分析一代偉人毛澤東的人格形成與發展，并通過對他的人格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之間的關系來探尋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的成功軌跡，以及建國后近三十年中國人命運之悲歡離合。作為一個亙古少有的“開國之君”，毛澤東的“狂”氣無人能比，作為一個堅強剛毅的革命家，其斗志無人可及，作為一個學富五車的哲學家、文學家，其智慧與才學無人能望。毛澤東以其復雜而又極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至深至遠地影響了他的時代和他的國家，征服了他的人民、同志，甚至敵人。

　　由于文章限定篇幅，作者只能以稚嫩的筆將所思所感粗淺地表達出來。雖有宏愿，卻深感力不能及。

　　正文

　　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是愛是恨，是贊揚還是批判，毛澤東比其他任何人在中國現代都留下了遠為龐大的身影，這身影主宰、支配了幾代、數十億中國人的生活、命運和悲歡。他的思想、他的傳奇人生以及他那為數不多但愈久彌醇的篇篇詩詞曾瘋狂、癡迷了無數不同種族、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人們，并將持久、反復地被人研究。本文僅似從毛澤東的詩詞角度與各位同仁共同剖析和欣賞他的人格魅力。

　　一、 心比天高，唯我獨尊的“狂士”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從延安飛往重慶與他二十載復未唔面的對手將介石開始了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43天后，雙十協定誕生。又33天后，毛澤東于1936年2月寫的那首著名詩篇《沁圓春﹒雪》發表于重慶《新民報晚刊》。

　　一時間，這首千古絕唱迅速風靡長城內外，大河上下，廣大國人無不為詞中那股逼人的王者之氣所震憾和折服。

　　果不其然，僅僅三年之后，毛澤東便率領著一群農民軍從千里冰封的北國、從莽莽秦晉高原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原、強渡長江，將紅旗插遍了全中國。他不僅以詩詞，更以行動向世人證明了：他毛澤東才是今朝“引無數英雄盡折腰”的千古“風流人物”。

　　你看：“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天雕。”在毛澤東眼里，除了他自己和他的戰友們外，一切古今梟雄、中外帝王，皆不足論。就連上臺執政20多年，將毛澤東從江西趕到貴州，又從貴州趕到陜北大山溝里的蔣介石，在毛澤東看來，也“已經失去了靈魂，只是一具僵尸”。

　　毛澤東的“狂士”風格可見一斑。

　　但這種“狂”并非是在他成為一黨之領袖，麾下擁有了千軍萬馬之后才逐漸養成的一種“驕狂”、“虛狂”，而是他早年即已生成的，與天俱來的一種憤世嫉俗、蔑視一切的“奇士之狂”。

　　毛澤東的“狂”，首先表現在他的“貴我”和強烈的自信與自負。

　　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就有著強烈的自由和人道主義傾向。

　　8歲時毛澤東就開始討厭儒學，到16歲，他就成了一名典型的中國式判逆者。1914年，年僅21歲的毛澤東曾較為清晰地描述了他的這種思想和人格的形成：

　　“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無宇宙；各我所集，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茍無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從者，惟我也。我以外無可尊，有之則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無可服從，有之亦由我推之。”（《倫理學原理批語》）

　　所以，“山河大地，一無可據，而可恃惟我”（《講堂錄》），“我”是宇宙之主宰，“我”是天下之至尊。“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

　　由其“貴我”，由其“張狂”，又生出了一些在毛看來理所當然、順意而為，而在外人看來卻和他的地位極不匹配的奇言怪行。

　　在延安的窯洞里，正與美國記者斯諾侃侃而談的毛澤東忽然漫不經心地解開褲帶，“摸索著某種寄生蟲好象是虱子”。在北京中南海，毛澤東“懶散地躺在椅子上”，接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就象是不留心丟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

　　更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在中蘇論戰期間，毛澤東竟然將流傳于中國市井之中的國罵之一堂而皇之、輕松寫意地搬進了他的大作《念奴嬌﹒鳥兒問答》：“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只此一句詩，便勝過了雄兵百萬！

　　原本被北方邊境上滾滾裝甲洪流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六萬萬中國人頓時抬頭挺胸，揚眉吐氣，開懷大笑。

