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形態、民族心理和文化認同方式以及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位置，都發生了與20世紀迥然有別的重要變化。如何講述和認知“中國”，成為不同研究領域、不同社會實踐共同關注的總問題。但目前高校和學界的文化教育、學術研究仍舊主要以學科和專業為基本單位，跨專業、跨學科、跨區域的總體性探討還有待深入。特別是對于高校學生的學術和思想訓練而言，雖然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得到很大的重視，但以有關“中國”的總體性認知和理論性探討來統攝專業、學科訓練的嘗試仍不多見。
基于這樣的考慮，2021年秋季學期，我主持邀請北大學界同行一起在北大中文系開設了一門名為“認識中國的方法”的課程。這門課屬于本科生教育中的“形勢與政策”理論選修課程，希望秉持“大思政課”理念，融合思政、專業、通識教育，立足中文學科的特點同時融入跨學科視野，探索一種具有創新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態。我們提出“以中國為認識對象，以專業為認識方法”的基本理念，邀請不同專業和學科的研究者，從不同側面勾勒和探討研究中國的方法與路徑。這門課采取了系列講座的形式，每次邀請一位代表性學者，在跨專業、跨學科的視野中講授有關中國研究的具體話題。通過對不同學科和專業領域中的理論方法、經典文本、核心問題、研究著作的分析，帶領學生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問題的特點及其認識方法，力求融通理論與實踐、古與今、中與外、心與物，讀懂中國。
這一基本設想得到了老師們的熱情支持，共有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語言專業、文獻專業的11位老師以及北大社會學系、歷史學系的2位老師為本課提供了精彩講座。這一課程設想的順利實現，得益于老師們共同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思考，他們從各自的學術研究出發，精心準備、專門打磨課程講稿，展示了認識中國的不同路徑和方法。在課程開設過程中，不少學界朋友給予肯定，學生們也獲益甚多。課程結束后，我們根據錄音整理了課稿，并請各位授課老師最終定稿，計劃結集出版。
《文藝理論與批評》自創刊迄今，積極介入理論思潮，密切關注社會發展，具備鮮明的思想性與探索氣質。在講述與認識中國方面，曾推出“文明論”等專題，與本課程定位和問題意識非常契合。故而在此擇取數篇講座文稿，由“講壇”欄目陸續推出，想必能為更多讀者帶去啟發。這些文稿都經過授課老師的精心潤色和修改，同時保留了課堂講座的口語風格和行文特色，以期為推進進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另一種研究文體的探索。
—主持人 賀桂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2021年12月15日18:40—20:30
地點：北京大學二教105
各位同學，晚上好！感謝賀老師和系里給我一個機會，跟一二年級的同學見面、交流，我特別希望跟大家交流。
中文系是全校很特殊的一個系，我覺得這門課就體現了中文系的優勢，那就是“通”，盡可能地去做一個比較“通”的人，去把各個學科、各門知識打通。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本領，是體現大學之“大”的一個標準。
我1981年上大學，那時的世界跟現在不大一樣，那時是有確定性、有必然性的，畢業后不用考慮找工作的問題，國家都給你“分配”好單位了，我們處在一個比較安定，也比較封閉的環境中。你們不一樣，處在一個開放的環境當中，一方面很幸福，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巨大的不確定感。用盧卡奇的話來說，我們是處在“史詩”的時代、共同體的時代，什么都有必然性，天天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大事，天天往三角地跑。今天在你們看來，那些事跟你有什么關系呀！找工作才是重要的。你們是處在“小說”的時代。小說是什么？小說是探險，你不知道未來有什么在等著你。所以，我們還是有代溝的，從哲學上說，咱們的世界觀不一樣，但沒關系，咱們有話好好說。我先按照題目講，講完之后可以討論。我主要講以下幾個問題：
1
引論：學術研究的方向
大家都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考慮方法問題。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日益專業化，也越來越碎片化。這是很大的問題。中國現在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關頭，應該有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來說，有個古今問題，也有個中外問題，古今中外，打通了才能行，才不會碎片化。這首先需要打通“中”“西”“馬”，特別是要打通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高峰，如果不了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就不可能了解馬克思主義，如果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會了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脈絡。
再就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怎么弘揚呢？馬克思是哪年出生的？1818年。馬克思誕生200多年了。中華文明是什么時候誕生的？有人說三千年，有人說五千年，三千年總有吧。弘揚中華文明優秀傳統，首先也有一個打通的問題：第一，得搞清楚中華民族的起源，對考古學要非常重視；第二，梳理我們基本的發展脈絡；第三，研究那些特殊的價值理念，如郡縣和封建、統一和分裂等。這都是很艱巨的任務。
但有這些就行了嗎？還不行。最關鍵的，要從我們自己的問題出發，從我們自己干的事業出發。我們今天干的事業，我們遇到的問題，全世界歷史上都沒遇到過，連馬克思都沒遇到過。我們今天干的事業空前復雜，要想成一代之學，必須從我們自己干的事出發。
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都講到了，具體內容我不再復述，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二）學習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三）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從我們自己干的事情出發。這四句話，就是今天我們學術研究的方向。
2
地中海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相遇
學術工作其實不高雅，因為它是勞動。什么是勞動，勞動是認識自己，改造自己，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但我們認識自己不能通過自己，“我思故我在”行嗎？肯定不行，因為那個“我思”與外在世界是對立隔絕的，僅靠坐在那里絞盡腦汁，再怎么用功也不行。那認識自己要通過什么？通過照鏡子，你會產生一點對自己的不滿，這個不滿就是改造自我和世界的第一個動力。所以，認識自己起碼要通過一個外在的東西，認識中國應該通過世界。所以，需要打通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系，只有在人類文明的比較當中才能認識中國。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岡田英弘，他有本書叫《世界史的誕生》，大家可以翻翻。他說在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國和地中海文明具有歷史的概念，其特征是具有線性時間觀、文字技術、歷史因果律。什么意思？他認為在人類發展史上只有兩個文明是有連續性的，一個是地中海文明，一個是中華文明。那其他文明呢？他認為都是在回應這兩個文明的過程中產生、發展的。
