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詩論札》：（1）新文化運動與毛澤東的詩文寫作

　　毛澤東與胡適結緣始于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當時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這三位領袖的主張大都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毛澤東則為他們的熱心讀者與擁護者。三位領袖分別給毛澤東以影響，胡適對毛的影響是在文學方面。

　　毛胡結成的這份因緣是不能回避的，有必要作深入研究。這里選擇文章、詞創作兩個領域作一些研究，研究后發現正是這份因緣促成了毛澤東在寫作上成功，而成為一代政論大師、詩詞大家的，從而說明毛澤東成功正是在文學領域繼承并發揚了五四精神。一些現代文學史家以毛澤東詩詞有違于五四精神而不讓入史，是多么幼稚可笑。

　　一、從“八不主義”到《反對黨八股》

　　白話文運動又稱新文學運動，胡適認為只有用白話（口語）寫的文學才是活文學。1916年3月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受西方文化影響，下定決心在國內提倡白話文，發動一場文學革命。1917年1月他寫了具有宣言意義的《文學改良芻議》寄回國內，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在這篇文章中把他的主張列為八條，后又稱為“八不主義”。緊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進一步發揚鼓吹。在陳的堅決支持下，一場旨在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文學運動轟轟烈烈展開。當時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在楊昌濟先生的引導下成了《新青年》的熱心讀者與作者，他也成了陳獨秀、胡適的崇拜者。1936年他對來到陜北的斯諾談到《新青年》對他的影響時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1>把胡適放在陳獨秀之前，正如把梁啟超放在康有為之前一樣，正看出他對胡文重視。

　　五四運動爆發后，毛澤東在湖南開始參加領導青年學生運動，主編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等40余篇文章。胡適看到后著文稱贊，“《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2>胡適的高度肯定，可以想見這給當時的毛澤東以極大的鼓舞。毛澤東的“長處是在議論一方面”，這似乎預告了一代政論大家將要出現，他的文章特點應當是目光遠大、議論痛快。胡適對此時的毛澤東可謂慧眼識英才，又指出了此英才特長所在，寥寥數語作出恰如其分的評估，對于毛澤東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胡適面前，毛澤東又絕非是一個盲目崇拜者，當他接受馬列主義之后，對胡適的提倡白話文主張而是有批評、有吸取，成為他提出創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風的有益參考。

　　把《文學改良芻議》與毛澤東1942年所作的《反對黨八股》這個講演放在一起作一比較，不難看出二者呈現更為復雜的因果關系，值得作一番深入探索。

　　首先毛澤東總結新文化運動反對老八股的得與失。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3>這里指的一班新人物當然包括胡適在內。然而他們的“失”也是很明顯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胡適一生信奉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毛澤東當然不是要求胡適等人具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而是針對他們使用的資產階級方法，放在一起批評。由于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條件，這個運動所使用的形式主義方法也影響到黨內，黨八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說“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黨八股是一種新的形式主義，為了使中國革命正常發展，毛澤東提出反對黨八股的號召就很必要了。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義”，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列出“八大罪狀”，后者顯然受前者啟發，是必須承認的。當然不僅僅在表面形式上，而是在內容上。如“八不主義”首標“須言之有物”，所謂“物”包括“情感”與“思想”兩方面，即要求文學必具“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這無疑是對的。

　　毛澤東列舉黨八股第一條罪狀也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這與胡適主張顯然相通。但毛澤東是領導革命講求實際的領袖，他所指的“物”當然不能等同于胡適所指。毛澤東所指“物”是什么呢？他沒有采取下定義的方式，而是采取科學分析方式逐步揭示出來：“要看情形辦事”，“無產階級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斗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人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就把“物”建立在實際與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上，顯然是對五四科學精神的繼承。

　　胡適的“八不主義”其余7條，都是從變革語言工具著眼，認定文言文特別是律詩、駢體文（當指八股文）而發，而對文言文采取一棒子打死態度，顯然沒有看到“古人語言有生命的東西”，其偏頗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批黨八股第五條罪狀“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應是直指胡適作深刻批評。在這一段文字中，“問題”一共出現28次之多，這很讓人想起1919年7月后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傳播，于是他如同開中藥鋪一樣列舉一大堆問題讓人們去研究，沒必要去講什么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認為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根本原理解決問題。李大釗作為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階段抵制了胡適的荒謬主張。而此時的毛澤東已是一個寫出《實踐論》《矛盾論》哲學著作的理論家，運用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實際問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當他批評黨八股時，自然聯想到黨八股祖師爺二十二年前散布的歪理，于是來一次總清算，揭露“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是一種多么幼稚、低級、庸俗、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