　　毛澤東的“狂”，更表現在他的“進取”上。他并不只想做一個傲視群雄、藐視一切，卻只知飲酒作詩、放縱自己的“狂放之士”，他孜孜以求、心心向往的是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沁園春﹒長沙》），是要“實現自我”，作“圣賢”，青史留名。（1920年11月16日給羅家瓚信。《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北京）他說：“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表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而至于最高之謂”（《倫理學原理批語》）“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信也，吾惟發展吾之一身，使吾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吾死之后置吾身于歷史之中，使后人見之皆知吾確然有以自完”（同上），所以，“吾寧奮斗被殺而亡。奮斗之目的，不存在‘欲人殺我’，而存在‘庶幾有人格的得生！’”（《非自殺》長沙《大公報》1919年11月23日）

　　要實現自我，要意志自由，首先必須要磨練自己，動心忍性，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其形式之一就是以別人難以理解的“風浴”、“雨浴”、“日光浴”等等“野蠻其體魄”，并進而達到“文明其精神”（《體育之研究》）。其次是建立一種信仰，“尤其要有一種成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趨處。”（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羅傲階信《新民學會資料》97頁）。

　　由此可以看出，與阮籍、劉伶等狂狷名士不同，毛的風格是不斷完善自己，不斷進取。任何放縱、自滿與他都是格格不入的。而當他經歷了五四運動，創辦了《湘江評論》，接觸了《共產黨宣言》之后，他終于找到了他的“主義”，他理想的知音－－馬列。

　　1921年，毛澤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開始了他為國人創立“主義”的漫長一生。

　　1923年夏天，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十四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并成為組織部長。從此，他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中心。其雄心壯志，其“舍我其誰”的那種英雄氣慨隨著他向政壇巔峰的逐漸邁進而一步一步更加淋漓盡致地顯現在他的詩詞中。

　　1925年，通過對湖南農村大量的實地調查，他有了他一生中至為重要的一個發現：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站在岳麓山上橘子州頭，毛澤東滿懷激情，寫下了《沁園春﹒長沙》。在這首詞中，他半明半暗地自問自答：“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誰呢？唯我毛澤東而已。他日登壇封將時，“糞土當年萬戶侯”！

　　1935年10月，當毛澤東經歷千難萬險，終于抵達陜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時，其勃發豪情，更是氣干云天：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念奴嬌﹒昆侖）

　　任何人都難以想象，毛澤東寫這首詞時，他率領的部隊由長征初期的近20萬人只剩下不足十分之一，且個個面黃肌瘦，衣衫襤褸，士氣低落，周圍不僅環伺著蔣介石、胡宗南如狼似虎的數十萬部隊，還有一群揮舞著屠刀的日本人正向中國腹地滾滾開來。就連他本人，雖然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但仍有王明、張國燾等一干“老資格”自成一派，擁有不少擁躉者，其地位仍不十分牢固，真可謂風雨飄搖。

　　毛澤東卻“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在少有的“寬余”時間，他竟置死生于度外，透過層層迷霧，深邃的目光穿過黃土高原，穿過長城，投向幾千里之外、若干年之后的“環球同此涼熱”的“大同”世界。縱無千觴美酒，但放眼古今中外，這樣的豪情，這樣的狂傲，幾人能有？

　　三十年后，毛澤東回到了他于1927年燃起星星之火的井岡山。回首往事，詩人凌云之志再次躍然紙上：“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1965年5月）。

　　他真的相信，這個世界上，唯“我”為至尊。只要他拼搏、他爭取、他奮斗，世上一切敵人、所有的困難，對他而言，都不過是一只只“紙老虎”。

　　二、 縱橫捭闔，勇往直前的“斗士”

　　1927年，毛澤東寫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后，懷著一腔拿云心事，踏上了他對中國革命的漫漫求索征程。

　　從此，中國廣袤大地上又產生了一位縱橫馳騁的勇士。他以旺盛的精力，永無止境的“南征北戰”和貫穿其一生的“動”“斗”哲學導演了一幕幕改寫中國歷史和中國人命運的悲喜劇。