岡田英弘的這個觀點很有趣，這關系到一個問題：地中海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古代是怎么交流的，又是怎么結合在一起的？這兩個文明的交流通過一個中介，這個中介跟一個理論有關系，叫作“內亞洲”（inthe Asia）理論。“內亞洲”指什么呢？看看世界地圖，離我們最近的，往西有幾個“斯坦”，再往西，中華文明與地中海文明的分界線是高加索，特別是蒙古，他們是游牧文明，在地中海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兩頭跑。俄羅斯的興起，是從今天烏克蘭的基輔起來的，那個地方是蒙古金帳汗國的一部分。再往西，就是斯拉夫的世界，烏克蘭是東斯拉夫，南斯拉夫在巴爾干地區，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巴爾干地區打起來的。也就是說，來自“內亞洲”游牧民族的活動促進了這兩個文明的聯系與發展。岡田英弘認為中國歷史到了蒙古時代發生了一個變革，蒙古時代打通了中華文明與歐亞大陸文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通”，也是更高層次上的“統”—我們過去講大一統都是以中原為核心，蒙古是什么？先進行塞外的一統，之后實現了中原的一統，從蒙古到清，把游牧民族帶進了中華文明，而且游牧民族的活動也刺激了地中海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的互動。今天講“一帶一路”，歷史上就有三條路：一條是中路，從巴基斯坦到印度，唐僧取經走的就是這條路。再就是阿拉伯世界，從也門出發，經印度到中國，這是一條海路。最重要的是北路，從蒙古出去到幾個“斯坦”，所以從蒙古到大清以及“內亞洲”，就把這兩個文明聯系起來了。
歐文·拉鐵摩爾也是個有趣的人。他1901年隨父來華，后多次往返中國，是個中國通。他1937年到達延安，認識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1941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名，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1942年回國，進入戰時情報局（中央情報局的前身）工作，繼續采用不同方式支持中國抗戰，他為中共游擊隊提供了第一批抗日武器——2.8萬支美國槍。他參與的一本雜志叫《美亞》，專門研究美國與亞洲的關系。20世紀50年代中美關系交惡，美國麥卡錫主義泛濫。麥卡錫說拉鐵摩爾到過延安，《美亞》雜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奸細，中情局搜查《美亞》雜志，標志著麥卡錫運動開始。與拉鐵摩爾一樣，1942—1945年間美國駐華使館主要官員謝偉斯、戴維斯都訪問過延安，在麥卡錫運動中也都遭到迫害，理由是他們預見到了共產黨未來的勝利，主張美國政府拋棄國民黨與中共合作。拉鐵摩爾有本重要的著作，叫《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他在書里預言了中國革命的脈絡：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在西北團結各少數民族，像當年隋唐從西北興起一樣，最后統一中國，把帝國主義從中國驅逐出去。這就是“內亞洲”理論。這提醒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要看到歷史發展的大勢。
講歷史，要重視交通。古代世界也不是封閉的，古代中國與地中海的文明交往比較少，但與阿拉伯、蒙古、斯拉夫文明交往就很多。研究古代世界，西方比我們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很注意地中海文明與斯拉夫、阿拉伯文明間的關系，就古代中國講中國，不講古代世界的交往，這是我們古典史研究的一個缺陷。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
講到歷史發展大勢，我再補充一點。司馬遷有一個紀年的方式，他說30年、50年是一個微變—微小的變化，100年是一個小的變化，500年是一個中期的變化，所以我寫《五百年來誰著史》。1000年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化，3000年是一個巨變。這個說法比“世紀”的觀念開闊很多。從這樣的時間觀念來看，中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中國的地勢是由西北而東南，跟地球偏轉運行的姿態恰好是一致的。所以中華文明肇始于西北，第一個千年的興旺發達時期，秦、漢、隋、唐都是以西北為核心展開的。自宋代到鴉片戰爭又是一個千年，陸上絲綢之路中斷，中國西北和歐亞大陸的聯系發生了巨變，同時長江經濟區開發日益成熟。在這個千年中，中國的發展方向是沿著大運河而倚重于東南。
研究中國，一定要注意所謂“不平衡”的問題，歷史不僅是在矛盾中發展，更是在不平衡中發展。對于中國來說，就是區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造成了封建與郡縣、統一與分裂的問題。這是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大問題。錢穆比較中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發展大勢，把中國自宋代以來的千年發展方向稱為順流而下，就是說從高處向低處滑落，而地中海文明的發展大勢是逆流而上，就是從南歐向著北歐，從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攀登，這是很形象的說法。更形象的說法是自宋代以來1000年，中國的發展大致上是圍著東南轉的，這跟地球運轉的方向，與中國的地勢特點是擰著的。由這個錢穆還想到人體內部的循環，認為偏于東南的循環會造成中國內部大循環血脈不暢。他又發奇想，說一個國家的首都應該建立在寒帶。為什么？正如腦袋在寒冷的地方才能保持清醒，在溫帶則容易昏昏沉沉，逐步墮入昏庸。
錢穆說，經歷了1000年的以西北為核心，又經歷了1000年的以東南為核心，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的大勢和辯證法是什么呢？就是不平衡。因為不平衡，所以追求平衡，未來中國只有復興北方方能均衡發展。他還補充說，中國共產黨在西北的興起體現了長期發展辯證法。錢穆講我們每個人都是父母生的，但你不能說一個民族是父母生的，一個民族是民族精神的產物。黃河代表什么？黃河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個民族精神的特點是什么？錢穆說是逆流而上、激流勇進，在激流中拼搏前進。冼星海創作《黃河大合唱》，唱出的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黃河幾千年都在那里，但我們不認識它。把黃河理解為“逆流而上”的精神，這標志著黃河不再是客觀的物質存在，而是被我們在勞動和斗爭中認識了的一種更高的存在，這樣，黃河就成為“精神”，成了精神存在。要認識我們的民族，就要認識黃河。
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大勢，就是通過西部聯系著世界，在不平衡中、在勞動與斗爭中發展著。我們研究古代史要重視西部，就是這個原因。
3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結合
（一）唯物論：資本與勞動
我們怎么認識現代中國？要放在世界上來認識現代中國。這與古代不同，古代中國主要是與蒙古、阿拉伯、斯拉夫發生關系。近代以來，中華文明主要是與地中海文明發生關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明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了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就不可能了解馬克思主義，反過來也一樣，你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就很難了解地中海文明。