　　在這一段文字里，毛澤東熟練運用他的哲學思想去揭示“問題”的實質，“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并引導“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這一段文字實在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最為簡練的概括與總結。以此為出發點，在全面批判黨八股后，毛澤東又提出“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的更高的要求。

　　早在1938年10月14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民族歷史、研究當前運動的號召，就針對已經出現的“洋八股”即黨八股提出批評，現在又一次重申這個主張：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應該說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要求確非很多人短時期內所能達到的。毛澤東本人當然做到了，他以身作則，在創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過程中，而成為二十世紀的政論大家，他倡導的文風一直影響著當代中國。

　　對毛澤東的主張與論著胡適作何反應呢？據胡適傳記作家唐德剛說：“胡先生告訴我：‘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4>僅僅從白話文寫作層面上肯定毛澤東，而且僅僅限于共產黨內，實際不算高。當然，我們不能要求胡適承認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風的優長之處。這句不痛不癢的評價遠不如對《民眾大聯合》的那幾句中肯深刻，這是因為胡適對文章的理解還局限在語言層面上，習慣用老標準看前進的事物。

　　總的來看，在新文學運動白話文寫作范圍內，毛、胡二人互動還是良性的。后來毛澤東成為語言大師，不像胡適那樣不懂口頭語言、書面語言、詩歌語言的差異，一味強調口語的絕對優勢；而鍛造出雅俗共賞的書面語言，而成為政論大家；他用提煉出的詩歌語言創作的優美詩詞把他推上世界詩壇。

　　二、白話填詞的超越

　　在研讀毛詩中常想到這樣一些問題：毛澤東的詞創作取得超越古人成績，總感到是一個偶然的詩歌史現象，缺少一個必要的過渡環節。現在這個環節找到了，那就是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中倡導的用白話填詞的“新體詩”革命，毛澤東的詞創作活動就是受其影響而開其端的。

　　毛澤東的詞作自然超過胡適，由于多種原因晚年的胡適對毛詞又刻意貶低，留下了一些讓人遺憾的話題。

　　下面將對此作歷史的回顧與必要的分析。

　　先看胡適對詞這一詩體的理解與詞學上的貢獻。1933年在胡適所著《四十自述》之《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這一章里回憶說：“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詞，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說話。”“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詞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這也是他在早年《文學改良芻議》里提出“八不主義”時只指責律詩與駢文的弊端而沒有攻擊詞，因為詞長短不齊的句式貼近日常生活的口語，自然風格合乎他發動文學革命的需要。也是出于這種需要，胡適還著有《詞選》一書，此書1927年出版，作為民國高級中學國語讀本使用。這是一個極具特色的選本，特別是書前《序》，對詞體發展歷史的見解“是根本不錯的。”這個選本影響之大可從胡云翼的《宋詞選》中看出，其對詞史的見地也為幾部通行文學史襲用，只是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不愿提及而已！倒是旅居海外的學者葉嘉瑩先生不受政治限制在其詞學著作中曾詳細提到過。現在看來胡適的這個選本及《序》，在詞學上的貢獻是不亞于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的，可惜學界一直怠慢了它。

　　更為有意思的是，胡適也填詞，他填詞的目的不像一般詞家是為了抒情言志的需要，而是“為大中華，造新文學”作“實驗”，因此他稱自己的這些作品為“小玩意兒”，好像不太重視，實際“為新體詩創作尋求生路”<5>，據施議對先生研究，胡適為實現這個目的，作了兩種實驗，一是明確標出詞牌的，以“倚聲填詞”的方法做詩，二是不掛招牌，以新體詩形式出現。胡適的這些“實驗品”在《新青年》上發表，當時影響就相當大。第一類實驗品就影響到了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據毛澤東當時同學周世釗女兒周彥瑜在其著作中轉述父親回憶說，當時第一師范學詩成風，更有意思的是：

