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創業史》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式作品。從至今延綿不絕的敘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長篇小說創作潮流來看，1《創業史》的小說技藝、深度與豐富性仍然堪為高峰。
《創業史》在文體上融合中外小說技藝，有重要創新。柳青整合了《水滸傳》等中國傳統小說與俄蘇等外國小說在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的方法，創造了一種以合作化運動推進為經、以人物網絡為緯的村莊史—時代史敘述方式。
柳青顯示了他諳熟傳統小說中的文人寫作風格的一面，例如改造《水滸傳》等小說傳承紀傳體史書撰述而形成的“準列傳體”敘事架構，嫻熟地運用中國傳統小說脫胎于春秋筆法的含蓄蘊藉、意在言外、伏線千里的敘述方法；他亦樂于運用同時代左翼作家常用的、可以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找到淵源的敘事者旁白或抒情的小說敘述方法。《創業史》是中國小說創作的古今變遷進程中的重要作品，柳青堪稱小說結構的大師。
《創業史》敘述的主要是1953至1954年間陜西下堡鄉第五村的合作化進程，其中的重心是“大家富裕的道路”問題以及圍繞這一問題的分歧、辯論與斗爭。1955年毛澤東在討論農村合作化與工商業改造時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創概念，小說涉及了此一時期與共同富裕相關的重大問題。《創業史》的藝術成就在面世之時即廣受贊譽，被視為帶有史詩性的敘事作品，這是恰當的定位，但它也是一部非典型的長篇小說：眾所周知，《創業史》重視人物描寫，但嚴格地說，它沒有居于中心的主人公，雖然第一部“題敘”開篇即寫梁生寶及其養父梁三老漢的個人史，但如柳青自己所說，“《創業史》中梁生寶一個人的精神也不是主題，只有在各種矛盾沖突中才能說明作品的主題”2，梁生寶只是主要人物之一，至少郭振山同樣重要，小說的敘事主線是圍繞他們兩人在黃堡區下堡鄉第五村合作化進程中的競爭展開的；它敘述的也不是一個或兩個家族史，梁生寶與郭振山各有其基本群眾，但《創業史》并非常見的以家族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它甚至也不是下堡鄉第五村的地方史，小說敘述了諸多人物的個人史，但對第五村的歷史僅僅幾筆帶過，不像白鹿原那樣被《白鹿原》賦予深厚歷史及文化意涵；它敘述的更不是一個事件，柳青在美學上拒絕以事件敘述為中心結構《創業史》這樣傾注其心血的作品，他認為“小說的主軸是人物”，“《三國演義》不能算小說，那只能說是演義”，他的妻子馬葳和女兒劉可風受其影響，“看不進去寫事件過程的小說”3。也就是說，在柳青看來，居于《創業史》敘述主線的第五村合作化進程，不宜理解為一個結構小說敘事的事件。如果要界定《創業史》的主題，如果它不是某些人、某些家族、某個地方或者某個事件，那是什么？
柳青自己對此有清晰表述，只是對此一問題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較少：
我的基本思想是寫出兩種制度的斗爭，兩條道路、農民中兩種思想傾向的斗爭，我把它集中表現在梁生寶同郭振山的斗爭上，因此，這個斗爭貫穿于全書。4
1952年初，他在回陜西長安縣皇甫村安家落戶之前，曾因《銅墻鐵壁》改編電影一事與江青面談，他說“要從互助組階段起，把參加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寫成一部大型的長篇小說”。5《創業史》第一部第一版曾有一個“出版說明”，其中指出：“《創業史》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現在出版的第一部是全書開頭的部分，……貫穿全書代表各方面的主要人物，僅僅圍繞著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中心，大部分已經出現或提到了，但矛盾斗爭還在醞釀階段，有待于逐步展開。”6他敘述矛盾斗爭的醞釀和展開，并將之視為“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7，他要強調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在公開的分歧、爭論與探索中誕生的。柳青說得非常清楚，《創業史》的主題就是圍繞合作化和“大家富裕的道路”的公開辯論、矛盾和斗爭；他回陜西農村蹲點，深入生活，要了解的是當時并不諱言的矛盾斗爭及其具體形態。薄一波曾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敘述1951年黨內圍繞山西省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發生的一場爭論。劉可風認為，《創業史》敘述的矛盾斗爭與薄一波敘述的這場爭論是“同一事件”。8薄一波敘述的是領導層的分歧與辯論，《創業史》敘述的是發生在村莊民眾及縣、區、鄉基層領導中的分歧與辯論，它們是同時發生的。柳青在回陜西之前是《中國青年報》副刊主編、文藝部主任，他在1952年5月回到長安縣，參照薄一波的敘述，此時1951年爭論暫告一段落，但分歧和爭論仍在延續，例如，毛澤東曾警告鄧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9。柳青回陜西駐點創作，與此一階段黨內爭論過程深刻糾纏，本身即是黨內辯論的一個工作環節，是當時文藝創作深度卷入路線爭論、政策制定和決策進程的一個重要表現10。
建國以后一個短暫的時期內，出現了一批致力于敘述道路斗爭的文藝作品，《創業史》是代表作之一。分析這一批作品，需要根據其思路，重視分析其中所敘述的斗爭。如果按照常見的小說類型來理解《創業史》，可能與這部非典型小說最深刻和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擦肩而過。
《創業史》創作有一個特殊之處，其發表和出版過程比較特別，第一部與第二部出版之間橫跨了中國當代歷史的巨大轉折期，第一部初刊于1959年，初版于196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而第二部在《延河》1960年10月號到1979年3月號連續刊載，時間跨度長，其中第十八章至第二十四章都是在“文革”結束之后發表的，上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下卷該社1979年6月初版。11第二部雖然一部分在60年代初已陸續發表，但上卷和下卷的出版已是70年代末。時過境遷，第二部與第一部之間是否存在一些重要區別或變化？這一問題尚未有系統深入的討論。本文嘗試重讀《創業史》，提出第一部與第二部差異的論題，分析第二部相對于第一部的重要變化。
本文將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既分析其文體創新，也分析此一作品中呈現的農村合作化運動的主要議題、主要矛盾及相關辯論和沖突、敘述者含蓄表達的態度及其變化，為當下理解和討論共同富裕道路問題提供一個重要的歷史參照物。
《創業史》第一部 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初版本
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之爭與社會網絡：
準列傳體創新的“交互視角”
《創業史》第一部的結構特點是偏好在一章內集中寫一個或兩個人物。柳青曾指出，《創業史》寫的是“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12。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程中的分歧、辯論與斗爭，要通過不同人物的“行動、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來呈現，通過這些人物合作中有斗爭、斗爭中有合作、在斗爭中團結的動態關系來勾勒。眾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進程中的關系網絡及其狀況（而不是某一兩個人物）因此成為小說敘述的主要對象，這些關系網絡中的眾多人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成為小說最為重要的部分。
（一）章節與人物：準列傳體的古典淵源與文體創新
《創業史》寫人物群像及其社會網絡有特別的結構和方法。柳青發現，“許多古典名著運用一個共同的手法，就是每個章節從一個人物的角度來發展情節和描寫情節”13，《創業史》創造性地發展了這一手法。從中國歷史敘述傳統來看這一手法，可以稱之為“準列傳體”。
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或列傳體，是中國史書撰述的一種主流結構方式，司馬遷的《史記》是開創作品和代表作品。古代小說文體的形成與史書撰述方式的變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以一個人物為一個章節或連續多個章節的中心的小說結構方式，是在列傳體史書基礎上化用和發展而來的，《水滸傳》是重要代表作品。《水滸傳》前半部分的基本結構，是將分散的類似于史書人物列傳的故事連綴成梁山聚義的故事框架。據劉可風回憶，小時候見柳青讀《水滸傳》，“一章要看很長時間，看一段就到院子里轉，想很久才回來”，認為“《水滸傳》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并認為“這本書藝術結構不勻稱，前頭細致，后頭馬虎”14。柳青聯系自己的創作，指出“《創業史》中梁生寶一個人的精神也不是主題”，意思可能是，《水滸傳》不是宋江的個人史，而是梁山眾多英雄聚義的共同史，《創業史》也一樣，不是梁生寶的個人史，而是第五村合作化進程中兩條路線競爭和斗爭的共同史。柳青重視《水滸傳》的一個重要原因，估計就是其前半部分寫英雄“聚義”過程的結構方法，即“每個章節從一個人物的角度來發展情節和描寫情節”，分頭寫主要英雄上梁山的過程。《水滸傳》后半部分改為事件推進，不再采用這種結構。在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中，《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山鄉巨變》（周立波）都有這種結構創新嘗試，相對而言柳青對于此一創新最有自覺意識。15改革開放時期的小說中創作中也有這種可以稱之為“準列傳體”的、“古為今用”的結構創新，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日夜書》和格非的《望春風》就是如此。這些作品都致力于提供長時段歷史敘事，《日夜書》是代際史與時代史的結合，《馬橋詞典》和《望春風》是時代史與村莊史的結合16。
（二）交互視角：《創業史》對準列傳體的推進
在吸納《水滸傳》等古典作品的小說技藝的基礎上，《創業史》的準列傳體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交互視角的引入，是其推進和創新的一個方面。《創業史》通過他人的眼光來敘述一個人物的個人史，并以此暗示和提示讀者重視和思考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特點。這些個人史的敘述，指的是對部分人物或其家庭在1953- 1954年合作化運動進程之前的歷史的追述，它們是合作化運動中的道路之爭這一小說敘事主干擴展出來的眾多“枝丫”，與主干相互映照，形成以合作化運動推進為經、以人物網絡為緯的框架結構。作家特別挑出一些人物，增加對其個人史或家族史的敘述，以示強調。
《創業史》的多數人物的個人史都是小說敘述者視角的敘述，如梁三老漢（題敘）、高增福（第四章）、白占魁（第九章）、姚士杰（第十章個人史，第二部第二章家史）等十余個人物。這些與《水滸傳》及《日夜書》等作品大致類似。