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跟中華文明結合了？近代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想到中國來，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站住腳了？這首先得問北京大學。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的時候講，我這個人見識很淺，都活到20多歲了，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馬克思這個人。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人，100年后的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大學。他說自己怎么知道馬克思的呢？是在北大。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走”得很慢，100年還沒“走”到中國。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北大是一個信息站，消息傳得快，馬克思就來了。
那時候北大在沙灘紅樓，在中央公園舉行慶祝協約國戰勝的大會，七個人去講，第七個登臺演講的是李大釗。他說大家都講錯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協約國的勝利，是誰的勝利呢？是庶民的勝利，勞工的勝利。歐洲為什么打仗？是老板們想賺錢，為了擴大勢力范圍打起來了，起初咱們勞工也跟著瞎打，后來明白了。俄國勞工首先覺悟了，說那都是老板的事，我們不管，我們要管世界的事，要管國際的事，要管勞工的事。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協約國的勝利，而是世界主義的勝利；不是老板的勝利，而是庶民的勝利。毛澤東當時第一次聽到世界上居然還有庶民的勝利，真是好激動！1949年從西柏坡進北京，毛澤東坐在車上感慨說，李大釗同志活著該多好！當時如果不聽李大釗同志那么講，哪會有我這人呢！我怎么能認識中國、認識世界呢？
北大有個特點，就是比較了解西方，比較了解資本主義。蔡元培校長在法國干過一陣，他有個好朋友叫李石曾。李石曾在法國第七大學學習，論文寫了“大豆的營養研究”，之后做生意，把豆腐引進法國。法國當時正值一戰期間，奉行素食主義，豆腐賣得很好，他就找人去法國做豆腐，這就是留法勤工儉學的由來。蔡校長把李石曾引進成北大的生物學教授后，他在北大搞勤工儉學。留法勤工儉學最早的人當中有蔡和森，蔡和森就特別了解資本主義，他跟毛澤東通信就說：這個世界的發展趨勢是什么？是資本的集權，由于貨幣經濟發達、股票發達，財富的集中會越來越快，最后財富通過資本的方式集中在極少數人手里。世界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所以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擺脫資本集權的道路，否則我們只能給資本家賣命。
西方有很多思想傳過來，但北大為什么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呢？馬克思看歷史有個特別厲害的出發點，叫生產力。近代中國可不是被西方忽悠敗的，而是被打敗的。這個世界上，種麥子的搞不過造機器的。今天，造機器的恐怕也搞不過造機器人的—你們叫人工智能，叫AI。所以勞動者要解放，第一要掌握科學技術，第二要掌握資本，除了勞動力之外，資本與科學技術，這是現代世界最大的生產力。
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結合是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物論？唯物論的核心是說，人類社會發展受到各種法則的支配，其中最大的一個法則是經濟法則，要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首先要知道經濟發展的規律。西方社會也長期不認識這個道理，西方傳統思想的主流不是唯物論，地中海文明最大的特點是一神教，信神，這是最大的唯心論。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東正教、新教，這些教派，在咱們中國人看來，都差不多，容易搞迷糊了。他們為什么互相掐？他們要爭誰信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西方政治學有個最著名的理論叫“承認的政治”，很多人都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其實，承認的政治最早就是說你必須承認我信的神是唯一的神。中國從周朝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宗教，講人文精神，我們的祖先黃帝一方面是寫了《黃帝內經》的中醫，一方面會種糧食，吃飯養生為大，幾千年都這樣。但西方社會、地中海社會的特點是只有一個神，就是一神教。
馬克思是西方思想當中的異類，他第一篇發表的論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批評他的院長黑格爾的，馬克思是柏林大學法學院的。馬克思為什么要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因為黑格爾說古代社會是專制社會，沒有平等，基督教社會進步了一些，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還不夠，到了現代社會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平等。馬克思就是從黑格爾出發，他先提出反宗教，說基督教的平等是假平等，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他還更進一步說，現代社會勞動者與資本家在法律上的平等也是假平等，實際上根本不平等。
馬克思在西方為什么不成？因為唯物論反宗教。但在中國行！咱們自古以來就講吃飯重要，咱們文化的底蘊就是唯物論。中國人天生是唯物論者，所以馬克思主義第一條被中國人所接受的就是唯物論。
馬克思是什么人？首先是《資本論》的作者，如果他不是《資本論》的作者，那就沒什么馬克思了。馬克思是個偉大的通才，《資本論》首先講的是人類文明的交往，講人類社會的交往是以經濟交換為基礎的，這就是我們講的“通”，英文叫“communication”。這想法挺厲害，后來的哲學社會科學受他的影響很大。人類有三個交換結構，第一個是詞語的交換，第二個是馬克思說的經濟的交換、商品的交換，第三個是社會的交換，是人口的交換。
《資本論》三卷分別講什么？第一卷講生產，第二卷講交換，第三卷講的是資本，特別講炒股票，馬克思主義最有當代性的是第三卷。馬克思講交換，不是斯密講的交換勞動產品，而是講“貨幣”交換。貨幣這種東西自古就有，馬克思在經濟學上最大的貢獻，是講貨幣經濟學。從斯密的商品交換、商品市場到馬克思的貨幣交換、貨幣市場是一個偉大的飛躍。馬克思說貨幣的主要功能，不是交換的媒介，而是貨幣有出借、買賣的功能，可以像一般商品那樣買賣—這是貨幣最奇怪的地方，也是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最大的不同，是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根本不同—當我們關注貨幣的出借、買賣功能時，我們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講貨幣，也就是在“資本”的意義上講貨幣。當貨幣僅僅是交換媒介的時候，貨幣這種形式還是沒有完成的，這樣的商品經濟、貨幣經濟還是初級的，當貨幣發展為借貸工具，自身可以買賣的時候，這樣的經濟是資本經濟—資本經濟標志著貨幣的“完成形式”，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馬克思揭示了一個資本的時代。什么是資本？資本不是物，而是類似上帝的東西，上帝是信仰的產物，資本是信用的產物。“資本是以貨幣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這句話拐了好幾個彎。首先，資本的完成形態是貨幣。其次，貨幣的完成形態是成為借貸工具，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最后，資本成為支配社會的價值觀—貨幣金融體系代替了神學的體系。
