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長篇小說《蒼生》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冀東農村為背景，講述偏僻山村田家莊里僅剩的一戶田姓人家的戶主田成業、他的老伴田大媽、大兒子田留根、二兒子田保根的故事：田家莊生產大隊的土地和“幾十年建設起來的家當”通過“經濟改革”分掉后，大權在握的村支書邱志國、被作為“改革新事物”而獲得大隊果園承包權的“摘帽”地主巴福來和靠送禮得以承包大隊磚窯的孔祥發等少數人家“先富”起來，但大多數家庭除了每天能混個“肚兒圓”以外，生活仍是緊巴巴的。田成業和老伴田大媽為了給老實忠厚、只會種田的二十八歲的大兒子田留根娶媳婦，省吃儉用，含辛茹苦。二兒子田保根不愿窩窩囊囊地呆在村里，第三次參加高考落榜后騙過家人到縣城進了一個建筑隊。田家終于給大兒子建好了新房，卻為了給沒過門的媳婦買一塊訂親手表犯了難，幸得老二保根借錢救急。留根結婚后，田大媽又念叨要給保根找對象，保根謊稱同事妻子是自己的對象以堵住她的嘴。田大媽沒錢給“二兒媳婦”買訂親手表，就逼著大兒媳婦把手表“借”出來，卻不知大兒媳婦早把手表送給弟弟作訂親禮物了，“逼”得賢惠的大兒媳婦差點兒尋了短見。最后田家人之間消除了誤會，中秋佳節團聚在一起，保根則決心為了田家莊的未來，要把一手遮天、貪污腐敗的支書邱志國斗倒。
與浩然之前或之后所寫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小說一樣，這部講述農民故事的作品完全不同于“改開”后的“文學主流”：既不同某些人一般的津津樂道于展示農民的“落后”、“愚昧”、“野蠻”，也不像某些人的那樣為地主在土改中的經歷叫“屈”、翻案，而是將筆墨傾注于普通農民的日常勞作、生活，描寫社會變化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對這變化的或主動或被動的參與和應對，從而以小見大地反映社會現實。出身農家、理解農民、熱愛農民的作家浩然還是滿懷深情地描寫農民，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寫的農民是有社會主義集體化目標的社員，這部小說寫的農民卻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了一盤散沙般的蒼生。
這部小說著力描寫“蒼生”中的田大媽和田保根。
小說描寫農村婦女田大媽，筆調中理解、贊許、批評兼而有之，有時還帶點兒同情的帶著眼淚的調侃。田大媽是田家真正的當家人，有主見，堅強，勤勞，善良，熱情，顧臉面。她以愛和家族傳承責任等雜糅成的信念為支撐，一心撲在為兩個兒子娶媳婦的目標上，甘愿付出生活和精神的奉獻，也使親人遭受了生活和精神的磨難。對整天為自家生活忙里忙外的田大媽來說，“高興是暫短的，暫短又暫短；憂愁是漫長的，漫長又漫長”，她身上已經完全沒有了當年的精氣神：合作化運動開始后，她帶上自家土地和牲口“當了第一批農業社社員”，使田家莊缺乏畜力的第一個小農業社“沒有散班子”；在“大躍進”中，田家莊婦女沒有人愿意參加水庫工地的“穆桂英突擊隊”，她“串聯七個平時對脾氣的莊親姐妹一塊兒帶頭報名當隊員”；“四清”運動時動員社員往外交自留地，又是她第一個“把栽了果樹的自留地交給集體”；就連取消人民公社搞“承包”時，“有一塊地由于離水渠遠澆水不方便、離村口近容易受雞狗糟蹋，誰也不要，鬧得分地的工作沒法子進行下去”，邱志國為此找她商量，請求她家收下那塊地，她也“馬上應允，給邱志國解了圍”——當然田大媽不知道，這是她最后一次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展現社會價值。
田大媽和老伴費盡全家所有的財力和勞力勉強給老大留根娶上了媳婦，緊跟著又為老二保根的婚事操心。田大媽自作主張給保根準備訂親禮物，因為家里拿不出一百五十六塊錢買一塊手表，她先忍著羞愧、鼓足勇氣向大兒媳商量“借”手表，遭拒絕后以為大兒媳不通情理而失望、惱怒、斥責，使內向的大兒媳被“逼”得一時糊涂差一點兒走上絕路。善良的田大媽無意間成了“逼死人命”的“未遂犯”，這看上去直接原因當然是窮，是“思想陳舊落后”，但如果她是當年的社員，移風易俗的社會要求將使她即便想做也不能這么做，而現在她作為自己從土里刨食的“承包戶”，卷土重來的舊風俗又使她雖然不想做卻不能不這么做。社會環境的力量是像田家這樣一個一個的個體無法抗衡的。
田保根是“接受過十幾年教育、讀過許多書”的農家子弟，他不愿意過父母和大哥那樣苦熬苦累、毫無希望的日子，經常躲避或怠慢干農活，因而被父母和村鄰視為“沒出息”的典型。但實際上，他是個頭腦機靈、了解形勢、深有抱負的農村新青年，他曾為“改革田家莊的落后面貌”，“跟一伙要好的青年伙伴”首先申請承包大隊的果園，不幸“被支部書記邱志國給頂回去了”。第三次高考失敗后，他毅然決然地離開田家莊，離開家庭，去闖自己的人生之路。他從建筑隊最底層的活兒干起，不怕苦累，很快站住了腳，同時對所有的工作都搶著幫忙、虛心求教，以增長本事。他的所作所為不僅是為自己找出路，也因為他始終沒拋棄積累實力后回田家莊幫助家人和村鄰改變命運的信念。