《創業史》的變化之處在于，部分人物的個人史敘述是通過其他相關人物的心理活動或簡或詳地敘述的。例如，第一部第一章以梁三老漢的視角敘述徐改霞的簡要個人史；第三章敘述郭世富的簡要個人史，是“在郭振山腦子里重演”17（55）的；第八章馮有萬、第十六章縣委副書記楊國華的個人史，是通過梁生寶的視野來敘述的；第十九章則通過改霞的理解敘述梁秀蘭的個人史。《水滸傳》和當代的準列傳體寫作中基本沒有采用這一方法，這是柳青在學習契訶夫等俄蘇作家及《紅樓夢》的基礎上的創新。柳青指出，契訶夫是用“人物的感覺和心理”完成情節的高手，曾批評高爾基的小說喜歡羅列與人物關系不大的景物描寫，后來高爾基在《福瑪·高捷耶夫》中做了改進，這是這部作品的優點；他自己寫《種谷記》和《銅墻鐵壁》時還沒學會這種方法，《創業史》則有了大的進步18。以往研究較多強調“洋為中用”的一面，即柳青在人物描寫方面重視學習契科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外國作家，尤其是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圍世界，推進情節，使人物有立體感。19還需注意，柳青曾指出，《紅樓夢》也是在每個章節里透過一個人的眼光、思維和心理，來表現人物和場面。20可見，柳青是在反復斟酌打磨的創作實踐過程中形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準列傳體”的，21他事實上提出了對中國古典小說傳統的新理解。22
這一以某一人物的心理來敘述其他人物的個人史或家族史的寫法，可以稱為個人史敘述的“交互視角”。寫某人的個人史時，究竟以哪個人物的視角來帶動，不是隨意安排的，有其講究，這一文體創新不只是簡單的為技法而技法。例如，以郭振山的視角來敘述郭世富，凸顯的是郭振山將郭世富成分定為中農的復雜考慮，他與郭世富的利益關聯，以及他在與梁生寶爭奪第五村合作化主導權時與郭世富等上中農聯手的傾向。又如，以梁生寶的視角敘述馮有萬與楊書記的個人史，則暗示和強調了梁生寶與此二者的志同道合。上述三對相互敘述的關系，顯示了第五村兩個處于斗爭或者競爭狀態的群體的社會網絡狀況。柳青有時也將這種交互視角運用于人物的對比，既有自我與他人的對比，也呈現人物的自我反思狀況。例如，以改霞的視角敘述秀蘭，構成了兩種性格和選擇的對比，這種對比不表達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形成人生道路選擇的對照。小說敘述的多元視角及其對政治競爭中的人際關系的強調，有利于更為充分地呈現合作化進程中不同立場、利益、政策傾向之間的差異、辯論與斗爭，使小說敘事帶有很強的理論辯論特點。也可以說，柳青試圖描述圍繞農業合作化的社會分歧和斗爭的寫作目標，為個人史敘述的交互視角這一文體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此一形式可以更好地描述“人民內部”不同傾向之間的矛盾、斗爭與團結。
《創業史》敘述個人史的交互視角還有更為復雜的形式，即一些重點人物的個人史，不只是某個角度的敘述，而是兩個以上角度的敘述的疊加。《史記》創造的一種結構方法是，一個人物的事跡以本傳為主，分散在不同傳主的傳記中敘述，一般稱之為“互見法”。《創業史》將“互見法”與敘述個人史的交互視角結合起來，敘述郭振山、郭世富、改霞、趙素芳的個人史，都有多個視角。這些人物的共同特點是性格多面，經常在兩條道路或者不同選擇之間權衡和徘徊。具體敘述則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以多角度敘述，重點表現人物的多面性格及其矛盾，如郭振山和郭世富；一種情況是，另有側重，另有內涵，如改霞與素芳。
郭振山的個人史有四個角度的敘述，包括第一部第一章的梁三老漢視角、第二章改霞視角、第四章高增福視角與第十二章敘事者視角。梁三老漢視角的郭振山能干好斗，與富農姚士杰從解放前斗到解放后；改霞視角的郭振山精明、能言善辯，幫助她解除舊婚約，像兄長一樣純潔地關懷她，幫助她在政治上成長；高增福的視角發現了郭振山的轉變，他理解的郭振山歷史與梁三老漢類似，敢于與姚士杰斗爭，但郭振山對姚士杰可能偷運糧食到外地放高利貸的放任態度，顯示他變富之后“不能再體會困難戶的心情”（72）；敘述者的視角勾勒了郭振山從對“創國家大業”有熱情到著意于個人“創家立業”（159）的轉變邏輯，以及他在“共產黨員郭振山”與“莊稼人兼賣瓦盆的郭振山”（162）之間的分裂與掙扎。這四個不同的敘述角度，全面地呈現了郭振山的復雜多面、自我分裂與自我沖突，一方面，他擁抱自發意識，主要在意自家的日子，希望超過村里的富裕中農郭世富，另一方面，他基于個人利益的算計，意識到“在黨”的重要性，將自己的政治角色主要理解為“在黨”，認為這樣才能超過郭世富等富裕中農，壓制舊地主姚士杰的反擊。23這些敘述還指出了郭振山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社會主義未來的迷惘感。他有假面，也有無法掩飾之處；他機心重重，軟肋也很明顯。這些視角呈現了支持或同情合作化的群眾與這位第五村重要領導者之間的關系。
《創業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裝本
郭世富個人史的敘述，第一部第一章梁三老漢視角簡要寫羨慕郭世富兄弟三人迅速致富；第三章郭振山視角詳細交待郭世富一家致富的緣由，以及他從解放前批評郭世富發家后變心，到解放后兩人既暗通款曲也有矛盾；第二十五章敘述者視角寫郭世富的精明和算計，他從糧市變化情況判斷，自己無法與干預糧市的政府對抗。這些敘述顯示了郭世富與姚士杰的重要差異，他對時勢冷靜觀察，小心謹慎，對時代趨勢有相對客觀的認識，是典型的上中農。
比較特別的是改霞與素芳的個人史敘述。改霞的個人史有第一章梁三老漢視角、第五章梁生寶視角、第六章改霞媽媽視角的敘述。梁三老漢與改霞媽媽都不清楚改霞在人生選擇方面的猶豫，梁三老漢的重點是解除婚約的改霞不要帶壞女兒秀蘭，改霞媽媽的重點是讓梁生寶離改霞遠一點。只有梁生寶在琢磨改霞的心意。梁三老漢在書中最重要的特點是冷靜觀察第五村情況，但第一章開篇時他的敘述根本沒有提及改霞與生寶的關系。雙方家長對兩人的接觸狀況尚且如此隔膜，由此可見，改霞與生寶的關系處于相互試探、欲說還休、單方面假想判斷的隱匿階段，這種狀況對兩人感情的走向有著重要影響，為郭振山不動聲色地破壞生寶與改霞的戀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趙素芳的個人史敘述的特點則在于，周邊人們不理解她的內在矛盾，她對自己也缺乏比較客觀的自我認知。第一部第二十一章的敘述者視角，講述了素芳的原生家庭悲劇及對其生活態度的影響，她希望像其母那樣，隱忍現有的婚姻關系，同時在周圍找到自己的相好；第二部第六章是素芳轉述其母的家史敘述視角，提示素芳在思想意識上與其母的接近之處，她們思考自身命運的主要關注點是素芳父親被兩家富戶步步設套以至傾家蕩產，她們自主的人生停頓于此刻，此后有相當程度的自我放棄，素芳父親的敗亡成為她們自主性喪失和自我放棄的理由或借口。第一部第十八章歡喜的視角，把握的只是素芳受欺凌的一面，第二部第五、六章寫周圍的人不理解素芳在公公王瞎子去世之后痛哭的原因。柳青的這種敘事者視角與交互視角存在落差的安排，是一種耐人尋味的布局。素芳在解放后仍然受到夫家的禁錮與姚士杰的欺凌，只是其中一個方面，素芳的自主性喪失的關鍵在于對其父悲劇在其人生中位置的認識。王瞎子去世是其禁錮解除的第一步，素芳的自主性重建，需要超越對其父命運另一種可能的想象。正如當年兩家富戶不會自動放棄對其父的圍獵，現在姚士杰也不會因為合作化進程而自動放棄對她的欺凌。“兩條道路的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機，她意識到共同富裕道路相對于解放前富戶設局陷害其父的優越性，自信“入了燈塔社要好好勞動，不只過好日子，她還要給大伙好印象”，在思維方式上，“盡量往后思量了”，“讓從前的事過去吧”（498-499），逐漸將改變命運的重點放在自身的努力之上。柳青細致入微地敘述素芳的轉變過程，呈現了自主性重建的難度，指出了“兩條道路教育”對于自主性重建的重要作用。
《創業史》被譯為多國文字
由此可見，《創業史》敘述個人史的多角度交互視角，創造性地發展了《史記》的“互見法”，將散見于不同章節的多角度敘述用于表現多面人物的復雜性及其自我沖突。就像這些多角度交互視角呈現了相關人物的社會網絡一樣，基于不同視角的敘述的“互見”，不只是簡單的互補和疊加，還可以構筑包含豐富的言外之意的意義空間。
（三）“團結郭振山”是否一廂情愿：政治競爭者的觀察能力與政治能力
因為有眾多交互視角的存在，有的人物的視角在《創業史》中相對突出。梁三老漢是其中不乏洞見的冷眼旁觀者，這是他容易被忽視的重要特點。小說第一章即是以梁三老漢的視角掃描第五村，敘述第五村的簡要村史，敘述改霞、郭世富、郭振山、郭二老漢的個人史，以及他對姚士杰的判斷，敘述村里人對其繼子梁生寶的議論。他留意觀察第五村的情況，主要動力來自于對梁生寶事業的面冷心熱的關心。
從一開始，他一方面抱怨梁生寶不管家里事情，另一方面留意人們對梁生寶互助組事業的反應。第十七章梁三老漢因梁生寶互助組進終南山有風險，找下堡村鄉政府盧支書談話，分析互助組中有哪些人“不實心”，顯示其觀察是面向全局的，有片面的深刻性。在他理解了梁生寶之后，更自覺地通過自己的觀察來提醒和幫助梁生寶，例如，小說多次提及梁三老漢坐在角落觀察會議中不同人的反應。從這個角度看小說中的人物，可以看出哪些人物深諳人情世故，比較老練。“蛤蟆灘三大能人”（356）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的共同特點是偏好觀察眾人反應。例如，郭世富在一些關鍵時刻稱病不出門，但保持對村莊情況的高度關注。
第二部第一章開篇即寫郭世富、楊加喜、虎頭老二孫興發、草閻王郭振云等中農在“閑話站”的聚會，交流對全村的觀察，他們談論馮有萬、郭秋霞、梁生寶等合作社的骨干，以及與梁生寶談對象的劉淑良，將郭振山視為“有資格、有本事同燈塔社較量的”唯一領頭人。梁生寶的堂兄梁生祿后來也是參加“閑話站”的重要人物，在終篇的梁老大牲口事件中不動聲色地捅下關鍵一刀。這一章與第一部第一章遙相呼應，有著類似的結構功能，梁三老漢留意的主要是可能成為梁生寶對手的人物，而聚會的中農們留意的主要是他們視為對手的燈塔合作社的骨干。兩卷的第一章都在描述村莊政治形勢圖，兩卷這兩章恰成對比，第一部的觀察者是梁三老漢，第二部的觀察者則換了陣營，成了在“閑話站”聚合商議的中農們。這是柳青言微旨遠的精心布局，有利于迅速展現“兩條道路、農民中兩種思想傾向的斗爭”的基本格局。
相對而言，從敘事者的敘述看，梁生寶反而不像梁三老漢、郭世富等人那樣經常觀察和揣摩村莊方方面面尤其是對立面的情況和態度。但敘事者指出，梁生寶是個“心回腸轉”（211）的人，盧支書引用下堡村的人對梁生寶的共同評價，認為“生寶骨血是渭北人，心術是梁三老漢的心術”（227）。同時，柳青也確曾指出，舊勢力的幾個代表人物是“老練的”，而梁生寶既是“年輕的、單純的，他被形勢所逼，站出來在這場斗爭中掛帥”24。梁生寶究竟是單純的，還是老練的？從這些提示來看，梁生寶的性情并不簡單。梁三老漢和高增福等人對村內人事上的風險有所提醒，但他未及全面思考，例如，高增福在燈塔社即將成立之際，反映郭振山、楊加喜等人的暗中杯葛，梁生寶意識到自己“光看見革命，沒看見復雜”（543）。看起來他的視野還有明顯局限，對上中農群體復雜情況的把握有所不夠，但他的一些頗為獨特的觀點顯示，他并不是沒有琢磨村里各類人物的具體狀況，而是似乎別有一種分寸感。例如，梁生寶與高增福討論是誰“指教”了孫水嘴，點出燈塔社飼養室的弱點（可能的攻擊點），梁生寶認為姚士杰和郭世富都有這個眼光，未必是郭振山。（650-651）這一分析，究竟是梁生寶一廂情愿地從好處想郭振山？還是他對具體情況有更深的認識，有自己的獨特拿捏，即雖然“三大能人”可能或正在合流，但郭振山與姚士杰之間仍然存在矛盾，仍有不同（郭振山對燈塔社的嫉妒還沒有演變成仇恨）？
柳青既然明確地給出了提示，梁生寶既有眼觀八路的“心術”（老練），又有相對單純之處的特點，我們不必再簡單地認為這是梁生寶對郭振山的一廂情愿的良好愿望。這個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在于梁生寶究竟是單純還是老練。梁生寶并非簡單的有鮮明立場的人物，而是胸中有丘壑、對道路之爭具體狀況有層次感和分寸感、正在歷練中的鄉村政治家。梁生寶對馬匹被“暗算”的風險的看法，就是他對身邊的道路之爭和人事關系的分析和拿捏。他的判斷，看起來有點像為自己團結郭振山找理由，又像是準確地把握了郭振山仍是可以爭取的對象的特點。也就是說，梁生寶不僅有觀察視野和觀察能力，還有較為特別的看問題的角度，他在面對和處理自己與郭振山的道路分歧與政治競爭時的分寸拿捏，是與他觀察和分析周邊狀況的分寸拿捏相匹配的。
