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魯迅之后我國文化界又一面光輝旗幟，郭沫若多次組織魯迅紀念活動，闡釋和宣傳魯迅精神；同時，據新發現的多則材料，郭沫若對魯迅雜文中個別“不根據事實”處持保留意見。郭沫若本著辯證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分析魯迅遺產，將魯迅遺產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去理解，努力研究、闡釋和宣傳魯迅遺產中的主要方面和積極因素，維護這位民族文化巨人的光輝形象。這對當下如何接受魯迅遺產仍具啟示意義。
在魯迅逝世11天之后，郭沫若即提出了接受魯迅遺產的命題：“接受文學遺產的口號，在中國是一直空喊著或甚且被逆用著，由魯迅的死，這口號才獲得了它的真正的意義。魯迅在文學上所留下的遺產，是應該趁早的加以整理，流傳，而使一般的人更多多得到接受的機會。”[1]郭沫若用了“真正的意義”這一措辭，可見他對魯迅遺產的重視程度。接受魯迅遺產這一命題的提出在文化界具有重要意義。周揚在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之際，也特別指出繼承魯迅遺產的重要性，“他的著作成為了中華民族所有的一切遺產中的最優秀的遺產”[2]。直至今天，如何接受魯迅遺產仍是文化界和學術界的重要課題。郭沫若不僅最早提出接受魯迅遺產，且被譽為繼魯迅之后“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3]，是魯迅逝世后40余年里中國文化界的重要領袖，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考察他對待魯迅遺產的態度和方法，對于當下如何進一步理解和接受魯迅遺產不無啟示，而關于這個課題，學界還少有研究，本文在新見材料的基礎上，綜合相關史實，對此進行初步論述。
一
郭沫若是魯迅紀念活動的重要組織者，是“魯迅精神”的積極闡釋者和捍衛者，并在《魯迅全集》編撰、魯迅詩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郭沫若參與組織并出席了1936—1966年間幾乎所有重要的魯迅紀念活動，多次擔任組織者、主持人并發表紀念講話。
魯迅逝世后，東京的留日學生團體東流文藝社、質文社等舉辦了魯迅逝世追悼大會，作為左聯東京分盟的精神領袖和指導者，郭沫若參加追悼大會并敬獻挽聯。全面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回到上海。1937年10月18日，戰時文藝協會在上海借女青年會召開魯迅逝世周年演講會，郭沫若發表演講。10月19日，郭沫若等人邀請上海市文藝界同人在浦東大廈七層舉行魯迅逝世周年座談會，郭沫若作為主席團成員發表演講并當選為新成立的上海市文藝界救亡協會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會提議全體簽名，請商務印書館從速出版《魯迅全集》，并發表了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宣傳大綱。1938年10月19日，武漢淪陷前夕，武漢文化界在青年會召開魯迅紀念會，郭沫若帶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員出席并主持了這次會議，他要求繼承魯迅精神，尤其是“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并請出席會議的周恩來、博古等人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后，國民黨對言論進行了管控，魯迅紀念活動受到抑制。但郭沫若仍然努力參與主辦了一些紀念活動。1940年8月3日，郭沫若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魯迅六十誕辰紀念會并致辭。當年10月19日，重慶文化界在巴蜀小學廣場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郭沫若是七人主席團成員之一。1941年10月19日，重慶文化界在抗建堂舉行魯迅逝世五周年紀念會，郭沫若講《魯迅與王國維》。1942年到1944年，重慶文化界沒有大規模的魯迅紀念活動，但在1943年魯迅逝世七周年的當天，郭沫若依然在其擔任主任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持小型紀念會。1945年10月19日，郭沫若在西南實業大廈出席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會并發表演講。
抗戰勝利后，郭沫若于1946年5月離開重慶來到上海參加民主運動。10月19日，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在上海辣斐大戲院舉行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會，郭沫若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會議并發表《魯迅和我們同在》的演講。10月20日，文化界在上海魯迅墓舉行掃墓紀念儀式，郭沫若出席儀式并宣誓。1947年10月19日，郭沫若再次祭掃魯迅墓。1948年10月19日，中華文協香港分會在香港舉行魯迅逝世十二周年紀念會，郭沫若擔任主席并發表演講。
1949年10月，郭沫若在繁忙的國務活動之余代表中國文聯發起并籌備魯迅逝世十三周年紀念活動。10月19日上午，郭沫若主持了北京各人民團體組織的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大會并致辭，下午，郭沫若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0年10月19日，1951年10月19日，郭沫若連續兩年出席首都文化界舉行的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并致辭。1956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二十周年，郭沫若在政協禮堂主持魯迅紀念會，第二天，與周揚等人主持紀念魯迅逝世二十周年學術報告會，21日，往和平賓館宴請參加魯迅紀念活動的各國作家。1961年9月25日，郭沫若在政協禮堂主持紀念魯迅八十誕辰大會，并致《繼續發揚魯迅的精神和本領》的開幕詞。1966年10月31日，郭沫若陪同周恩來等出席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并發表《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講話。
