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詩論札》：（5）論毛澤東七律詩的史詩意義

　　一、引言

　　黑格爾在其《美學》一書中將詩分為史詩、抒情詩、戲劇體詩三類。在論及史詩時，他指出：“史詩以敘事為職責，就須用一件動作（情節(jié)）的過程為對象，而這一動作在它的情境和廣泛的聯(lián)系上，須使人認識到它是一件與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關的意義深遠的事跡。”<1>在黑格爾看來，正式的史詩是一個民族由野蠻跨進文明的產(chǎn)物。不過他又指出，以后一直到近現(xiàn)代仍可在一些重大題材文學作品中發(fā)現(xiàn)“史詩描述”。這樣，史詩就由敘述英雄傳說的長篇敘事詩變?yōu)橐粋€重要的美學范疇。據(jù)此，凡反映某一重大事件的文藝作品，均可被稱為史詩性的作品。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領導的中國革命是改變民族歷史命運的“意義深遠的事跡”，可謂史詩式的革命。毛澤東又是一個偉大詩人。他自稱填詞水平高于所寫七律，但又習慣用七律寫重大題材，若以史詩性衡量其詩詞，七律顯然高于詞，不愧為革命的史詩。

　　二、創(chuàng)作歷程及史詩性體現(xiàn)

　　毛澤東寫律詩要早于填詞。他在韶山讀私塾時就表現(xiàn)出很高的對對子水平，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就與蕭子升、羅章龍有過成功的聯(lián)句之舉，因而說“毛澤東在第一師范讀書時已通曉近體詩格律” <2>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現(xiàn)在能見到的毛澤東最早一首七律寫于1917年暑假與蕭子升游學途中，是一首失題的殘篇，存詩僅三聯(lián)：

　　驟雨東風過遠灣，滂然遙接石龍關。

　　野渡蒼松橫古木，斷橋流水動連環(huán)。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長亭意轉閑。

　　中間缺一聯(lián)，根據(jù)格律推斷所缺應當是頷聯(lián)。這首詩所寫內容為雨中行路所見所感，所寫之景無非是山山水水。頸聯(lián)寫與水有關景物，可以推斷所缺頷聯(lián)應是寫山的。

　　細心研讀這首詩，可以發(fā)現(xiàn)它與18年后毛澤東所作《長征》有驚人的前后承繼之處。

　　兩首詩抒發(fā)情趣相同：殘篇寫游學途中突遇驟雨造成行路困難，然瞻望前路卻歸到“意轉閑”上，抒發(fā)的是當年作者主張的“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積極人生觀。《長征》詩表現(xiàn)的是面對千山萬水險惡時的英雄氣概，視險阻“只等閑”！兩詩面對的困難相同或有程度的不同，但在表現(xiàn)征服困難的主題上卻是一致的。殘篇是表現(xiàn)這一主題的初步嘗試，《長征》則把這一主題醞釀18年后又作了一次高層次的發(fā)揮。

　　兩首詩頸聯(lián)取材相同：殘篇寫野渡之橋已斷，由“蒼松橫古木”充當，而橋下則“流水動連環(huán)”；《長征》詩也寫到“橋橫鐵索寒”“水拍云崖暖”，不過場面更為驚心動魄了。

　　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早年游學是后來長征的演練，后來的長征在某種意義上則可看作更大范圍的“游學”。中國革命在長征路上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在長征路上也找到了展示自己才華的舞臺。在這前無古人的行動中，紅軍把中華民族征服困難的精神發(fā)揮到極致，毛澤東的這首七律則是大放異彩的壯麗史詩。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也是一首史詩杰作，它不僅僅是寫一次偉大行動，而且反映了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變革。

　　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政權曾是毛澤東生前視為自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這段經(jīng)歷無疑是他人生最為輝煌的一頁，《長征》與《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都是極富史詩價值的篇章。

　　緊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有《和柳亞子先生》問世，1955年又作《和周世釗同志》。前者是安慰一位老知識分子；后者則是為老同學敘舊，按其內容只能算作一般抒情詩。

　　毛澤東曾對何其芳說過，他60多歲才學近體詩，此話只能理解為他60多歲方集中精力去寫七律。事實上，他從1957年寫完《蝶戀花·贈李淑一》后，在相當長時間內很少填詞。從1958年至1962年這5年間是毛澤東一生寫七律最多的一個階段，他在努力探索著如何提高七律水平。在1958年1月16日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詩要學“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這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又倡導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法，這些均在以后他的創(chuàng)作里體現(xiàn)出來，如《登廬山》寫景句受李白《廬山謠》啟發(fā)，《送瘟神》明顯采用“長吉體”手法，《答友人》則是得義山無題詩之神韻。

