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軍事家詩人到政治家詩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標志著毛澤東本人從此不僅是一黨領袖，而且成為一個國家的領袖，他的詩詞創作也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對毛澤東來說，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或“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1]，他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不能不影響著他的詩詞創作，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基本主題。
毛澤東是集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詩人等多種角色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各種角色各有自己的特質規定，而又密切相連、不可分離。對于詩人毛澤東來說，戰爭年代軍事家才略觸發了他的戰斗詩情，和平建設年代政治家的才智則引出了他的一系列詩思。當我們閱讀從1927年秋收起義到他1976年離世前的詩詞創作時就不難發現，奪取政權階段他是一位軍事家詩人，奪取政權后他則成為了一位政治家詩人。軍事家詩人與政治家詩人比較，有諸多不同，比如：
其一，創作主體心態不同。軍事家詩人在戰爭緊張狀態下突發詩情，其創作肯定是緊扣現實，大都是即事即景的抒情之作。政治家詩人則不然，其詩思出自國家發展、長治久安的思考，既從現實出發又放眼未來。因此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成功與失誤也對詩詞創作產生著影響。
其二，創作主體面臨的環境不同。軍事家詩人長期在農村廣闊的自然環境里在馬背上哼詩，自然山水在其詩詞中大都是具體呈現。政治家詩人工作在辦公室或相當于辦公室的場所（火車、飛機、旅館、會議廳）里，他的詩思突發在讀書報、批文件、開會、接待外賓等活動中，他的詩詞人事內容增多了。當然他直接接觸自然的機會并非沒有，但在重要的詩詞內常常又是某種理念的體現。
正像軍事家毛澤東與政治家毛澤東難以分開一樣，軍事家詩人與政治家詩人也有相通之處。在他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詩詞中，詩人的自我形象很多地方像全國人民的領袖，但在有些地方則更像三軍統帥，他筆下的正面人物形象個個也都以戰士姿態出現，這些應該是這位政治家詩人的又一特征。把握了以上諸點，我們就抓住了開啟這位領袖詩人心扉的鑰匙。
二、探索路上的詩興
毛澤東說過，寫詩要有詩興。詩興即靈感，靈感緣何而來？對于軍事家詩人毛澤東來說，當他騎在馬背上，或躺在擔架上，面對生死緊張關頭卻有詩的靈感產生，這是因為戰爭環境使他那敢于挑戰與應戰的英雄豪杰人格理想得以實現。和平建設年代則不然，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堅定理念是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他認為所從事的活動體現了這種理念時則有詩情產生。
《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長夜難明赤縣天”）是國慶一周年寫的。1950年10月3日晚，參加國慶一周年典禮的150多名少數民族代表云集中南海懷仁堂，觀看幾個民族文工團聯合演出，毛澤東邀請坐在前排的老詩人柳亞子填詞記盛，并說他再和一首。陳晉指出：“讓人作詞，主動要唱和，這在毛澤東的詩人生涯中，恐怕是唯一的一次。”[2]此說很發人深思。為什么此夜毛澤東的詩興如此之高呢？有論者指出，在描寫新、舊社會對比的詩詞中，以毛澤東這一首為最好。的確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于中華民國之處很多，最突出之處應該是結束了國民黨空喊“五族共和”的歷史，實現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團結。這首詞是從“人民五億”角度來看共和國成立意義的。過了幾天柳亞子主動寫了一首《浣溪沙》，主旨是高度贊同毛澤東確定的傾向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政策。一個月后朝鮮戰場初戰告捷，毛澤東又和詞一首，把柳亞子的政治態度當作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去考慮。他用了戰國顏斶說齊王的典故。顏斶是士階層的代表，相當于后來的知識分子，齊王是當權者的代表。自古以來這兩方面難以有統一和諧的步調，可謂“矛盾廓無邊”。毛澤東剛進城時擔心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選擇的外交政策不理解，讀了柳詞就放心了，而且從中看出深遠的歷史意義來，那就是兩千多年來當權者與士階層的矛盾在新中國解決了，真是具有“一開紀新元”的劃時代意義啊！一切變化緣于社會主義政權建立，“詩人興會更無前”也是因此而發啊！