除組織紀念大會外，郭沫若還采用了題字、提倡修建魯迅博物館和魯迅學校等方式來宣傳魯迅。早在1937年7月，郭沫若就倡導成立魯迅學院。1945年郭沫若到蘇聯參觀后，“為使魯迅的紀念由書齋走到社會，為使魯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4]，建議借鑒蘇聯經驗，設立魯迅博物館，塑造魯迅像，用魯迅的名字來命名湖泊街道等。這些建議在解放區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大部分被采納。郭沫若不但為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紹興魯迅故居等題字題詞，還為布拉格的魯迅圖書館、仙臺的魯迅紀念碑題字。
在歷次紀念活動的講話中，郭沫若著重闡釋“魯迅精神”。郭沫若曾坦率地說：“做些‘關于紀念的事情’，并不必全在紀念被紀念者，而是在鼓勵其他。說直率一些，就是一種宣傳或示威。”[5]郭沫若對“魯迅精神”的具體闡釋，與其說是從學者角度立論，不如說是從政治家的高度，隨著時代主題的變化，賦予“魯迅精神”以不同的內涵，以服務于現實需要。
郭沫若最早提出“魯迅精神”是在《不滅的光輝》中，他指出“魯迅精神”的真諦是“不妥協”，“魯迅先生提著筆為我們全民族在前線上戰死了，我們應該加倍地鼓起我們的敵愾，前仆后起地，繼續著奮戰。——這才是紀念魯迅的最上的途徑”[6]。在魯迅逝世周年之際，郭沫若再次闡釋“魯迅精神”：“對于惡勢力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目前的浴血抗戰，可以說，就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貫徹魯迅精神使它永遠成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是紀念魯迅的最好的方法，也是保衛國族的最好的方法。”[7]1938年武漢撤退前夕，郭沫若在紀念魯迅逝世兩周年的文章中又一次明確解釋“魯迅精神”：“魯迅精神是什么？便是不屈不撓，和惡勢力斗爭到底。”[8]郭沫若將“魯迅精神”概括為“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戰斗精神，這不僅符合魯迅實際，也是應對當時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局面的需要。直至抗戰結束，郭沫若在歷次魯迅紀念活動中強調的都是“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
郭沫若所闡釋的這種“魯迅精神”，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魯迅精神”的闡釋是一致的。在郭沫若寫作《魯迅并沒有死》兩天之后，毛澤東在延安陜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也提出了“魯迅精神”：“政治的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等特點“形成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它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在“犧牲精神”下面，毛澤東特別提到了魯迅“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9]。周恩來在魯迅逝世兩周年題詞：“魯迅先生之偉大，在于一貫的為真理正義而倔強奮斗，至死不屈，并在于從極其艱險困難的處境中，預見與確信有光明的將來。”[10]都是側重于“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魯迅精神”。
抗戰勝利后，由于當時的中國已從“外戰十年”轉向“堅苦建設”[11]局面，郭沫若對“魯迅精神”的闡釋轉向強調“千夫指孺子牛”精神。
最早強調魯迅“千夫指孺子牛”精神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2]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由何其芳、劉白羽等人帶到國統區，郭沫若主持轉達。但由于條件不成熟，直至抗戰結束國統區民主運動達到高潮時，郭沫若才開始側重宣傳魯迅的“千夫指孺子牛”精神。
在1946年10月19日上海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周恩來和郭沫若都強調了魯迅的“千夫指孺子牛”精神。郭沫若的演說以《魯迅和我們同在》為題，著重詮釋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兩句詩，認為“這種做牛的態度也就是魯迅精神的絕好的象征”。正是由于周恩來、郭沫若對“千夫指孺子牛”精神的強調，《文匯報》記者干脆將這次紀念會新聞稿的正標題擬為“為人民大眾服務”“為民主和平奮斗”[13]。第二天，文化界為魯迅掃墓，郭沫若在墓前宣誓：“魯迅先生，我愿秉著您的指示，當一條牛！”[14]
自1946年后，郭沫若在魯迅紀念中大力宣揚“千夫指孺子牛”精神，并多次闡釋魯迅的《自嘲》。1946年底，他在《冷與甘》中強調，“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兩句詩“把魯迅精神表示得非常圓滿”[15]。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的魯迅紀念會上指出：“這二句詩包括了魯迅先生的整個思想和精神”，“可說是畢生戰斗與自我批判的生活實驗中得來的精粹”[16]。1949年10月13日，新中國剛剛成立，郭沫若撰文闡釋魯迅這兩句詩的現實意義：“內外的敵人是決不會死心的”，所以要繼續“橫眉冷對”；“為了紀念魯迅先生，大家趕快把頭埋下去，替新生的中國做‘牛’吧，而且要做得十分地心甘情愿”[17]。在1955年為日本巖波版《魯迅選集》的題詞中，郭沫若特意引用了這兩句詩，認為“這可以是說很生動地把整個的魯迅形象化了”[18]。在魯迅逝世二十周年之際，郭沫若再次提到這兩句詩，認為這是“作為教育家的魯迅的自畫像”[19]。郭沫若對這兩句詩最精練的解讀出現在他1961年為《魯迅詩稿》所寫的序言中：“‘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斗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后啟來者。”[20]在魯迅誕辰八十周年的講話中，郭沫若認為這兩句詩“刻畫出了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家的光輝形象”[21]；直到1966年，郭沫若在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紀念魯迅的文章中還提到這兩句詩，認為“這是很杰出的魯迅自畫像”[22]。
