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奇書，《金光大道》是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一部奇書。這樣的作品，非羅貫中、浩然莫屬，不可復制，后人無法模仿，更難以超越。
《三國演義》的全稱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光大道》也就是《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通俗演義》，也可簡稱《農改演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變革，終結了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和階級剝削制度，是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杰出貢獻，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基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創舉。所以，全景式再現這一偉大歷史變革的《金光大道》，才是當之無愧的“改革文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金光大道》第一部
不要說什么浩然筆下的高大泉“不真實”。與歷史上的諸葛亮比，哪怕與《三國志》中記載的諸葛亮比，《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真實”嗎？就拿最出彩的“空城計”來說吧，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干過這事嗎？有人說《金光大道》丑化了地主，請問，《三國演義》丑化沒丑化曹操？歷史上真實的曹孟德，是小說中的那個樣子嗎？
小說《金光大道》
不要說什么浩然把高大泉寫得太“高大完美”。請問，羅貫中筆下的諸葛亮高大不高大、完美不完美？除了不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論智慧，論德行，論能力與謀略，他哪一點比高大泉差？就是與《紅巖》中的江姐、許云峰比，與《平原游擊隊》中的李向陽比，與《血濺津門》中的郝明比，與《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盧嘉川比，這些人物形象，哪個不高尚而是卑鄙的、不完美而是殘缺的、不崇高而是猥瑣的？難道共產黨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在民主革命時期拋頭顱、灑熱血是真實的，在和平建設的年代、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扶危濟困無私奉獻就成了虛假的？
上世紀70年代《金光大道》電影海報
連環畫《金光大道》
把《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定位為“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大、全”之“神”，極言其虛妄與虛假，是近幾十年來對浩然詬病最多的地方。究其原由，蓋源于高大泉的扶貧濟困與無私奉獻。但樂于“扶貧濟困與無私奉獻”的，就一定都是假的嗎？我們能夠把生活中真實存在的雷鋒尊為我們民族的道德楷模，卻為什么容不下一個“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典型高大泉，必欲打倒而后快呢？20年代的中國會出現“駱駝祥子”，50年代的中國會造就“高大泉”，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毛澤東時代能夠造就雷鋒，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為什么就不能塑造一個高大泉呢？如果說，無私奉獻、助人為樂的高大泉們是“神”，那么，損人利己、見利忘義的馮少懷們，必然是“鬼”。否定了“神”，“鬼”就會泛濫成災。
農民本色，蒼生情懷
70年代《金光大道》剛剛發表時，有熱心讀者給作者寫信說，小說主人公高大泉的名字，使我聯想到“高、大、全”，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學習的榜樣。——誠哉斯言！情操高尚、理想遠大、人格健全，這難道不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民應有的精神面貌嗎？難道不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黨的各級干部應該具有的行為規范和政治操守嗎？社會主義文學的教育、認識和審美功能究竟體現在哪里？“高大全”何罪之有？難道“矮、小、缺”的文學形象才能彰顯我們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道路自信”與“文化自信”？！
1990年6月，浩然在“泥土巢”院外小菜園
★不要一說起《金光大道》就念念不忘地嚷嚷什么“時代的局限性”，試問，哪部作品沒有時代的局限性？誕生于70年代的《金光大道》不可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而寫作，難道《三國演義》是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真理為指導而寫作的嗎？《金光大道》不是“完美的蒼蠅”，而是有傷痕的人民革命斗爭的史詩。
高大泉是《金光大道》著力塑造的社會主義時代的英雄人物，但只要你認真地通讀了小說文本，就會發現，他也不是完美無缺先知先覺的，作者真實地寫出了他在斗爭中成長和成熟的過程。有人理解不了高大泉的高尚行為，這不是什么怪事。就連他的弟弟高二林也曾對哥哥的行為感到不可理解。自私是理解不了無私的，卑鄙是理解不了高尚的，狹隘是理解不了曠達的。假如沒有高大泉那樣一批無私無畏的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和建設的硬骨頭，很難想象，共產黨的天下是怎樣打下的，新中國是怎樣建立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怎樣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取得成功的。
浩然在為作者修改稿件
1990年6月12日，浩然在“泥土巢”寫作
★ 我讀浩然的《金光大道》，感受最深的就是作家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對土地與鄉親的深情，以及他筆下的中國農民對土地、對莊稼、對糧食的非同一般的感情，對新的生活道路和美好生活的熱切追求，有些片段堪稱經典。某些評論家指責《金光大道》虛假，恰恰是因為他們不熟悉農村，不了解農民，至少是對那個時代的農村和農民沒有足夠的熟悉和理解，再就是對政治與歷史的無知。他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農民是怎樣種地的。
浩然為作者題詞內嵌《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兩本書名
浩然題詞
浩然的《金光大道》與郭澄清的《大刀記》是同一時代的作品。《大刀記》寫作于1971至1974年間，197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曾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但因為此書有“文革時期”這個不好的出生背景，在“文革文學空白論”的束縛下，改革開放以后出版的許多當代文學史著作，對這部書取得的藝術成就，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又因為它描寫的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抗日戰爭生活，官方對這段歷史的評價與認識，“改開”前后幾無差別，所以，它也沒有像同一時期出版的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題材的經典巨著《金光大道》那樣遭受那么多誤讀與攻訐。《大刀記》與《金光大道》雖然題材不同，但也有它們的共同點，都是“道路小說”，都具有史詩品格。兩部作品的主人公梁永生與高大泉，作為他們隸屬的那個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他們的抗爭與奮斗，都是在為受剝削受奴役的勞苦大眾尋找一條改變自身命運、實現公平正義的幸福安康之途，為飽經磨難的中華民族探求一條光明的出路。這一點，讀一讀《大刀記》第一卷前面的《開篇》，讀一讀《金光大道》第一部前面的《引子》，就很清楚了。他們都接受了共產黨的綱領與理想，又因為所處的歷史階段不同，梁永生選擇了寒光凜凜的“大刀”——武裝斗爭；高大泉選擇了金光燦爛的“大道”——社會主義。從“大刀”到“大道”，是一種符合歷史發展邏輯和人物性格發展邏輯的自然延續。
碩果累累：浩然歷年出版的部分著作
日本翻譯出版的浩然小說《金光大道》
位于三河市靈泉靈塔的浩然紀念園
我讀《金光大道》，看到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高樓大廈從無到有、一層層建起、一步步升高的軌跡。這個高樓大廈的建設者是已經組織起來的、具有吃苦耐勞、戰天斗地革命精神的幾億中國農民。高樓大廈也有倒塌的可能，比如人為的破壞，比如自然災害（地震、洪水、泥石流）的侵襲，還難免會有一些因經驗不足、材料脆弱等建筑本身存在的問題。但只要是能給國家帶來希望、給人民帶來幸福的工程，無論它被摧毀多少次，都能夠依靠人民的力量重新建設起來，而且會建得更加科學、堅固與宏大。
20世紀70年代末，浩然處境最困難時，目光如炬的北大教授吳組緗先生就斷言：“浩然打不倒，因為他有《艷陽天》《金光大道》”。《金光大道》歷40多年的風云變幻而不倒，反而愈加顯出其耀眼的光華，就在于，它具有無可置疑的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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