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將至》讓很多人聯想起《鋼的琴》、《白日煙火》，我卻有點不合邏輯的想起了《不夜城》。
《不夜城》，是由著名導演湯曉丹執導、孫道臨主演，1957年攝制的老電影，講述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歷了猶豫、彷徨之后，終于滿懷信心的加入公私合營，跟著共產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故事。
一個階級被消滅了，但在被消滅的時候卻敲鑼打鼓慶祝，這聽起來有一點匪夷所思，但在五十年代的社會氛圍中，卻不是不可理解的事。
一方面，徐徐展開的社會主義藍圖，為新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勾畫了美好未來；另一方面，對民族資產階級個人來說，整個階級在生產關系意義上的被消滅，反而是個人乘上社會主義時代列車的開始。
毛澤東主席制定的用“贖買”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使他們不僅可以長期享受“定息”收益，而且還被納入新體制，獲得新身份，有的成了企業管理者或技術人員，有的成了國家干部。
在人類革命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被推翻后能夠獲得如此優厚的善待。
五十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所以能夠進行得如此溫和、順利，是因為在當年的中國，帝國主義勢力已被驅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已被推翻，新政權獲得了知識分子、農民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堅定有力的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陷于孤立，除了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改造，其實無路可走，這堪稱是社會革命、社會改造方面的“北平模式”。
時間過得真快！從1957年到2017年，剛好六十年。六十年一個甲子，世事出現了輪回。
在《暴雪將至》中，我們看到了“國企工人階級”的被消滅，以及他們堙滅前夕的掙扎和絕望。和民族資產階級被消滅時“痛并快樂著”不同，“國企工人階級”卻只有“純粹的痛苦”，因為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遵循的“階級消滅，個人心情愉快”，最終將他們納入體制，“國企工人階級”被消滅卻意味著被體制所拋棄。
多少有點諷刺意味的是，“國企工人階級”正是伴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被消滅而出現的，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里，他們從區區200多萬人的規模，發展到幾千萬人。而隨著“國企工人階級”在九十年代的土崩瓦解，“資產階級”(這個新資產階級是不是“民族”的，還要繼續觀察)也再次出現并開始覬覦政權。
這里說的“國企工人階級”指的是存在于1950-1990年代，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國營企業中工作，其身份、待遇獲得國家保障的工人階級，不是指“一般的”工人階級。“一般的”的工人階級是不能被消滅的，沒有他們，這個世界一天也維持不下去，但“國企工人階級”是可以被消滅的。繼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之后，他們是1949年以來第三個被消滅的階級。
記得新世紀初有一部講述國企改制的電視劇《省委書記》，提出了論述工人下崗合理性的“跳船論”，大意是說，國企現在是一條破船，馬上要沉了，為了救船，就必須有人先跳船，工人最熱愛國有企業，所以應該先跳船，云云。
我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就深感困惑：跳水救船，貌似有理，但工人階級不是國企主人嗎？船主跳了船，即便保住了船又有什么意義呢？船又歸了誰呢？如果有人說這是一場騙局或者陰謀，散布“跳船論”的人又該如何為自己辯解呢?
當然，編劇不管這么多，在結尾，黑壓壓的工人群體，在勞動模范、黨員等工人中的先進分子帶領下，伴隨著慷慨激昂的音樂，潮水般的涌出工廠大門，自豪的下崗了，一如他們在五十年代，帶著國家主人的自豪感，在解放軍和共產黨員的帶領下慷慨激昂的接管工廠。
在《暴雪將至》中，不斷被預報要來，但在大部分時間里都沒有真正到來的“暴雪”，其實隱喻了即將到來的“下崗潮”。“改制”、“下崗”雖然引而不發，將至未至，但卻決定了所有可能被卷入的人的心境和行為方式——人人都感到恐懼、抑郁乃至窒息，都在拼命掙扎，努力想抓住點什么。
男主角余國偉，這位在保衛科工作的工人，把工廠附近出現的連環兇殺案，視為改變自己命運的最后機會。如果能夠成功破案，像“軸承廠老馬”那樣，從工人身份轉為警察身份，自己就可以在下崗潮襲來之前，成功逃到岸上。
這個念頭誘惑著他，也強烈支配著他，為了實現夢想，他放棄了一切——尊嚴、愛情、乃至生命，如果不是為了破案，他甚至連愛都懶得做。對失去體制身份和榮譽的恐懼有多么大，他破案的勁頭就有多么大。在破案過程中連續失去了愛徒和戀人之后，他完全瘋狂了，最終讓自己成了殺人犯，不僅沒有獲得體制的接納，反而獲得了監獄的接納。
扮演余國偉的段奕宏，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可謂名至實歸。他把一位自視甚高但又時刻擔心將被“暴雪”掩埋的小人物的焦慮、恐懼演繹的活靈活現——在看上去邋里邋遢，基本都是工作服的人群中，他穿著一件“很酷”的皮夾克，像模像樣的打著一條“一拉得”領帶，騎著一輛雖然經常熄火但很拉風的“偏三”摩托車，顯得有點鶴立雞群。但在有可能改變他命運的警察面前，他的姿態又永遠都是卑微的，甚至是諂媚的，膝蓋好像永遠直不起來，在大雨里瑟縮著手護著火苗兒，等一個給警察點煙的機會……“工人老大哥”的自豪和尊嚴，早已被迫在眉睫的“暴雪”掃蕩得無影無蹤。