為踐行“魯迅精神”，郭沫若多次步魯迅《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詩韻作詩。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寫道：“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郭沫若“最喜歡”這首詩，贊道：“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23]并分別于1937年、1947年、1957年三個重要歷史時刻步韻賦詩。1937年，郭沫若在歸國抗戰途中步此詩詩韻寫下了：“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24]這首詩是郭沫若最著名的舊體詩之一，他在回到上海的多個場合朗誦這首詩，鼓勵大家的抗戰斗志，張元濟等人深受感動，步韻唱和。后來，郭沫若鄭重其事地說，抗戰歸國，是魯迅“把我呼喊回來的”[25]，證據就是這首步韻詩。1947年11月，歷史又到了轉折關頭，郭沫若由上海奔赴香港，再次步此詩詩韻賦詩一首：“成仁有志此其時，效死猶欣鬢未絲。五十六年余鯁骨，八千里路赴云旗。謳歌土地翻身日，創造工農革命詩。北極不移先導在，長風浩蕩送征衣。”[26]步魯迅韻，是對魯迅遺志的繼承，“土地翻身”“工農革命”，是對解放區的向往，如此便將魯迅和新中國有機聯系起來。1957年7月，為紀念七七事變二十周年，郭沫若步其韻賦詩兩首，其中第一首為：“二十年前國難時，中華命脈細于絲。盟刑白馬揮黃鉞，誓縛蒼龍樹赤旗。大業已成雙革命，長征不朽七言詩。盧溝橋上將圓月，照耀農民衣錦衣。”據郭沫若自注，“縛蒼龍”用的是毛澤東《六盤山·調寄清平樂》的典故，蒼龍指日本。“雙革命”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長征不朽七言詩”指毛澤東《長征》一詩。[27]這首詩巧妙的融合了毛澤東和魯迅的因素，謳歌了七七事變二十年以來中華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毛澤東領導下成就“雙革命”大業之時，郭沫若想到的是魯迅。
郭沫若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委，參與了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審讀，對《故事新編》的注釋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郭沫若對魯迅進行了零星研究。魯迅逝世當天，郭沫若即寫作了《民族的杰作》，給予魯迅崇高評價：“中國文學由先生而開辟出了一個新紀元，中國的近代文藝是以先生為真實意義的開山。”[28]這一句話曾被作為標語掛在魯迅紀念會的會堂上。魯迅研究者張恩和指出：“在毛澤東之前，如果說還有誰對魯迅的認識比較充分，比較客觀，比較科學，除了瞿秋白曾經對魯迅的思想、雜文作過精湛的分析和恰當的概括，就應該首推郭沫若；并且，除郭而外，幾乎就再沒有別人。”[29]郭沫若在《魯迅與莊子》《魯迅與王國維》等文章中就魯迅和其他文化名人做了比較研究，此外，他還就魯迅的舊體詩、書法、古籍整理等有過點評。由于他知識淵博，對時代又有深切的理解，這些點評雖然只言片語，卻充滿真知灼見。但毋庸諱言的是，相比于同時代的魯迅研究專家，郭沫若對魯迅的研究淺嘗輒止，是不夠深入的。他自己對此也很明白：“余對魯迅之認識并不深廣，特一枝之巢，滿腹之飲，想魯迅如在，亦當不致以此為侮耳。”[24]
二
盡管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后文化界的領袖，但由于魯迅生前和郭沫若有過筆墨之爭，有些學者認為郭沫若沒有資格闡釋和提倡魯迅精神，郭沫若對魯迅的具體研究，在一些學者看來也并不具有權威性，經常受到批駁和指責。
郭沫若的《不滅的光輝》引發了蕭軍的駁斥，郭沫若由此在是否發表紀念魯迅的文章上感覺到“有點兩難”，并認為自己“的確是犯了點‘敵人以友人的面孔出現’的嫌疑”[30]。郭沫若在文章中認為魯迅“有點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31]，受到林辰的批駁[32]。郭沫若在《魯迅與王國維》中認為魯迅是“一個偉大的完成”[33]，受到讀者來信質疑[34]。郭沫若在《魯迅與莊子》中認為魯迅有虛無主義傾向，1966年被紅衛兵寫信責問。這種動輒獲咎的處境，或許是郭沫若不敢輕易踏足魯迅研究的原因之一。在有關魯迅的議題中，對郭沫若影響最大、困擾最多的，是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將創造社歸結到鴛鴦蝴蝶派、林譯小說的文學譜系中去，認為創造社屬于“新才子派”，有“才子+流氓”的作風，這些論斷建立在魯迅關于創造社的歷史敘述之基礎上。第一，魯迅認為創造社為了在文壇站住腳，使用了“才子+流氓”的手段。比如抓住文學研究會的誤譯大做文章，目的不過是為了在文壇站穩腳跟，讓商務印書館接納他們的作品。第二，魯迅斷定創造社成員因在上海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才去廣東參加革命。第三，魯迅認定創造社提倡“革命文學”出于市場需求，而并非真正的革命理想。第四，魯迅認為創造社提倡“革命文學”時有“唯我獨革”的流氓氣。第五，在魯迅看來，創造社忽而干革命，忽而搞文學，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勢利。“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35]。