《創業史》第一部最初連載于《延河》雜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當我們把那些不同的片段和信息拼合在一起，可以發現，梁生寶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對郭振山的傾向有清晰的把握，明知自己處于走不走合作化道路的政治斗爭之中，面臨郭振山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競爭和杯葛，但一直堅持爭取團結郭振山。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對郭振山的態度意味著什么？敘事者在不同情境下反復地敘述梁生寶對郭振山的這一態度，有何含義？理解這種努力，是理解梁生寶這一角色的關鍵，也是深入理解《創業史》的關鍵。
隱蔽的沖突與面對面的爭論：
柳青如何敘述圍繞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之爭
《創業史》對于“兩種制度的斗爭，兩條道路、農民中兩種思想傾向的斗爭”的敘述，既涉及鄉村組織人事層面的斗爭，也涉及思想辯論和政策辯論層面的斗爭。小說敘述的沖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表面平靜、實際有一定強度的沖突，這是第五村的主要沖突形式；一種是小范圍、面對面的分歧、批評或辯論，這是縣區鄉黨政領導層的主要沖突形式。
如柳青所指出，發生在第五村的兩條道路之爭的特點是，看上去沒有激烈的正面沖突，其實沖突是針鋒相對和尖銳的。一個村莊之內很容易發生正面沖突，但第五村的黨內斗爭并沒有以這種形式展開。這種沖突與斗爭的特點，突出體現在圍繞梁生寶與徐改霞之戀以及引發燈塔社危機的梁大老漢賣馬事件的隱蔽政治算計。影響第五村斗爭風格的關鍵人物是郭振山與梁生寶。梁生寶在明處組織合作互助，郭振山在暗處布局。這兩件事情，都不是關系生死的大事，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糾葛，但與合作化運動糾纏在一起，帶有道路分歧與斗爭的特點。縣區鄉黨政領導層圍繞第五村合作化進程的沖突，主要以公開的批評和辯論的方式展開。從沖突的輕重程度看，這些矛盾帶有“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
1. 從含蓄到直白：破壞生寶—改霞之戀的敘述
梁生寶與改霞的戀情雖是個人問題，但事關第五村政治格局。《創業史》第一部的筆法深得《紅樓夢》的精髓，寫得不動聲色，與第五村表面上平靜、實則暗流涌動的沖突狀況相得益彰。
郭振山預見到能干的改霞與梁生寶的結合將使梁生寶如虎添翼，對其在村莊中的位置形成更大的威脅，因此要設法阻止兩人的結合。他的阻止方法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棒打鴛鴦”，而是采用一種看起來合理和有利的建議，“指引一個生活的新天地”，引導改霞選擇到城市工廠去工作的人生道路，引導改霞她媽同意改霞離開村莊，“參加國家建設”，“頂天立地，出外頭闖世界去”（44-45）。他預見到，一旦改霞選擇進外地工廠，她與梁生寶就不再可能結合。事實上也是如此。小說還敘述了郭振山猜度梁生寶“想當勞動模范”，“想上省、進京，和毛主席見面”（418），提示了郭振山這種想在前面、懷有妒意的習慣。
第二部揭開了郭振山這一算計的“底”，對郭振山的暗中引導和攪局既有暗示，也有明示。暗示的一處是第十八章歡喜他媽與生寶他媽的一次對話，談及改霞將從城里工廠回村，歡喜他媽指出改霞與生寶“關系深遠著哩”，生寶他媽反問，“既是這樣，改霞后來為啥又進了工廠呢？”隨后的對話即有提示：
“可不呢？”歡喜他媽也奇怪，“大伙就是摸不清這個底兒，因此上覺得怪可惜的。難道這婚姻里頭還有人攪嗎？……”
“不會的！”生寶他媽堅決地說，“不會的！誰為啥要攪這婚姻呢？沒來由的事嘛！”（632）
第十七章則借郭振山到改霞家探聽虛實時的心理活動的敘述，明示了郭振山為何引導改霞到外地工廠去。改霞他媽其時抱怨郭振山“把俺娃哄騙走”（616），兩人已經疏遠，傳聞改霞將回村，他到改霞家“去摸摸底”，認為“這不是和他沒關系的事呀……”（614）。此事與他本無關系，但他認為有關系，原因就是與他在村莊政治中的位置有關系。郭振山與改霞他媽交談時的心理活動，更為明確的交待了他在這件事上的手腕：
改霞沒對我提說過她和生寶的婚姻問題。你也沒給我提說過這層事。我沒給改霞說過不要她和生寶結婚的話。我給誰也沒說過這話！給俺屋里娃他媽也沒說過！我沒說過破壞旁人婚姻的話。我只是勸說她住工廠，我怕啥？……要怪我，你們拿得出一句話的證據嗎？嘿嘿……我郭振山也不是傻瓜，說話沒一點把握！（618）
嗯！要是改霞不回工廠去了，和生寶結了婚，一塊辦他們的燈塔社，我郭振山也不心慌。我郭振山沒對她改霞說過一句生寶本人的壞話。她改霞不能在我的好肉上生蛆！就是這話！（619）
這兩段話通過郭振山的否定式的自我陳述，逼真而清晰地寫出了他“破壞旁人婚姻”的目標與“上屋抽梯”的計謀。他看起來沒說“破壞旁人婚姻”的話，但做了破壞的事，一旦改霞離村成定局，即意味著上屋之梯的自動消失，生寶與改霞的結合也就破局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郭振山的誘導方式，他是光明正大地利用既有政策進行，可以講出一番令人信服的大道理，以此作為實現陰暗或扭曲的目的的路徑。改霞確實也認為這是郭振山的關心與指導，是為她考慮。一般而論，改霞選擇進工廠的人生道路，無可厚非，以往關于改霞形象的討論對這一點多有論及。這一策略是在共同體內公開的沖突情境之下出現的，是一種常見而重要的博弈方法。郭振山采用策略引起的反應，顯示其策略的適應力、影響力與隱蔽性。單看第一部，雖然柳青亦有暗示，并不容易讀出郭振山的上屋抽梯之計。25
第二部第十五章還通過梁生寶對與劉淑良結合的權衡，從梁生寶一面，指出了梁生寶與改霞婚姻對農業合作化事業與村莊政治的影響。他對劉淑良的考慮是，蛤蟆灘還沒來得及培養出一個婦女帶頭人，劉淑良有在外村領導互助組的經驗，“只要她一到燈塔社，肯定是大伙擁護的婦女帶頭人”，但問題是，“男主任和女主任一家里，也不好辦”。雖然當時改霞已離鄉一年多，他仍然很自然地想起：“改霞倒是蛤蟆灘的土壤里生長起來的。要是生寶和改霞結婚，同時都當一個農業社的領導，也不需要考慮遠近的人有什么非議”（604-606）。梁生寶的這一考慮，正是郭振山所擔憂的。這一章也指出，郭振山并不是沒有言語上的干預，他的言行事實上已經讓梁生寶感到壓力，而與改霞保持距離，他對自己說，改霞“和我接近過，可她和郭振山同志更接近嘛。……我梁生寶不能為了男女問題，叫郭振山同志說長道短”（606）。柳青認為梁生寶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是這個英雄人物的缺點。26
郭振山的上屋抽梯之計能夠奏效，一個重要原因是生寶與改霞處理戀情的方式。郭振山的“上屋”理由有其合乎情理之處，他并未采用強迫手段，如他找改霞他媽“摸底”時擔心的，改霞也可能重新回來與生寶結合。《創業史》敘述生寶與改霞的戀情主要是在第一部，自第一部發表以來，他們的戀情一直是研究者和讀者討論的重點議題。此卷敘述的兩人戀情，帶有《紅樓夢》賈寶玉與林黛玉戀情你猜我我猜你、欲說還休的特點，這也是容易引起讀者共情之處。兩人感情萌生于改霞有婚約而生寶有童養媳的受制約階段，欲說還休的交流習慣有形勢所迫的原因，也反映兩人單純、善良的性格。
值得注意的是《創業史》描寫兩人戀情的風格變化，第一部含蓄，而第二部較為直白，柳青通過郭振山與梁生寶的內心獨白，明確揭示了生寶—改霞戀情與鄉村政治的關聯。這種風格轉變，可以看作柳青對于此前批評界關于兩人戀情、改霞形象塑造等問題的爭論的一種回應，他事實上指出了，在第一部中，兩人的戀情并不只是簡單的戀情，而是牽動著農業合作社發展和道路之爭的問題。柳青在《藝術論》中指出，“時間檢驗文學作品，同時檢驗文學評論”，他坦承，“不是為了寫戀愛而寫改霞，是為了寫梁生寶而寫改霞”27。由于梁生寶在道路之爭中的關鍵位置，也可以說，是為了寫道路之爭而寫改霞，這一形象折射出道路之爭的深度和特點。
柳青在第二部中直白地指出生寶與改霞之戀的政治意涵，也顯示，無論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還是對這一運動及其間斗爭的敘述，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其中的沖突與矛盾會越來多地釋放出來。隨著沖突與矛盾越來越密集地出現，沖突的不同方面都逐漸加大行動的力度。柳青寫作《創業史》，不是做事后的觀察者，而是像記者一樣，敘述正在發展中的社會進程，只不過表現形式不是新聞報道，而是小說故事。第一部中的生寶與改霞之戀主要是純情的，在爭奪村莊合作社運動領導權的沖突展開之后，這一戀情牽動的復雜要素會迸裂出來，第二部敘述戀情的風格轉變顯示了這一形勢變動的趨勢，有其不得不言、不言不快之處。雖然生寶與改霞的戀情破局了，但生寶與劉淑良的戀情以更有爭取政治主導權力意識的方式展開。郭振山擔憂的問題仍然存在，沖突事實上將蛻去個人戀情玫瑰色的一面，威脅更為直接，沖突變得更為尖銳。柳青通過梁生寶戀情走向及其關聯因素的描述，呈現了爭奪鄉村政治領導權斗爭席卷各個層面的趨勢，斗爭本身也帶有越來越多的官僚政治斗爭的特點。
2. 伏線千里的筆法：乘虛鼓動和輿論造勢的敘述
戀情問題的敘述直白化是第二部的局部現象。此卷關于梁大老漢賣馬事件的敘述，仍然比較含蓄，相關細節伏線千里，遙相呼應，與第一部的敘述筆法保持了連貫性。
梁大老漢賣馬事件的直接起因是白占魁搶著趕大車去黃堡鎮糧站拉五百斤黃豆，白占魁不愛惜梁大老漢家交到燈塔社的大黑馬。這一起因有其偶然性。梁大老漢郁積于心，先是借馬碾米不成，后來私自牽馬到黃堡鎮賣，性情急躁的生產隊長馮有萬到鎮上奪韁繩，梁大老漢倒地，成為影響燈塔社的“突發事件”。賣馬事件的進展仍有偶然性，并非事先有劇本的刻意布局。但此一事件成為燈塔社的一次危機，與“蛤蟆灘三大能人”相互呼應的布局有關，尤其是步步為營、因勢賦形的輿論造勢有關系。從總體上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事件往郭振山一方期待的方向演變，也是因為這一原因，在縣上參加互助合作代表會的郭振山聽到代表們討論此一事件時，感到“唯有自己是下堡鄉的一個強有力的人物”（755）。他的自我定位超出了第五村，變成了下堡鄉，可見相當自得。
第二部的主要敘事線索是燈塔社事件的步步醞釀，其中主要環節看起來與燈塔社事件沒有直接關聯，但都是重要的鋪墊。其一，郭世富、楊加喜、梁生祿等上中農在“閑話站”聚集商議，奉郭振山為領頭人。小說第一部第一章從梁三老漢視角寫郭世富新瓦房架梁，已經暗示郭振山與郭世富、姚士杰的合流趨勢。28“三大能人”之間有矛盾，但在破壞燈塔社方面有共同目標，第二部中開始形成對抗燈塔社的集團。第二部開頭即寫“閑話站”，強調了“閑話”在“三大能人”政治運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楊加喜、孫興發、郭振云、孫水嘴等人傳播“閑話”的角色功能。在生產和傳播“閑話”的過程中，郭振山并未出場，但一些“閑話”議題隱約顯示其存在。姚士杰在馮有萬推倒梁大老漢的時刻，浮出水面，編造“閑話”。有些“閑話”就是謠言，例如，燈塔社很快會垮臺的謠言，對梁大老漢有深刻影響。他們的“閑話”傳播包含了有謀略、善于借勢的算計，每每在關鍵節點推波助瀾，形成輿論氛圍。他們先是傳播燈塔社很快會垮臺的謠言，制造總體氣氛；然后找準主攻點，在牲口上做文章，抓住燈塔社飼養室空間小的弱點，評說飼養室氣味大，增加上交好牲口的富裕中農的焦慮感；在白占魁趕大車不愛惜大黑馬的事情發生后，添油加醋，起哄架秧子；馮有萬“推倒”梁大老漢事件發生后，加強攻擊燈塔社的造勢，斷言“雞毛飛不上天，窮鬼辦不成社”。柳青并沒有刻意明示“閑話”、流言和謠言造勢在道路之爭中的作用，這些細節分散在各處，需要從敘述道路之爭的角度重新加以梳理。
其二，郭振山一方的目標非常明確，不是要通過競爭超過燈塔社，而是不惜通過陰招搞垮燈塔社，但這些陰招不是留下把柄的犯罪行動。燈塔社很快會垮臺的謠言，表達的即是他們的目標。他們的基本方法是找準燈塔社的弱點和突破口，利用燈塔社內部的弱點，使之成為打擊燈塔社的工具。姚士杰看到燈塔社的章程之后，意識到燈塔社能辦成，要破壞燈塔社，需要“對社里的牲口下手”（595）。梁生寶了解到有陌生莊稼人抓起槽里碎草細盯，意識到其中可能有風險，要求“防人之心不可無”，提醒生產隊長和飼養員“農業社有眼睛看不見的敵人”（596）。梁生寶與高增福討論孫水嘴對燈塔社飼養室弱點的非議，高增福認為這一非議背后“有高人指教”，并認為是郭振山，梁生寶則認為，姚士杰和郭世富“一個狐貍一個狼”，都有這個眼光（650-651）。孫水嘴與郭振山、郭世富交往密切，敘述者通過梁高兩人的討論，顯示“三大能人”可能在突破口的選擇上取得了共識，為在飼養室牲口上做文章造勢。只要飼養室的弱點廣為人知，牲口一旦出問題，可以歸咎于飼養室的弊端。梁生寶警示之后，飼養室會提高警惕，這樣需要尋找其他機會。從燈塔社牲口著眼，“三大能人”進一步的突破口是梁大老漢及其大黑馬。梁生祿靠近“閑話站”，讓郭世富等人看到了突破燈塔社的“缺口”。與郭振山以“上屋抽梯”之計將改霞推向外地不同，在梁大老漢計劃離鄉投奔在軍隊的小兒子梁生榮之時，郭世富引導梁生祿留住他父親，要點是“人活六十不遠行”（665）。
