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詩論札》：（3）毛澤東詩詞創作七期論

　　像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毛澤東詩詞創作也遵循著辯證法法則所規定的發生、發展、衰變的完整過程。對毛詩分期創作研究,即是通過這一過程的描述,以達到對其藝術特征的準確把握。

　　研究毛詩的困難不亞于對古代屈原、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的研究，這是因為毛澤東是一個多重角色的人，他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詩人于一身，前三種角色交替制約著后一種角色，致使他的詩詞創作出現多種狀態，這是毛詩的復雜之處，也是其藝術魅力之所在。當我們走進這樣一位詩人所構筑的藝術殿堂時，想起了“風格即人”這句老話，它乃是瞻仰這座殿堂的可靠指針。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既想作英雄豪杰，更想做圣賢。“終其一生，毛澤東既是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又是思想博大的精神導師。”（1）他的詩詞即是他這種追求的心態再現，而形成其獨特詩風。

　　還應當看到，雖然圣賢豪杰都是毛澤東追求的，盡管毛澤東主觀上認為圣賢高于豪杰，但是他在論述時，對豪杰卻比圣賢說得具體：“大凡英雄之行其自己也，發其動力，奮發踔厲，摧陷廓清，一往無前，其強如大風之發于長谷，如好色者之性欲發動而尋其情人，決無有能阻回之者，亦決不可有阻回者。茍阻回之，則勢力消失矣。吾嘗觀古來勇將之在戰陣，有萬夫莫當之概，發橫之人，其力至猛，諺所謂一人舍死，百人難當者，皆由其一無顧忌，其動力為直線之進行，無阻回無消失，所以至剛而至強也。豪杰之精神與圣賢之精神亦然。”(2)英雄立功轟轟烈烈，看得見摸得著；圣賢立德其作用在于感化人，見之于思想教育，難以作到立竿見影。故毛澤東論圣賢不如論英雄具體生動。這大概與毛澤東所處的時代有關，那畢竟是一個呼喚英雄出場再造乾坤的時代?。∶珴蓶|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切實的氛圍中，作圣賢改造人的靈魂畢竟還是未來的事。

　　對于詩人毛澤東來說，由于圣賢行為多訴諸理性思考，英雄行為多見于情感沖動下的行動。因而當他的行為與后者相統一時，是他詩情爆發之時；當他的行為與前者相符合時，則是他理論創作豐收之時，這時詩神繆斯疏遠了他，他常常有寫不出詩的遺憾。

　　關于其詩詞風格，柳亞子在1949年3月15日有詩呈毛澤東，其中有句云:“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其中“雄奇瑰麗”應看作是對毛詩風格的精確概括。應當看到柳亞子此前僅僅讀過《七律·長征》《沁園春·雪》為數不多的代表作，其概括應該是他直觀作靜態觀察所得的結果。今天我們比當年柳亞子幸運的是，幾乎能讀到全部毛詩，就有可能對其創作整個過程作動態發展的描述。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根據毛澤東一生在每一歷史時期所承當的社會角色，其人格追求實現程度及在創作中的體現，對其創作分為七期，依次論述如下。

　　一、從“五四”前夜到大革命失敗是毛詩風格初具形態期

　　毛澤東是在辛亥革命時將自己的生命匯入歷史潮流之中的。他給人們留下的最早而帶有毛詩基本因子的詩篇當屬1915年5月所寫《五古·挽易昌陶》，其中有句云:“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憂慮國家被瓜分的國際地位，欲憑借高山抽出長劍，去蕩滌帝國主義列強勢力，擔負起歷史重任。

　　敢于向強敵挑戰是毛澤東個體人格的最大特征。這種人格并非從天而降，而是歷史潮流推出來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愛國志士們，無不以英雄自許或以英雄許人。那時，天下之士“負奇氣，懷大志”“相與衡盱時局，狂歌痛哭，拔劍起舞，而欲有所為。”(陳去病《高柳兩君子傳》) 如秋瑾女士，號鑒湖女俠，喜酒善劍，她的詩多篇寫到寶劍，寫到擔當挽救祖國危亡的責任，如“千金市得寶劍來，公理不恃恃赤鐵。死生一事付鴻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寶刀俠骨孰與儔？平生了了舊恩仇。莫嫌尺鐵非英物，救國奇功賴爾收。”“天下英才數使君，據鞍把劍氣縱橫。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3)當時的志士們憤感時勢，并以俠士精神相號召，“這就使他們的作品，自然地而不是人工地帶有英雄氣息和浪漫主義色彩。他們的作品高華、健美、鮮活，有一股蓬勃旺盛的朝氣。”(4)毛澤東就是在這種時代精神的感召之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他的創作自然受當時文學風氣的影響。

　　敢于向強敵挑戰的思想基礎是強烈的自信心，這在《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是對友人的贊許，也是自我自信心的展示。