《上海文藝之一瞥》被增田涉翻譯成日文發表在佐藤春夫編輯的《古東多萬》第2號（1931年11月5日）上，1932年初，郭沫若在朋友的提醒下閱讀到魯迅這篇文章，決定寫作《創造十年》作為回應。據學者秦剛最近的考證，《上海文藝之一瞥》“日文版與中文版的內容高度對應，前者屬于十分忠實而且通順自然的譯文”[36]，比照《創造十年·發端》對《上海文藝之一瞥》的引用，郭沫若確實做到了對引文的忠實翻譯，不存在因翻譯而導致的誤讀。
郭沫若在《創造十年·發端》中對于《上海文藝之一瞥》有關創造社的部分進行了逐一批評。這些反駁，并非出于“該文章的跨語際發表等于讓魯迅對創造社的批評傳布到日本，這可能更讓他難以坐視”，也并非“隱藏著只有從翻譯角度才能燭照到的機微”。[37]而是出于如下目的。首先，郭沫若認為魯迅對創造社不了解，敘述上有很多“不根據事實”處。比如，關于創造社南下動機，魯迅認為是生意做不下去，創造社出版部成立后不但吃“舊老板”的官司，“而且年年是什么紀念的大廉價”，“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獨立也活不下去。創造社的人們的去路，自然是在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38]郭沫若辯駁說：創造社出版部是1926年4月1日才正式成立的，而成仿吾1925年就到了廣州，郭沫若、郁達夫、王獨清三位1926年3月18日就從上海出發了，去廣東在前，獨立出來搞出版在后；魯迅所謂“創造社獨立出來搞出版吃了官司又經營不善才南下”的說法顛倒時間先后，不符合事實，是“形同捏誣的自由創作”。[39]魯迅關于創造社“才子+流氓”的評定既然“不根據事實”，自然也就不能成立。其次，在郭沫若看來，主要由魯迅、太陽社和創造社所組建的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后，創造社和魯迅屬于同一陣營了，他曾公開對魯迅喊話：“好在創造社這個小團體老早是已經失掉了它的存在的，‘語絲派’這個小團體現在已由魯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揚棄了，我們現在都同達到了一個階段，同立在了一個立場”，“以往的流水賬我們把它打消了罷”[37]。但魯迅并不領情，不跟左聯的對手“民族主義文藝”派論戰，卻刀口向內，故技重演，清算起創造社來了。
雖然《上海文藝之一瞥》關于創造社的評定在郭沫若看來有“不根據事實”處，但魯迅指出的創造社“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40]等傾向也確實存在，正如瞿秋白所說，魯迅指出創造社“表現著文人的小集團主義”[41]這一弊病是有道理的。魯迅剛剛翻譯過法捷耶夫的《毀滅》，對于“新人”身上存在傳統的因襲重擔保持警惕，他對創造社弊病的揭露，可以當成是“向革命作家們經常提出了及時而有力的諍戒和策勵”[42]。但郭沫若當時被刺痛了，沒有冷靜思考即撰文反駁。對來自魯迅的批評，郭沫若后來一定程度上有所接受：“余與魯迅素未蒙面而時受其斥責，雖當時受之，每有難忍之處，但今則求之而不可得矣。”[43]盡管如此，《上海文藝之一瞥》有關創造社的部分敘述，郭沫若一直堅持認為其“不根據事實”。
《上海文藝之一瞥》收入《二心集》，隨《二心集》收入1938年版《魯迅全集》，后來又收入1957年版《魯迅全集》。收錄《創造十年·發端》的《創造十年》最初以單行本行世，由上海現代書局于1932年9月初版，至1933年11月印至第三版，總印量11000冊。1943年7月，重慶作家書屋再版《創造十年》，該版刪掉了《創造十年·發端》。1947年《創造十年》整書收入海燕書店出版的“沫若文集第2卷”《革命春秋》，《發端》隨同收錄。海燕書店1951年后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革命春秋》于1952年6月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新三版，累計印量達到16000冊，至1957年11月第11次印刷，累計印量48560冊。也就是說，1950年代的讀者很容易讀到《上海文藝之一瞥》與《創造十年·發端》。當魯迅成為“中國的第一等圣人”[44]之后，很少有讀者平等地去看待魯迅和郭沫若這場論爭。于是，常有讀者以《上海文藝之一瞥》為標準評判郭沫若。
1953年，湖北省陽新縣糧食局一位青年店員給郭沫若寫信。這位店員自稱小學沒有畢業，從行文中的不少錯別字可見他并非謙虛。他說他對魯迅十分崇敬，但是“您的自傳《革命春秋》中的《創造十年·發端》內對魯迅態度有一種另外觀感，與他人對魯迅的推薦是（按：應為似）乎有所矛盾”，故而他向郭沫若請教四個問題，并請郭沫若推薦“幫助進步書籍”。對于這位青年店員的懇切來信，郭沫若在原信做了詳細的毫不含糊的批示。在“魯迅當時革命立場”問題后，郭沫若批示：“在當時他正從進化論轉進到革命的立場。”在“您對魯迅的態度”問題后，郭沫若批示：“我尊敬他的力求進步的精神，但他當年對于創造社不根據事實的攻擊，不分敵友，我不能同意。”在“如果魯迅不死，對現代的革命有無利”問題后，郭沫若批示：“如果不死，并不斷進步，對革命當然有益。”在“魯迅著作對我們有沒有利”問題后，郭沫若批示：“是有益的，但時代不同，我們要學習他的進步精神。在文字寫作上學他的認真負責的態度。”郭沫若推薦的書籍是：“如你是喜歡文藝的，請閱讀《文藝報》《人民文學》和丁玲、趙樹理他們的作品吧。”[45]按照慣例，這些批示當由秘書抄錄以郭沫若辦公室的名義回復給這位讀者。
郭沫若雖然說到要學習魯迅的進步精神和認真負責的態度，但同時批評了魯迅在個別問題上“不根據事實”“不分敵友”，并認為“時代不同”，在學習魯迅的方式上也應該有所不同，且在推薦的進步書籍中并沒有魯迅著作。郭沫若的這些觀點沒有公開，但卻是他對待魯迅遺產的重要態度。
1955年2月20日，一位落款為“一個愛好文藝的青年”致信郭沫若。根據信箋，這位周姓青年可能是天津市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此信詳細談到了他對郭沫若《創造十年·發端》的意見。他高度認可魯迅對創造社“才子+流氓”的評定，但不考察郭沫若《創造十年·發端》的說法是否符合事實，而是指責郭沫若當年“不夠冷靜”“冷嘲熱諷”“有些盛氣凌人”了。他認為現在郭沫若對魯迅已經有“完全正確的認識”，所以建議郭沫若“有空的話修改一下這個《發端》”。一位年齡不大、文化程度不高的“愛好文藝的青年”，居然板著面孔訓斥郭沫若，而且語氣幾乎不容置疑，這只能說明魯迅的言論在當時多數讀者那里已經被神圣化，是衡量一切世俗人物的絕對標準，凡魯迅說過的都是對的，而郭沫若對魯迅的反駁只能是“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46]。這封信上沒有任何批示，現在已不清楚郭沫若是否寫了回信。但郭沫若不久后通過《沫若文集》的注釋回應了類似這位讀者的指責。