白占魁過度使用大黑馬有偶然性，但如果沒有郭世富等人通過梁生祿事先在梁大老漢那里造勢，傳播燈塔社將垮臺的謠言，渲染飼養室不利于牲口，激起梁大老漢對大黑馬的焦慮，梁大老漢的反應模式未必過激。在已有氛圍的基礎之上，郭世富等人能夠利用偶然出現的機會，迅速展開挑撥離間的造勢，推動事態的激化。第二部對這些層層推進的布局的敘述比較含蓄，如果從道路之爭的角度重新勾連，其中的聯系尤其是“閑話”造勢，是比較清晰的。這種含蓄的敘述方法，暗示郭振山一方的造勢與布局帶有隱蔽性。
其三，利用梁生寶和區鄉干部去縣城參加三級干部會和互助合作代表會的機會，高增福、馮有萬和飼養員任老四等人相對缺乏經驗，乘虛推動燈塔社內部矛盾的激化。雖然郭振山跟梁生寶一起開會，沒有參與那幾天梁大老漢賣馬事件的推動，但郭世富亦有策動能力和經驗，“閑話站”的幾位主力仍然是骨干。性情急躁的生產隊長馮有萬在黃堡鎮“推倒”梁大老漢之后，姚士杰在人群中演繹事件和推動傳播，強調梁大老漢依仗軍屬身份鬧事，美化梁生祿“把馬入了社”，是此次“輿情事件”的重要推手（719-721）。
《創業史》第二部尚未修改好，柳青即因病辭世，但郭振山一方杯葛燈塔社過程的敘述是完整的。柳青曾指出梁生寶與《狠透鐵》中的老監察（狠透鐵）之間的關聯，狠透鐵“那股忠誠和頑強勁兒，我在長篇里用另外一個名字寫著”29。《狠透鐵》寫了一個“紅馬事件”，狠透鐵因此卸任大隊長，此前一直給他穿小鞋的副隊長王以信（類似于郭振山）升任隊長。比較這兩個故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第二部敘述的偶然“突發事件”發生的必然因素。其一，王以信與“蛤蟆灘三大能人”都是擅長編造流言的造勢高手，那些流言往往帶有部分真實性，理由往往冠冕堂皇，他們將傳播流言的輿論造勢作為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包括貶低和攻擊合作化領導者。“紅馬事件”并非王以信使壞的結果，狠透鐵耽擱拿藥有一定責任；梁大老漢賣馬事件也有馮有萬等人缺乏應急經驗的原因，也不是郭振山一方刻意謀劃的事件，但郭振山一方長期造勢、布局與抓住時機挑撥離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斗爭局面有所不同。《狠透鐵》的“紅馬事件”是狠透鐵在小說開頭的挫折，但他無所畏懼，堅決與王以信一方斗爭，擔任大社監察委員，在鄉黨委高書記的支持和指導下，揭露了王以信等人偷盜糧食的問題，重新當選生產隊長。《創業史》第二部結束于郭振山一方造勢布局、乘虛挑起燈塔社內亂之時，也是燈塔社及梁生寶遭遇重要挫折之時。按照小說敘述，不像王以信，郭振山一方并沒有犯罪行動。柳青去世前與死神賽跑，感到自己可能無法完成第三卷，將第三卷部分內容提前寫入第二部。第二部結尾部分寫了燈塔社群眾的回應，梁生寶的回應尚未出現，但小說已多處寫到梁生寶對郭振山走另一條道路的應對態度。郭振山一方處于攻勢，燈塔社多有被動之處：這一形勢，可能是一時的挫折，也可能是一種趨勢。梁大老漢賣馬事件之于梁生寶和燈塔社，固然像“紅馬事件”之于狠透鐵一樣，會是一次大的挫折，但并不至于終結其政治努力。30
《創業史》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3. 合作化的道路之爭：領導層的分歧與當面討論
《創業史》敘述了從縣到鄉的領導干部關于梁生寶互助組及燈塔社的分歧與爭論，這是柳青所說的兩條道路、兩種制度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分歧和爭論的主要問題是，農村合作化應當如何吸納在經營上有長處、但傾向于走自發道路的中農階層？以縣委書記為代表的看法是，中農在農村中占據優勢，應當由中農階層領導合作化運動。以樊鄉長為代表的看法是，應當對中農群體（尤其是在黨的領導下從貧農變成中農的人們）進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和斗爭，推動他們認同和參加合作化。縣委楊副書記、區委王書記、鄉政府盧支書和梁生寶等人處于中間的位置，認為應當依靠對合作化有自覺的貧農和中農，同時對傾向于自發道路的中農或貧農保持耐心，“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在辦好合作社的基礎上逐漸說服中農。
第一部已經暗示了縣委書記與副書記的分歧，敘述了區委書記王佐民與鄉長樊富泰的分歧。第十六章寫梁生寶在黃堡區區公所與縣委楊國華副書記與區委王佐民書記的交談，楊書記不指名地批評了“有些指導斗爭的同志”，認為他們主要在字面上理解文件，“硬是不到群眾里頭去請教”，錯誤地批評貧農組，錯誤地認為應當糾正互助組只有貧農沒有中農的偏向（213）。第二十六章通過縣里派到蛤蟆灘的農技員韓培生的視角，寫出了縣委陶書記“沒有中農參加，互助合作運動是搞不起來的”的意見與歡喜轉述的區書記王佐民“團結中農，……并不是叫俺互助組遷就中農，巴結中農”的意見之間的分歧（376）。第二十七章寫韓培生與王佐民溝通后對互助組與富裕中農問題的再思考，根據在第五村的實地了解，他覺得王佐民的看法有道理，但又相信縣委陶書記的話絕對正確。參照第十六章楊國華、王佐民與梁生寶圍繞此一問題的詳細討論，陶書記與王佐民的分歧事實上也是陶書記與楊書記之間的分歧；楊書記在十六章的不點名批評，至少包含了對縣委書記陶寬的批評。第一部對領導層分歧的敘述是比較含蓄的，需要前后聯系才能看出其中的暗示，第二部的敘述更直白。
第十六章通過梁生寶的批評，寫了下堡鄉鄉長樊富泰對走自發道路的中農持強烈批評態度的傾向，梁生寶和王佐民都認為樊鄉長的做法過激，認為對中農不能采取“強迫命令”的辦法，需要采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方法（214-218）。31在第二部中，柳青進一步通過下堡鄉書記盧明昌與鄉長樊富泰的爭論，提到樊富泰“說梁生寶軟弱，不敢和郭振山面對面斗爭”（517），清晰呈現了當時領導層在如何與富裕中農的自發意識做斗爭方面的分歧：樊富泰鼓吹“面對面斗爭”，只是其中一種看法；盧明昌、楊副書記等人并不認為需要“面對面斗爭”，再次強調了第一部中的觀點。這一敘述間接回應了第一部發表之后文學批評界認為“面對面斗爭”寫得不夠的批評意見，折射了柳青堅持自己看法的態度。32
第二部還寫了縣委陶書記與楊副書記之間暗藏機鋒的面對面溝通（有溫和的爭論，也有務實的協調）、楊副書記對縣委派的工作組組長魏奮的當面批評。這些黨內溝通或批評呈現的分歧，既有政策層面的，也有組織人事層面的。思想、政治路線和政策層面的辯論，主要議題是如何處理農業合作化與富裕中農的關系，縣委書記的看法是，無論是互助組還是合作社，必須有中農的參加，否則搞不好；楊副書記、王佐民和梁生寶等人的看法是，如今中農與貧農的矛盾大，得貧農們先把互助組做起來，然后再想辦法團結中農。組織人事方面的分歧，主要是燈塔社是否成熟，第五村的合作化運動應該由郭振山還是梁生寶領導。工作組組長魏奮最初直接向縣委書記匯報的批評梁生寶和肯定郭振山的信息和意見，顯示了郭振山方面的影響，此一情節接近于《狠透鐵》中王以信對工作組曹同志的信息屏蔽和影響。農技員韓培生的視角含有張力，內涵豐富，他在實踐中不斷思考已有的分歧和爭論，從傾向于縣委陶書記的看法，轉變為傾向于楊副書記的看法，為魏奮了解第五村尤其是梁生寶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意見，魏奮由此及時調整了自己的看法。可以想見，梁老大賣馬事件發生，以及在大會上的輿論發酵，組織人事方面的問題很可能在縣委領導層的討論中再次提出。
領導層分歧或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合作化道路的階級基礎問題，即合作化道路的主力究竟應該是貧農還是中農？黨對合作化道路的領導主要依靠農民階級中的哪個階層？縣委書記傾向于主張由中農來主導農村的合作化。這一主張的主要理由是中農群體占多數，更有致富和領導的能力；問題是中農未必愿意走合作化道路，很可能的局面是合作化三心二意，然后不了了之。縣委楊副書記等人主張由貧農來主導農村的合作化。這一主張的主要理由是貧農是對于合作化道路真正有需求、有愿望、有自覺性的群體，在黨的領導下也有能力組織起來；雖然中農有能力，但缺乏走合作化道路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有意思的是，發生爭論的三級干部都不認為他們之間的爭論是“面對面斗爭”。樊富泰批評盧明昌不與郭振山做“面對面斗爭”。盧明昌在處理第二次“活躍借貸”時，對郭振山做過相對溫和的批評，指出他與開磚瓦窯的私商韓萬祥“有拉扯”。但盧支書與樊鄉長討論時，沒有以此證明自己對郭做過“面對面斗爭”，來反駁樊鄉長，也就是說，他并不把自己對郭的批評視為一種“面對面斗爭”。盧明昌與樊富泰的爭論也是面對面的討論，但他們同樣不認為這種討論是“面對面斗爭”。楊副書記在王亞梅（縣委書記夫人）等人在場的會上批評魏奮沒有跟區鄉溝通，直接向上面（陶書記）匯報不準確的信息，是小范圍開誠布公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們也不認為這種上級對下級的批評是“面對面斗爭”。這些爭論是黨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內組織生活中帶有道路之爭特點的爭論。它們都是一對一或者小范圍的對話，是黨內政治生活的擺矛盾、紅紅臉，涉及到的問題則是第五村道路之爭中的核心問題。干部們不將帶有道路之爭特點的黨內爭論視為“面對面斗爭”，反映了領導層對內部爭論的自我認識：他們傾向于將來自黨內同志的不同意見或批評，視為黨內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的一種常見的正常狀況；他們能夠心態平和地面對不同意見與批評，可以將爭論與個人利益區分開來，能夠將爭論和批評控制在“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面對面斗爭”的范圍。
值得注意的是，楊副書記與陶書記之間關于燈塔社工作安排的溝通，雙方都知道相互之間存在分歧，對話過程中含蓄表達各自態度，達成協調雙方意見的方案。正副書記的溝通情境有接近于梁生寶與郭振山的溝通之處，都是位置稍低的同事跟稍高的同事的溝通，但楊副書記的溝通方式提供了保持尊重同時明確表達態度的范本。陶書記認為，不能因一時認識模糊否定郭振山，也不能因梁生寶一時表現突出而估計過高，楊副書記的回答是“道理是完全正確的，事實是怎么樣，現在還難說”，同時問書記，“現在，你說燈塔社怎么辦吧？能下馬嗎？”書記退一步，提出燈塔社推遲一年成立的方案，到時再決定究竟由梁生寶還是郭振山掛帥，楊副書記則問“要是不能說服群眾呢？老陶，縣委已經批準了。社名字也叫出去了。”陶書記再退一步，提出的方案是，區政府要把包袱背起來，“多出點力，不要依靠縣上”（535-536）。楊副書記尊重陶書記，又以合適方式提出不同意見，一步步“推動”喜歡坐辦公室看材料、不重視了解實際情況的陶書記不斷修正決定，這種“推動”既是因勢利導，也是通過陳述限制條件，迫使書記提出相對合適的方案。
避免“面對面斗爭”的“自我犧牲精神”：
一二部的差異以及第二部對第一部評論的回應
《創業史》主要寫了兩種與道路之爭有關的沖突：一是合作化運動組織與暗中杯葛此一運動的人民內部矛盾，它是第五村道路之爭的形態，雖然缺少面對面斗爭，處于較為隱蔽的狀態，但強度并不低。郭振山一方的暗中運作，主要不是“自愿”與否的問題，而是有主動的攻擊性；這種攻擊性不是來自不“自愿”，而是來自于重建農村不平等關系的愿望，例如多買地，成為擁有更多地的富農。二是基于黨內政治生活原則與同志關系的小范圍公開爭論和批評。領導干部之間的分歧與爭論是坦誠的、公開的，主要是同志之間的看法交流，基本沒有出現類似于郭振山那種玩弄權術的斗爭。它是縣鄉三級干部中的道路之爭形態，既是一種常見的日常工作溝通，也是一種當面的道路之爭。
這兩種矛盾都被認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它們有隱蔽含蓄與公開直接的差異，共同之處是，都試圖與“面對面斗爭”保持距離。第五村的道路之爭在面對面的空間中發生，但沖突的節點事件不是生死大事，更接近日常的矛盾，斗爭的形式也是含蓄和隱晦的，梁生寶拒絕進行“面對面斗爭”。33三級干部中的道路之爭是當面的辯論與碰撞，但參與者都不認為這些斗爭是“面對面斗爭”。
這兩種道路之爭形成了一種自發道路有著一定優勢的氛圍，梁生寶面對這兩種道路之爭的態度，可以反映出這一氛圍的基本狀況。
（一）避免“一個村唱兩臺戲”：兩種政治生態的差異與梁生寶的態度
第五村道路之爭的特點，既與郭振山一方暗中運作的做法有關，也與梁生寶的應對方式有關。梁生寶在第五村的政治生活中，可以采取縣區鄉三級干部們那樣的工作方法，在與郭振山的溝通過程中多做一對一的、面對面的、開誠布公的討論，但他并沒有這樣做。