　　在毛澤東看來，“動也者，蓋養乎吾生，樂乎吾心而已……天地益惟有動而已”。（《體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

　　?動”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縛、阻礙，都將被和應被?動”的本性所排除、摧毀。當《倫理學原理》原文說及：?……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時，毛澤東為之感嘆“至真之理，至徹之言”，并批：

　　“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之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倫理學原理批語》）

　　因此，運動、對立、沖突、斗爭不會因任何緣故而消減，它將永恒存在，這是普遍規律。作為世界之主宰、萬物之靈，人類不僅不能否定、回避斗爭，更應該勇敢地面對它、喜歡它，必要時甚至要創造環境，挑起爭斗。在《倫理學原理批語中》，毛澤東坦坦蕩蕩地表現出了自己對斗爭的喜愛：

　　“伊古以來，一治即有一亂。吾人恒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歷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吾人攬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惡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環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

　　因此，“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以不斷的運動、頑強的奮斗，克服“抵抗”，實現自我為人生快樂，成為毛澤東“斗士”人格的主要特征。

　　這種以斗爭為快樂的思想和性格在毛澤東的詩詞里也隨處可見。

　　無論環境多么艱苦，無論敵人多么強大，也無論戰斗多么慘烈，毛澤東都無所畏懼。相反，敵人愈是強大，環境愈是艱苦，戰斗愈是慘烈，毛澤東愈是熱血沸騰，激情飛揚。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西江月﹒井岡山》1928）。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風景如畫。”（《如夢令﹒元旦》1930）

　　他象一只猛虎，渴望的就是搏殺和戰斗，渴望的就是在體力與智慧的較量中擊敗對手，成為王者。

　　鮮花永遠只為“德勝”者而綻放，歌聲永遠只為凱旋者而歡唱！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采桑子﹒重陽》1928年1月）

　　自1930年6月“立三路線”的確立到1935年月10月紅軍勝利到達陜北，是毛澤東一生中最為潦倒困苦的時間，也是中國工農紅軍建立后最為艱難的時刻。這期間，中央內部分歧嚴重，毛澤東的生命（或疾病或迫害）亦數次危在旦夕，紅軍經歷了“五次”反圍剿斗爭，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大小戰斗不計其數，在如此困苦的情況下，毛澤東如泰山青松，愈挫愈奮，斗志彌堅。

　　這期間也是他一生中詩詞創作最多、最集中的時間。字里行間里莫不體現了他對惡劣環境的藐視和對戰爭、對紅軍戰士的喜愛和贊嘆。正如尼克松評價“他在描寫使人振奮的斗爭場面，特別是描寫殘酷的斗爭場面時，運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讀起來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藐視巨大困難的意志力、敏銳的洞察力等）這些品質，他才有可能激勵他的同志們成為一支幾乎不可戰勝的隊伍”。這支隊伍手握“長纓”，輾轉南北，歷時二十八載，“橫掃千軍如卷席”（《漁家傲﹒反第二次圍剿》），終于縛住了“蒼龍”（《清平樂﹒六盤山》1935.10），創造了中外軍事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奇跡。

　　但毛澤東并未停止住他前進的步伐。多年的征戰殺伐，令毛澤東的許多戰友身心疲憊，而56歲的毛澤東非但未感到勞累，相反，革命的成功更加堅定了他的“動斗”哲學思想。

　　他就像一只雄踞世界東方的猛虎，高居紫禁之巔，如炬目光電光石火般掃過華夏，透過高山、掠過大洋，將千萬里之外的美蘇英、亞非拉等逐一收入眼中，再運籌帷幄，揮舞起他的巨手，該拉的拉，該撫的撫，該打的打。

　　為了周邊的安定，對于邊境上的動靜，毛澤東向來是極為敏銳的，容不得任何不懷好意者在中國的“臥榻”旁酣睡。

　　于是，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一戰立國！

　　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打響；1965-1973年，抗美援越；1969年，珍寶島戰役。三戰立威！