可能是為了尊重郭沫若，1957年版《魯迅全集》第4卷關于《上海文藝之一瞥》的第15個注釋為：“本文涉及創造社的一些事情，可參看郭沫若的《創造十年》及《創造十年續編》。”[47]可能是為了回應《魯迅全集》的處理方式，1958年，《創造十年·發端》隨《創造十年》收入《沫若文集》第7卷，郭沫若加了題注：“這篇《發端》因為和魯迅的文章有點抵觸，有朋友建議刪去。但我想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既未刪改，為了保留事實的真相，我也就把《發端》仍然保留下來。好在我這篇文章是在魯迅生前寫的，我雖然寫了這篇文章，并無改于我對魯迅先生的尊敬。”[48]如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的《魯迅全集》和《沫若文集》這兩部重要著作在對待魯郭論爭上就有了相同的處理方式，這種對歷史不隱諱、不遮蔽的態度十分難得，在當時的讀書界引起了很大觸動，也讓郭沫若在接下來發生的歷史風波中受到了更嚴峻的考驗。
1966年，成仿吾在山東大學被揪斗，最重要的罪狀就是對魯迅不敬。此前，山東大學外文系三年級的一名學生問成仿吾：“我最近讀了1958年新出版的《沫若文集》第七卷在《創造十年》的第一篇《發端》中發現郭老在此文下批注了一則小注，談及此文與魯迅先生有抵觸，但因《魯迅全集》并未將《上海文藝之一瞥》一文刪去，故他也不刪改了。郭老不是幾次向魯迅先生‘檢查’過嗎？怎么又在他的文集中這樣寫呢？成老能否告訴我一點這方面的事？”成仿吾回答說：“魯迅那時和我們打筆頭官司鬧了很久，其實都不了解，你寫我一篇，我寫你一篇，魯迅先生和郭老這兩篇文章就是這樣對立起來的……我們年紀很輕，追求真理，看到不對就要說出來……魯迅早期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不是怎么樣子？）晚年成了共產主義者，過去的事就已過去了。”這話說得很含蓄，但和郭沫若的觀點是一致的。“看到不對就要說出來”，意思是說魯迅確有“不對”之處，魯迅“早期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晚年成了共產主義者”，那魯迅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的“民主主義者”時期當然會犯錯。1966年9月，山東大學政法系兩名學生帶著這份問答和其他材料到北京拜訪郭沫若。李文華在介紹信中說：成仿吾的問題已經成為山東大學“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問題，山東大學學生在對待成仿吾的問題上有分歧，一派認為成仿吾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另一派認為這是敵我矛盾，成仿吾已經被戴帽子游街變相體罰，家里電話機、收音機等已被搜抄，這兩位同學受組織委派前來調查成仿吾問題。兩位同學要求郭沫若就這份問答表明態度。郭沫若對兩位同學明確地說，對于成仿吾的那句話，“除‘他不是怎么樣子’一句，我不明白之外，基本上同意”[49]。在此之前的1966年7—8月，山東大學學生接連給郭沫若寫了40余封信，300多人簽名，這些來信大都抄錄了成仿吾對蘇聯留學生有關魯迅和現代文學的談話[50]以及許廣平致山東大學學生要求揭發成仿吾的信件，一致要求郭沫若就成仿吾對魯迅不敬的問題表態，語氣都顯得急迫而嚴厲。郭沫若對成仿吾的看法“基本上同意”，這白紙黑字的五個字是對此前山東大學學生來信的總答復。如果熟悉其時代背景，當感慨處境困難的郭沫若為了尊重他認可的“事實真相”，對瀕于絕境的成仿吾施以援手，表現出了多么大的勇氣，頂住了多么大的壓力。
三
就在1966年給山東大學學生的書面回答中，郭沫若盡管“基本上同意”成仿吾的說法，但也明確表示“我對整個魯迅的評價，請閱八月二日在上海歡送亞非作家會上的發言”[51]。在這篇發言中，郭沫若用整整四個段落談到魯迅。他引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魯迅的著名論述，高度評價魯迅的“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等名言，稱贊魯迅“始終英勇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邊，不管國內外敵人是多么兇惡殘暴，他堅韌戰斗，毫不妥協；而對人民大眾，則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共產主義者的魯迅，正是在文化‘圍剿’中成為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52]。
郭沫若一方面多次高度評價“死不妥協反抗到底”“千夫指孺子牛”等“魯迅精神”，另一方面也頂住壓力，堅持指出魯迅文章中“不根據事實”之處。這兩種做法有公開和私下之別，但都是郭沫若長期一貫的真實態度，不存有表演或分裂的因素，也不存在前后的變化。必須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討論郭沫若接受和理解魯迅遺產的方法和啟示。
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做法，可見郭沫若以發展的眼光對待魯迅遺產。首先，在郭沫若看來，魯迅的思想是發展變化的。魯迅經歷了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發展過程，這是瞿秋白首先提出來的，并得到了茅盾、胡繩、周揚、李平心、歐陽凡海等左翼批評家的公認。魯迅的思想既然有過轉變，那轉變之前的思想就存在問題，沒有問題不會有轉變，而轉變過后的思想，可能也有舊的殘存。瞿秋白、胡繩等人就都指出了魯迅前期思想中的局限性。只是對于魯迅思想轉變的具體時間，左翼批評家們存在不同的看法，瞿秋白將具體時間劃在1930年左右，李平心劃在1927年。在給陽新縣青年店員來信的批示中，郭沫若指出：“在當時他正從進化論轉進到革命的立場。”所謂“當時”，指的是魯迅寫作《上海文藝之一瞥》的1931年。而且郭沫若并沒有說1931年魯迅的轉變就已經完成，而是說他的轉變正在進行，這相當于指出當時魯迅思想中新舊因素都存在，既然如此，那時的魯迅在處理問題時也就難免會有考慮欠妥之處。其次，在郭沫若看來，魯迅逝世后，中國社會是發展變化的，魯迅當年的思考和判斷不一定符合后來的社會現實，所以他給陽新縣青年店員的推薦圖書中并沒有魯迅著作。當然，這一方面體現了郭沫若用發展的眼光對待魯迅遺產，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郭沫若在對魯迅作品的理解上不夠深入，因為即便在1953年，魯迅作品仍然是值得推薦的。而且，郭沫若認為魯迅“如果不死，并不斷進步，對革命當然有益”，也即是說，魯迅對于1953年的革命工作是否有益，需要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魯迅活著且必須“不斷進步”。所以郭沫若在多篇魯迅紀念文章中，總是談到當時的現實，從現實出發去解讀魯迅，這些現實包括毛澤東的著作和當時的革命和建設需要，他不會就魯迅談魯迅。