1954年夏，毛澤東在北戴河填了一首《浪淘沙》。詞的上片寫景，“打魚船”是畫面的中心，為什么作這種安排？最后一句“換了人間”應當不是指五年前新舊政權的更替，而是指全國正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以新的生產關系代替舊的生產關系，是社會主義制度在全國大范圍確立，這才是“換了人間”的全部內涵。毛澤東在下海前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就要來到了，我們到有潮水的地方去。”[3]這樣，“打魚船”在浪中前進就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象征意義，在風浪中前進也顯示著詩人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不管作何理解，詩人借此景所抒之情與當時他領導的“一化三改”有關，否則他不可能發出有點與魏武較量意味的豪語。
1955年是毛澤東情緒特別好的一年。他對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爆發出來的熱情特別興奮，運動的順利也出乎他的預料。這年夏天他在杭州寫了三首游山詩，10月又寫了一首《七律·和周世釗同志》，這些詩都表現出難得的閑適之情，是詩人輕松愉快心情的反映。
1956年6月他三次橫渡長江并寫了《水調歌頭·游泳》，1957年他與林克談話時特別提到這首詞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4]。林克是把這首詞與其他三首不易理解的詞列在一起當作疑難問題向毛澤東請教的。理解這首《游泳》的難點在哪里呢？應當是上片最后兩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上。一般認為這是借孔子的話來勉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全中國人民。這種見解也說得過去，但是又未免有些簡單化。在社會主義高潮中的毛澤東怎樣看待孔子呢？1955年毛澤東在他編選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對一個材料批示中曾說過：“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5]他是堅信自己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要高過孔夫子的“事業”的，如果在這首詞里讓孔子出場去勉勵當代人，不符合毛澤東善于挑戰的心態與性格。我認為這里有調侃孔子的意味在內。詩人在風浪中作萬里長江橫渡，你孔夫子站在岸上感嘆，豈不是“閑來無事江邊站”，何不也下來弄“潮”呢？在1955年7月30日所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毛澤東批評說：“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擺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黨內一些同志在發展速度上持穩健態度，提出“反冒進”的主張，毛澤東不滿意，后來又有所謂“反反冒進”的當面警告。聯系毛澤東在建設速度上的態度，再看詞中讓孔子出場感嘆時光太快，就不能是原封不動地搬用，借調侃孔子來表達他的現實心情的味道是明顯的。根據以上理解，《游泳》一詞應該講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問題。
基于對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必須加快的認識，到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5月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確定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讀到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于江西省余江縣根治消滅血吸蟲病的長篇報道后，毛澤東興奮得睡不著覺，連夜寫成《七律二首·送瘟神》。為什么這一夜他的詩興大發？就是因為消滅血吸蟲病符合總路線精神。這首詩雖從血吸蟲病造禍百姓寫起，可第二首的前六句全是寫改山治水的事，與治血吸蟲病并無直接關系，不過是借治血吸蟲病表示他對全國建設形勢的期待。早在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就發出號召：“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6]10月9日又作批語：“愚公移山，改造中國”[7]。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國興起了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之風，“向地球開戰”成為時興的口號，當時大家都認為這就是干社會主義。這就是《送瘟神》第二首重點反映的一段歷史。詩人是把血吸蟲病當作“一窮二白”的中國落后面貌的代表來寫的，這種落后面貌又只能靠領會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六億人民苦干來改變，這就是說要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去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寫《送瘟神》時爆發如此高的詩興，應當與毛澤東覺得已找到一條加快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方法有關。平心而論，靠發動群眾興修水利，在那個生產力落后的年代還是有效的，但煉鋼鐵這種科技含量甚高的生產也靠發動群眾去搞，就只能得到一堆爛鐵了。