田保根表面上看來有點兒玩世不恭，但從小接受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意識已潛移默化到了骨子里，所以當他偶然得知邱志國“權力入股”村里的磚窯并正在試圖利用給縣里冷庫提供建筑用磚之機騙取國家資金時，便想方設法取得了證據，向縣人民政府進行舉報。他想以此斗倒貪腐的村支書邱志國，既為國家挽回損失，又為自己和其他伙伴回田家莊施展抱負創造條件。由于邱志國受權力關系網的保護，保根的舉報沒能成功，但他并不氣餒。建筑隊被權力關系網控制后，他和幾個志同道合者退了出去，自己“搞起一個民辦的聯合企業建筑公司”，準備“有了這個立足點，有了經濟來源，有了后盾，那時候我再跟他們斗”，“要跟他們打一場持久戰的官司”。田保根是“蒼生”中的覺悟者，他代表著未來的希望。他可以說是保有新中國意識的新人在“改開新時代”的新形象的代表。
小說中還寫了其他一些“蒼生”，其中既有田成業、田留根父子那樣樸實忠厚、本份勤勞的基礎農民，也有郭少清、邱方那樣想為家鄉干事卻因無權無勢屢屢碰壁只得一走了之的農村青年，還有郭云那樣“悄悄地”把村里“一些沒人力、沒特殊本事”的家庭“聯絡到一塊兒”搞互助組的不忘“初心”的老隊長，他們的言行遭際反映著時代的復雜樣貌。
作為“蒼生”的對立面，黨支部書記邱志國是個“異化”人物。三十多年來，他一直是田家莊群眾心目中的英雄，從解放戰爭中帶隊支前，到土地改革時斗爭地主巴福來、分田分糧，農業合作化初期組建農業社，直至公社化、大躍進等等，他都是最先響應號召積極行動的帶頭人。農村“改革”之初，他在田家莊拒不執行“承包”，宣稱“我只能帶著田家莊的人前進，決不能倒退一步”，要“堅決抵制這股歪風”，因此，他被招到公社接受公社幾位領導三天三夜“熬鷹式的”輪番談話。但實際上，邱志國并不是真正具有革命意識和社會主義覺悟的人，不是真正的大公無私，他過去的所作所為大都是看清風向后的賭博。土改中，作為田家莊貧農團領導人的他曾把地主的三姑娘“分”給了自己當老婆，幾年后為了“證明階級立場”又與她離了婚，這已然顯現了他今后“異化”的基因。
經過三天三夜的“熬鷹”，邱志國明白了“中央領導帶頭總結經驗教訓，人家都承認了失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還有啥資格不認賬”的“道理”，看清了風向，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僅僅十天時間，他就大刀闊斧地把田家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推行完畢，趕到全公社所有村莊的前面而成了第一名”。他“改革”的最大的“先進經驗”是把田家莊群眾在大隊時期劈山開嶺、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園以低廉的價格“承包”給剛摘帽的地主巴福來，讓他輕而易舉地賺了大錢，“先富起來”了。他自己深藏心底的“改革”心得是：“為這個革命，我損失的東西太多了！我是傻瓜嗎？我就不會把損失的東西撈回來嗎？咱們就試試吧！”從此，他“只管自己發財，不再管老百姓，田家莊有三家跑買賣的和孔祥發的窯場，他都入著‘權力’股子。他象個老太爺子一樣坐在家里，只管開介紹信、蓋公章、陪客人吃喝，門不用出，心不用操，到時候就‘劈紅’，……”他也“先富起來”了，甚至變得“跟舊社會的地主老財、保甲長沒兩樣兒”。
邱志國本質上不是“蕭長春”和“高大泉”，而是與歷史上的顧順章、張國燾之類一脈相承的人物。
對摘帽地主巴福來，小說用的筆墨不多，卻也描寫得生動而深刻：從摘帽之初的觀望，到提出“承包”果園的博一把以及得逞后的喜出望外，直至因果園“先富”后的“補償”意識和面對村鄰表面平和實際氣盛的微妙態度。他輕易獲得“承包”的果園凝聚著當年社員們的血汗，其中就包括田成業“一個沒出五服的本家兄弟，那個兄弟是他本家叔叔的獨生子。叔叔抬擔架犧牲在天津北郊外的炮火中，獨生子成了獨根苗。大躍進那年，’獨根苗’帶著青年突擊隊劈山造果園，被塌方壓在底下。他媳婦帶著肚子改嫁了，不知道生個男孩還是丫頭，也不知道活沒活，反正絕了那一支的根兒。”巴福來的故事，令人沉重，醒人耳目。
在這部小說描摹的田家莊“改革”后的圖景上，有幾抹希望的亮色：這亮色不僅在于田保根的朝氣蓬勃，也不僅在于老隊長郭云的“初心”不改，更在于田家莊相鄰的紅旗大隊堅持“共同走富路、一塊兒過富日子”的集體發展道路所取得的成就——雖然小說中沒有正面描寫紅旗大隊，只是借田保根到嫁在紅旗大隊的姐姐家走親戚時所見所聞進行了簡略的側面介紹，但它顯然是《艷陽天》中的東山塢村和《金光大道》中的芳草地村的必然發展結果，也是這部《蒼生》中田家莊村的未來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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