　　在湖南一師讀書時，他常語人：“丈夫要為天下奇（此乃宋王廷送王邦衡詩句)，即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作個奇男子。’”(5)這首詩即圍繞“奇”字發揮，年少崢嶸即人中之奇，他奇在滄海橫流時而能理“世事紛紜”，這樣能平治天下的人物五百年才出現一個，真是越說越奇，信心百倍！“名世于今五百年”的人物即所謂圣賢，這也是青年毛澤東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他說:“圣賢豪杰之所以稱，乃其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之謂，此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乃人人應以為期向者也。”(6)英雄（即豪杰）圣賢的人生在毛澤東看來是人人都應該去追求的。這樣的人生可謂雄奇的人生，必然放射出不同尋常的瑰麗色彩。這樣的人生追求顯現于詩詞中則是雄奇瑰麗的風格。1919 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把毛澤東推到時代大潮前面，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固然是毛澤東從事的偉大活動，但由于黨處于幼年時期，由于陳獨秀的家長制統治，毛澤東處于無權地位，他的感情由憂國家滅亡變成憂慮黨的前途未卜。《沁園春·長沙》無疑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作品，毛澤東在世時把它作為自己詩詞集的開篇，其原因應該是集中表現英雄主義情懷的第一篇。這首詞既有五四時代文學特征，那就是具有“濃烈個性色彩、表現人生價值和生命騷動”“顯示出明朗、樂觀的色彩，是一種斑斕的洋溢著青春氣息的美”，又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再現辛亥時代英雄主義的黃鐘大呂之音。以這首詞為標志，毛詩雄奇瑰麗的風格已初具形態，此風格實由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先后兩大革命潮流孕育而成。

　　這首《沁園春·長沙》，據我的考證，并非是逃避湖南軍閥趙恒惕追捕，1925年8月末由韶山來長沙而寫，而是1925年1月受陳獨秀冷落排擠由上海來長沙而作(7)，與1927年春所作《菩薩蠻·黃鶴樓》一樣，都抒發了憂慮共產黨前途的惆悵之情。這兩首詞一為臨水懷舊，一為登高懷古傷今，其表情方式看出辛棄疾登臨之作的影響，后者簡直可以稱為典型的“稼軒體”。

　　這一時期還有兩首愛情詞，《賀新郎·別友》就原稿論同《虞美人·枕上》一樣，是傳統的婉約詞寫法，“愁”與“怨”成為各自抒情中心?！顿R新郎》有學習柳永、李清照的痕跡，《虞美人》是典型的易安體，而且是“男子作閨音”。把這兩首詞置入宋代婉約詞集中實在難以分辨。

　　總起來看，這一時期毛澤東處于無權地位，他尚無能力左右歷史進程，他先是憂國后憂黨，其創作可稱為志士之詩。作品情感不乏英雄主義豪情抒發，但哪篇也沒擺脫一個“愁”字。有的作品明顯表現出學習前人的痕跡。兩首婉約詞是傳統的離愁別恨內容，兩首豪放詞也沒與舊詩詞懷才不遇主題完全劃清界限，有的篇什借鑒多于創新。新的內容還在舊的軀殼中掙扎，還有待掙脫舊的束縛去創造全新的藝術境界，得時代賜予的雄奇瑰麗詩風還需要作者在未來的革命中去發展完善。

　　二、井岡山時期是毛詩風格形成期

　　1927年大革命失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破產，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危機，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那就是毛澤東上井岡山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他的詞創作直接將戰爭題材納入，是詞史上首次,具有開創意義。

　　這一時期作者屬于政治軍事家詩人。他立足于中國實際，尋找出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理論根據，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方針，盡管一個階段毛澤東被“左”傾領導排擠出軍事指揮之外，他始終以軍事指揮者心態關注戰爭。這期間他寫了11首詞，對戰爭作了直接或間接的反映。

　　戰爭無疑是人世間最富挑戰性的事件，毛澤東又是最偉大的軍事指揮家，他的富于挑戰的個性在戰爭中得到滿足，雄奇瑰麗的詩風在此條件下形成。11首詞有9首寫到了戰爭，的確如一些論者所說，這些詞都具有史詩性質。作者本人在談到這階段六首詞創作時說:“這些詞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卻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作為史料，是可以的。”(8)說這些作品“文采不佳”并非故作謙虛，而是反映了一些作品實際。從留下的傳抄稿來看，有些句子寫得粗糙，如“欲打南昌必定汀州過”“統治階級余魂落”“軍閥好混蛋”，確實缺少詩味，但它們的可貴之處在于反映了廣大群眾的“心情舒快狀態”，真是粗一點又有何妨呢？ 我們沒必要以一般的鑒賞眼光去苛求，可看作作者將戰爭題材首次引入詞領域付出的一部分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詞具備了中國古典敘事詩的性質。中國是敘事詩不發達國度，漢樂府及杜甫的《三吏》《三別》等敘事詩并不太注重于將“事跡敘述得完整”，而是代人立言客觀言他人之情。毛澤東的戰爭詞也應如是觀。