　　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接著又發(fā)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謂“三面紅旗”無疑把整個民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送瘟神》二首即是這個時代的最好寫照。第一首“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jīng)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第二首則對“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chǎn)建設中發(fā)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精神”<3>作了集中反映。毛澤東在詩中譽“六億神州盡舜堯”，人民的行動“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在生產(chǎn)力水平很低的狀況下，中國人民向大自然開戰(zhàn)所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可歌可泣。1959年6月的《到韶山》一詩，是毛澤東“寫32年的歷史”，譽公社中勞動農民為英雄，是為人民樹碑立傳。這三首詩可看作為人民寫的詩史。

　　赫魯曉夫政策的推行及中蘇關系的惡化，把毛澤東的注意力引向國際方面，《登廬山》標志著反對霸權主義思想在詩中初露端倪。這首詩寫在《到韶山》以后不到一周內，兩詩主題并不相通。“冷眼向洋看世界”是詩人情感的集中點，詩人在回答英譯者問時說：“‘冷眼向洋’就是‘橫眉冷對’。”“冷對”對象顯然是指大國沙文主義者赫魯曉夫，寫此詩的前夕蘇聯(lián)政府片面撕毀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的協(xié)定，這是引起毛澤東產(chǎn)生橫眉冷對心理的直接原因。這首詩中直接提到陶淵明，想到寫過《廬山謠》的李白，詩人借助對古人身上表現(xiàn)出的骨氣的欣賞來抒發(fā)他對當代霸權的不滿。由《登廬山》又引出一批打油詩風格的《讀報》詩，詩人心態(tài)由橫眉冷對發(fā)展為嬉笑怒罵。

　　赫魯曉夫推行的政策和蘇聯(lián)發(fā)生的變化，也促使毛澤東把“人”的問題當作他的思考中心。于是在他筆下出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涂脂抹粉上豪門”的“西方圣人”，此人實屬“口吐煙霞”的兇神惡煞；詩人呼喚“金猴奮起金箍棒”，而使“玉宇澄清萬里埃”；他向往著女神帝子“下翠微”，看到“芙蓉國里盡朝暉”；當然詩人更著眼于戰(zhàn)勝“虎豹”“熊羆”的英雄豪杰即6億中國人民。總之，詩中的這些人物形象共同組成巨幅畫卷，稱得上是“史詩描述”。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把國際反修經(jīng)驗運用到國內，不適當?shù)靥岢隽私鉀Q劉少奇的問題，引起了“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關于“文革”，中共中央已作全面否定，筆者完全贊同。考慮到毛澤東認為它是自己一生所做兩件大事之一，這期間所寫的詩具有史詩價值，還是值得研究的。

　　1965年末毛澤東寫了《洪都》一詩，把發(fā)動一場運動的內心及目的作了明確交待。1966年6月“文革”初期所寫的《有所思》給那個時代留下一幅生動剪影，是一頁壓縮的“文革”史。此詩原來題目為《頌大字報》，倒是更清楚地揭示出寫作背景。所頌大字報當特指毛澤東后來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此詩當寫于6月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公布聶元梓等人所貼大字報后數(shù)日。這張大字報公布后，康生、陳伯達又作了許多鼓動工作，引發(fā)了各地學生起來“造反”，出現(xiàn)混亂。6月上旬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xié)助領導運動，各學校便抓起了右派。當時住在韶山滴水洞的毛澤東得知這些情況后，是不同意的，甚至很生氣。此詩即反映了他的心態(tài)。詩一開始即交待因“神都有事”，為促此事成功特別來到南方，“踏芳枝”有意藻飾行動的輕松。頷聯(lián)以比興手法展示對北京劉、鄧等人做法的不滿，“青松”句喻自己的憤怒，“敗葉”句是對對方的痛斥。頸聯(lián)歌頌這張大字報起到震驚世界的作用，運動靠它發(fā)動起來。尾聯(lián)則是對眼下北京形勢的不滿及對人民命運的思考。這首詩再現(xiàn)了文革初期那段歷史，有一定的史詩價值。

　　1973年8月5日的《讀<封建論>呈郭老》是毛澤東寫的最后一首詩。這首詩揚秦（始皇）貶孔（孔子），意在闡明制度的確立遠比學說的創(chuàng)立更重要，這是對發(fā)動“文革”最終目的的交待，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毛澤東一生所寫律詩20首左右，其中一部分反映了重大事件，堪稱中國革命史詩。

　　三、毛詩與毛詞

　　這里所說的毛詩，僅指毛澤東的七律，毛詞也并非毛澤東詞作全部，限于長征詞作以后。毛澤東性喜填詞，可是又要寫他并不滿意的七律，把他同時創(chuàng)作的七律與詞對照著讀，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七律有詞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