堅持自下而上靠搞群眾運動的方法去解決問題，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得到的經驗，1959年6月所寫《到韶山》一詩對此作出了最好的說明。離開故鄉32年，一旦回來，該有多少往事從腦海中浮現出來啊，但毛澤東想到的卻是32年前在韶山發動農民運動的轟轟烈烈的場面，歌頌農民運動所創立的“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千古奇勛，最后筆鋒一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把在農田中從事勞作的普通社員稱作“英雄”似有點抬高，但在毛澤東看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過去奪取政權靠他們，今天搞社會主義建設仍然靠他們，這是合乎他的革命邏輯的。
寫完《到韶山》5天后，毛澤東為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到廬山，遂有《七律·登廬山》之作。這首詩可看作接著《到韶山》最后兩句寫的，完全是出自對“三面紅旗”的堅信而抒發的豪情，然而心態卻不相同。前一首是“喜看”，這一首是“冷眼”向洋即“橫眉冷對”，“向洋”當然不是針對國內而言，應當指國外，主要針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中蘇出現意識形態的分歧始于1958年7月，蘇聯領導人向我國提出的有損我主權要求被毛澤東拒絕后，背信棄義地采取了破壞兩國關系的嚴重步驟。就在寫《登廬山》的上個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兩國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還應當指出，赫魯曉夫對毛澤東制定的“三面紅旗”持反對、懷疑的態度，也挫傷了他的自尊心。1959年國慶節赫魯曉夫來華訪問時對我方指手劃腳，遭到毛澤東的抵制。赫氏走后三個月之內毛澤東寫了三首《讀報》詩，后又續寫。在這些詩中赫氏以兇神惡煞面目出現，毛澤東怒斥其“涂脂抹粉上豪門”的投降立場和“列寧竟撇頭顱后”的叛徒行徑。《讀報》詩引出了詩人系列反修詩詞創作。這里有對妖魔鬼蜮的痛斥，有對社會主義新人的期待和描述，有對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理想社會的設想。
60年代初期以后，毛澤東的未來之慮越益嚴重。寫于1963年12月的《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中“國有疑難可問誰”一句流露出對接班人問題的猶豫、矛盾、困惑，而此疑難顯然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大事，用什么方式來解決才更有意義呢？一時難以確定。
1964年春的《賀新郎·讀史》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歷史觀。推崇陳勝等人為“風流人物”，可看出他對造反者的重視，這是自《沁園春·雪》以來又一次思考今天的風流人物當屬何人。他正在尋找新的革命動力。
1965年是毛澤東詩興大發的一年。這年5月他上了一次井岡山，寫了《念奴嬌·井岡山》，回顧當年開辟“井岡山道路”奪取政權的歷史。據馮蕙考證，1965年7月上半月他同時寫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9]。這個考證對理解這兩首詞極有意義。“重上井岡山”這種提法大有深意存焉。當毛澤東與黨內同志發生尖銳矛盾時，“重上井岡山”從口中說出，有分道揚鑣含義在內；這次重上井岡山竟與“凌云志”相聯系，可見非一般登山可比，這里預示他要采取大動作；這個大動作用“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形容，“月”代表他對光明的追求，“鱉”代指他要除掉的惡勢力。這個惡勢力到《鳥兒問答》時變成“蓬間雀”，照字面理解當然指赫魯曉夫無疑。然而如此理解恐怕又失之于簡單。赫魯曉夫早在一年前下臺，再說此人作為主人公在《讀報》詩中已經成為詩人嬉笑怒罵的對象，何必再用寓言的方式去痛斥呢？恐怕還包括國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12月下旬毛澤東又去了一趟南昌，寫了《七律·洪都》。這首詩似為自己生日而作，詩的前半段用典總結他一生做的第一件大事，后半段表現為使“彩云長在有新天”的愿望，把希望寄托在“江草江花處處鮮”上，預示著他要在年輕一代中尋找革命動力。1965年是毛澤東醞釀“文革”的一年，這場革命將以什么形式出現他當然難以確定，但不管是什么革命，他認為總是推動社會主義中國的車輪前進的。