　　怎樣看待這些詞作的意義呢？1936年斯諾在陜北采訪毛澤東請他談個人經歷時，所得感受倒是極富啟發意義。斯諾說：“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范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9）把斯諾這段話與前引毛澤東關于《詞六首》的一段話放在一起讀，不難發現二者的相通之處。我們便進一步領悟出這些詞中，反映了毛澤東“在群體事業中消隱了有局限的‘自我’，同時獲得了無限的‘大我’。”（10）這樣，這一階段寫戰爭的詞獲得作者創作史上的非凡意義，標志著詞人已從前一階段“自我”中解脫出來，凸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大寫的“我”了。”（10）正因為此與前期創作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前期難以擺脫一個“愁”字，這里革命樂觀主義成了主旋律，就從古代作家作品意境中完全擺脫出來。當然革命樂觀主義者并非沒有憂愁，恰好這一時期有三首寫得相當不錯的抒情詞( 即《采桑子·重陽》《菩薩蠻·大柏地》《清平樂·會昌》) 都是毛澤東受到排擠離開軍事領導職務時所寫，其心情必然是惆悵的，可是從字面上就是看不出來，如《清平樂·會昌》一詞，作者自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機，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讀這首詞每個人都容易感受到一種豪邁的情感，不明白作者為什么作這樣的批注。其實這些詞都是借肯定自己的行為以表達對錯誤領導的不滿，如《采桑子》原稿中的“但看黃花不用傷”，《菩薩蠻》中的“當年鏖戰急”，《清平樂》中的“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沉郁的情緒只能從言外之意中去領會，字面上僅僅表現為些微的感慨，而這種感慨又統攝在豪邁的英雄氣概之中，并且成為顯示這種英雄氣概的有力導體。所以情感內涵中的郁悶成份作者本人明白而對于他人卻是難以領會了。

　　革命道路總是曲折的，遭受挫折在所難免。上井岡山不久林彪產生悲觀情緒，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澤東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開導林彪，他在科學分析中國歷史現狀的基礎上，以詩的語言闡明革命前途為“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足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是何等壯麗的遠景?。∵@也是毛詩極力表現的雄奇瑰麗的藝術境界。讀毛詩總覺得有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從中獲得必勝的信念，其根源在于毛澤東把革命遠景作為詩詞意境的追求，這是他不同于李杜蘇辛之處。毛澤東的獨特詩風因中國革命道路開創得以形成，還將隨這條道路向前延伸而發展。

　　三、長征路上是毛詩風格發展期

　　1934年10月進行的長征，應該是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來又遭受最大挫折后采取的不得已的退卻行動。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領導排擠打擊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把紅軍引向絕境，同時也給毛澤東顯示才能帶來機遇。隨著遵義會議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定，毛澤東的歷史巨人形象逐漸凸現出來。政治家的遠見、軍事家的謀略、詩人的浪漫，三者在長征路上得到完美統一。

　　正像毛澤東所說的，萬里長征，千回萬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有多少倍，這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也正是這些困難激發起毛澤東的才情，萬里長征路也為毛澤東實現英雄人格追求提供了一次絕好機會。毛澤東和他的隊伍遇到了天、地、人三方面帶來的磨難，還面臨自身生命極限帶來的挑戰。幾乎每天都面臨生與死的抉擇，每天都有刀鋒上的體驗。毛澤東長征路上寫的詩詞把人的生命力空前表現出來，其意義正如長征本身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美國學者特里爾說：“毛在長征路上真正發現了自己。”(11) 不妨說，毛澤東在長征詩中完善了自我，所塑造的超級巨人形象，正是一個要站起來的民族所期待的“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與早年“列嶂青且茜，愿言試長劍”相呼應，長征路上的毛澤東實在是一個拯救全黨全軍于厄困的俠氣四射的英雄形象。他當年追求作的英雄豪杰其實就是俠，這也是時代風氣使然，如他早年崇拜的譚嗣同就在《仁學》中提倡:“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是撥亂之具也。”秋瑾更是以俠自許。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極力推崇武勇精神，稱贊顏習齋“遠跋千里之外，學擊劍之術于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12)正是對俠的精神高揚！

　　武俠可分解為英雄精神、傳奇故事、暴力戰斗三種主要元素，長征對毛澤東這三點完全具備。陳平原說：“千古文人俠客夢，實際上可分為兩大類:一以俠客許人，一以俠客自許。前者多出現在注重敘事的小說，而后者多出現在重抒情的詩歌中。”（13）長征詩正是這樣的抒情詩，毛澤東并沒有像上一階段去寫戰爭，而是拋開具體的戰斗寫他在這次神奇的進軍中的感受，寫他精神世界的追求。這里有快馬加鞭的豪邁(《十六字令三首·其一》)，有指揮千軍萬馬襟懷(《十六字令三首·其二》)，有系全黨全軍命運于一身而深感義不容辭的壯烈(《憶秦娥·婁山關》)，有藐視困難的自信(《七律·長征》)，有天塌下來擎得起的自負(《十六字令三首·其三》) ，有掃清天下追求世界太平的夢幻(《念奴嬌·昆侖》)，有置強敵于必敗命運的果斷(《清平樂·六盤山》)。這七首詩詞以快馬奔馳開端，中間兩次寫到寶劍的作用，與所流露的英雄情感融匯在一起，即所謂俠骨義膽。長征路上的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奇雄，其詩雄奇瑰麗風格在長征路上得到充分發展。