　　至此，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和世界上所有軍事強國都直接交手過，無一敗績！

　　毛澤東根本就不懼怕戰爭和斗爭，相反的，在他的生命里，他已須臾離不開“戰斗”！變幻多彩的經歷早已注定了他將永遠是個勇往直前的“斗士”。

　　毛澤東在講到自己的性格時也曾說過，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

　　1949年共產黨奪得全國勝利之后，毛澤東就一直擔心國家的革命精神活動會逐漸消退，青年人會變得意志消沉。他認為只有在大動蕩中，才能使其保持它的革命原則。

　　他盼望共產主義、世界大同那一天的早日到來，他渴望他的國家早日趕超英美，變為世界強國，不再任人欺侮、宰割，他更希望他的人民早日過上“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富裕生活。為此，他不知疲倦地發動了一場又一場運動，希望藉此來不斷加快革命建設的步伐。

　　任何人，即使是昔日曾和他一道并肩攜手從槍林彈雨中沖殺過來的親密戰友們，誰要想驚擾他的“中華夢”，阻撓他前進的步伐，他也絕不會遷就、放縱。

　　憑借其高超的戰略洞察力，毛澤東迅速發現了“貪污”、“賄賂”、“浪費”、“享受”、“特權”等等和他的“中華夢”格格不入的種種怪相，于是，他再次運用其他的“動”、“斗”哲學，“奮起千鈞棒”（《七律﹒和郭沫若》1961），以“群眾運動”這種在中國和世界革命運動史上獨具特色的手段，對“少數”人進行教育、改造。

　　于是就有了“三反”、“五反”，有了“四清”運動，最后又有了令億萬中國人五味雜陳的“文化大革命”。成千上萬的同志轉眼間由戰友變成了“害人蟲”（《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批倒批臭，其中極少數直至從靈魂到肉體被一齊毀滅。

　　三、 深沉淳厚，柔情似水的“雋士”

　　無論怎么評價，毛澤東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人。他是那樣強大，那樣的心硬如鐵，以致于即使是在他談笑風生、評點江山的時候，也讓人有種“君威難測”的巨大心理壓力。但只要我們細心品味一下他的詩詞、書信，就不難發現，他又是那樣的深情似海，那樣的柔媚如水。神壇上的他，有著比常人更為豐富和深沉的情感。

　　1957年5月，毛澤東寫了一首十分優美的詞《游仙》（后改為《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全詞通篇以神話式構思，含蓄卻又明白無誤地表達了他對亡妻楊開慧的深切懷念之情。

　　由這首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偉人毛澤東內心深處無比豐富的感情生活。他不僅是一個疆場斗士、謀略大師，在他冷峻的“中華臉”背后，還隱藏著常人無法看到、無法讀懂的諸多情感。但在不經意間，他通過不朽的屈指可數的神奇詩篇和那一手不可一世的狂草，隱隱地向世人透露了他內心情感世界的冰山一角。

　　他鐘愛他的第一個夫人。在毛澤東的幾任妻子中，楊開慧與他在一起生活的時間最短，然而只有她為毛誕下了三個兒子，并成為毛唯一稱之為“知己”的女性（“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賀新郎〉〉1923）。

　　終其一生，毛澤東都對楊開慧念念不忘。就在他寫了〈〈游仙〉〉之后幾個星期，毛在書房里接待了二十年代曾給楊開慧和他當過保姆的陳玉英。在與陳兩個小時的談話中，毛回憶往事，情不自禁地說：“見到你就象見到開慧”。話到此時，這位64歲老人的眼眶里飽含了淚水。

　　他也深愛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作為一個熟讀經史，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道理的一代豪杰，毛澤東對人民、對普通的工農兵群眾一向是尊重、贊美有加的，其情之深，其意之切，前所未有。

　　百姓的溫飽、冷暖無時無刻不在牽動著他的心。當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大功告成，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時，他興高采烈，當年就三游長江，“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臨風吟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調歌頭﹒游泳》）。

　　1958年7月，當聽到江西省余江縣消滅了危害人民多年的血吸蟲時，他“浮想聯翩，夜不能寐……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而當三年自然災害，饑荒遍野時，他又啃著黑黑的窩窩頭，淆然淚下，自斷肉葷，和全國人民一道勒緊褲帶過日子。