1966年初夏，“文革”爆發，6月毛澤東寫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故國人民有所思”一句中的“人民”應該指那些高喊“造反有理”口號的人，他在思考如何領導這些人把運動引向深入。1971年林彪自爆后毛澤東大病一場，《七絕·賈誼》大概寫于此時，是借賈誼感傷梁王墮馬而死來寬慰自己。1973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毛澤東寫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借肯定秦始皇確立封建社會制度的作用肯定自己發動的“文革”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觀點雖可商榷，詩也寫得乏味，但主觀上確實是為社會主義而作。
三、藝境拓展的得失
研究毛澤東詩詞創作可以發現，在他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探索時，也在不斷拓展著藝術境界。這里有得也有失，怎樣評估詩人藝境開拓之功，要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
第一，關于詩歌“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觀點的提出。毛澤東認為，詩歌藝術是由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構成的矛盾著的兩個側面，但更強調浪漫主義這一面的主導地位。他要求藝術工作者首先要有“遠大的理想”，而他自己的詩詞創作就是體現這種要求的。他的詩詞有一種鼓舞前進的力量，使人產生戰勝惡勢力的勇氣，激發起贏得未來的信心。這可以說是毛澤東詩詞的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然而這種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詩詞創作中是有差別的。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要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面臨的形勢嚴峻、險惡，他的詩詞創作面對這種現實，表現出沖破羅網、排山倒海的力量。這是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力量的顯示，是再造新世界自信力的顯示。這些是建國前毛澤東詩詞中浪漫主義精神的本質所在。
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國的領袖，也是世界上第一大黨的領袖。他自信代表全民全黨的意志，領導著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大干社會主義，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為保證社會主義江山穩固、反修防修。他在從事這些活動時創作的詩詞中，理想抱負可以從心所欲地抒發。如《水調歌頭·游泳》：理想的建設速度；《蝶戀花·答李淑一》：理想的告慰烈士方式；《七律二首·送瘟神》：理想的建設社會主義方式；《七律·答友人》：理想的家鄉面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戰勝“妖霧”結局；《卜算子·詠梅》：理想的個體人格；《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反霸結局；《雜言詩·八連頌》：理想的群體性格；《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理想的防修行動；《念奴嬌·鳥兒問答》：理想中的防修戰斗場面；《七律·洪都》：理想中一代新人的出現，等等。總之，與新中國成立前只有一篇《念奴嬌·昆侖》以虛幻想象的方式抒寫社會理想相比，新中國成立后詩人的各種理想可以說是得到了自由抒發。這些詩詞比起新中國成立前的創作大大拓展了藝術空間，在擴大藝境廣度上是有意義的。
也應當看到，“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觀點的提出是在1958年那個浪漫的年代，毛澤東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明顯過多地偏向浪漫主義一方。他還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的詩，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10]作為個人愛好，像李賀那樣一生耽于幻想也無可厚非，但毛澤東用這種方式反映政治意向就有了弊端。《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把政治對手比作“蒼蠅”“螞蟻”，喊出“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讓人感到失于空乏無力，而《念奴嬌·鳥兒問答》的結語又容易與十年動亂聯系在一起。毛澤東晚年心態變得脫離實際，寫詩過多追求幻想，到文革初期所寫《七律·有所思》時脫離了反映人民意愿的真實狀況，而最后一首詩《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則到史籍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方略，那更是既無現實主義又無浪漫主義了。