　　讀這些長征詩詞有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那就是長征路上共跨越了二十四條河，翻過了十八座山，可他的長征詩詞基本上全寫山，僅在《七律·長征》中寫到金沙江、大渡河，細品這些詩詞，又無一不是站在山頂望遠所見所感所思。這種現象是值得研究的。

　　葉嘉瑩論詩詞主“興發感動”三層次論（14），認為第三層次即所謂“終極層次”“是人類審美體驗中所能達到的一種與生命、歷史和宇宙相關的最高感悟而已。”陶爾夫推崇葉氏之說，在他的一篇關于辛棄疾的論文(15)中強調說:“在人類文學藝術史上，那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已經達到并創造出‘非大詞人不能道’的境界，也就是終極層次的高峰體驗。”又說:“在中國詩歌史上，常態型高峰體驗往往同登高望遠聯系在一起。自身所處之高，才識懷抱之高，想象神馳之高，往往與審美體驗之高相互作用。”

　　陶爾夫的論述對我們理解長征詩極富啟發意義。前面我們曾指出毛學習辛棄疾而有“稼軒體”創作，至此我們可以說，毛學辛而又超越了他。辛棄疾常在面臨祖國雄偉江山時，產生對歷史上英雄人物的緬懷，而激發起他壯志難酬的悲憤，因而他的一些登臨懷古之作作得多而好。

　　長征路上每一天都有刀鋒體驗，其境遇與心態正如貝多芬所說的：我要掐住命運的喉嚨！通過苦難，走向歡樂。對紅軍來說，大山是障礙，是必須克服的。作為紅軍的領袖，毛澤東每每登上山巔，他那征服對手的信心隨之增加，激發起英雄的豪情，領略到人生高峰的體驗：當他站在高山之巔他覺得人比山高，俯視群山則成了“細浪”“泥丸”；他覺得超過了人自身局限，眼前巨峰又仿佛成了自己的化身，像寶劍一樣撐住了高空；他隨想象飛騰到空中，竟可揮劍把昆侖裁為三截！詩中的情感、形象、幻想無一不是作者的政治軍事才能的體現，與他的人格追求緊緊聯系在一起。

　　毛澤東不需要像辛棄疾那樣懷念古代英雄人物，因為他與他的戰士是超出古人多少倍的英雄好漢；他沒有必要去懷古，他堅信他所從事的事業空前；他也沒必要傷今，因為他擁有未來。

　　毛澤東的這些登高望遠詩詞就與古人同類詩作劃清了界限。

　　原因何在？套用葉嘉瑩的話應是在這些詩詞中毛澤東的審美體驗所能達到一種與生命、未來(而不是歷史) 和宇宙相關的最高感悟。

　　錢鐘書論及古人登臨作品時說:“囊括古來眾作，團詞以蔽，不外乎登高望遠，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無愁者生愁。”(16)這一概括對古人是準確的，然不適用于毛澤東的長征詩詞以及以后同類詩詞。蓋因毛澤東奉行的革命哲學在于打碎舊世界，他抒發的是征服者的必勝感受，其詩詞境界根于對未來新世界的追求。而古代的詩人們沒有光明的未來，這是正在衰敗的舊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他們的詩也只有在抒發哀愁中較量長短。

　　四、陜北時期是毛詩風格開始變化期

　　1935年10月，中央工農紅軍來到陜北，寧夏馬家騎兵尾隨而至，21日彭德懷率兵在吳起鎮附近擊潰追兵，毛澤東欣然賦六言詩一首，這首詩很好地刻劃了“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形象，抒情的中心卻是屬于“我”的自豪感。這應該是他平生最后一次在詩中直接寫到戰爭，盡管戰爭還是在相當長時間內要考慮的。這是為什么呢？

　　來到陜北的毛澤東思想中發生了巨大變化。初來陜北是他一生最重要、最關鍵的時刻?，F在面臨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他們要占領全中國，威脅著全國人民的生存。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他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表明毛澤東自我角色的確定已由全黨全軍的代表一躍而成為全民族的代表了。他在報告中還指出把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現在的目標是要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農締造一個共和國。

　　這應該是毛澤東自我形象表現最突出、人生體驗最為豐富多彩的歷史時刻，可以想象，創建共和國的信念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引發出怎樣高昂的激情,激情應該物化為詩！

　　這是詩人將創作推向極頂的關頭！

　　1936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東征途中住在清澗縣袁家溝一農家，一場大雪成為一首絕妙好詞產生的契機。據李銀橋說，生活中的毛澤東愛雪愛到非常人所想象的地步，雪在他心目中就是美的化身。生在湖南的毛澤東領略過南國的雪，五四前夕到過北京的他也去過北海賞過雪景，然而這些均無法與披上銀裝的黃土高原的雄偉氣象相比。莽莽雪原給他以新鮮的刺激，他仰望著從天而降的雪，歷史的使命感、民族的責任感、無產階級領袖的自豪感使他的精神從這個小山村里超越上去，一直到九天高空。雖然他身處農家小屋，由于他有寫長征登臨詩的經驗，詩人不自覺地運用懸視的審美方式，去俯瞰中國這塊大地，沉醉在創造新中國的愉悅之中：冰清玉潔中的中國正是他理想中的人民共和國的美的顯現；當他在俯視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巨大空間的同時，又站在時間長河岸上作古往今來的評說，指出誰才是配得上這塊大地的真正主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把握住今天機遇的人，就會擁有未來的中國。