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做法，可見郭沫若是以平等的態度、辯證的思維對待魯迅遺產。郭沫若曾說：“在余之意，似宜視魯迅為讓大眾共巢共飲之深林與大河，不必圣之神之，令其不可侵犯也。”[53]也就是說，郭沫若反對將魯迅神圣化為從不犯錯不容置疑的偶像，魯迅是人不是神，他對于同時代的人物和事件的敘述，有些地方可能并不符合事實。當然，郭沫若也是人不是神，他的很多話也不一定妥當。他們同時代的人對此可能看得更加分明?！渡虾Ｎ乃囍黄场泛汀秳撛焓?middot;發端》發表之后，輿論對此的看法就比較平等。當時有論者指出，創造社“1927年就轉變到革命的普洛文藝方面來了”，所以對于前期創造社和后期創造社的評價應該有所不同，“像魯迅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里所論及的那樣，他始終不是辯證地去把創造社重新估一估價，而只好似和仇敵出氣般的痛罵一回，這實在不是懂得社會科學及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的批評家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仍是封建的意識形態在作祟”，而郭沫若“學著魯迅先生的那種謾罵譏嘲，這也不是馬克斯主義的文藝批評家應取的方式”！[54]也有論者認為，魯迅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創造社轉變的客觀意義”，“創造社分子的轉變，無論他們是怎樣的沖動，脆弱，左傾關門的色彩怎樣濃厚，在客觀上他總是有著革命的意義的”，而《創造十年·發端》“全篇充滿小資產階級盛怒的叫罵”。[55]也有論者認為，論爭是正常的，“所可異者，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歷來的紛爭，卻往往言不及義，根本主張不說，只是拿一些枝枝節節的事情來大發揮而特發揮。而到今日，當代雙雄還在鬧著一些‘流氓’或‘師爺’的問題。這實在叫愚昧的我不得不百思不得其解”[56]。這些都是《上海文藝之一瞥》和《創造十年·發端》在第一時間所引發的真實輿論。魯迅后來也有不同于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的表述。在寫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后不久，魯迅寫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57]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從反面去理解，這都說明在魯迅看來，創造社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是有貢獻的。就是魯迅所指斥的“才子+流氓”的代表人物成仿吾，當1933年從鄂豫皖蘇區回到上海找黨組織時，就得到魯迅的幫助和由衷贊揚。[58]這都提示我們，對于魯迅的個別言論，需要放到歷史語境和前后文中具體分析。但后來尤其是“文革”期間，一些人在接受魯迅遺產時有著將魯迅的話句句當真理的教條主義傾向，甚至將魯迅作品變為在現實中打壓異己的工具，這就違背了魯迅的本意，也違背了辯證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做法，可見郭沫若從魯迅文章中分離出“人”和“事”，堅持“對事不對人”。瞿秋白曾指出，魯迅雜感“在那時特別顯露那種經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的筆調”[59]。巴人也指出了“魯迅所打擊的人，卻正是社會的典型的存在”[60]的魯迅式的雜文筆法。魯迅在雜文中習慣于將真實存在的人物——尤其是同他正在筆墨論爭的人物——進行文學化處理，以塑造典型的方式，通過簡練形象的筆墨，將其刻畫出來。比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典型，是魯迅同梁實秋論戰時，在梁實秋言論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又如“革命文學家”中的“才子+流氓”，是魯迅在回顧創造社尤其是成仿吾、郭沫若的表現時概括出來的。魯迅通過典型化的方法，一方面確實指出了梁實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在特定時期所存在的問題，而且將其放大凸顯出來；但另一方面，梁實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不是像阿Q那樣的虛構人物，而是現實中實有的，他們是多側面的、不斷變化的。阿Q的生命是魯迅賦予的，在《阿Q正傳》發表之后，阿Q也就完成了，即死亡意義上的完成，他不會再有任何改變，也不會有人再提出阿Q不同于《阿Q正傳》中的其他面向。但梁實秋、成仿吾、郭沫若這樣實有的人物和阿Q這種虛構的人物是不一樣的。首先，現實中的梁實秋、成仿吾、郭沫若都是復雜的，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點，魯迅對他們的了解多是通過他們的文字——例如郭沫若，他和魯迅始終都沒有見過面——這樣的了解必然是片面的。其次，魯迅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文學化的方式去歸納和放大他們或一方面的特點，魯迅即便知道他們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也必然舍棄和他意欲塑造的典型特征無關的方面。再次，魯迅雜文發表后，他筆下的梁實秋、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從此被凝固在魯迅所貼上的標簽里，而他們在現實中卻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比如魯迅筆下的“四條漢子”，后來都為中國革命做出了貢獻。