在“暴雪”來臨之前焦慮、恐懼以至于變態的并不僅是余國偉一個。他的徒弟在臨死之前向他吐露真情，他們早就和廠外的盜竊團伙沆瀣一氣，偷盜工廠的設備和材料了。“國企工人”盜竊國企，不能改善他們的命運，反而為要求他們下崗的力量提供了口實。
另一個發生在工廠家屬樓的兇殺案則表明，下崗的巨大壓力甚至使家庭這樣一個“本來是互相取暖的地方”也分崩離析。
燈光球場，這個本來應該是國企工人自豪地進行文體活動，展示自己“主人翁精神風貌”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下崗女工秘密賣淫的場所……
如果說，八十年代興起的“傷痕文學”，由于充溢著“落地鳳凰”式的自戀而令人感到矯情的話，那么類似《鋼的琴》、《暴雪將至》這類展示下崗“暴雪”給國企工人階級造成傷痕的電影，則因為過于真實而令人感到觸目驚心。
他們遭遇的剝奪是整體性的，但他們的“反抗”或應對，則基本上是個人化的、“逃離”式的;雖然有所謂“買斷工齡”的政策，但由于價格過低，實際上他們未能給自己爭取到“贖買”的待遇;從來沒有一個如此龐大、重要的階級在退出歷史舞臺時如此灰心喪氣、自暴自棄，在完成了“身份轉換”，也就是失去了國家保障的體制身份之后，不旋踵即全軍潰散，不復存在。
說起來，中國“國企工人階級”的命運真的是光榮與悲劇的混合體。作為“共和國長子”，他們是中國完成工業化的主力軍，沒有他們辛勤的、創造性的勞動，就沒有新中國成立以來持續的經濟增長，更談不上今天的“崛起”。
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歲月里，他們還在中國社會扮演著類似“中產階級”的角色，是國家和社會穩定的“壓艙石”。此外，國企工人階級作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階級，還深刻塑造了社會的價值觀——勞動光榮！
今天我們都明白，在工人階級失去了主流地位之后，勞動并不“光榮”，再也沒有青年以成為一名工人為榮，也再也沒有一位姑娘以嫁給工人為榮。在追求快富、暴富的社會氛圍中，不勞而獲才是“光榮”的，能夠空手套白狼，瞬間暴富，甚至是最“光榮”的。
“國企工人階級”雖然對中國的工業化居功至偉，但政治上的保守，承擔不了繼續革命的重任，決定了他們的悲劇性命運。
說起來令人嘆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工人像中國的“國企工人階級”那樣獲得過這么好的上升為國家領導階級的機會，毛澤東主席他晚年的政治實踐中，甚至把領導權硬塞進他們的手中。
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國企工人階級仍然不能作為一個階級采取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當他們開始放棄保衛鞍鋼憲法，默認了廠長負責制，并且為獎金的增加而沾沾自喜的時候，他們實際上默認了自己沒有管理企業，更談不上領導國家的資格了。這個時候，“暴雪”就蓄勢待發，余國偉的命運已經等在前方了。
為什么呢?因為作為受到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保障的國企工人階級，他們的權利太多（比如不能隨意解雇），待遇也太高（甚至超過干部），不適合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下的雇傭奴隸，這就使得有一股力量，處心積慮的要消滅他們。除非他們能夠從政治上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奮起保衛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否則也不能保住自己的權利和經濟地位。
“國企工人階級”的消失，給中國社會留下的空白是巨大的，以至于誰能代表中國的形象都成了大問題，各種文藝盛典和官方的宣傳畫中，“當代中國人”的形象都消失了。
此外，如前所述，國企工人階級曾經是中國穩定的“壓艙石”。他們的消失，是中國社會九十年代以來一直缺乏穩定感、安全感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暴富階層并不認同現行體制，他們最熱衷的是向國外轉移財富，城市新出現的“中產階級”極不穩定且首鼠兩端，政治底色是自由主義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階級并不像國企工人階級那樣是由體制一手培養起來的，缺乏和體制的深厚感情，甚至形同陌路。
體制在失去了曾經的階級基礎——國企工人階級——之后喪失了安全感，而這種不安全感又通過各種方式傳遞到了全社會，這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危機感卻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
在《暴雪將至》的最后，天空終于開始飄下雪花，余國偉在目睹了曾經作為他生活全部意義的工廠在“整體爆破”中灰飛煙滅之后，上了一輛公交車，但這輛公交車卻熄火了——車上并非余國偉一個人，而是整整一代人，他們被時代滯留在原地，自生自滅，聽任雪災的降臨無處可逃。
國企工人階級的誕生及堙滅，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最大遺產，也是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但直到今天，這個教訓并沒有被認真總結，這可能是比國企工人階級堙滅本身更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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