　　在學詩成風的環境下，有人想學填詞。恰好《新青年》的讀者校內已有不少的人。《新青年》上偶有寫得清新流利的動人詞作，更促進人學習的興趣。于是買《白香詞譜》來閱讀學習的也有不少的人。在這種良好環境中，周世釗與毛澤東的寫詩填詞水平大有提高，興趣亦很濃。<6>

　　據周彥瑜說 ，當年在湖南一師學習時，毛澤東當年曾經交給周世釗50首詩（當然也包括詞），可惜都散失了。

　　現在我們讀到毛澤東學生時代的詞作，只剩下《歸國謠》了，即他于1917年暑假游學時所作，也算留下的當年學詞一條佐證。<7> 這首詞意境開闊，具有典型的豪放派本色。

　　我們注意到，《新青年》第五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同時發表了胡適的兩首《沁園春》（即《生日自壽》《新俄萬歲》）與一首《生查子》，這兩首《沁園春》實為胡適的代表作。《沁園春》為胡適愛采用的詞牌，他前前后后共寫了8首之多。毛澤東也以兩首《沁園春》寫得最好，這應該也算胡適開創風氣影響所致吧。

　　胡的第二類“實驗品”也有極好的影響。元帥詩人陳毅在一次詩歌座談會上說：“完全按照詞譜填詞也可以，不按詞譜填也可以，就是說寫一些長短句，也不妨試試。‘五四’以來把詞當作新體詩，或詩體的新發展，這是最通達的見解，我想贊成的人一定很多。”<8>這些詩論可謂胡適主張的六十年代版了。陳毅的優秀詩作《贛南游擊詞》《莫干山紀游詞》就是借用改造《憶江南》詞牌，只在形式上與詞牌規定、字句數上符合而不盡符合聲韻格律要求。這類創作可謂詞的“解放體”，的確是一種新體詩了。

　　胡適多次引龔自珍“但開風氣不為師”自許，他的確在多個領域開百年風氣，不愧為是超一流學術大師。平心而論，他的詩才卻不在一流之列。論寫舊詩詞，他不如王國維，寫新詩不如郭沫若、徐志摩。宋人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胡適屬于“別材別趣”不足的大學者，他并不是大詩人。

　　下面，只就他1917年發表的兩首《沁園春》與毛澤東的兩首《沁園春》作點比較鑒賞。胡適的兩首詞前都有序，第二首序相當不短，為節省篇幅不錄，只錄正文。

　　沁園春·二十五歲生日自壽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來。看江明雪霽，吾當壽我，且須高詠，不用銜杯。種種從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后，要怎么收獲，先那么栽。 忽然異想天開。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卻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里，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新俄萬歲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于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后，看這般快事，后起誰歟。

　　先將胡適的《生日自壽》與毛澤東的《長沙》作一比較。胡適這首詞寫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距明年6月回國僅一學期了。想到即將結束7年留學生活，感慨肯定很多，更何況他在陳獨秀來信中已知道陳已向蔡元培校長推薦他到北大任教。所以胡這首詞表現的是開始新生活新局面的心態。詞用語造句通順流暢，很好地貫徹了作者用白話寫詞的主張，只是下片借用神仙采藥傳說，又不得不要簡練文言，其實上片“雪霽”就不是口語“雪停”，要完全排斥文言詞匯，胡適也做不到啊！這首詞的特色正如施議對所點評：“嚴肅題材，以怪誕方式表現。老胡本色于此可見。”詞倒是通俗易懂，但其用語缺少詩性品格，余味不多，無一唱三嘆之妙。在內容上也不過告訴人們“即將回國，將施展一下留學學得的一點本事”而已！

　　關于《長沙》這首詞我曾作過深入研究<9>。我們認為這首詞應當寫于1925年1月，是中共“四大”前夕，本是“三大”二把手的毛澤東卻被陳獨秀排擠離開上海來長沙時所作。詞中毛澤東表現的是擺脫舊的束縛開辟歷史新局面的決心。上片借景說理，“萬類霜天競自由”用的是五四時期流行的進化論的語言發揮“科學”唯物主義見解。下片借回顧新民學會反對當年軍閥活動抒發對“民主”的追求。結尾突然來一句“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強調游泳中表現出的征服力量，其意義正如美學家李澤厚所說：“在這里，體力的抒發、意志的實現、人生的真諦、審美的快樂是融為一體了”<10>