第二，關于“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11]主張的提出。這是毛澤東在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信中提出的觀點。周振甫在《詩詞例話》一書中簡明扼要地對賦比興作了解釋：“賦屬于寫作，比興屬于修辭”；“比是用物來打比方，興就是用來寄托”；“興也是比方，不過是一種暗比。”所以劉勰說：“比顯而興隱”。在《詩經》中可以將比、興分開說，而在楚辭中比興連用作為寄托方式，到后來比興成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應該說，“賦是最基本的寫作方法，敷陳其事而直言之”。毛澤東的一些上乘之作也大都用此法寫出，為什么在1965年突然強調比興，而把賦法放在次要位置呢？
毛澤東雖然采用朱熹的觀點將比興分開說，在創作中卻是采用楚辭比興連用式。這種方法的采用在新中國成立前后詩詞中又呈現不同狀況。新中國成立前全篇用比興即寄托方式寫出的詩詞不多，最突出者應屬《念奴嬌·昆侖》，作者把早年就已形成的“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理念借評論昆侖寫出,改造中國與世界兩方面恰好在上下片中分別言之，這里所用顯然不是賦法，只是比興用法更為曲折的使用。還有一篇《十六字令·其三》：“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在黨內外出現危機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在這首詞中不僅用賦法寫山的險峻，還寄托著“天垮下來擎得起”的政治抱負。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大都在戰爭環境中創作，要應付環境、為生存下去頻繁地戰斗，實在有太多的事可以敷陳直言，用賦法自然多一些。
新中國成立后則發生了變化。詩人開始為表現政治理念而有意采用比興寄托式，如《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開頭就是“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一唱雄雞天下白”寫新舊政權更替帶來的巨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寫法沒太多用，大量使用是在1959年寫《讀報》詩以后。1959年以后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外政治斗爭上。赫魯曉夫第一個充當了他詩中比興的材料，因其無原則地獻媚帝國主義而比作“涂脂抹粉”的娼妓，因其狂妄干涉我國內政而比作“狂蜂”，進而又把赫氏帶頭的反華勢力比作“兇神”“惡煞”。總之，為了表現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把不同政見者一律用牛鬼蛇神、害人蟲等丑惡之物來比喻。這種寫法一直持續到1966年寫《七律·有所思》。1965年他給陳毅信中強調詩要用形象思維，寫詩就是用比興兩法，實在是這一階段他創作體會的總結，并不符合此前與此后的大部分創作狀況。
毛澤東在這一階段大量使用比興確實讓他的詩詞出現新的面貌。他繼承發展了屈原“虬龍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讒邪”的比興傳統，既寫出了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又寫出了正義一方必然戰勝對方的趨勢，如：“妖為鬼蜮必成災”與“金猴奮起千鈞棒”（《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已是懸崖百丈冰”與“猶有花枝俏”（《卜算子·詠梅》）；“凍死蒼蠅未足奇”與“梅花歡喜漫天雪”（《七律·冬云》）；“有幾個蒼蠅碰壁”與“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萬怪煙消云落”與“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礴”（《念奴嬌·井岡山》）；“蓬間雀”與“鯤鵬”（《念奴嬌·鳥兒問答》）；“敗葉紛隨碧水馳”與“青松怒向蒼天發”（《七律·有所思》），等等。作者敢于應戰與挑戰的人格在這些詩里得到了體現，讓人感覺到他在指揮一場不流血的戰爭，在當時大大增強了人們的民族自信心。這些效果都是突出運用了比興手法而不是賦法才收到的。
比興手法運用最好者當屬《卜算子·詠梅》，將物的自然之美與人的德善之美融合在一起，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傳統文化中梅花因不畏嚴寒具有比喻美德的特定意義，毛澤東繼承了這些，又賦予它“不爭春”只報春的共產主義道德內涵，這樣就收到了“使味之極無極，聞之者動心”的效果，使這首詠梅詞成為絕唱。細加品味可以看出，這首詞極具詞體幽微深隱之美，豪放其內婉約其外，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達到了高度統一。毛澤東晚年對比興手法的強調、使用，開拓了藝境空間深度。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創作中多用典故（也屬比喻），還出現了數量可觀的詠史詩詞，目的當然是用古比今來證明今天行動的合理性。這類詩詞有寫的成功的，如《賀新郎·詠史》，但也有些形象干癟，缺少詩味。