　　毛澤東是在他向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巔峰地位沖刺時獲得審美感興中的高峰體驗，摘取到詩詞王國王冠上這顆明珠的。

　　令一些研究者不解的是，毛澤東寫完這首詞后幾乎寂寞了十多年，他們難以解釋這個現象。

　　一位哲學家倒是啟發了我們：“最深沉的哲學和最扣人心弦的詩，都擠壓在哲學與詩歌的交界線上。”（17）“哲學的蒸發，必定是詩；詩的凝固，必定是哲學。”（18）不妨說，這首《沁園春》上片是詩，下片是歷史哲學，全詞是詩與哲學的完美統一。特里爾說得好：“共產主義中國就誕生于長征的汗水、鮮血和冰雪之中，它激發了戰士們對新社會的渴望，也培養了他們的使命感。”（19）《沁園春·雪》產生在長征路上的詩詞與延安窯洞大批馬克思主義論著之間。作者寫完這首詞后，就投入到為創建新中國的理論創造之中，創作詩的激情轉化為創造理論的思辨力量。只有寫出這樣一首詞的人才能寫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鴻篇巨制，因為大理論家也需要大詩人的眼光與激情啊!

　　隨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確立，一代大思想家的形象留在中國史冊上。“所謂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20）長征路上毛澤東實現了英雄人格的追求，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在追求“圣賢”人格理想的實現。時代固然需要整頓乾坤建功立業的英雄，還要依賴思想路線的正確，現在更需要創造理論的精神導師。

　　《臨江仙·給丁玲同志》體現了導師身份的心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是以長者的身份對青年作出的期待。全詞調子平和輕松，諄諄之態儼然可見。這以后作者雖有轉戰陜北的經歷，以及也有指揮三大戰役的偉大實踐，由于軍事科學家的理性支配著他的行動，生存條件遠非昔日可比，就不會有長征路上高峰體驗時的激情產生。

　　這里必須說明的是，《毛澤東詩詞集》收有所謂轉戰陜北的兩首五律，據多人考證與有關人實地考察（21），這兩首詩均為偽作無疑，不足為據。

　　陜北時期的毛澤東已開始了中年向老年過渡，進入一生中的思慮深沉階段，理論上的探索必影響到人的氣質發生變化，即情的成份減少理的成份增加，以《沁園春·雪》為界，此前是重情韻的“唐音”，此后顯露出重思理的“宋調”的一些特征。

　　五、建國初期是毛詩風格繼續變化期

　　1949年3月24日，毛澤東與黨中央進駐北平，進入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開國盛世的祥和繁榮景象映入毛澤東眼中，首先感到的這是一個與舊中國截然不同的氣象，新舊對比自然構成開國領袖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剛剛建立的國家仍然是貧窮的，迅速改變落后面貌又是他極力追求的，由于各種因素制約這種追求并沒收到預期的效果。

　　追古( 或念舊) 贊今構成這一階段創作的一大主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毛澤東欣然寫《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詩雖與戰爭有關，側重點卻不在戰爭，而是寫這場戰爭帶來的變化，以及作者對這場變化的態度。全詩有五句用詞造句與變化概念有關。為了表現古今對比，句句有典可據成了這首詩的最大特色。即“蒼黃”出自《墨子》，“百萬雄師”出自《三國演義》第四十八回，“虎踞龍盤”出自《六朝事跡》中諸葛亮語，“慨而慷”化用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句，“窮寇”出自《孫子兵法》，沽名之霸王系《史記》載，“天若有情天亦老”借用李賀成句，“滄桑”最早出自葛洪《神仙傳》。盡管用典如此密集，詩并不板滯，既氣勢磅礴，又思理精深。典故大都是一個故實，詩用典其實是比興手法的運用，不過是使用材料由自然之物草木鳥獸變成人的活動事跡。從表現過江打仗的意義出發，用典又側重在曹操上。細品味這首詩毛澤東是暗以古時赤壁之戰對比今日渡江戰役，那是今人大大勝過古人的。

　　在古代帝王中毛澤東最贊成曹操，年青時讀《三國演義》就偏愛他，后來更是推崇有加，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22）《浪淘沙·北戴河》更是有意拿曹操作比。1954 年夏天，毛澤東不顧工作人員勸阻，在狂風急雨中下海游泳，《浪淘沙》上片即是寫這次游泳的感受，并不是一般寫景，而是借漁船寫人的搏斗精神，所謂“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以為壯”（23）；下片引出曹操揚鞭吟詩形象，在“換了人間”的今天今人面前，這位古代英雄又低了一點。