馬克思很年輕的時候，就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當中提了兩個批評黑格爾的觀點。黑格爾說哲學不是懷鄉，而是死亡意識，只有人才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人是必死的動物，因此他的第一個說法是人是唯一的一種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生命的動物。他說人是自由的，物是不自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講勞動神圣，人通過勞動，通過改造物質世界而獲得自由。勞動創造了自由，勞動創造了自由的現代世界。這是黑格爾哲學里面最革命也最現代的東西。但問題也恰恰在這里：這個世界果然是勞動創造的嗎？勞動可以創造世界、支配世界嗎？馬克思正是從這里出發質疑黑格爾。馬克思發現不是勞動創造世界，而是資本支配勞動。馬克思是一個天才！馬克思年輕的時候當然是好學生，但不是循規蹈矩的好學生。他媽比較寵他，他上學時在柏林瞎逛，看櫥窗里的鞋，有一天突然大為感傷，這鞋好貴，我媽給我的錢不夠買這雙鞋，到底是我能支配這雙鞋還是這雙鞋能支配我呢？連我一個富家子都支配不了這雙鞋，那造鞋工人更支配不了了。原來老院長錯了，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不是勞動創造世界，而是錢支配人。馬克思把黑格爾倒過來了，這是他的第一個觀點。
黑格爾說人的另一個特點是人是會交換的動物。這個說法是亞當·斯密發明的。亞當·斯密原來是教文學的，說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人有感情，動物沒有，人還有個了不起的地方，可以交換感情，這就是文學的效果。你們看見舞臺上一個人聲淚俱下，你也會感動，這就是同情。亞當·斯密說，瞧見了嗎？同情、共感，人有情感，人會交換情感，在交換情感的基礎上人會交換勞動產品。他說你見過一堆狗交換骨頭嗎？沒有，你只會見到人交換他們的產品。黑格爾說斯密這個發現了不得，因為這句話開創了經濟學，經濟學是建立在文學的基礎上的。黑格爾講，斯密說得對，人可以交換，但有一種東西不能交換，人格、尊嚴、人品是絕對不能交換的。但馬克思說黑格爾說得不對，為什么？因為人們交換是通過貨幣，但貨幣本身卻可以買賣，買賣貨幣究竟是在買賣什么呢？買賣的是信用。貨幣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借貸工具，借貸的實質是什么？是信用。于是，什么是資本？就是以你的人格、美德、品質為抵押的一種東西。資本是什么？資本是信用，它是從信仰里發展出來的，從對宗教的信仰里發展出信用來。
所以，今天的生產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樣，黑格爾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勞動創造世界的時代，而實際上，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支配勞動、貨幣支配勞動的時代，我們今天所有的生產活動、交換活動都是建立在資本支配的基礎上。這個時候馬克思才二十幾歲，大一大二的學生，那個時候他不知道什么叫信用卡，不知道什么叫透支，沒看到大規模的借貸消費，但預言了炒股票比勞動更賺錢。法的秩序、法的尊嚴，首先是要確立信用的秩序、信用的尊嚴。信用的秩序首先是金融的秩序，金融是什么？資本是什么？資本是把信用數字化，在此基礎上貨幣化。當貨幣經濟發展到如此程度—貨幣遠不是交換的媒介，貨幣是借貸的工具，買賣貨幣本身會產生巨大的利潤的時候，勞動就不能創造世界，支配現代世界的是作為借貸工具和超級商品本身的貨幣。
在工業革命時代，資本和利潤可以從勞動中產生，但隨著科技進步，隨著資本擴張，剩余價值可以從機器中，從科學技術進步中產生，與其雇傭工人，不如采用機器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當資本支配了科學技術，資本主義社會就排斥人，排斥人類勞動。勞動創造世界就是不可能的，黑格爾所說的那個勞動者當家作主的世界就不可能了。
你們過去可能學了點初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講資本家剝削工人通過半夜雞叫，延長勞動時間。但是，奴隸主更能延長奴隸的勞動時間，他怎么沒產生那么大的剩余價值？如果資本主義就是這小小的作弊，那就太簡單了，馬克思《資本論》里怎么講這個？第一，社會化大生產把大家圈到一個工廠里來干，跟一個人單獨干效果完全不一樣；第二，馬克思講，每個資本家在開工廠的時候，都事先使工人的信用抵押給他了，不是雇你這一天我就給你錢，我雇你一個月到月底才結賬。整個社會大生產是以資本和信用為前提的，開工廠關鍵看你能不能貸出錢來，能不能在銀行取得信用。銷售也一樣，賣不出去怎么辦？掛賬！整個社會大市場的擴大、科技的躍進、銷售的擴大、需求的擴大，都建立在按揭貸款的基礎上。
學習馬克思主義，首先要正確理解資本。我們生活在資本的時代，沒有貨幣經濟的發展，生產不會擴大，工業制造業不會發展，超前的科技不會這樣投入，大量的商品不會生產出來、銷售出去，這是資本進步的一面。但是，運用資本與發展資本主義不同，資本主義追求的是貨幣，為了貨幣而排斥勞動，通過炒錢、借貸發展經濟，最終一定導致經濟危機。現代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要利用資本，但要反對資本主義—這是《資本論》的說法。
馬克思主義講唯物論，勞動力、科學技術、資本這三個要素一個不能少，講勞動創造世界，這是最簡單的唯物論，這是黑格爾這個唯心主義者講的，主人不勞動，奴隸勞動，奴隸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改造世界，最后揚棄了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這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勞動掌握和支配資本，這是馬克思的唯物論，勞動者在反抗資本剝奪中逐步學會了掌握和運用資本，最后揚棄了資本與勞動的分離—這是馬克思的辯證法。
從第一個方面說，中國長期有商品經濟，勞動力充足，但生產力為什么落后了？因為沒有資本的強大支撐，科技落后、軍事落后。中國商品經濟發達，貨幣經濟不發達，中國的資本沒有被有效地配置在推動科技、軍事革命之上，因此，沒有有效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中國革命不僅是勞動者當家作主，達成法律上的人人平等，還是勞動者怎么掌握資本、科學技術，怎么掌握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問題。
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西方社會是怎么發現資本的力量的呢？我寫《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的時候，專門去了意大利的皮亞琴查，去看貨幣資本是如何配置到商業、軍事、科技上的，因為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就是1200年—那時中國還處于蒙古時代—在意大利產生的，那里為什么會產生股票交易所？是因為意大利那時候老打仗，威尼斯、熱那亞這些城邦收稅很困難，于是就采用借債的辦法收稅。意大利股票交易所就這么來的。金融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把資本、科技、人才結合在一起。這個是唯物論—用資本集約化來推動發展。
勞動創造世界，但只有勞動還不行，現代世界發展需要勞動、科技與資本的結合，資本是以貨幣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但這種貨幣形式在中國沒有完成，中國人也好錢，但長期以來，我們沒明白什么叫資本。我國長期的小生產搞得都不錯，但就沒有搞成大生產。為什么？這個問題在資本。