梁生寶希望避免出現“一個村唱兩臺戲”的分裂局面（488），同時，“迫不得已的時候”，他準備著和郭振山正面沖突（419）。基于維護團結的目標，梁生寶認為，與郭振山正面爭辯，不是好的方法。他避免在同村人那里留下兩人分裂的印象，無論在互助組和燈塔社的骨干成員面前，還是在其繼父之前，都是如此。梁三老漢指出郭振山的自發意識，他笑而不言，“他不在繼父面前，評論村里另一個黨員的長短。他再辯論下去，不僅沒有意義，反而還會弄壞。”（104）對馮有萬，他“照例謹慎”（108）。
小說借盧明昌對樊富泰的批評，肯定了梁生寶這一方法的合理性。盧指出，要是梁生寶聽樊的話，“今天和他爹面對面斗爭，明天和郭振山面對面斗爭，后天和郭世富面對面斗爭，蛤蟆灘的群眾能像現時這樣信服互助合作好嗎？”（517）。
梁生寶對第五村政治生態與領導層政治生態的區別有一個觀察，他在與楊副書記和王佐民交談時想到：“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純潔的感情；而莊稼人之間的感情，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與人之間利害關系的庸俗人情嗎？”（207）《創業史》對這一政治生態差異的敘述，可以理解為描述了兩種不同的政治生態類型。三級領導層代表的政治生態類型是，存在超越私有財產意識的同志感情，可以在小范圍乃至黨內組織生活中坦誠地爭論，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爭論與批評沒有明顯演化成基于個人利益的權力斗爭。第五村代表的政治生態類型是，道路之爭與基于個人利益算計的權力斗爭深刻地糾纏在一起，缺乏基于同志感情的正常黨內組織生活，很難展開坦誠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與爭論會加劇分裂；即使刻意避免分裂，爭權的暗斗同樣會破壞發展中的合作化運動。
這兩種類型的政治生態在不同地域、不同領域、不同層級都可能出現。如果說第五村會因為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公開爭論而分裂，那么，縣區鄉三級干部之間含有道路之爭內容的爭論，是否會導致三級黨政部門的分裂？這是《創業史》敘述中隱含的重要矛盾。讓梁生寶“大膽暴露思想”（212）的縣委楊副書記尊重而不失原則地與陶書記交換意見的做法，提示了梁生寶處理與郭振山分歧的方式的部分理由，即黨內生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需要分場合和情境的。
梁生寶避免與郭振山當面爭辯和分裂的做法，包含了直面障礙、感化同志的良好愿望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寧愿自己被杯葛，也堅持通過組織農業合作化的行動而非言辭，來“爭取”郭振山成為告別自發意識、贊成合作化的領導者。他對郭的手腕并非毫無預見，明確意識到“他和郭振山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斗爭”，但“他還是要竭力控制自己，不要使斗爭發展到直接的沖突。他決心以互助合作的成功，促使郭振山認識自己的錯誤”（419）。他對郭振山猜度他“對互助合作熱心的，當然都是為了當勞動模范”非常厭惡，忍而不言，當時想到了可能遇到挫折（“在湯河上絆了一跤”有其引申之意），但他的思路是，“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什么時候毀了自己，什么時候拉倒！一切都豁出來了。拼到底，失敗了，給旁的同志做吸取教訓的材料！”（418）
這是有預見性和遠見的宣言。其一，梁生寶看到了，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進程中的中上農問題將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傾向自發道路的人們的主要特點，一在于是否“自愿”參與合作化運動，二在于強烈的經濟擴張（例如土地兼并）訴求，會轉化為推動道路之爭激化的重要力量。其二，他了解郭振山與他之間的政治競爭，但他對于合作化運動的組織很有自信，知道郭振山對于合作化運動并無興趣，做的也不是真的合作化，郭振山的競爭或者杯葛，主要出于對擁有更多土地以及獲得政治權力的熱情，而非推動合作化運動的熱情。他的政治判斷是，無法斷然以“面對面斗爭”的方式來處理中上農乃至富農問題，需要有長期的耐心，重點是做好黨內有自發道路傾向的同志的工作。其三，梁生寶的“自我犧牲”準備，反映出自發道路及其“汪洋大海”在基層形成了一種占有優勢的氛圍。而且，面對自發道路的主動攻擊，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或合作社盡管在成長中，相對弱小，仍然需要約束和控制自己“以牙還牙”的沖動，致力于通過自己的成績證明自己。《創業史》對這種狀況的敘述，其實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合作化運動能夠通過合作化本身的優秀成績促進自發道路傾向的人們“自愿”加入，但并不能抑制后者的經濟擴張訴求，這使得合作化運動需要平衡這一訴求的動力，但這種動力從哪里來？在小說中，支持梁生寶的縣區鄉三級領導是支撐者，黨的領導的重要性于是凸顯。其五，梁生寶預判，他將遭遇杯葛甚至更嚴重的危機。也即是說，即使梁生寶采取“中間”態度，有耐心，能容忍，夠溫和，仍然會面臨杯葛；如果采取“面對面斗爭”的方式，引發的反彈和沖突會更激烈。如何面對可能的杯葛、危機乃至分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
（二）與“面對面斗爭”保持距離：柳青面對批評的堅持
《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后，評論界發生了重要的爭論。柳青曾在不同場合對第一部出版后的批評做出直接回應，第二部則通過創作的方式對部分重點問題做了比較含蓄的回應。
梁三老漢與梁生寶
“第一部沒有正面沖突，沒有交鋒，是背對背的斗爭”的批評意見頗有影響，也頗為重要。柳青的回應是，《創業史》敘述的“兩條道路、農民中兩種思想傾向的斗爭”，主要的方面不是敵我斗爭。1963年，他在回應批評時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尤其是合作化運動初期的階級斗爭與民主革命時期不同，斗爭的“歷史內容主要的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地主和富農等反動階級站在富裕中農背后”，根據矛盾的這個性質和特點，“互助合作的帶頭人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奮不顧身地組織群眾集體生產，以身作則堅持陣地和擴大陣地，在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34。可以說，梁生寶主動回避與郭振山的“面對面”斗爭，是柳青此一主張的形象載體。嚴家炎等學者提出《創業史》第一部沒有正面沖突，是“背對背的斗爭”，忽略了領導層的正面爭論，但問題意識的針對對象是準確的，柳青及其筆下的梁生寶，的確主張避免“面對面”沖突，主張抱著“自我犧牲的精神”，團結和爭取傾向自發道路的黨內同志，期待上中農“自愿”投入合作化運動。在遭遇這一批評后，柳青繼續堅持避免“面對面”沖突的主張，而且在敘述方式上更直白地表達其主張，同時刻畫自發道路一方的杯葛。
柳青在寫《創業史》第一部的過程中寫了中篇小說《咬透鐵鍬》（后改名為《狠透鐵》），其中的狠透鐵—王以信矛盾的性質，因為王以信涉嫌犯罪發生變化，變成了敵我矛盾。1958年回應關于這篇小說的討論時，他已指出，“人民里頭保存了敵人”時的斗爭特點是，“敵人總是要興風作浪的。它不是以敵人的姿態，而是以人民的姿態興風作浪。通常人們把它看作人民內部矛盾，看不成敵我矛盾”35。這一回應提示了一個重要背景，即根據當時的政治判斷，敵我矛盾往往以人民內部矛盾面目出現（如狠透鐵—王以信的沖突），但人們往往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將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以《狠透鐵》所透露的時勢變化為背景，可以看出，柳青堅持將梁生寶—郭振山的矛盾限定于人民內部矛盾類型的道路之爭，與《狠透鐵》所呈現的時勢變化趨勢保持了一定距離，必然會面臨相應的政治壓力。有關《創業史》第一部缺乏“正面沖突”的爭論，客觀上是這種壓力的重要表現。
聯系時勢變化與《創業史》面世時的氛圍，更容易理解他對“面對面斗爭”的界定包含的內在矛盾：一方面，“面對面斗爭”主要被理解為當面沖突和交鋒的斗爭形式，它可能是敵我斗爭的形式，也可能是人民內部矛盾展開的形式。柳青認為宋江與高俅的矛盾并非面對面斗爭，36即如果雙方沒有直接“面對面”，即使是敵我矛盾，也不是面對面斗爭。就梁與郭的矛盾沖突而言，《水滸傳》中更合適的比較對象，其實是梁山英雄內部是否接受招安的道路斗爭，而不是高俅與宋江的斗爭。柳青知道梁生寶—郭振山矛盾與宋江—高俅矛盾的差異，但他反而強調兩者相近之處，顯然不是指前者也是敵我矛盾，不如說，這一比較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都既有不發生短兵相接、不正面交鋒的類型，也有正面交鋒的類型。高俅與宋江打照面的相處機會很少，沒有“面對面”的斗爭容易理解。而梁生寶與郭振山是同村的共產黨員，抬頭不見低頭見，有很多機會做“面對面”的斗爭，但兩人之間基本沒有發生直接的沖突（例如面對面辯論或當面沖突），到第二部結束，梁生寶與郭振山也沒有面對面吵過。雙方的沖突有其深度、強度和特點，這是梁生寶主動避免面對面斗爭，而不是像宋江和高俅那樣無法做面對面斗爭。另一方面，當領導層當面爭論，或者做批評和自我批評時，其實是一種當面沖突，但因為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也不被認為是“面對面斗爭”。從爭論的內容來看，無論是思想政治路線的分歧，還是組織人事安排的分歧，多少帶有道路之爭的特點，是第五村道路之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家不將這些當面沖突視為“面對面斗爭”，是一種話語策略，表達了將這些沖突限制于人民內部矛盾范圍內的愿望。
“面對面斗爭”概念的內在張力，構成了一種話語運用的模糊性。綜合來看，當時人們更傾向于在敵我斗爭的情境中使用“面對面斗爭”概念。如果人們使用“面對面斗爭”敘述矛盾沖突，包含了將其視為敵我矛盾的傾向。在《創業史》中，人們對“面對面斗爭”的理解有分歧的一個例子是，梁生寶與郭振山的斗爭是否應該成為“面對面斗爭”？樊富泰鄉長認為梁生寶應該有“面對面斗爭”，盧明昌書記和梁生寶都不贊成。樊富泰未必將這種斗爭視為敵我矛盾，但他強調要做“面對面斗爭”，意思是斗爭方式應該更接近于敵我矛盾的斗爭方式，主張表達更鮮明的斗爭態度。柳青自己的態度更接近于盧明昌和梁生寶。
可以這樣歸納柳青的分析框架：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都既有“面對面”的斗爭，也有不“面對面”的斗爭；道路之爭，有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有的是敵我矛盾（不同時期有不同情況）；關鍵問題是，具體的斗爭究竟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柳青認為主要是前者）；是否“面對面”并非關鍵所在，但強調面對面斗爭，意味著向敵我矛盾的斗爭方向靠近。
（三）自發道路的日趨活躍與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道路之爭：《創業史》第一二部的差異
《創業史》第二部到1977、1979年分上下卷成書出版，其中前十七章多數在1964年之前發表，十八章之后的內容則在1978年之后陸續在《延河》、《人民文學》等刊發表。第二部的寫作修訂與發表遷延近二十年，敘述“兩條道路、農民中兩種思想傾向的斗爭”的重點發生了重要變化。從準列傳體框架來看，除了前面討論的一二部第一章的主要視角來自不同道路的人物之外，有個人史（或家族史）敘述的重點人物選擇，以及敘述的重心，都有微妙而重要的變化。
