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芳華》中，文工團“寧政委”被設定成一個愛“整人”的陰狠角色。
文工團里正氣不彰，相互傾軋，好人被嘲笑、利用，新兵被老兵歧視、霸凌，都和他有關——
除了在隊列前發號施令，板著一張令人生畏的臉走來走去之外，作為政委（尤其電影的背景還是四十年前），他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文工團的風氣。
劉峰是團里的學雷鋒標兵，也可以說是寧政委一手培養出來的。
劇中他曾經試圖安排劉峰去軍校學習，但發生的事情卻又證明他其實對劉峰很冷漠，也并不了解——
他對劉峰愛上林丁丁的“活思想”一無所知；待到劉峰因為向林丁丁擁抱示愛，“出事”之后，又一言不發，袖手旁觀，坐看上級保衛部門介入，把事情鬧大，導致劉峰被“發配”伐木連。
如果寧政委是一位稱職的政委，對文工團里青年男女之間的思想動態應該了如指掌，對可能發生的問題也早有預案。他應該清楚劉峰和林丁丁的事，不過是正常的感情糾紛而已。只要一句話，就可能改變劉峰的一生。
但他什么也不做。
對此，馮小剛、嚴歌苓沒有給觀眾任何合乎邏輯的解釋，也許他們就想塑造一個令人憎惡的政委，至于是不是真實，就顧不了那么多了。
寧政委最令人發指的是在對何小萍的處理上。
何小萍受到郝淑雯、林丁丁們的霸凌、欺辱，他絕不可能毫無耳聞，但卻視而不見，既不對郝、林進行批評教育，也不做何小萍的思想工作，而是聽任事情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待到因為劉峰的“被發配”，何小萍萬念俱灰，再也不想登臺，甚至裝病逃避為騎兵連演出時，他又不做任何調查，也不對何小萍進行批評，反而惡作劇般地將計就計，把何小萍逼得毫無退路。演出結束后，又是在不做任何思想工作的情況下直接宣布把何小萍下放到野戰醫院。
這是純粹的蓄意整人，哪里有一點點當年我軍政委的氣味？
何小萍最后精神分裂，應該和這位政委愛“整人”的偏好有極大關系。
寧政委如此惡劣，把團員視為“宮斗”、腹黑的對象，待到文工團解散時，又流著眼淚唱“送戰友”，這不是太虛偽、太矯情了嗎?難道不怕有團員借著酒勁上來揪他的脖領，揭他的老底?
在作品中丑化我軍政工干部的形象，馮小剛不是第一次。
十年前的《集結號》中，就出現了兩個指導員的形象。
第一個，急躁盲動，缺乏經驗，逼著連長谷子地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冒險發起沖鋒，不僅自己喪了命，還害得谷子地殺俘虜，被關了禁閉。
第二個，本是被炮彈嚇尿褲子的文書，和谷子地一起被關禁閉。后來被谷子地“要”到九連當指導員。他純粹是湊數的，九連沒有一個人尊重他，最后只能以死來證明自己“配得上”九連。
當然，在影視作品中丑化我軍政工干部，馮小剛也不是唯一一個，而是近四十年的一個潮流。
軍事題材的影視作品中，政工干部要么沒有出現(比如聞名遐邇的“戰狼”)，要么就是很衰，或咋咋?；＃虮渴直磕_，或陰險毒辣，總之很少正面形象。
《亮劍》中，政委趙剛的形象倒是果敢沉毅，但能贏得李云龍和獨立團戰士的尊敬，主要靠自己是一個神槍手。此外，也看不出趙剛對塑造獨立團的“軍魂”起過什么作用。
李云龍說了，軍魂主要取決于“首任軍事首長”。
但是，我軍政工干部，真的都是《芳華》、《集結號》當中的形象嗎？
當然不是。
人民軍隊自毛主席在井岡山建軍以來，在歷次戰爭中打敗了無數強敵，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少勝多，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
人民軍隊為什么能夠戰無不勝？
關鍵就在于政治優勢。
人民軍隊的勇敢精神，“壓倒一切敵人而不絕不被敵人所屈服”英雄氣概，來自于指戰員們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高度政治認同，來自于軍隊內部“官兵一致”的平等精神，來自軍隊和老百姓之間“軍民一致”的魚水情誼。
所以，做為人民軍隊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軍隊政治工作。
1944年4月，毛主席在修改譚政起草《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即軍隊政治工作史上著名的“譚政報告”)時，提出了“軍隊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的著名論斷。
軍隊的各級政工干部，就是這條“生命線”的主要承載者。
試問：如果他們都像馮小剛們表現的那么“衰”，人民軍隊又怎能從井岡山一路走到今天？
當然，不能排除政工干部中有少數不稱職的人，甚至有個別敗類。但政工干部隊伍整體上是好的，這保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是世界軍隊之林中政治素養最好的一支軍隊。
一個好的政治委員，往往是一支部隊真正的靈魂和主心骨，能夠使部隊內部的“摩擦系數”降到最低，把部隊整體的戰斗力發揮到最大，政委也會贏得全體指戰員的衷心愛戴。
當年我在航空兵部隊的時候，有一次團里飛行發生一等事故，犧牲了一名新飛行員。當時飛行大隊的氣氛極其壓抑。當天下午，團政委就帶著背包來到飛行大隊，住在那位犧牲飛行員的鋪位上，這個簡單的動作立刻就讓大家的情緒平復下來。此后政委和大家同吃同住同訓練同總結，直到事故處理完畢。
《集結號》、《芳華》中的政工干部形象，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
類似《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英雄兒女》中的政委王文清、《回民支隊》中的政委郭陸順、《鐵路游擊隊》中的政委李正，以及《上甘嶺》、《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指導員，等等，才能代表我軍政工干部的形象。
在文藝作品中丑化政工干部，說到底是因為“告別革命”（其實是否定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精英仍然不認同中國革命的政治目標。
自由主義的主流話語中，中國革命被視為“悖離了人類主流文明”（即英美牌號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既然如此，作為“革命的政治目標”的主要宣傳者、承載者、落實者的政工干部，也就不能不是負面的，無所作為的。
毫無疑問，文藝作品除了重新詮釋歷史之外，通常也折射了現實。
馮小剛們塑造很衰的“政委”、“指導員”形象，之所以在觀眾中還有一定市場，很大程度是因為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代入了現實生活的經驗——軍隊政工干部中，確實出現了類似徐才厚、張陽這樣的敗類，他們觸目驚心的罪行玷污了整個政工干部隊伍的榮譽。
此外，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現實，也和政治教育中的許多說辭形成了張力，甚至矛盾。
根本解決丑化政工干部問題，一方面需要繼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下大力氣還原歷史真相；另一方面，要如十九大報告所言，下大力氣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早日實現共同富裕。
只有這樣，政治工作才能有堅實的基礎，馮小剛們對政工干部的丑化才會徹底失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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