中國有交通交換的發展，也有小生產的長期繁榮，但為什么沒有躍入社會化大生產？為什么沒有產生工業革命？很重要的一點，沒有把資本、科學與人才結合起來。我寫的《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里講了一個問題，在西方社會躍入資本時代，西方經濟躍入信用經濟的時候，中國還停留在金屬貨幣的時代。中國沒有建立起與勞動體系相配合的資本體系，中國在錯過了工業革命之前錯過了資本的時代。我寫《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是想說：今天的中國人，特別是讀書人，第一是要有世界眼光，要從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看今天，這是所謂的大歷史觀；第二是要知道我們歸根到底是要靠共同體生存、發展，所以要從最基層共同體的形式出發去研究中國社會的組織形式，這是所謂的現實關懷；第三是要創造財富，維護財富的安全，這涉及財政金融。這三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引起讀者共鳴的。
韓毓海：《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
中國的貨幣形式什么時候完成的呢？是隨著人民幣的創立完成的，人民幣不僅是交換媒介，而且是以人民的意志為擔保的投資工具，是人民的資本。講人民幣的產生，離不開冀朝鼎，他是中國人民銀行的第一任副行長。冀朝鼎生于1903年。1916年，13歲，考入清華。1919年，16歲，參加五四運動，是最年輕的學生領袖。1924年，21歲，以優異成績被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錄取，赴美留學。赴美留學之前專門來北京大學拜訪李大釗。1929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就是我下面要說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這篇論文震驚了美國政界和學界，那一年他多大？26歲。
在美國一舉成名的冀朝鼎，關懷苦難的祖國，痛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支配的世界。1927年他去歐洲參加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同盟大會，在歐洲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去了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代表團工作。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跟周恩來相識了，周恩來立馬緊緊地抓住了他。1929年，冀朝鼎結束歐洲之行，回到美國并加入美國共產黨中央局，參與創辦了《今日中國》和《美亞》雜志。《美亞》吸引了美國最優秀的學者，歐文·拉鐵摩爾就是這個雜志的主要撰稿人。
通過紐約的學術圈，冀朝鼎結識了美國財政部的科弗蘭，竟然把他發展為美國共產黨員，科弗蘭又把他介紹給美國財政部的首席經濟學家，把他介紹給羅斯福總統的助手居里、美國財長摩根索的助手波拉德，所以當時紐約的學術圈對他言聽計從，而他對延安言聽計從。1941年冀朝鼎回國，他父親冀貢泉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冀朝鼎到重慶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館。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為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在冀朝鼎主持下，推出了金圓券的幣制改革—蔣介石垮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圓券改革。冀朝鼎搞垮國民黨的金融后，共產黨在西柏坡創造了人民幣—董必武設計了“中國人民銀行”這幾個字，發行人民幣。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貢獻，是通過創造人民幣，改變了幾千年中國貨幣的功能，使人民幣成為中國人民掌握的資本，運用人民幣，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科學技術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它使中國的人力資本與貨幣資本第一次極為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創造了資本與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掌握資本的社會主義形式。中國共產黨人與世界上一切共產黨人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我們比資本家還會運用資本，我們尤其擅長把勞動與資本結合在一起，只有通過這一點我們才能讀懂馬克思的唯物論，才能明白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的第一個結合是資本與勞動的結合。共產黨人善于運用資本，是因為黨內有冀朝鼎這樣的人物。冀朝鼎一輩子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通過金圓券搞垮了國民黨；第二件是通過創立人民幣制度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資本的基礎；第三件是作為中國貿易促進會會長，為實現中國和歐盟的合作，創立第三世界的經濟貿易體系作出重大的貢獻。什么是社會精英，什么是清華大學的驕傲、北京大學的驕傲，什么是有學問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人就是一個。
（二）辯證法：不平衡
講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結合，第二個是辯證法。
我們現在說西方哲學的源頭是希臘，日本有一個特別聰明的哲學家，叫柄谷行人，還有一個做卡通的老爺爺，叫宮崎駿。柄谷行人就是日本思想界的宮崎駿。他有一本書叫《什么是哲學》，他說哲學的源頭不是希臘，而是希臘旁邊一個叫伊奧尼亞的小地方，伊壁鳩魯、德謨克利特都不是希臘的，是伊奧尼亞的。伊奧尼亞學派講什么？就是馬克思博士論文講的矛盾，沒有矛盾沒有斗爭就沒有發展，西方哲學源頭在這。希臘哲學正相反，認為一切完美的東西都是沒有矛盾的，是沒有發展的。希臘哲學的核心是完善、完美，跟辯證法是相反的。
西方人講辯證法，有兩個大家，一個是黑格爾，一個是馬克思。歷史發展是這樣的，首先是物質與精神的辯證法：第一場是精神戰勝物質，主人戰勝奴隸；第二場是物質揚棄精神，奴隸揚棄主人。這就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第三場是精神再次戰勝物質，資本戰勝勞動；第四場是物質再次揚棄精神，勞動揚棄資本。這就是馬克思的辯證法。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特點是什么？毛主席一開始沒有看多少馬克思，但毛主席特別喜歡講不平衡。研究中國，首先要注意不平衡問題，在中國講辯證法，首先是注意不平衡。中國過去有沒有樸素的辯證法？有！中國最了不起的一個樸素辯證法的學者叫魏源，他是最早的發展不平衡論者，他啟發了毛澤東。他的《海國圖志》很有名，但更著名的是《皇朝經世文編》和《圣武記》，這些是寫中國邊疆的。中國的唯物論就是經世致用，他說做學問哪有不經世致用的。中國的學問是干什么用的？最根本的是什么？他說是“外靖疆圉，下蘇民困，上制國用”，這是我們一切學問的基礎。他跟毛澤東是老鄉，先后在岳麓書院游學。1925年毛澤東在《向導》周刊發刊理由里講，為什么要革命？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經濟上的幸福，為中國人民謀政治上的解放。現在講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這話哪來的？1925年毛澤東的話，毛澤東的話哪來的？魏源這來的。
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朱詩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西方辯證法講矛盾，中國辯證法講不平衡，這之間有差別。魏源說交換就是因為不平衡，他說的交換，不是勞動商品資本交換，是人類的三種生產方式的交換，他叫居國、行國、海國之間的交換。居國是定居的文明，行國是游牧的文明，海國是海洋的文明。他說中國歷史凡三變，第一變是漢武帝，把居國和行國打通了，中國人有蔬菜吃，就是從漢武帝開始的，你看《詩經》里不是采薇就是采萍，漢武帝把絲綢之路打通之后，中國人就不吃烤肉了，吃菜了，大白菜這些東西宋代才有的，都是西方來的。到了唐代之后又一變，阿拉伯兄弟來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時候把他們叫菩薩蠻，因為長得像菩薩。到了元又一變，游牧民族來了。最后，就到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北邊有游牧民族俄羅斯，這邊有海國。中國居國、海國、行國搞不定了，致命的是強弩從海上來了，《海國圖志》這么來的。把中國搞好，要處理好這三種文明—海洋文明、定居文明、草原文明—的關系，這是世界不平衡論。