其一，有個人史敘述的人物，第一部中主要是梁生寶互助組的成員，第二部則多半反對或疏離于農業合作化道路。柳青的準列傳體創作相對于《水滸傳》的一個推進是，將準列傳體的結構方式貫通地運用于《創業史》的第一、第二部。這大概是柳青有意識地超越《水滸傳》僅在前半部分以人物為中心的寫法，《創業史》第一部與第二部在寫法上相近。按人物個人史敘述首次出現的章節的順序，第一部有個人史敘述的梁生寶互助組成員依次有梁三老漢、梁生寶、高增福、馮有萬、白占魁、王瞎子、歡喜、素芳、秀蘭、郭鎖。另有一位特殊人物縣委楊副書記，他是梁生寶互助組最重要的支持者。改霞則是同情者。第一部還提供了“蛤蟆灘三大能人”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的個人史敘述，他們是梁生寶互助組及后來的燈塔社的主要對手。從涉及人員的數量來看，第一部的重心明顯放在梁生寶互助組。
梁生寶互助組并不是依托村民居住的自然狀況而確定的，而是在突破既有分組之后形成的，是一個能動的自主的過程。互助組的形成是第一部的主要線索之一，這是不同于水滸英雄“聚義”的組織過程，不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個人英雄的聚合，而是村莊共同體內部的部分群眾在有局限的條件下的組織。有的原本不在組內，而自愿跨越組別界限加入，如高增福；有的并不情愿，如王瞎子；有的愿意但不被多數組員接納，如白占魁。這一復雜的組織過程，是以多級黨組織及其骨干在鄉村的領導工作為基礎的。
第二部敘述了楊加喜、姚士杰、梁大老漢等不贊成合作化路線的人物的個人史或家族史，此外，補充敘述了處于燈塔社邊緣的素芳的家史。此卷沒有增加燈塔社成員的個人史敘述，只是敘述了將與梁生寶結合的劉淑良的個人史。第一部以梁三老漢開篇，以梁三老漢收尾；第二部以郭世富、楊加喜等上中農在“閑話站”的商議開篇，以郭振山在燈塔社危機爆發之后在官渠岸互助聯組的基礎上籌辦合作社收尾。37這一結構安排顯示了第二部敘述重心的轉移。第二部中，燈塔社的對立陣營的敘述占的比重更大，這與此卷重點寫郭振山一方對燈塔社的杯葛是相匹配的。第一部對郭振山一方杯葛梁生寶互助組的敘述較少且含蓄，第二部的敘述則重點寫了郭振山一方杯葛燈塔社，尤其是含蓄敘述了“蛤蟆灘三大能人”的聯手布局和推動。
其二，第一部的個人史敘述的關注重點是兩種不同的“創業史”，一種是包含上中農意識的個人創業發家史，一種是走上互助道路的創業史（包括從自發意識到集體互助創業的轉變），而第二部的個人史敘述，重點寫的是個人的創業發家史。姚士杰的家史與梁大老漢的個人史敘述固然如此，劉淑良的個人史敘述（借助馮有萬丈母娘的視角）與素芳的家史敘述（借助素芳母親的視角）關注的也主要是個人成敗。這種個人史敘述的人物選擇與視角安排，營造了第二部自發意識和上中農意識逐漸占據主導位置的基本氛圍。第二部對農村合作化的敘述帶有預言性，指出了七十年代之后議題轉變的趨勢。
其三，第一部對于道路之爭與思想分歧辯論的敘述筆法都比較含蓄，無論是郭振山對生寶—改霞之戀的破壞，還是對縣委意見分歧的敘述，都不易看出；第二部的敘述筆法則有的變得比較直白，如對郭振山破壞生寶—改霞之戀的敘述，對領導之間分歧的敘述，有的仍然保持比較含蓄的風格，如對郭振山一方試圖搞垮燈塔社的造勢與挑撥離間、借刀殺人手法的敘述。
其四，第一部提及了縣區鄉三級領導關于第五村合作化運動的分歧，但不是重點；第二部三級領導尤其是縣委書記與副書記之間的分歧和爭論，則是重點內容之一。不僅如此，第二部最主要的內容事實上已經變成郭振山一方對燈塔社的杯葛，以及三級政府領導們關于燈塔社的分歧和爭論。第二部關于燈塔社內部的組織和活動情況的敘述并不多，用了部分篇幅敘述梁生寶與劉淑良的戀情，但這不是燈塔社內部的動員與組織。也即是說，農村合作化的內部動員與組織，已經從第一部的主要內容變成了第二部的邊緣內容。
《創業史》第二部留下了一個開放的結尾，梁生寶與郭振山分別代表的，以及楊副書記與陶書記分別代表的道路之爭的未來走向撲朔迷離。雖然現實歷史的演進在第二部出版時已經“劇透”了方向性的發展，但作家的敘述還有關注進程、問耕耘未必問收獲的一面（就像梁生寶做好“自我犧牲”的準備一樣），即合作化運動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如何持續推進。柳青在這兩部中已經埋下了趨勢性的信息。第二部相對于第一部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有其重要性。
共同富裕的開拓與可能路徑：
兼及《創業史》與《艷陽天》的比較
農村合作化的道路，建國初期版本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在道路之爭的矛盾沖突中展開的。《創業史》提供了兩條道路之爭的多層次敘述，提出了共同富裕道路的系列重大問題，也通過第五村的個案，呈現了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重要經驗。
《創業史》的敘述營構，包含了良好的愿望與良苦的用心，刻畫了以楊副書記、區委王書記、下堡鄉盧支書和梁生寶的群體，既堅持以有合作互助自覺的貧農為基礎推進合作化，又期待更多傾向自發道路的中農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調整。這是一條“中間道路”，面臨著傾向自發道路、抵制（乃至仇恨）合作化的上中農群體與富農、舊地主合流杯葛的挑戰，面臨更激進的同志的批評，也面臨政策層面的分歧和斗爭的制約，但他們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堅持團結和爭取黨內傾向自發道路的同志。柳青以豐富的、多層次的細節，繁復的結構技藝，呈現了這一“中間道路”在種種矛盾和制約中拓進的高度復雜性。
柳青提出了一個具有前瞻性、長期存在的共同富裕難題：貧農階層面臨土地得而復失、重返赤貧狀態的危機，絕大多數有合作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訴求、動力或自覺，但問題是，貧農群體與走自發道路的上中農群體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在“自發勢力的汪洋大海中”（82），黨如何領導有走自發道路強烈訴求的上中農階層（農村“中產階級”）走共同富裕道路？
（一）如何開拓合作化道路：梁生寶的經驗
1、從互助組到燈塔社的開拓：梁生寶的組織帶領與三級干部的支持
梁生寶在第五村領導和組織合作社的行動，以往已有豐富的研究和討論。《創業史》對燈塔社探索的敘述，呈現了共同富裕道路最初推進時的系列重要議題。
一是合作化的基本動力與黨員中堅的重要性。
貧農階層的合作互助邏輯很清晰。梁生寶與梁三老漢推演沒有貧農合作條件下的可能性，指出必然再次出現分化，部分貧農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上中農和富農手中。貧農自發組織是有難度的，需要黨員干部站出來，發揮中堅作用。梁生寶的重要性，是在郭振山放棄責任、蛤蟆灘陷入無組織狀態的情況下，勇于承擔組織蛤蟆灘互助組的責任。如果沒有梁生寶站出來，蛤蟆灘的無組織狀態很可能成為常態。走出貧困，以及走出貧困之后相對經濟水平較低的社會階層的發展問題，是合作互助組織和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主要動力、主要議程與主要基礎。
中農階層如何從傾向自發道路，到“自愿”加入合作化？“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包含的是一個政治倫理問題：如果一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不是“在黨”的郭振山，他有何責任和義務要“先富”帶動“后富”？如果此人就是不愿意，能怎么樣？楊副書記和梁生寶等人強調“自愿”，是意識到了這一基本困境，從根本上說，不能將希望主要寄托于中農或富農會像一個共產黨員那樣，分享自己到手的利益，承擔起帶動“后富”的作用。按照陶書記的觀點，如果中農占多數（在部分地區、部分條件下是可能的），情況會更復雜一點。上中農在合作化進程中的“自愿”問題，說到底是，他們如何會認為，自己不僅在合作互助過程中利益沒有受損，而且會更為富裕？
梁生寶的設想是，合作社以自身的良好運營的實際效果，說服這些中農，讓他們認識到合作互助的好處，自愿改變看法，加入這一進程。燈塔社公布的方案，讓姚士杰等人感受到了成功的可能性和威脅。梁生寶領導的探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立足于村莊的農業生產，一是“進山”割竹做掃帚，進入工商業的新領域。
如果局限于農業生產，梁生寶設想的實現，有賴于合作化組織大幅提升農業生產收益，讓上中農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收益。組織起來也是生產力，梁生寶的計劃有實現的可能。風險在于，這一計劃可能面臨農業生產的“天花板”，存量增加不多的情況下的重新分配，對上中農的吸引力較弱，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利益因為加入合作化受損。“進山”開辟的另一經濟增長路徑，因此是重要的，既解決了貧農高增福的經濟困難，也讓中農馮有義感受到了團結互助的力量（324-325）。
柳青與《創業史》中梁生寶原型人物王家斌在一起檢查生產
社會經濟運行在更大的流動環境中展開。《創業史》的“進城”與“上山”情節，初步地提供了一個隱喻性的情境，即在社會流動的條件下，在延伸到外部、充滿挑戰的新環境中，流動狀況下的合作互助的組織，意味著共同富裕新路徑的開拓。基于這一視角，《創業史》未曾涉及但可以想象的問題是，在這種流動的工商業生產的新情境下，中農的參與是否會有另一種狀態？
二是梁生寶領導燈塔社的條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影響梁生寶的合作化事業。其一，如楊副書記所指出，群眾是否擁護是關鍵。其二，應對危機（包括政治競爭對手制造的危機）的能力。其三，上級黨組織的道路分歧與決策走向。在燈塔社成立前夕，梁生寶向高增幅轉述，他了解到建設工作組長魏奮將燈塔社推辭一年成立的想法，跟魏奮說，“燈塔社要是不辦，我梁生寶也活得沒一點意思了。……縣上要是決定停辦燈塔社，我不服從！”（545）如果陶書記不理會楊副書記的意見，拍板決定停辦或推遲一年，會出現僵局或者合作互助的組織瓦解的局面。道路分歧和爭論是常態，政策層面有怎樣的走向，存在不確定性，這是決定因素之一。合作化也好，作為當下政治過程的共同富裕也好，關鍵在黨。
2、“進城”與“進山”的意涵：流動社會與共同富裕
相對于同時期的《三里灣》（趙樹理）、《艷陽天》（浩然）等作品，《創業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敘述村莊內部的斗爭之外，將縣區鄉三級干部的分歧和協調，作為重要內容。這一敘述結構，指出了合作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它已經不再是單一村莊共同體內部的事情，而是國家共同體內部的局部問題，它涉及的邊界，要遠遠大于單一村莊內的合作互助的組織和形成。
黨和政府有豐富的政策工具和舉措，來支持一個村莊內的互助合作。梁生寶組織互助組進山之前，與楊副書記和區委書記交談，楊副書記讓區委書記帶梁生寶到區衛生所帶點藥品、藥棉和紗布，“從區上的互助合作經費里開支”（219）。這一情節顯示，黨和政府不只是公布政策或落實政策，而且是鄉村合作化內部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第五村聯系外部世界的重要機制和網絡。第五村的合作化不是一個靜止世界中的合作化，而是龐大社會網絡和流動世界中的合作化。
改霞等人“進城”，與梁生寶組織大家“進山”，是鄉村進入流動社會中的兩個重要情節，并且帶有一定的隱喻意涵。
在《創業史》和《艷陽天》中，改霞與梁生寶的情感，焦淑紅與蕭長春的情感，在郭振山和馬之悅的政治盤算中，都是影響鄉村政治格局的重要問題，都試圖避免競爭對手獲得強援。梁生寶和蕭長春也都從本村建設的角度，分別希望改霞和焦淑紅留在本村。這些情節營造了一種氛圍，傾向于希望將能人凝聚于村內，搞好鄉村建設。這是很有時代特色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創業史》讓改霞進城做工人，而且沒有返鄉，她與軍人梁生榮、電工郭振江，呈現的是鄉村能人走向的一種重要可能性。在流動性更大的時代，這類流動成為主要方向。這些能人走向工業化城鎮，是鄉村建設的另一種網絡的建構。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對改霞走出鄉村、她與梁生寶是否合適的討論（439-440），實際上指出了改霞的選擇有獨立于梁生寶的價值與意義。