　　從1921年寫《虞美人·枕上》到1935年寫《七律·長征》前，是毛澤東集中填詞的時期。這期間他一首七律也不寫，無論抒情還是敘事（行軍、戰(zhàn)斗或戰(zhàn)役）都讓詞來承擔。這種情況在長征路上發(fā)生了變化，長征一年是毛澤東詩詞創(chuàng)作豐收期，寫有《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共六首詞一首七律。詞與詩的功能有何差異呢？為什么毛澤東填了這么多詞又要寫七律呢？通過比較可以看出，詞把屬于毛澤東自己的獨特感受、個人抱負及至人生境界都作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表現(xiàn)的是個體我，但這些詞對于數(shù)萬人參與的長征行動卻言之未詳；而七律則以高屋建瓴之筆概括寫出長征全過程，刻畫出紅軍這個群體的形象和屬于這個群體的英雄氣概。王國維曾說，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4>。詞境細而深，詩境闊而遠，七律比詞更適于敘述屬于群體的“意義深遠的事跡”，適于表現(xiàn)群體性的情感。

　　《長征》表現(xiàn)的即是集體大我，它在寫重大題材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姚雪垠說：“歌詠長征的詩人就是三軍統(tǒng)帥，歷史上不曾有過，詩人以如此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寫艱苦卓絕的長征，而且藝術上達到如此高的成功，不僅歷史上未曾有過，而且今后也很難再有，此詩可謂千古絕唱”<5>。筆者同意姚雪垠對此詩的評價。

　　在反霸斗爭期間，毛澤東詩詞創(chuàng)作又出現(xiàn)一個高峰，不過與長征前后那個以詞創(chuàng)作為主的高峰不同，這次是以七律為主。《七律·冬云》寫在《卜算子·詠梅》與《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之間，把三篇作品放在一起讀是很有意義的。《冬云》“梅花歡喜漫天雪”應是一年前那首《卜算子》詞意的概括，“凍死蒼蠅未足奇”又引申發(fā)揮為兩周后的《滿江紅》，正所謂“詩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義闊大，形象眾多；詞則常一首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細膩，含義微妙”<6>。《冬云》與兩首詞比，正是如此！《卜算子》表現(xiàn)詩人崇高人格追求，《滿江紅》則表現(xiàn)詩人蔑視霸權的心態(tài)，這些內容《冬云》以兩句詩概括之。此外尚有很多內容值得尋繹，題目“冬云”就讓人想起《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中的“亂云飛渡仍從容”那句詩，毛澤東說過“是云從容，不是松從容”，他是喜歡“亂云”的。這首寫在自己70虛歲生日的詩以“冬云”命題，顯然寄托著更深的用意。首聯(lián)以冬云受壓、大雪紛飛比喻當時面臨的嚴峻形勢；頷聯(lián)又寫出險惡形勢之下，否極泰來，向好的一面轉化因素在增長，這是歷史的辯證法；頸聯(lián)以英雄豪杰代指中國人民，贊揚這個英雄群體曾戰(zhàn)勝過一個如同虎豹一樣的霸權主義國家，今天更無害怕任何一個如同熊羆一樣的霸權主義國家的道理。這首七律內容豐富，形象眾多，是那兩首詞任何一首所不可比擬的。詞抓住一點極力鋪陳，詩則括進若干點，故顯得辭約義豐。

　　1965年所作三首詞（《念奴嬌·井岡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與一首詩（《七律·洪都》）之間也呈現(xiàn)這種差異。除此以外，詩比詞顯然更多一些政治理念，詩人先是借用祖逖、劉琨典故回顧自己大半生戰(zhàn)斗史，人雖老而壯志仍堅，最后表示寄希望于年青一代去開創(chuàng)未來。是無限的人生感慨，也是一篇人生哲學。

　　讀毛澤東井岡山時期以后的詩詞創(chuàng)作，可從中看出，詩人習慣以七律反映重大題材，以詞表現(xiàn)內心意緒。詩側重于反映客觀世界，詞側重于表現(xiàn)主觀世界；詞就一點寫得詳盡，詩多用“以少總多”之筆；在詞中不難覺察到詩人的情感世界，有些寫重大事件的七律是代人民立言，常見雕塑的群像，因而這些詩的史詩價值明顯高于詞。

　　詩與詞是兩種筆墨，分別去反映有所側重的主客觀世界，雖有所分工，又有難以分割的聯(lián)系。宗白華在評價杜甫時曾說他“詩歌最為沉著深厚而有力”“也是由于生活經(jīng)驗的充實和情感的豐富”<7>。毛澤東詩詞亦然。長征一年是他人生經(jīng)歷最為復雜艱難的一段，他填詞多而精，正所謂“所見者真，所知者深”。在這諸多詞作的基礎上才又有概括性極強的《長征》詩寫出。長征結束時紅軍人數(shù)僅及出發(fā)時十分之一，一些目光短淺者看不到紅軍正走向勝利，毛澤東對長征的意義則有高遠的理解。只有指揮史詩式行軍的人才能寫出《長征》這首史詩，也只有寫出如此史詩的人才會有《沁園春·雪》詞中偉大靈魂的披露。