講中國發展不平衡的，還有冀朝鼎。他的《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很薄，大家可以找來看看。這部書1929年在紐約出版后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學術聲譽。他講中國的統一和分裂問題，中國統一和分裂的源頭在哪里？就在于誰能控制住基本經濟區。中國過去的基本經濟區在黃河流域，隋唐之后在長江流域，誰能控制住長江流域這個基本經濟區，控制住上海浙江，誰就能控制中國。但近代以來中國所出現的問題是什么？中國所出現的問題是帝國主義也要控制東南沿海地區。這該怎么辦呢？所以中國革命唯一的辦法是從西北開始，沿著隋唐的道路，沿著成吉思汗的道路，用行國來控制居國，再從居國控制海國，這是冀朝鼎年輕時候講的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還有一個人講不平衡講得很好，叫全漢昇，也是北大的，后來接了錢穆的位子，做香港新雅書院院長，他的《唐宋帝國與運河》非常重要。大運河對中國經濟發展很關鍵，因為中國所有的河都是東西流的，同一緯度之下，物產一樣。運河是南北向的，把中國不同緯度的產品交換起來。這么看，中國的繁榮發展是有原因的，建立在基本經濟區和運河以及把這些聯系起來的基礎上。
講辯證法，除了不平衡理論之外，還有我們黨的作風。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厲害，是因為組織能力特別強，這是指列寧主義的原則，列寧主義原則叫什么？叫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是第一條，很厲害。但還有第二條，就是辯證法。鄧小平同志講了，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主席為什么能成為我們黨的第一代核心？除了堅強的組織能力以外，還有一條，懂辯證法。辯證法是什么？會拐彎，撞南墻知道回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力圖在美國和蘇聯之外去探索第三條道路，資本主義道路不行，蘇聯那種社會主義也不行，我們一定要探索出第三條道路來。美國人說歷史在法國大革命那終結了，蘇聯人說十月革命以后歷史終結了，我們說歷史不會終結，我們還在找一條不同于他們的道路。這就是辯證法，中國共產黨是最講紀律的黨，也是最講辯證法的黨，這兩條缺一不可，不會拐彎就折了，你就長不了。
（三）以人民為中心
馬克思和中華文明的結合，還在于以人民為中心。
什么是人民？黑格爾說，世界上原本只有兩種人—主人和奴隸，法國大革命結束了主人與奴隸的歷史，主人與奴隸互相改造，最終形成了人民，從此，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只有人民。而馬克思說，法國大革命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因為現代世界隨后又分裂為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主人，還是有奴隸，資本與勞動對立。只有當勞動者掌握了資本，階級對立才會消滅，那個時候才有人民，人民才真正當家作主。
中國共產黨講人民，既立足于階級，又超越了階級。什么是人民？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里講，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共同構成了中國人民，這個中國人民就是五星紅旗上的四顆星，這叫統一戰線，我們能畫出最大同心圓，團結最多的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基就是五星紅旗，我們國家最大的危險是五星紅旗上的四顆星發生動搖和分裂。在延安的時候，黃克功跟劉倩談戀愛，劉倩不愿意，他一槍把劉倩打死了，說劉倩這個小資產階級看不起我這個工農。黃克功是井岡山來的，賀子珍的舊部，賀子珍給毛澤東同志求情，毛澤東不許，說必須殺了他，不殺他無以教育人民，無以教育革命，無以教育紅軍。如果工農階級手里有了槍，他能拿著槍對準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嗎？黃克功這是拿槍對著人民。四個階級的團結，五十六個民族團結在一起，這是毛主席說的人民。人民是什么？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講的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是個命運共同體，今天主要有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比較貧困，主要在偏遠農村，一部分在城市，以中產階級為主。所以我們的政策一方面是扶貧，一方面全面改革開放，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們說的人民是建立在統一戰線基礎上的命運共同體，這不只是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講人人都有感情。西方對人的理解是人和上帝的關系，只要有上帝，就很安全；中國講人之間的關系，不是契約關系，而是責任關系。中國人都知道養小送老的道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就是養小送老，這是中國人的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所理解的人的關系，起點在我們和父母、子女的關系，這是一種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責任、義務，所以我們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講反對自由主義，什么意思？他講的自由主義不是西方的“liberalism”，他說我們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你出息了，一定要像對待你的親朋故舊一樣對待你不熟悉的同志，否則就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
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
中華文明是講感情的，社會科學研究不能搞成冷冰冰的東西，學問要講人情，要講對人民的感情，這就是中文系的長處。中文系尤其要講感情，講對世界的感情，對人的感情，對人民的感情。最杰出的學者，都是講感情的，學問怎么講感情？我舉個例子，講講盧卡奇和科耶夫。盧卡奇，你們知道；柯耶夫，你們也許知道他，也許不知道。在中文系，在當代文學教研室，你們會遭到理論轟炸，會知道福柯、德里達、梅羅·龐蒂這些人。這些人的師傅就是科耶夫，如果不知道科耶夫，后現代、后歷史你就學不會。后現代、后歷史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要我說就是第三條道路，在美國和蘇聯之外開創新的歷史。
德國有一所偉大的海德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有兩個興盛期。第一個興盛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其最高學術權威是馬克斯·韋伯，他力圖把西方社會科學理性化。當時，海德堡大學有兩個“青椒”，一個叫布洛赫，一個叫盧卡奇。20世紀30年代，海德堡大學迎來了第二個興盛期，當時的學術旗幟是雅斯貝爾斯，他的學生就是科耶夫。科耶夫后來到法國講黑格爾，他影響了福柯、德里達、梅羅·龐蒂這些人。