但對于不熟悉歷史的讀者，或那些將魯迅文章作為不可更改的經典的教條主義者來說，他們知道的只是對魯迅不敬的“四條漢子”，而且以這一定格的形象特征去對待現實中的周揚、夏衍等人，從而給周揚、夏衍等人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其實，魯迅這種思維方法，后期創造社也有，像魯迅給他們貼標簽一樣，他們在和魯迅的論爭中也加給了魯迅很多標簽，但后人能夠理解魯迅對于標簽的反感和駁斥，卻理解不了創造社對于標簽的反感和駁斥。郭沫若對此曾說，創造社“批判魯迅先生即使是出于錯誤的認識，以為魯迅先生代表著封建意識的殘余，但他們是對事不對人，存心在打擊封建意識，并非打擊魯迅。后來那些朋友，一反而推戴魯迅，不就是很明白的證明嗎”？[61]“對事不對人”，“并非打擊魯迅”，“后來”“一反而推戴”，這都體現了郭沫若的辯證思維。如果接著這一思維，是不是也可以說魯迅評成仿吾、郭沫若等人有“才子+流氓”氣為“對事不對人”，并非打擊成、郭呢？因為魯迅后來公開表明他和郭沫若等人“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62]。是不是也可以說創造社對于魯迅有不了解處，魯迅對于創造社也未必全都了解呢？是不是也可以說創造社在“對事不對人”地批評魯迅上有歷史的合理處，正似魯迅在“對事不對人”地批評創造社上有歷史的合理處呢？總之，將魯迅和創造社都當成在歷史中不斷成長的個體，都當成在歷史中有局限的真實存在，如此去分析問題，庶幾近于歷史真實。
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做法，可見郭沫若在對待魯迅遺產上始終堅持弘揚和宣傳主要方面和積極因素。郭沫若雖然長期堅持認為魯迅文章中有“不符合事實”的一面，但除在《沫若文集》第7卷的注釋中有回應式的提及之外，從不曾在任何公開場合說起。郭沫若長期在公開的正式的場合大力宣傳和高度評價的是“魯迅精神”。
歷史上任何人物都并非十全十美，和郭沫若等創造社成員一樣，魯迅是人不是神。全面分析魯迅遺產，辯證看待魯迅文章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將魯迅遺產放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研究、闡釋和宣傳魯迅遺產中的主要方面和積極因素，維護這位民族文化巨人的光輝形象，表現了郭沫若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魯迅遺產上所秉持的辯證思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盡管郭沫若在具體落實時在一些細節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總體上說，這對于當下如何研究、學習和宣傳魯迅遺產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6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注釋：
[1]郭沫若：《不滅的光輝》，《光明》第1卷第12期，1936年11月25日。
[2]周揚：《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者的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延安《解放》周刊第56期，1938年11月7日。
[3]鄧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會上的悼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頁。
[4]郭沫若：《我建議》，《新華日報》1945年10月19日。
[5]郭沫若：《總是不能忘記的》，《新蜀報》1941年10月19日。
[6]郭沫若：《不滅的光輝》，《光明》第1卷第12期，1936年11月25日。
[7]郭沫若：《魯迅并沒有死》，上?！毒韧鋈請蟆?937年10月19日。
[8]郭沫若：《持久抗戰中紀念魯迅》，《新華日報》1938年10月19日。
[9]毛澤東：《論魯迅》，《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頁。
[10]周恩來：《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題詞》，武漢《新華日報》1938年10月19日。
[11]郭沫若：《魯迅和我們同在》，上海《文匯報》1946年10月20日。
[1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7頁。
[13]《為人民大眾服務為民主和平奮斗魯迅精神不死！--昨隆重舉行十周年紀念大會邵力子周恩來郭沫若等演說》，上海《文匯報》1946年10月20日。
[14]《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了！文化界昨掃祭魯迅墓》，上?！秲S聲報》1946年10月21日。
[15]郭沫若：《冷與甘》，上?！段妮汀返?2、13期合刊，1947年1月。
[16]《繼續走魯迅的路》，香港《華商報》1948年10月20日。
[17]郭沫若：《繼續發揚韌性的戰斗精神》，《文藝報》1949年第3期。
[18]郭沫若：《魯迅禮贊--日本巖波版〈魯迅選集〉題詞》，《文藝報》1956年第4期。
[19]郭沫若：《體現自我犧牲的精神--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會的開幕詞》，《雄雞集》，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115頁。
[20]郭沫若：《〈魯迅詩稿〉序》，《人民文學》1961年9月號。
[21]郭沫若：《繼續發揚魯迅的精神和本領》，《文藝報》1961年第9期。
[22]郭沫若：《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人民日報》1966年11月1日。
[23]郭沫若：《由日本回來了》，《宇宙風》第47期，1937年8月16日。
[24]郭沫若：《魯迅和我們同在》，上海《文匯報》1946年10月20日。
[25]郭沫若：《再用魯迅韻書懷》，《蜩螗集》，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第118頁。