　　四、詩歌史中看毛詩

　　把毛澤東的一些史詩性七律放在詩歌史中全面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詩的歷史性突破及在七律藝術上的特殊貢獻。

　　中華民族有著深遠的史官文化傳統(tǒng)，在此傳統(tǒng)下一些反映重大歷史事件的詩歌被尊為“詩史”，如曹操有幾首樂府詩反映了漢末軍閥混戰(zhàn)動亂的現(xiàn)實，被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杜甫的一些詩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殘酷現(xiàn)實，在當時就被尊為“詩史”。毛澤東習慣用七律反映重大事件，這些詩是無愧于“詩史豐碑”稱號的。他的詩與上述前人詩相比是新型的一類，前人的詩只是反映了動亂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難，百姓是任人宰割的牛羊，詩人對于他們給予同情，僅此而已。毛澤東的這些詩則不然，在他看來，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人，人民可以扭轉歷史前進的方向，甚至可以改變一切。在毛澤東筆下，紅軍面對千山萬水險惡等閑視之，人民解放軍摧毀舊政權引起天翻地覆變化，堯舜一樣的六億人民可使高山低頭、大河讓路。毛澤東筆下的人民沒有一點奴隸相，他稱田間勞作的農民為英雄可謂是破天荒的。把6億中國人民當作對抗當代霸權主義國家的英雄豪杰，即使在他發(fā)動“文革”犯錯誤的時候，也是把防止修正主義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總之，在他的詩中，人民都表現(xiàn)出歷史的主動性、主體性；詩人不是人民的同情者，而是人民的代言人；他的詩不僅僅是詩史，更是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史詩！

　　將如此嶄新的內容納入七律是肯定會帶來變革的。七律一體本從應制詩中發(fā)展而來，追求形式美，缺少社會內容，只是到了杜甫手中運用它抒寫憂國憂民之情和抒發(fā)顛沛流離之痛才使這一詩體取得了詩歌史上的地位。杜甫的七律詩也成為后人學習仿效的范本，特別是以《登高》《秋興八首》為代表的抒情詩，成為這一領域難以超越的典范，但是很多研究者忽視了杜甫七律中有一種以敘事言情為特征的類型，如《又呈吳郎》：“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這首詩與《登高》都寫于公元767年秋天，卻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詩。《登高》敘事成分極少，而這首詩圍繞著貧婦撲棗一事細細敘述，詩人之情只在句末點出。兩類詩的區(qū)別是明顯的。后類詩對后世影響遠不如前一類，可以說繼承者寥寥。

　　受唐詩研究者余恕誠先生關于“抒情長篇”<8>提法的啟發(fā)，我們稱這類以敘事為主的七律為“敘情短篇”。杜甫等人此類型詩的特點是狀寫一人一事，有較詳細的事件敘述與人物形象刻畫，也是圍繞著事件而發(fā)，與獨抒胸臆有別，所以此類詩的特點為敘事言情。

　　毛澤東的一些史詩性七律是繼承發(fā)揚這一類型傳統(tǒng)的。與杜甫等人寫小人物小事件不同，毛澤東所寫是有關國家命運的大事件，所寫人物是英雄群體，所以，只能采取大寫意的勾勒手法，善于在一兩聯(lián)內刻畫一個大場面；詩人又善于以高瞻遠矚的眼光揭示出行動的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抒發(fā)無產(chǎn)階級豪情。

　　一個“大”字足以概括毛澤東此類七律的特點。古人所寫此類詩讓人總覺得天地太小，毛澤東則在短小篇幅內展示出一個大世界。偉大的英雄群體活動在中國這個廣闊舞臺之上，他們的行動又推動著歷史車輪前進，毛澤東將這些內容用七律很好地表現(xiàn)出來，這是他超越前人之處，也是他對中國詩歌史突破性的貢獻。

　　我們曾說過毛澤東的詞在抒寫江山英雄情懷上攀登上豪放詞的巔峰<9>，現(xiàn)在則可以說，他用七律在寫英雄群體史詩式行動上開創(chuàng)出新的境界，這是他對七律詩體的突破性貢獻。

　　注:

　　<1>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07頁。

　　<2>龔國基：《毛澤東與詩》，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3>《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王國維《人間詞話》。

　　<5>姚雪垠：《革命英雄主義的千古絕唱》，見臧克家主編《毛澤東詩詞鑒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頁。

　　<6>李澤厚：《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頁。

　　<7>宗白華：《藝境》，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頁。

　　<8>余恕誠：《唐詩風貌》，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頁。

　　<9>丁毅：《論毛澤東詞的文學史地位》，《黨的文獻》1997年第4期。

　　《黨的文獻》200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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