　　“今勝昔”是建國初期毛澤東最直接最具體的感受，一直體現到1959年6月末寫的《登廬山》一詩中。“今勝昔”的現實也給他的一些詩帶來平和之音。1955 年他在杭州寫了三首“閑適詩”，這些詩均與登山活動有關，絕不類長征路上的創作，以觀賞態度寫山的自然美，或清新，或秀麗，或輕快，可謂毛詩主導風格之外的別調。

　　平和心態不會持續多久，毛澤東不可能僅僅滿足于“今勝昔”的這種變化，迅速改變中國貧窮面貌才是他極力追求的。1956年6月寫的《水調歌頭·游泳》反映了他這種求快變的愿望。先寫他本人與風浪搏斗獲得的快感，引出孔子言行應包含兩重意義的對比：一、我在水中搏斗，你在岸上感嘆；二、你感嘆逝去的歲月，我暢想未來的宏圖。真是“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詩人想象未來建成的三峽水庫，必讓巫山神女吃驚世界的變異之大。由想象進入天真幻想之中。

　　1958 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很快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所謂 “三面紅旗”反映了毛澤東本人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恰好也是這年1月16 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對文學發展發表了新的看法：“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我們建黨以來，幾十年沒正式研究過這問題。”（24）提倡學三李，號召全黨研究幻想，夠浪漫的了。3月22 日又在成都會議上談到詩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25）這就是他提出的所謂“兩結合”的創作方法。

　　到底怎樣“搞點幻想”，怎樣學“三李”，怎樣的作品才算作到兩結合？毛澤東早在1957 年寫的《蝶戀花·游仙》(后改題為《贈李淑一》) 就提供了范例，這里寫革命烈士的忠魂直上九天，月宮中吳剛捧出桂花酒，嫦娥跳舞歡迎烈士到來，烈士聽到人間勝利的消息竟然淚灑如傾盆大雨。完全是神仙與進入仙界的烈士的活動，原來的題目“游仙”倒是切合題中的幻想內容。讀來很容易讓人想起李賀的《夢天》等篇章。

　　1958年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鬼神出現了，尤其出奇的是第一首，詩人竟然以地球為坐具作“巡天之游”，與牛郎對話，這就與古代游仙詩沒有任何區別。第二首寫到神州大地如同仙境桃花盛開，盡如堯舜的中國人民隨心所欲地改造山河，簡直有了超自然的特異功能,人和神沒什么兩樣，惡神只好逃之夭夭，這樣天地、人神都在幻想中統一起來。

　　1959年寫的《登廬山》可看出李白的直接影響，毛澤東對“云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頗為滿意，其意境接近作者所推崇的李白的《廬山謠》中幾句:“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同樣的雄偉壯闊！毛澤東的這首七律實得太白古風神髓，運古入律，頗有盛唐氣象。

　　1958、1959 兩年所寫詩都與“三面紅旗”有關，歷史已經證明 “三面紅旗”站不住，毛澤東晚年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帶有空想性質的。清人葉燮以理、事、情論詩，（26）以此來評毛澤東大躍進年代詩，其理謬，其事悖，則其情亦難通矣！這些詩不乏豪言壯語，給人的卻是空泛感受。

　　大致說來，建國初期的毛澤東已進入老年,開國領袖的地位、建設國家的責任感致使他的心態并不衰老，他胸中仍洋溢著英雄豪情。由于工作環境、地位改變，精神世界中思理成份增多，給他的創作帶來了變化。除幾首閑適詩外，都不離典故使用，既有增加思想深刻的一面，又多了些書卷氣。這一階段律詩創作明顯多于長短句，試圖將敘事、議論、抒情手段集中在八句詩內。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帶有哲理性的名句，與英雄語結合在一起，增加了詩的感染力量。大躍進年代有意識運用幻想寫詩，有脫離實際的一面，也有開拓詩歌表現功能的一面。我們將會看到用典、幻想成為作者以后寫詩使用的主要方法。

　　六、反霸反修時期是毛詩新風格形成期

　　正當毛澤東堅持“三面紅旗”耽于幻想的時候，各種困難紛至沓來：早在1959年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宣布與中國簽定的核協議無效，將中蘇兩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發展到國家關系上；中印關系緊張，印方挑起邊界事端；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集團蠢蠢欲動；農村大躍進運動后又遇自然災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建國以來最困難時期。專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當作工作重點，反對霸權成為他情感的中心點。毛澤東在困難中沒有被壓倒，反而激起英雄主義的豪情，其詩詞創作出現了長征以來的第二個高峰，這些詩篇表現出來的“自尊、自立、自強”精神，一直鼓舞著中國人民。

　　這一階段創作包括三方面內容:

　　第一方面是批判赫魯曉夫為首的反動派的。從1959年10月到 1960年6月，針對赫魯曉夫討好美國侵犯中國主權的做法寫了一批《讀報》詩，現在可見到四首。這些詩刻畫赫魯曉夫丑態惟妙惟肖，如：“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惡煞腐心興鼓吹，兇神張口吐煙霞”“愛麗舍宮唇發紫，戴維營里面施朱”“敢向鄰居試螳臂，只緣自己是狂蜂”。真是撕去了蒙在對方身上神圣的外衣，露出其丑惡的鬼臉來。就諷刺藝術論，這些詩是高水平的。為了收到宣傳效果，這些詩在語言上追求通俗淺白，如“一輛汽車幾間屋，三頭黃犢半盤銀”，“反蘇憶昔鬧群蛙，喜看今日大反華”如順口而出，毫不費力。無怪乎當時在黨內傳閱，引來一些老同志唱和。這些詩在藝術上自成一格，萬萬不可小覷。讀這些詩往往讓人產生疑問，詩人剛剛寫過七律《到韶山》《登廬山》不久，何以詩風變得如此之快，簡直匪夷所思！

　　這主要是由詩的內容所決定的。此前的詩詞大都以表現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為宗旨，而這些詩以揭露叛徒丑惡嘴臉為目的，內容決定了風格迥異，一雄奇瑰麗，一幽默詼諧。后者應是毛詩風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增添的新因素，將在以后一些詩詞中體現出來。

　　幽默詼諧風格形成與借鑒學習晚唐詩人羅隱有關。毛澤東喜歡三李大家都注意到了，喜讀羅隱詩似乎注意得不夠。我在一份《毛澤東評點、圈閱過的中國古典詩詞目錄》（27）中發現，毛澤東評點圈閱羅隱詩超過三李蘇辛，有人統計共91首，這個事實說明他在一個階段內對羅隱下過相當功夫。

　　關于羅隱其人其詩，這里略作介紹。羅隱是歷史上少有的懷才不遇的文人，他曾十次參加進士考試，均為“有司用公道落去”。他對現實懷著強烈不滿的情緒，寫詩自然諷刺社會，尤其可貴的是敢指向統治階級提倡的迷信活動，所以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說他“詩文幾以譏刺為主，雖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如《衡陽泊木居士廟下作》諷刺木偶神像：“鳥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神物長為主，未必浮槎即有靈”《后土廟》刻畫后土夫人神像尤見精彩：“四海兵戈尚未寧，始于云水學儀形，九天玄女猶無圣，后土夫人豈有靈？一戴好云侵鬢綠，兩層危岫拂眉青。韋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這首詩還神圣于荒誕本來面目，似嚴肅實丑態百出，最后又揭露其庸俗不堪。據說這首詩當時影響極大。羅隱對當時佛道盛行，而儒學衰歇頗有感觸，作《謁文宣王廟》，其中有句云：“九仞蕭墻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貍。”《代文宣王答》一詩也有妙句：“吾今尚自披蓑笠，爾等何須讀典墳？釋氏寶樓侵碧漢，道家宮殿拂青云”，羅隱這些詩全是七律，不難看出其詩特點：善用淺露語揭露所謂神圣其實荒誕不經；善組織對仗或刻畫神像，或狀物。語言淺易卻大有深意。他的七律，以白描通俗見長，是李商隱后這一詩歌樣式的發展。在當時，他的詩極負盛名，然后人褒貶不一。褒之者如李慈銘說其詩“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錚錚者”。貶之者如翁方綱竟然說“一望荒蕪，實無足采。”一副維護舊制度的迂腐聲腔。

　　毛澤東喜歡羅詩，顯然欣賞其批判精神。把他的《讀報》詩與上列羅詩放在一起讀，不難參透兩者相通消息。前人指出羅隱律詩寫法“直遂”，缺少一般律詩所具有的起承轉結規矩，又“作詩有描畫法”，這些均為毛澤東《讀報》詩所借鑒。隨著中蘇兩黨關系進一步的惡化與表面化，致使兩國關系日趨對立、緊張，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態度也由《讀報》詩的冷嘲熱諷發展到一些詩詞的嬉笑怒罵。如《七律·冬云》有句云“凍死蒼蠅未足奇”，而在《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上片中干脆以“蒼蠅”為中心，又引出“螞蟻”“蚍蜉”一批害人蟲來。這些作品抒發了對立的兩種感情，一是將批判對象比作蟲類表現其無比憎惡，一是表現反修戰士的必勝信心。這種安排令人想起魯迅《華蓋集》中的《戰士與蒼蠅》等雜文。毛澤東推崇魯迅雜文，也曾號召寫雜文，毛澤東在這里是把雜文內容移入詩詞中，是以雜文為詩為詞?？梢哉f，毛詩的諷刺藝術受魯迅啟發又有所發展。這是需要特別強調的。

　　前人說詩雅詞媚( 指婉約派)曲俗，以此論毛澤東這些詩詞，在向曲的境界轉化，據傳到文革時毛澤東有散曲之作，是自然發展結果，不足為怪。

　　第二方面是稱贊革命群眾戰斗精神的。毛澤東敢于頂住帝修反的壓力主要在于他認為自己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堅信他的人民永遠與他站在一起，在一次會議上充滿信心地說過：我們孤立嗎？不孤立……我們國家有六億人口，六億人口孤立嗎？基于這種認識，他寫詩贊美人民的戰斗精神，用來激勵人民永遠戰斗。