第三，關于毛澤東對自己七律創作自我評價的認識。在那封致陳毅信里，毛澤東說：“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我則對于長短句的詞學稍微懂一點”。這里自然有很大的自謙成分在內，而毛詞高于毛詩，也幾乎成為讀者同感。問題是毛澤東自己說過喜歡采用詞這種形式，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前采用詞這種形式遠遠超過七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1958年以后采用七律卻超過詞了呢？
首先是七律比詞適于表現政治主張。“詞以境界為最上”，毛澤東的人生經歷特別是軍事家經歷超過蘇軾、辛棄疾，他的詞中寫出了多種境界，因而成為蘇、辛以后豪放派一大家。“詩言志”，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采用了七律這種形式。其次是毛澤東晚年大概也有在七律領域開辟新天地的藝術追求。從1958年至1961年末，他寫了七律10首，詞僅一首，表明他有用七律顯示詩才的愿望。1958年是毛澤東醉心于浪漫主義的年代，在七律中突顯浪漫主義詩風是杜甫未曾有過的寫詩經歷，而李白很少寫七律，李賀更是一首也不寫。這給毛澤東留下了發展的余地。
1958年也是毛澤東愛讀《離騷》的一年，他多次講過讀這首浪漫主義長詩的體會。這一年所作《送瘟神》二首就可看作是讀這首長詩的心得。其第一首開頭四句寫血吸蟲病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為了表現對百姓的悲憫情懷，突然來了個“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想象著以地球為飛行器作巡天之游。這種寫法就是從《離騷》中借鑒而來。屈原為了表白自己行為正確，在得不到人間支持理解時，在詩中曾有兩次升天尋找天帝的描寫，都是以無果告終，最后他只好“從彭咸之所居”，以跳水自殺求得解脫。毛澤東在這里不是尋找天帝，而是找到出身勞動人民的牛郎，牛郎也沒給他滿意答復。在第二首詩中寫他在神州找到了真正的主宰者“六億人民”，重點寫六億群體戰勝自然的威力，將向大自然開戰、改變一窮二白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最后災難被驅走，結局就高于屈原了。這兩首詩采用了李賀用過的詞藻，但主要還是得益于借鑒《離騷》而創造出的詭奇壯麗之境。《登廬山》頗得李白《廬山謠》神髓，作者認為“云橫九派浮黃鶴”之類幾句較好，援李白古風氣勢入七律，創造出開闊雄奇之境。《答友人》構思上借鑒《九歌·湘夫人》，將女神、風物、人間放在一起，寫其深情婉約之境超過了李商隱的《無題》詩。可以說四首詩在七律發展史上所創造出的浪漫主義詩境超越了前人。
在反霸防修階段，毛澤東的四首《讀報》詩打開了國際題材入七律的門戶，在以后的七律創作中一些正反面形象出現，這本身就有開辟之功。反修詩數量大于反修詞，但明顯看出詞還是高于詩，如《七律·冬云》最后一聯“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前一句可視為從《卜算子·詠梅》概括而來，后一句則發展為《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相比較而言，詩顯得粗糙，詞則寫出作者深微的心境，或精巧，或磅礴，均為上乘之作。
杜甫是在晚年漂泊西南以后，把七律創作推向成熟階段的。從毛澤東給陳毅寫信時算起，留給他的還有十年歲月，如果不是發動“文革”，也許他的七律創作會進入“文章老更成”的勝境。
注：
[1]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2] 陳晉：《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歷程》，萬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2頁。
[3] 陳晉：《獨領風騷——毛澤東心路歷程》，萬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8頁。
[4] 龔育之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59頁。
[5]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頁。
[6]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頁。
[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99頁。
[8] [美]施圖爾特·施拉姆：《毛澤東》，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頁。
[9] 馮蕙：《談談毛澤東<詞二首的寫作時間及其他>》，《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
[10] 參見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頁。
《黨的文獻》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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