　　《長沙》集中體現五四精神，毛澤東在世時把他作為詩詞集的開篇是有深意的。再，這首詞所用文言詞匯僅“寥廓”需加注說明，其余都是易懂易解的。其語言經得起咀嚼、反復玩味，蓋因為這是選擇提煉出的詩性語言，與生活用語是有本質區別的。

　　再將胡的《新俄萬歲》與毛的《雪》作一比較。胡適的這首詞寫于1917年4月17日夜，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詞前序中說他看到報紙上報道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他欣喜非常，于是有此詞作。詞直接寫時事，上片寫革命過程，下片寫革命帶來囚徒解放獲自由。“自由”一詞在上下片都出現，可見作者主旨鮮明在于歌頌資產階級革命帶來的民主與自由，這應是他在美國獲得的新感受，實際上已落后于國內的孫中山了。胡適1910年8月16日離開上海赴美，一年后國內爆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見胡適反應。6年后俄國發生類似革命，他欣喜而填詞，只能算是補上一課。施議對評此詞曰：“大題材、大感慨，頗能增強其體質；可為‘文章革命’之‘革命’之范例。”在我們看來則認為全詞以新聞報章語言寫時事，仍嫌缺少詞味。這類詞的寫法盛行于當代大陸老干部參與的詩詞學會中，由于缺少藝術性，只是表現了一些政治內容，被稱作“老干部體”。

　　若以胡適的“八不主義”來衡量，“軒昂”與“獨夫”應算死去文字，“去獨夫‘沙’”應屬于半通。說這首詞為“文章革命”范例，應該說不太符合標準。

　　至于以大題材、大感慨作為標準，只有毛澤東的《雪》詞才配得上。關于《雪》詞，論著已夠多了，我們在這里只強調一點，這首寫于1936年2月東征路上獲得靈感的作品成為毛澤東的代表作，實在是集中體現作者創建新中國的追求，其感慨可謂大而深矣！然而在字面上又不見痕跡。上片將冰雪美與山水美放在一起寫，“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是對未來中國所作審美的展示，而下片揭示反封建主義主題是用詠史詩方式寫出，批評歷史上五位帝王級人物寫得輕松，真算得上“四兩撥千斤”的大手段。最后推出今朝“風流人物”與古人作比，含而不露地表現出新創建新社會、新國家的宏大主題。上片祖國大地的自然美與理想中的社會美互相生發，為讀者展示出一個無限廣闊的想象空間，其境界可謂大而深遠，經得起反復玩味。

　　無論從思想深刻上，還是從藝術精湛上，二詞之差別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差別在哪里呢？差別在境界大小上。胡詞只是寫實而已，其感覺已是落伍補課者的欣喜而已！而“狂態君休笑老胡”雖有胡氏一點小幽默，在政治題材作品里又讓人覺得油腔滑調，實在是不足為訓。有點詞學修養的人是不難看出彼此高低的。然而夠得上詞學大師的胡適是怎樣看待毛詞呢？

　　三、 胡適緣何貶低毛詞？

　　自1957年毛澤東將自己的舊體詩作公開發表以后，在大陸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與此相反，在臺灣的胡適卻是刻意貶低，并集中對毛的詞作上。據有關報刊披露“胡適非正規地不止一次發表過非毛詩的意見”<11>據說，胡非毛詩的意見，一是輾轉自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何在1958年將毛澤東兩首《沁園春》翻譯成英文發表，到處推介，贊賞有加，卻遭到了胡適的反對。1960年8月18日，何炳棣在胡適紐約寓所發生爭執，胡認為何對毛詩評價太高，他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有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班呢！” <12>

　　1918年10月至1919年2月，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期間，經常旁聽一些課程，包括胡適的中國文學史課。僅比胡適小兩歲的毛澤東對胡正處崇拜有加階段，在胡面前自稱“學生毛澤東”，是發自內心的仰慕，胡適后來也多次提及并為之沾沾自喜。現在怎么成了貶低毛澤東詩才的根據呢？有點詩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詩才與學問是兩個相異的概念。講課的教授在專業知識上肯定比學生高，然而學生詩才就不一定不如教授。胡適以毛旁聽過他的課貶低對方，是違背科學精神的。何炳棣認為胡適過于自負，自認是文化藝術界第一人，不肯承認有比他有更高的人。作為夠得上詞學大師以及有詞作影響的胡適不愿意承認毛的兩首《沁園春》高于他，只能說出自俗人都具有的嫉妒心吧。