[26]郭沫若：《紀念“七七”--用魯迅韻》，《人民日報》1957年7月7日。
[27]郭沫若：《民族的杰作》，《質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0日。
[28]張恩和：《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頁。
[29]《郭沫若致林辰》，《林辰藏信選刊》，《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
[30]郭沫若：《答田軍先生》，上?！洞笸韴?middot;火炬》1937年1月25日。
[31]郭沫若：《寫在菜油燈下》，《抗戰文藝》第6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2]林辰：《魯迅與韓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野草》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
[33]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文藝復興》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1日。
[34]《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郭沫若專集》第2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頁。
[35]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頁。
[36]秦剛：《〈上海文藝之一瞥〉版本與譯本考識--兼及譯本引發的筆戰》，《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從秦文可看出，增田涉所據的底本當是魯迅親自提供，后來收入《二心集》中的《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手稿，手稿和《二心集》上正式發表的版本基本一致。
[37]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303頁。
[38]郭沫若：《發端》，《創造十年》，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20頁。據筆者考證，創造社出版部的醞釀當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但無論如何，郭沫若南下廣東時，創造社出版部正在興起，不存在魯迅說“經營不善”。
[39]郭沫若：《眼中釘》，《拓荒者》1930年第4、5期合刊。
[40]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304頁。
[41]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121頁。
[42]胡繩：《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654頁。
[43]郭沫若：《〈孔雀膽〉資料匯輯》，《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頁。
[44]毛澤東：《論魯迅》，《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221頁。
[45]《萬振武致郭沫若信（1953年2月13日）》，藏郭沫若紀念館，標題為筆者所擬。
[46]《周艾文致郭沫若信（1955年2月20日）》，藏郭沫若紀念館，標題為筆者所擬。
[47]《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34頁。
[48]郭沫若：《創造十年·發端》注釋，《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頁。
[49]《郭沫若答山東大學學生問》，藏郭沫若紀念館，題目為筆者所擬。
[50]這次談話發生在1959年，談話抄寫稿1966年到處流傳，成為成仿吾被批斗的主要罪狀，后以《與蘇聯研究生彼德羅夫關于創造社等問題的談話》刊登于《新文學史料》1985年第2期。
[51]《郭沫若答山東大學學生問》，藏郭沫若紀念館，題目為筆者所擬。
[52]郭沫若：《投身到人民大眾的火熱斗爭中去！--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郭沫若在上海歡送亞非作家代表的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6年8月3日。
[53]《郭沫若致林辰信》，《林辰藏信選刊》，《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0期。
[54]周維綱：《〈上海文藝之一瞥〉及〈創造十年發端〉平議》，《出版消息》1933年第8期。
[55]曉韋：《讀過了〈一瞥〉和〈發端〉》，《出版消息》1933年第8期。
[56]文木：《讀〈創造十年·發端〉》，《現代出版界》1932年第7期。
[57]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4卷，第6頁。
[58]《成仿吾傳》編寫組：《成仿吾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頁。
[59]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121頁。
[60]巴人：《論魯迅的雜文》，《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3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98頁。
[61]郭沫若：《一封信的問題》，《人間世》復刊第2卷第1期，1947年10月。
[62]魯迅：《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第6卷，第5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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