　　對故鄉，毛澤東懷著無比的依戀之情。那一片片熱土，不僅僅記載著他成長的足跡，更是他抖擻精神，運籌帷幄，發動一次又一次斗爭的不竭力量泉源。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韶山，看著故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不禁感慨萬端。“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七律﹒到韶山》）。

　　“滴水洞”給了他力量，故鄉的貧窮更激發了他“戰天斗地”的雄心壯志，于是“大躍進”的號子響徹云霄，“衛星”頻頻升空，萬里河山一片紅。

　　1965年5月，毛澤東又千里尋故地，登上井岡山，撫今追昔，這塊紅軍發祥地再次激發了他的“斗爭”情懷。站在井岡山巔，他揮舞著巨手，高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鼓舞得億萬群眾熱血沸騰，掀起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他愛他的人民，反過來，他的人民又用百倍的熱忱和衷心愛戴他、擁護他，把他當作傲雪報春的臘梅（《卜算子﹒詠梅》），視為救星，奉為神靈，情愿為他拋棄一切，舍生忘死。

　　他就是六萬萬中國人民的“太陽”，溫暖大地，普渡眾生。

　　與此不同，對同志，對部下，毛澤東從來都沒有當眾贊揚的習慣，唯有彭德懷例外。

　　1935年10月，由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彭德懷任總司令員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浴血奮戰，擊退了馬鴻逵、馬鴻賓部數倍于我的強悍騎兵，得以在陜北站穩腳跟。毛澤東聞聽凱歌，不勝欣喜，當即揮筆寫下了著名的《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對彭德懷贊賞之至。

　　1947年8月，彭德懷指揮沙家店戰役，一個黃昏就殲滅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三十六師師部及兩個旅，成為我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折點。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當即又將這首詩手書給彭德懷。

　　這時的彭大將軍，猶如毛的倚天屠龍寶劍，招招狠毒，劍劍封喉，深受毛澤東的喜愛。可惜，在“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又是唯有他彭大將軍敢于“橫刀躍馬”，大膽直言，終致觸犯龍顏，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是題外之話了。

　　毛雖極少贊揚他的部下，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重視他們。相反，他是個十分戀舊的人，愈到晚年，這種情感愈加濃烈，讓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深受感染。

　　在毛澤東的詩詞作品中，除《游仙》外，還有一首以悼念亡者為主題的，那就是《七律﹒吊羅榮桓同志》。在該詩的結尾，毛表達了他的無限悲痛之情：“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是啊，國家再有疑難時，還有誰可問呢？

　　晚年的毛澤東，愈來愈感到了時間的緊迫和深深的無奈。

　　原子彈成功了，導彈也飛起來了，“東方紅”衛星也升了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如火如荼，“多快好省”社會主義正在全國掀起熱潮，三線建設成效顯著，可是要想早一日“趕英超美”，“打倒蘇修美帝”，建成“大同世界”，時間還是遠遠不夠啊。

　　此時此刻，縱有萬丈豪情，滿腔心事，身體和精力日漸衰退的毛澤東卻“有心殺賊，無力回天”了。

　　1964年春，剛過古稀之年的毛澤東獨自一人在菊香書屋翻看著史書，回首著往事。他清楚地知道，上蒼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可要做的事怎么越來越多，階級斗爭怎么越來越復雜了呢？他不得不感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但結果卻又總不盡如人意。

　　那時候，他常常在想，百年之后，人們將會如何評價他呢？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舊秩序的破壞者，他無疑會功垂千古，但作為一個建設者，他留給后人的又將是什么呢？難道真如史書所記載的嗎，“三皇五帝神圣事”，到頭來，只不過剩下“斑斑點點，幾行陳跡”？（《賀新郎﹒讀史》）他不信，更不甘。

　　注：本文參考書目

　　1，《毛澤東選集》，

　　2，《毛澤東文選》。

　　3，《毛澤東書信手跡選》，

　　4，《毛澤東詩詞鑒賞》（臧克家主編），

　　5，《紅星照耀中國》埃德加斯諾，

　　6，《毛澤東傳》R特里爾

　　7，《領袖們》尼克松，

　　8，《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

　　9，《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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