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史上，文學產生過三次重要的作用。一次是亞當·斯密，他是教文學的，“交換”思想是從情感交換中發展出來的；一次是盧卡奇，他認為資本主義瓦解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隨著共同體意識的喪失，西方就不會再有史詩了，只會有小說和科幻了；再一次是科耶夫，他認為西方文明喪失了勞動和斗爭的意識，在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后，西方沉浸在自滿之中，很難再通過勞動與斗爭去創造一個新世界，西方的共同體不再是勞動與斗爭的共同體，西方藝術的主題不再是勞動與斗爭，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的現代發展造成的問題。
今天文學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它離開了勞動與斗爭，離開了勞動與斗爭的共同體—人民。我們生活在技術和資本支配的世界里，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無能為力。當你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你就知道中文系的學生為什么必須讀黑格爾、讀馬克思、讀盧卡奇、讀科耶夫。
在寫《資本論》之前，馬克思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即我們所說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綱》的主題與《資本論》不同，既不是資本，也不是勞動，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馬克思說，決定人類社會發展、延續的，第一位的不是勞動，不是生產，甚至不是土地，不是財富，而是共同體，人類歸根到底是靠共同體生存發展的，而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問題在于它不僅排斥勞動，而且它不需要共同體，它只要有資本和技術就可以了。在這個社會里，人人都是潛在的宅男宅女，都是“魯濱遜”，只要有錢、有機器設備，完全可以一個人活著，他可以跟錢玩，跟機器玩，就是不與人玩，這是一個資本與科幻的世界—這就是你們可能要面對的世界。
盧卡奇和科耶夫預言了這個世界，為了反抗這樣的世界，他們先后離開了學術界，去創造一個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盧卡奇去創造社會主義蘇維埃，科耶夫參與創造了歐盟。所以，我開頭就說學術并不高雅，因為學術是勞動，學術是斗爭，學術是為人民服務，要把學問寫在中國大地上。
正是因為對人類懷有同情，馬克思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的經濟學家往往是不講感情的。這個世界不是缺乏理性，而是缺乏感情，從這個意義上講，中文系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把這個世界努力建立在人類的情感和同情的基礎上，在人類情感和同情的基礎上，我們會建立一個真正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和平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在此基礎上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當我們把經濟學院和政治系建立在文學系基礎上的時候，才會有新的情感的命運共同體。從中文系出發，我們要努力地探索建立在藝術和同情、感情和良心的基礎上的溫暖、人道的哲學社會科學。
提問環節：
同學一：我有三個問題：第一，我覺得《資本論》第一卷闡述的是其基本邏輯和原理，以剩余價值為核心，這是馬克思前無古人的創造。第二，我覺得馬克思的一切思想成果，最突出的特點是革命性和實踐性，基本立場是革命的批判的立場，所以，韓老師把資本當成一個中性的科學的概念，我覺得不妥當。第三，剛才老師提到毛主席的一句話，1925年他在《向導》周報發刊詞上的那段話，原文意思是我們為什么要革命？是因為要實現民族的解放，跟老師說的民族的復興不是一回事，因為民族復興這個概念是以民族為本位的，民族是一個想象出來的共同體，而階級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經濟基礎上的共同體。
韓毓海：我從第三個問題開始回答。1942年，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時候，王稼祥同志那篇文章叫《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用的是“解放”。你剛才說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這兩者之間有差異，這個問題很好。我認為，從民族解放到民族復興是一脈相承的。王稼祥講中華民族的解放當然不是講民族主義，而是講三個方面，一個是中華民族，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同樣的，新時代講偉大復興，也具有三重含義，偉大復興更不是講民族主義。十九大報告里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首先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近代命運，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其次，是在世界上重新高舉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最后，是為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展示了一條更為合理、公正、人道的現代化道路，它向人類昭示：聯合起來的勞動支配資本、掌握現代科技，創造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可行的。所以講民族復興也有三重含義，與當年講民族解放一脈相承。
第二個問題，資本是不是中性的？我認為，馬克思反對的是資本主義，不是資本，如果離開了資本，不善于掌握和運用資本，那你不但不能理解改革開放，也不能理解中國革命。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馬克思提出了一個觀點：人類社會在根本上依靠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要依靠勞動和斗爭，但在現代社會，勞動不能離開科學技術和資本的發展，這是三個不斷遞進的觀點。因此，馬克思講生產力的時候講勞動、土地和貨幣。講勞動力、科技和資本，是在這三者間的關系里討論生產力問題，這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
說到馬克思前無古人的創舉，我認為有兩個，一個是對于資本的研究，一個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馬克思前無古人的創造不是剩余價值學說，馬克思當然極大地發展了剩余價值學說，但不能說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還說過，階級和階級斗爭也不是他的創造，那是黑格爾的創造。我特別要補充說，勞動創造世界，奴隸創造歷史，這也不是馬克思的創造，因為這也是黑格爾的創造。
最后，如果剩余價值學說是《資本論》的核心，是馬克思“最前無古人”的創舉，那么《資本論》為什么不叫《市場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呢？或許你不知道，《資本論》還有第四卷，就是考茨基編的《剩余價值學說》，考茨基就強調《資本論》的核心是剩余價值學說，但恩格斯、列寧都不贊成這個觀點。很簡單，如果把資本定義為勞動力產生的剩余價值，那么，奴隸、農奴的勞動力也可以產生“剩余價值”，但這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馬克思對資本的定義非常清楚，就是《資本論》里說的：“以貨幣為完成形式的價值形態”。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首先是指貨幣資本，其次是指貨幣資本的完成形式，就是指貨幣不僅是交換媒介，而且是借貸手段，是可買賣的價值，所以，資本是價值形態，即它構成了一個貨幣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及其與勞動體系、交換體系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我們所說的現代資本體系，沒有這樣一個體系，就沒有現代經濟體系。列寧說帝國主義是金融壟斷的資本主義，就是說帝國主義不是簡單地靠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建立起來的，美國的霸權地位主要是靠金融、軍事霸權，所謂技術主要是與金融和軍事相關的技術。用考茨基所說的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不能說明美國、英國、荷蘭的霸權是怎么取得的。