梁生寶組織大家“進山”，是以供銷社所代表的計劃經濟時代商業網絡為前提和基礎的，這是一次超出村莊農業生產的市場行動，是鄉村共同體的骨干組成的群體，向外部世界的一次成功出擊。38“進山”，不是走向封閉，而是走向更開闊的、流動的經濟世界，牽涉了砍竹（如果這些林地成為確定使用權的地域，還有種植環節）—生產掃帚—運輸—銷售等系列環節的產業鏈（131）。這一情節揭示的，是合作互助組織和共同富裕探索的另一重要空間，而且是一個激發增量式成長的經濟空間。在這一空間里，大家面臨威脅，團結互助更為緊密，也更有效率。
需要進一步注意的是，《創業史》敘述的并不僅限于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蛤蟆灘互助組“進山”，不是進入村莊的“后山”，而是百里之外的深山；也不是一個互助組“進山”，而是周邊眾多村莊的民眾都會“進山”（303- 304）；這些互助組“進山”，不是單一生產流程的水平延展，而是從割竹到掃帚生產再到銷售的產業鏈的縱向延伸。參考恰亞諾夫的“差異化最優規模”理論和“縱向一體化和集中化”概念，“縱向一體化”主要發生在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之間，通過合作社實現“縱向一體化”（生產、倉儲、運輸、銷售、金融和科技服務等），重要性和潛力要遠遠大于不同產業和企業之間的“水平一體化或集中化”。《創業史》的“進山”情節，一方面帶有集體出工的“水平一體化”特點，另一方面事實上提出了跨地域的來自眾多村莊的互助組乃至合作社（當然也有“進山”的家庭或個人）在縱向產業鏈上形成更大范圍的互助合作的需求，這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跨地域互助合作的前景的構造。39
（二）《創業史》的未盡之言：道路之爭的全局與走向
1. 兩條道路之爭的全局：道路之爭的客觀存在與多層次目標
從《創業史》的接受史來看，讀者一般更認同或同情梁生寶和楊副書記等人，其中有敘述者有意無意透露傾向的影響效果。但就作品所呈現的道路之爭的全景圖來看，兩條道路需要同樣重視，需要放在同一平面來思考兩者的相互關系。
梁生寶以“自我犧牲精神”團結郭振山的嘗試和努力，如果放在兩條道路的關系結構中，柳青事實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黨內經濟建設進程中的兩條道路如何在斗爭中保持團結，形成“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有活力的局面。《創業史》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深入描述了建國初期兩條道路相互碰撞的不同方式。有關建國初期道路之爭的一種常見敘述是，合作化的群眾運動對于自發道路的強有力沖擊和改變，而《創業史》提供了另一種不同的圖景，自發道路在整體上占據優勢，合作化運動需要在面臨自發道路杯葛的情境下用成績來證明自己，擴大影響力。
面對自發道路占據優勢的氛圍，梁生寶的嘗試和努力是一種常見的模式。他回避“面對面”的斗爭，形成的格局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缺乏接觸，相對被動地等待郭振山的變化，缺乏楊副書記那種主動影響的勇氣與方法，因而不可避免一定程度陷入被動局面。二是這種“團結”方式，愿望是達到團結，但實際上很難形成團結局面。梁生寶回避了“面對面”斗爭，同時也回避了“面對面”合作，缺乏接觸導致既無合作也無斗爭，自然也就很難有團結。這是一種成長中的模式，有走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熱情和信仰，但力量還較為弱小，自信有所不夠，方式比較簡單，還需要斗爭的磨練和綜合的成長。《創業史》表現了合作化運動與自發道路之間在客觀上的不平衡，自發道路更為老練，在整體氛圍上也更有優勢。
楊副書記與陶書記是另一種模式。這是較為成熟的同志關系，有協調和處理內部矛盾的經驗，形成了一種在分歧中溝通、在沖突中合作、既有斗爭也有團結的關系，相互了解各種傾向，但保持對話，各留余地，在矛盾中尋找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
兩條道路的關系問題，包括斗爭、合作、分裂、團結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說到底是黨的建設問題，包括政治思想路線的探索和組織建設等各個方面。這兩條道路都在黨內，是客觀存在的部分，道路之爭也是一種客觀存在。自發道路、自發訴求固然是“汪洋大海”，群眾的合作互助的訴求和實踐，組織起來、追求社會平等的經驗和訴求，也有可能形成“汪洋大海”，但如何形成還有待探索，這是《創業史》的敘述呈現的問題。試圖完全抑制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都是唯心主義的，都會遭遇強烈的反彈。
《創業史》不只是給出了梁生寶—郭振山的關系模式，還敘述了楊副書記—陶書記、盧支書—樊鄉長、盧支書—郭振山等不同的相處方式。這種安排，顯示了柳青對中國政治經濟宏觀格局的把握，以及對這種格局演變的深思。
《創業史》并沒有完全肯定梁生寶而完全否定郭振山，沒有完全肯定楊副書記而完全否定陶書記，這些人物則各有具體的優缺點，正是這些不同傾向、不同立場、不同性格的人們既沖突又可以合作、既矛盾又可能團結，才構成一個地方黨組織的全局。梁生寶不能代表一地黨組織的全局，他是黨員先鋒的代表，但仍然是一個局部，其他人也不能代表全局。一個縣、一個區、一個鄉、一個村黨組織的全局，是不同道路的人們之間的競爭、矛盾、沖突、商量、合作和團結構成的，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是在這個充滿矛盾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創業史》寫的是兩條道路之爭的全局，也是黨領導農村建設的全局。
道路之爭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會形成各不相同的局面，具體的爭論和矛盾的內涵也會有變化，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動態過程。《創業史》對全局的描述內在地提出了道路之爭的目標和方向問題：道路之爭畢竟不只是為爭而爭，會有究竟為什么而爭的問題，究竟是為一方輸一方贏而斗爭，還是有另外的、更高的目標和方向？柳青寫作《創業史》，要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這提示了黨的領導全局的具體內涵，即道路之爭是社會主義道路（包括“大家富裕的道路”）的探索方法和過程。道路之爭不是自發的，而是黨基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在探索現實路徑。
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全面理解梁生寶的避免“面對面斗爭”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他對道路之爭的有層次感和分寸感的認識。他以“自我犧牲精神”尋求黨內團結的政治自覺，呈現了黨的領導的全局觀念的深刻影響，是黨的全局觀念在基層扎根的重要表現。梁生寶的“自我犧牲精神”，內在包含了對于合作化運動面臨道路之爭的準備，即道路之爭是客觀的，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委屈、困難乃至危機；對這些狀況的經歷、承受和消化，是其政治理想的踐履過程。
2. 容忍的團結，還是性質的轉變：道路之爭的兩種走向的并存
關于合作化進程中的沖突矛盾的走向，柳青和同時期的小說創作，主要敘述了兩種類型的情況。一類是柳青的《狠透鐵》和浩然的《艷陽天》中的激烈沖突和爽快解決型，一類是《創業史》梁生寶“痛并快樂著”的苦熬型。
浩然《艷陽天》
有沒有違法行為是分水嶺：有違法行為，矛盾向敵我矛盾的方向轉變；沒有違法行為，矛盾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盧明昌和梁生寶不認為需要對郭振山采取“面對面斗爭”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他們看來，梁生寶與郭振山矛盾的性質的判斷，認為這一矛盾并非敵我矛盾。這也是柳青認為《創業史》寫的重點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原因。
《狠透鐵》寫了矛盾性質發生變化之后的一種發展軌跡。梁生寶—郭振山與狠透鐵—王以信的矛盾有類似性，但郭振山與王以信的區別在于后者已有違法行為。狠透鐵在發現王以信等人糧食入庫舞弊的情況之后，按狠透鐵的理解，兩人矛盾向敵我矛盾轉化，他發動群眾果斷地做了“面對面的斗爭”。他在卸任隊長之前，已經“不得不被逼一邊使正心眼，一邊使拐心眼，防止上中農集團使壞。這就使他的心和腦子更忙了。” 40
《艷陽天》的矛盾發展與《狠透鐵》更為接近，馬之悅集團因為貪贓枉法而群體坍塌。
柳青《狠透鐵》東風文藝出版社1959年出版
《艷陽天》有一系列要素，與《創業史》頗為相似，但基本格局和走向恰成對比。
可以說，《艷陽天》致力于表現的，是敢于進行“面對面斗爭”的選擇和精神。浩然很可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回應《創業史》第一部出版后有關“面對面斗爭”的爭論，講一個需要“面對面斗爭”的時候敢于斗爭的故事。不同于梁生寶面對郭振山的有些拘謹，蕭長春是敢于斗爭的“新人”典型，而且通過團結群眾抓住馬之悅集團的貪污腐敗及殺人等犯罪問題，化解了合作化進程中的挑戰。不同于改霞的游移不定，焦淑紅初中畢業，可以繼續讀書，卻學習耿長鎖的閨女，自愿扎根村莊，她和蕭長春對感情自然坦誠，不拘謹。馬之悅像郭振山一樣，因為不承擔責任而失去以往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但馬之悅走的是犯罪道路41。《艷陽天》與《創業史》的精神氣質的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前者更有斗爭的警惕性、勇氣和自覺性，更有斗爭精神42。這種傾向，一定程度是戰爭時期黨內道路之爭的經驗的承續，所謂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團結局面的形成和維系，需要有斗爭的勇氣、方法、策略和分寸做基礎。二是《艷陽天》中斗爭的展開，相對利索地沖破合作化運動的阻力，是以馬之悅集團的犯罪行動被揭發、矛盾性質發生根本性變化為前提的。
這兩種類型各有其概括力。《艷陽天》的矛盾展開方式和沖突解決方式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創業史》指出的問題更具有長期性和一般性，很多時候，合作化（或者共同富裕進程）的政治競爭對手未必有犯罪問題。即使政治競爭對手方面有犯罪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得到揭示，中上農（中產階級）的“自愿”問題也未必隨之解決，一般群眾仍然需要長期的“自我教育”過程。同時，在道路之爭中，《狠透鐵》和《艷陽天》敘述的矛盾性質發生變化的情況也是常見現象。
《創業史》的敘述強調梁生寶的“自我犧牲精神”，用細致的筆墨描述了郭振山一方的杯葛與算計，這一議題設置，呈現了柳青對合作化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持續探索的支持，也曲折表達了一種憂慮，合作化運動能否扛住自發道路支持者的杯葛和阻礙？這是當時的普遍憂患意識，《艷陽天》和《狠透鐵》設置的矛盾發展和解決方式，也折射了這種憂慮，但強度不同。對斗爭的社會需求，以及道路之爭的強度變化，與這種憂慮有密切關聯。
《創業史》將共同富裕道路覆蓋上中農（當時的“中產階級”）等階層作為常態問題，將視野聚焦于政策辯論和道路探索，可以看做一種超越人事糾葛的努力。《創業史》敘述的梁生寶組織互助組和燈塔社的個案經驗，通過村民組織起來、進城、進山等多維度空間的呈現，以一種未完成的文本狀態，提出的向未來開放的問題是：在道路之爭的客觀現實中，將開辟出怎樣的共同富裕道路，這一道路將如何被開辟出來？
結論：
“準列傳體”的小說體例與政治全局觀念
從《創業史》對道路之爭的多層次敘述及其宏觀視野，可以看出小說的準列傳體創新在表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道路之爭全局上的優勢。柳青融匯古今中外的文史敘述技藝，打磨準列傳體，內在地包含了表現全局觀點的自覺意識。準列傳體不只是一種小說結構形式上的創新，而是滲透著把握歷史和現實的全局視野，包含了長期積累的文化政治傳統。
