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紅學的主流與非主流
——“非主流紅學論壇”小結
（2017年11月28日）
歐陽健
這次聚會是我提議的，我的目的是學習，事實上也學到了很多。下面匯報我的收獲，請大家審議。
自從1980年全國第一次《紅樓夢》研討會之后，各式各樣的紅學會不知開過多少;但像我們這樣的會還是第一次：第一，不在豪華酒店賓館，而在盤山腳下的農家小院;第二，沒有冠冕堂皇的主辦單位，只有兩位熱心的召集人;第三，來開會的人不是學術機構高等院校的“代表”，而是只“代表自己”的散兵游勇，有人可能剛邁過溫飽的門檻，他們感受不到因紅學而受到的關愛與體恤，得到的卻是白眼與呵斥。所以需要抱團取暖，相互鼓勵。我們聚會宗旨是：“交換信息，聯絡感情，檢閱成果，謀求發展”。三天的實際活動，顯然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會風純正，氣氛和諧，不定調調，暢所欲言，不僅將想講的話都講了，而且結下了深厚難忘的友誼。
聚會的名稱，用的是“非主流紅學論壇”。網上有人說：?要是他來起名字，“就用‘真紅學’，還‘非主流’?自我矮化，本身就沒有底氣。”又有人說：“還是‘非胡’有挑戰韻味，‘胡紅’已在擂臺上，第一要務是把它打下來。”他們不了解，聚會的目的不是要打倒誰，而是要求得紅學的健全發展。所謂“非主流”，用大俗話講，就是草根。稱“非主流”，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是反映了當下的生存狀態：草根的紅學研究，沒有任何資源，拿不到項目，得不了大獎，成果《紅樓夢學刊》也不會發表。但我們堅信：《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人人都可以讀，可以說，可以論，可以研究。孟子尚且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毛主席也說“六億神州盡舜堯”，不必把紅學門檻定得那么高，把紅學殿堂講得那么神圣。咱們也決不妄自菲薄，把它看得那么神秘莫測，誤以為自己沒有資格去闖一闖。
三天來，我們在會上也講，會下也講，吃飯也講，乘車也講，通過三天痛快淋漓的交流，在兩個重大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第一，明確了與主流紅學在學術觀點上的本質區別，看清了自己必然勝利的前景。
要知道什么是“非主流紅學”，只要看他們現在在干什么就明白了。深圳2017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主題是“《紅樓夢》的當代傳播與影響”;由此可以窺見，主流紅學以為最重要的任務只是《紅樓夢》的傳播，至于更為重大的各種問題，諸如主題問題，價值問題，作者問題，版本問題，在他們看來似乎都已解決，都已經有了現成的標準答案，如果再不識時務地予以糾纏，那就是“庸人自擾”，是“制造紅學亂象”。但在“非主流紅學”看來，經過近一個世紀實踐的檢驗，由胡適開創的“新紅學”，從體系到細節都已千瘡百孔，搖搖欲墜，非徹底摧毀，另起爐灶不行。
胡適“新紅學”的模式，是以“自傳說”為中心，以作者考證、版本考證為支柱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胡適的八字箴言。不知大家想過沒有：他只不過“假設”《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怎能算是“大膽”呢?原來，當胡適還沒搞清楚曹雪芹是誰，就斷言《紅樓夢》是他的自傳了。
胡適又是怎么“小心求證”的呢?他用的是類比法：《紅樓夢》里的賈政，是次子，做過員外郎;曹寅有過繼兒子曹頫，算是次子，也做過員外郎——所以，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紅樓夢》有八九百個人物，單單挑出“曹頫是次子，做過員外郎”，與“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員外郎”，他的“求證”，就是如此簡單!
胡適還找到一份證據——《隨園詩話》，證明“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但曹雪芹是曹寅之子，并不符合賈寶玉即曹頫之子的“假設”，恰好又找到《雪橋詩話》，“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乃是他的孫子”。遺憾的是，敦誠只說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卻沒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于是各取所需，將“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改為“其孫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隨園詩話》與《雪橋詩話》兩份證據，前者證明《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但以曹雪芹為曹寅之子是錯的)，后者證明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但沒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是不夠的)。既然都有瑕疵，那就都不能充當證據;切割出對自己有用的一半加以拼湊，顯然是不合法的。——這個道理胡適何嘗不懂?他深知自己的“假設”不落實，《紅樓夢考證》發表之后，五六年間再沒有吭聲。
到了1927年，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從天而降，成了滿足胡適“假設”的證據。甲戌本殘存16回，有1587條批語，但能夠出庭作證的，唯“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一條，因為它坐實了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書未完即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的“假設”。奇怪的是，在提供這份重要證據時，胡適卻不肯說出它的來歷，搪塞道：“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里的歷史。”直到《歷史檔案》1995年第2期，刊布胡星垣1927年5月22日給他的信，中說：“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存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大家才知道賣書人叫胡星垣。再去查閱胡適的日記，發現1927年開始的日記，只記到2月5日，接下去竟然空缺了十三個月。“新紅學”最重要的證據——甲戌本發現的“文獻”，就這樣被胡適隱沒或銷毀了。最可異的事情是，胡適日記提到的人成千上萬，隨便用什么辦法都能一一查實;唯獨這位他竭力隱瞞的胡星垣，竟然杳如黃鶴，不見蹤跡，豈非怪事一樁?