　　胡適對《蝶戀花·答李淑一》評價更苛刻，這見于《胡適日記》。1959年，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看到大陸上所出版的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里（略——引者注）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為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也無此通韻法。”<13>這里包括三點意見，一是他感到“真有點肉麻”，只是情緒發泄，無討論意義；第二點所謂“沒有一句通的”也是故意找茬尋釁，我們倒覺得《蝶戀花》全篇沒有一句趕得上胡適《新俄萬歲》中“去獨夫‘沙’”那樣不通順。這一點也是不必深究的。

　　關鍵是第三點上下兩片不通韻問題。毛澤東向來遵守格律，怎么犯此大忌呢？而且毛澤東自己批注為“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

　　是胡適抓住毛澤東這首詞的“軟肋”，還是毛澤東明知故意違規呢？這個問題倒是被湖北長江大學劉漢民教授解決了。劉根據《詞譜》（1979年1月北京市中國書店據康熙五十四年內府刻印本影印）所標示，“《蝶戀花》并非只有一韻到底的一體，還有上下片分別押兩韻為又一體”，并舉辛棄疾《蝶戀花·客有燕語鶯啼人乍遠之句，用為首句》為例。以此證明毛澤東《蝶戀花》符合“又一體”的要求，是古已有之的。劉漢民說：“《蝶戀花》上下兩韻辛棄疾用了，無人詬病；毛澤東師承前代著名詞人，為什么就不可以呢？胡適指責毛《蝶戀花》詞的用韻。我看，要么是詞學素養不足，要么是輕率，信口開河。二者必居其一，甚或兼而有之。”<14>

　　劉漢民不迷信大權威，作有理有據的批評，讓人佩服！胡適刻意貶低毛詞純屬雞蛋里挑骨頭之舉。據唐德剛1981年來哈爾濱參加國際紅學會時透露，胡貶毛詩曾用極不雅馴字眼，既不講科學又不講民主，完全失去了他一向奉行的寬容之道。

　　胡適何以如此？我們認為很簡單，這是對1950年代毛澤東發動批判胡適運動有關。胡適怎么不能耿耿于懷！對此我們應當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同情。不過同情之余又感到胡把毛詩作為攻擊的對象、情緒的發泄口，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據港臺學者說，在臺灣有文化教養家庭都有一本《毛澤東詩詞》。胡適到處攻擊毛詩，是否起到了相反作用，即借他的烏鴉嘴，反而起到促進傳播作用？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說當年胡適開白話填詞風氣促成毛澤東詞創作成功，他刻意貶低毛詩，也可看作毛詩傳播史上的一個小插曲，可當作趙本山的“小品”看看，置之一笑可也。

　　2016.10—2018.1

　　注：

　　<1>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2版第125頁。

　　<2>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1頁。

　　<3>《反對黨八股》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2版，下邊引此文者不再注明出處。

　　<4>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第2版，第211頁。

　　<5>這是施議對的提法，施著有研究胡適詞的第一本專著《胡適詞點評》（中華書局出版），本文這一部分參考了此書。

　　<6>周彥瑜、吳美湖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55頁。

　　<7>《歸國謠》似為毛澤東1917年游學時所作（《黨的文獻》2008年6期）。

　　<8>《詩座談紀盛》，見《詩刊》1962年第3期

　　<9>丁毅：《<沁園春·長沙>寫作時間、情感趨向及其他》，載于《上海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10>李澤厚：《青年毛澤東》，載《河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11>朱向前：《兩則史料看胡適非毛詩——兼與周策縱論“老胡”詩》，載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主辦《毛澤東詩詞研究》2014年第1期。

　　<12>見朱向前文章所引，朱注明來自衛毅《何炳棣：一生不作二等題目》，出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0期。

　　<13>轉引自邵建新《胡適對毛澤東<蝶戀花>的批評》，邵文見中國毛詩會編《毛澤東詩詞研究》2012年第1期。

　　<14>劉漢民：《蚍蜉撼樹談何易——評李建軍<毛澤東詩詞：諛評之后的重評>》，載《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論文集》第308頁—第309頁。

　　（2018年中國毛詩會第十七屆年會交流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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