從史書體例來看，紀傳體的一個重要文化內涵即在于，從作為通史的《史記》，到后來的歷朝斷代史，進入列傳的人物各種各樣，有忠有奸，有死士有叛逆，但無論這些影響歷史進程的人物是何種情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些不同類型的重要人物合在一起，才能夠顯示出歷史進程的全貌，以及王朝政治的全面經驗，為后世提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鏡鑒。這是王朝時代的全局觀念。
《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中國古典小說對列傳體的創造性化用，延續了紀傳體的全局意識，不僅分別講述不同類型人物的故事，而且把這些人物關聯起來，組織在相互關聯的社會網絡之中（有的關聯密切，如《紅樓夢》；有的相互勾聯，但交集不多，如《儒林外史》），呈現多元的宏觀狀況。
《創業史》用準列傳體的方式，寫了眾多黨內黨外的人物，有各種各樣的傾向和性格，有各種各樣的勢力。從黨內來看，不同傾向、性格和類型的人物，及其矛盾和沖突，共同構成了探索和前進中的黨組織。黨組織的進取和團結，是在這些人物的道路之爭的動態過程中實現的，總體上呈現出一種不斷尋求平衡的狀態：自發道路占據優勢的氛圍，顯示了黨內有著鼓勵上中農經濟擴張的強有力傾向，這一“汪洋大海”格局的存在有其原因和根據，共同富裕道路（包括合作化運動）要包容和平衡這一強大潮流，無異于“逆水行舟”。
梁生寶不代表黨，但是黨的具代表性的優秀黨員，呈現了黨的全局觀念在基層的扎根。他避免“面對面斗爭”的“自我犧牲精神”，顯示自發道路處于優勢和主動杯葛的位置，而合作化運動尚處于成長中，需要在這種氛圍中既克制自己，又奮力發展。其中也包含了一個問題，當基層優秀黨員勇于“自我犧牲”之時，他們的共同富裕道路探索如何持續下去，他們的路如何越走越寬廣。
在《創業史》的準列傳體敘述架構中呈現出來的黨的建設全局、道路之爭和黨內團結的全局，同時包含了一種黨的道路和事業延續的動態觀念：黨的正確道路是在道路之爭的進程中開拓和延伸的，重要的并不是某一方的輸贏，某一方的浮沉很可能只是一段時期的現象；真正重要的是，黨的道路是在不同傾向的道路從矛盾中走向團結的動態關系中延伸的。這一動態過程中有失衡，如何處理這種失衡，是《創業史》中縣區鄉三級干部的道路爭論的核心問題。對于這一動態過程而言，某一方的輸贏、浮沉和榮辱不是目標（加入黨組織的革命者和建設者以犧牲的承諾作為前提），斗爭也不是目標，而是方法和過程；黨的建設形成有活力的團結，黨的社會主義道路乃至共產主義道路“從勝利走向勝利”，才是目標所在。《創業史》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既有柳青過早去世的偶然性，也有其深刻的意涵，柳青未必不是“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依勢而為，寄托遙深。
柳青《創業史》手稿
可以說，準列傳體的結構，是一種能夠更好地呈現道路之爭全局的敘述結構，各種傾向、不同派別、不同立場、不同性格的人物能夠得到充分呈現，具體的沖突事件的演變也能夠得到充分呈現。重讀《創業史》，提供了重新理解道路之爭的具體歷史形態的契機，可以超越過于簡單地將道路之爭理解為敵我矛盾的狹隘觀念，重新認識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道路之爭的豐富歷史經驗，重新思考建國初期共同富裕道路探索的經驗，為新時代的共同富裕道路探索提供重要啟發。
注釋
* 此文刪節后刊發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5期。感謝汪暉、崔之元、何吉賢、魯太光、白鋼、周展安、符鵬、張晴滟、袁先欣、蔣余浩、王東賓、賈開等師友的指點，感謝尤陽、王琳、劉巧稚、杜靜汐等同學在關于《創業史》和《艷陽天》的專題研討課上的討論。本文曾在“政治：中國世界”論壇第四屆年會報告，獲益良多。文責自負。
1.何吉賢、張翔、周展安：《當代小說創作中的“重述20世紀中國”潮流——重述“20世紀中國”三人談之一》，《21世紀經濟報道》2015年5月4日。
2. 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444-445頁。
3.劉可風：《柳青傳》，第446頁。
4. 劉可風：《柳青傳》，第406-407頁。
5.劉可風：《柳青傳》，第110-111頁。
6.轉引自劉可風《柳青傳》，第395頁。
7.王維玲：《柳青和<創業史>》，見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31頁。
8.劉可風：《柳青傳》，第427頁。
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237頁。
10.徐文斗1963年發表的《蛤蟆灘的“三大能人”》對第一部對“三大能人”初步勾結的含蓄敘述有深入的文本細讀，指出“把農村中兩條道路的斗爭，寫得象《創業史》這樣廣闊而深刻的，還不多見”。見孟廣來、牛運清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9頁。
11.劉芳芳：《<創業史>匯校本說明》，載《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2期。研究界對《創業史》的修改已有較多討論。限于篇幅，本文不擬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做細致討論，主要關注第二部與第一部之間的差異。為便于討論，采用目前最常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12.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見《柳青寫作生涯》，第95頁。
13.劉可風：《柳青傳》，第160-161頁。
14.劉可風：《柳青傳》，第444-445頁。
15.有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的“準列傳體”創新現象，筆者有專文討論，得益于何吉賢的指點，特此致謝。
16.關于《日夜書》的準列傳體的分析，參見拙文《準列傳體中的整體性重構》，載《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格非的《望春風》雖然總體上敘述的是村莊史，但有一部分描述的是主人公在外地的生活，因此是非典型的村莊史。
17.引用《創業史》的地方，均只在引文后標注頁碼。除特別注明之外，均引自《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
18.劉可風：《柳青傳》，第179-180頁。
19.參見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33頁。柳青曾總結：“每一個章節用一個特定人物的眼光完成。托爾斯泰的小說，有些情節寫得非常好，正是運用這種手法的結果。”見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179-180頁。柳青關于“用人物的心理和眼光反映周圍世界”的論述見《柳青傳》第160頁。
20.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第80頁。
21.樣板戲創作中自覺進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整合，是同一時代的例子。相關討論參見張晴滟：《樣板戲：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人間出版社（臺灣），2021年。
22.參見拙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準列傳體”》（未刊稿）。
23.柳青通過敘述者的旁白指出，郭振山也要利用“在黨”的位置，在與梁生寶的競爭中占據優勢。他對組織互助組和合作社并無熱情，需要采取各種隱蔽手段，才能在黨內贏得與梁生寶的競爭。郭振山認為，自己買兩畝稻地、與私商韓萬祥做生意等情況，都是梁生寶向黨支部匯報的（158），這是郭振山暗中杯葛梁生的背景之一。
24.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第68頁。
25.李希凡、徐文斗的研究已涉及了這一點。
26.劉可風：《柳青傳》，第425頁。
27.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第70、79頁。
28.參見李希凡、徐文斗的解讀，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188-189、382頁。梁三老漢不清楚郭振山與姚士杰同時祝賀郭世富的含義。
29.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165頁。
30.斗爭局面的不同，也表現在上級領導層的差異。《狠透鐵》的上級主要是支持狠透鐵的高書記，沒有涉及上級的意見分歧，《創業史》第二部則敘述了縣區鄉領導層內圍繞燈塔社與合作化運動的分歧和爭論，并且寫法與第五村內部斗爭的寫法頗不一樣。
31.楊副書記在燈塔社成立時的講話強調，“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雖然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但是共產黨決不把它強加給任何一個莊稼人。”（572）
32.參見圍繞嚴家炎批評的討論，包括柳青自己的回應。
33.柳青有意識地在第二部中更清晰地描述第五村的道路斗爭，敘述更為直白，這是敘述的風格發生了變化，斗爭本身的情況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例如，第二部對郭振山破壞生寶和改霞戀情的敘述更為直白，這是對第一部出版后相關批評的一種回應，將批評者未能發覺的含蓄之處直接敘述出來，但郭振山的機心仍然較為隱蔽，例如生寶他媽仍然不認為其中有人攪合。
34.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第94頁。
35.《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第165頁。這也是《狠透鐵》里高書記演說的內容，見柳青：《種谷記 狠透鐵》，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9頁。
36.蒙萬夫等編，《柳青寫作生涯》，第67-68頁。
37.第二部未完成。
38.程凱在《“深山一家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與“煉心”：<創業史（第一部）>第二十二章解讀》（未刊稿）中指出，“進山”情節顯示，梁生寶的形象帶有理想性。
39.參見崔之元對拙文初稿的討論，“從恰亞諾夫‘差異化最優規模’理論看四川儀隴縣養牛農民專業合作社”，“實驗主義治理”微信公號。恰亞諾夫論述參見氏著《農民合作理論》，第一、二章中譯，王東賓譯，載“實驗主義治理”微信公號第66、69期。
40.柳青：《種谷記 狠透鐵》，第230頁。
41.其他的類似要素包括，馬立本及其與馬之悅的關系，與孫水嘴及其與郭振山的關系，也頗為接近；農業生產之外，《創業史》寫的是“進山”，《艷陽天》寫的是修水庫；等等。
42.蔡翔認為，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用“階級斗爭”作為某種激烈的社會沖突的解決方案，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敘事方式，基本上是構置一種“新/老階級敵人”的結合乃至破壞，然后通過對這一“陰謀”的揭發和斗爭直至取得最后勝利，而社會性的危機也在這一敘述模式中被順利克服。見氏著，《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9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18頁。《創業史》與蔡翔描述的這一潮流有一定的距離。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