　　有些詩直接寫給戰士?！峨s言詩·八連頌》首先強調好八連戰士“意志堅”，堅持“幾十年”“為人民”服務立場不變，這樣就永遠“拒腐蝕”“永不沾”染資產階級壞作風，就能“自立”，就能頂住各種壓力。于是一連串提出八個“不怕”，稱贊這才是“奇兒女”，又提出一系列希望，中心是“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這首詩是有意寫給戰士看的，在七十歲的老人看來，戰士就是些孩子，采取通俗的寫法，但內容頗豐富，不能等閑視之。在修改井岡山時期寫的《詞六首》時也反映了詩人對人民戰斗精神的贊美之情，當年寫的粗糙句子現在則變成了佳句，如“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不周山下紅旗亂”等，這些佳句的獲得只能在六十年代初。

　　《七律·答友人》寫得極美，是典型的義山體，但不能視之為單純愛情內容，作者旨意仍是贊美“為革命喪其元”的戰斗精神?！镀呗?b>·和郭沫若同志》則是通過對神話人物孫悟空的呼喚表現了同樣的心態。

　　第三方面是自我節操表露與革命英雄主義的高揚。前者以《卜算子·詠梅》為代表，表現一個共產主義者“不爭春”而只求報春的大公無私的品格，委婉地回擊了赫魯曉夫說中共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誣蔑；后者以《七律·冬云》為代表，表現在“虎豹”“熊羆”面前敢于迎戰的英雄主義精神。

　　以上三方面內容雖分別言之，只是為闡述方便，有的不只是表現一方面內容，如《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三方面內容均包括，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這一時期創作數量多，內容豐富，在藝術上也呈現躍進的趨勢。

　　第一方面作品的幽默詼諧，第二、三方面作品的雄奇瑰麗，兩類風格分別出現，或在一首詩詞中兩類風格交相作用，呈現風格多樣化的狀態。

　　就是雄奇瑰麗，也不是簡單重復，藝術手法的創新使用在統一風格之中有了變化。如《八連頌》是一篇大議論，顯示出大政論家的氣魄；《詠梅》是豪放內容出之以婉約風格，雄奇瑰麗含于婀娜綽約之中；《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重新塑造神話人物孫悟空，賦大鬧天宮、斗妖魔故事以新意，雄奇瑰麗在變幻之中而愈顯；《答友人》寫英靈從天而降，“帝子”“長島人”與“我”出現在一幅畫面中場面壯偉見雄奇、色彩斑斕見瑰麗。

　　陳晉在《文人毛澤東》里談到他一個饒有趣味的發現：“他（毛澤東) 的反修之作幾乎都是在冬天寫的。”（28）冬天寒風從北方來,給住在北京的人強烈刺激,北方恰是作者批判對象所在方向,所以當冬天到來給詩人身體以刺激時,他的戰斗激情就上來了,他就要寫詩啦。反修詩中的《冬云》,明顯地反映了這種激情產生的過程。

　　受陳晉啟發，我發現，“天空”成了毛澤東這時期創作中突出的自然意象。本來，“天”在毛以前詩篇中是經常出現的，然而到這一時期由于作者生活環境進入深院書齋，他所常見的自然物象不再是高山，不再是大江大海，只剩下仰目可見的天空了。于是，“天”成了毛詩中突出的自然意象，這就影響到詩風。天，本來就是高遠空曠的，以它為中心意象的詩詞的意境就在雄奇瑰麗之中添上了壯闊曠遠。

　　這一時期創作與長征詩相比有一個明顯差別，長征詩皆因客觀自然物象感動而發，反修詩除《冬云》外，大都因人文物象刺激而吟。反修詩寫在書齋，對自然界感受少了許多。這些詩或是讀報讀書有感，或題照，或和他人詩詞，或接受他人饋贈而答以詩。就是說引發寫詩的動機不是從現實斗爭中直接感發而來，而是間接受啟發而來。這些詩篇圍繞著人文物象如詩、書、報、攝影作理性思考而作，即使涉及到的自然意象如梅、竹、冬云、險峰等均以寫意勝、概括性為主要特色。與長征詩相比不是因情感沖動而寫詩，而是因思慮深沉而吟詩，因而有些詩有了內斂凝重特點。

　　出于同樣原因，借景抒情手法大大減少，比興手法增多。毛澤東早年寫詩強調“詩言志”，晚年強調“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言志即抒情，比興是為表現心中先有的一種想法，反修詩詞多用后一方法寫成。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七律·冬云》《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全篇用比興，即所謂寄托了，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

　　比興增多，意味著思想含量增多，是思想家的本色，這一特點到下一時期就更突出。

　　這一時期確實是自長征詩以來出現的又一創作高峰。但是當年反修斗爭大都限于會上爭論，報刊廣播中互相批駁。后來蘇歐發生轉向劇變，證明了毛澤東的這些反修詩也體現出政治家詩人的高瞻遠矚。

（七和結束語部分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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