這是不是要否定勞動價值論，否定剩余價值學說呢？當然不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奴隸的勞動和斗爭創造了現代世界，這當然是很革命的思想，但這是黑格爾的思想，包括勞動者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地改造著自己的主觀世界—這都是黑格爾的思想，而把黑格爾這些最重要的思想清楚明白地講出來的人是毛主席。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毛主席都在強調這個思想，他跟斯諾說，在延安的時候，他主要是讀黑格爾的書。黑格爾是拿破侖和法國大革命的闡釋者、總結者，毛主席是黑格爾最偉大的讀者，也是黑格爾思想最偉大的實踐者，他同時超越了黑格爾和拿破侖，既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既是思想的開辟者，也是國家的創造者。《矛盾論》《實踐論》、毛澤東思想是科學，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知識”。
我覺得毛主席很偉大的地方，是他在解放后沒有停步于黑格爾，而是真正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解放之后毛主席的貢獻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冷戰結束創造了根本條件；第二個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指出如果勞動人民不能掌握資本、科學技術等，就不能真正當家作主。這就牽扯到怎么理解毛主席的問題，如果說黑格爾理解了拿破侖，那么，毛主席真正理解了馬克思。如果說馬克思是無產階級的黑格爾，那么毛主席既是勞動人民的黑格爾，也是勞動人民的拿破侖。這是我重讀毛澤東的起點，這就是為什么要把黑格爾、馬克思、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聯系起來讀的原因。
《資本論》討論的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是勞動的基礎，資本支配勞動。而社會主義是講勞動與資本的結合，也不是簡單地講勞動價值論，馬克思說過，離開了“資本的偉大力量”，現代化社會大生產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為什么《資本論》第一卷從勞動價值論講起呢？第一是對黑格爾的尊重。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講黑格爾的辯證法，他說，現在大家都把黑格爾當成死狗了，但我愿意承認我是他的學生，因為他最早講奴隸創造歷史，勞動創造世界，這是他辯證法的核心。同時，馬克思又講了一個話，他說思維的順序與寫作的順序是顛倒的，我們寫東西的時候由表及里，循序漸進，因為要照顧讀者，不可能一下子把結論說出來，而我們思考的主題和我們表述的方式是倒過來的。馬克思《資本論》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第三卷，主題是講資本經濟的特征，貨幣是交往的媒介，前人早提出來了，但貨幣是借貸工具、貨幣本身可以買賣，前人沒有研究，這是馬克思的發現，離開了這個發現，你不能了解資本是什么。同樣的，勞動創造世界，這是黑格爾提出來的，勞動價值論是很古老的思想，但問題在于，在資本的世界里，勞動創造世界是不可能的，資本與勞動的分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讀馬克思，最大的問題在于誤把馬克思對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綜述，當成了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為了寫《資本論》，寫了四個手稿，不讀這四個手稿，不可能讀懂《資本論》。這四個手稿的基礎，是討論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資本之間的關系，然后才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這是《資本論》的基礎。如果把勞動價值論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那對馬克思的理解就太狹窄了，就等于把馬克思黑格爾化了。
同學二：老師，我想問個基礎的問題，就是價值到底是個經濟概念，還是個哲學、倫理學概念？這兩個概念是怎么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說的勞動價值、交換價值、貨幣價值，是道德的還是經濟的？
韓毓海：我認為尼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最好的。他在《論道德的譜系》中講，“value”既是一個道德的概念，也是一個經濟的概念，但它最終是個什么概念？價值是怎么起源的？作為道德觀念的價值究竟是怎么產生的呢？尼采說它起源于對于人的定義，即人是“calculate”的動物，是會計、計算的動物。斯密定義人，人是什么？人是會交換的東西。黑格爾定義人，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觀點使彼此變成朋友或者敵人。但尼采的看法是—人是會計算衡量的動物。人是能夠估價和定價的動物，正是在買賣關系當中，最早孕育出人的社會關系，特別是敵對關系。人是能夠計算、會估價的動物，因此“calculate”和“value”“valuation”就是一個概念，估價-價值-價格，是這樣聯系在一起的。這與馬克思所說的“信仰-誠信-信用”是聯系在一起的，在這個過程當中產生了善和惡，也產生了最基本的債務關系。
中國人不太會把信仰、感情等虛擬的東西數字化，包括把債務的東西數字化，但在地中海文明發展中這是非常重要的一躍。我們中國人有句話，不能出賣良心，在道德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是不能畫等號的。但是在人類發展史上，把所有道德的東西進行數字化、定量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躍。你去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說：你欠我的債，等于你身上的一磅肉，這是非常驚人的一躍。這一躍，把康德的道德哲學轉化為經濟學，把價值轉化為價格，把信仰轉化為信用。所以《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喜劇，不僅是愛情喜劇，而且是關于道德與經濟、價值與價格、信仰與信用的喜劇。或者說，這些矛盾通過喜劇的方式解決了。古代是史詩的時代，是悲劇的時代，而啟蒙是喜劇的時代，因為不可克服的矛盾被喜劇性地解決了。
我們中文系的人，往往認為世界上的矛盾是無法解決的，道德問題怎么能轉化為經濟問題呢？這些問題到了光華管理學院那里就解決了，但是以喜劇的方式解決的—這個世界上，只要是錢能擺平的事，都不是事！你跟光華管理學院的人討論價值問題，他跟你講價格問題，你跟他討論信仰問題，他跟你講信用問題，這是非常喜劇的效果—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就是尼采的通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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