胡適以曹寅之孫、曹頫之子曹雪芹為《紅樓夢》作者，《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的結論，漏洞實在太多了。千百位“非主流紅學家”舉出了無數的例證，以摧枯拉朽之勢，將其駁斥得體無完膚，讓“主流紅學”亂了陣腳，無法招架，狼狽地向后敗退，新版《紅樓夢》署名“無名氏續”，就是最明顯的標志。
第二，明白了作者探考新說林立的歷史根源，初步找到了處理自身學術分歧的有效途徑。
《紅樓夢》作者既然不是曹寅之孫、曹頫之子曹雪芹，從知人論世的需求出發，就要重新探求合適的人選。現在提出來的七十八十位候選人，是隨心所欲的“猜笨謎”，還是正兒八經的學術研究?這就要從什么是“紅學文獻”，哪些東西配稱“紅學文獻”談起。主流紅學最愛談“紅學文獻的困局”，老是幻想能發現一點新的文獻，好解救自己出于困阨。《論語·八佾》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獻，賢也。”可見文獻有兩層意思：一是有關的文字資料(典籍)，二是熟悉掌故的人(先賢)。以此標準來衡量，所謂“紅學文獻”，應是有關《紅樓夢》創作、傳播、研究的文字資料，以及熟悉有關掌故的前人。小說《紅樓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靈性已通”的石頭刻在肚子上的，它是作者一字字、一句句寫出來的。既然如此，反映《紅樓夢》成書的“紅學文獻”，起碼是“曾經存在”的。但由于各種原因，作者下決心“將真事隱去”，隱沒了一切與創作相關的蛛絲馬跡，銷毀了所有的第一手資料。唯此之故，后人讀到的《紅樓夢》，既無自序，又無后記;在《紅樓夢》作品之外，也找不到“創作手記”與“口述自傳”。總之，縱然上窮碧落下黃泉，“紅學文獻”還是兩處茫茫皆不見。從這個意義上講，紅學文獻的“先天不足”，是從胎里帶來的。
在紅學文獻“先天不足”的前提下尋找作者，只好從“證據”入手。我們的證據從哪里來?一從《紅樓夢》書中來，暗示、伏筆、謎語、詩詞、典故等等;二從《紅樓夢》書外來，地形、園林、人物、方言、民俗等等，集中力量研究文本，尋覓時代的烙印，將可能的作者一一帶入作品，真正的作者就會篩選出來，于是便產生了不同候選者，著名的有洪昇、吳梅村、冒襄、顧景星、方以智、李漁、孔尚任、魏廷珍、朱慈烺、朱文震等等。我們這一次聚會，一開始就有人擔心：你們會不會吵起來?這不是毫無根據的。大家在“非胡適紅學”大方向上固然是一致的(盡管“非”到什么程度并不相同)，但在“非”掉“胡適紅學”之后，如何“立”卻大異其趣，甚至針鋒相對。我回答說，我們縱然是草根，但絕對不是草寇。事實證明，會議的氛圍是相當好的。大家既暢所欲言，又心情舒暢。因為大家都在認真探索，也都深知其中的甘苦。我們相信，所有的“主張者”都是有道理的，對他們的話都愿意聽，而且是認真聽，認真想，有的甚至愿意陪同走一程，設身處地為之著想，看能否幫他能自圓其說。真正的是非在最后，不在最前。挖金得金，固是好事，挖金得銅，又何嘗不是好事?
會議的實踐證明，“非主流”最要緊的是調整心態。《紅樓夢》那樣博大精深，喜歡《紅樓夢》的人又那樣多，產生各色各樣的觀點，是很自然的。誰也不能包打天下，要有包容不同意見的氣量。多一種說法，多一種可能，為研究提供多向度、多層面的思維，總是好的。在提出自己的“新見”時，同時要尊重別人的“新見”，承認他們有探索的權利。古人活動的時間空間總會有所呈現，在交流過程中出現了信息交集;你所關注的人和事，也會是我關注的人和事。求同存異，取長補短，統攬全局，集思廣益，甚至從自己的圈子中跳出來，從更高處更大處綜合關照所有觀點，從中尋繹的線索與軌跡，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即使不能獲得最終的結果，但一定會深化對《紅樓夢》的認知。
其次還要講求學術規范。紅學不是戰場，不需要戰略戰術，不需要聲東擊西;紅學打的是明牌，所有的底牌都是公開的。因此要遵守一貫性原則，不要左右逢源，不要各取所需，不要采取雙重標準。那么，有哪些重要的規范呢?它包括材料與觀點兩個方面。紅學不是從今開始，也不是從我開始。所以首先要交代：你的材料從哪里來?是怎么發現的?做過鑒定沒有?是否確鑿可靠?其次要交代：你的觀點從哪里來?是誰提出的?一定要明白，我是在繼承先人的基礎上起步，我的貢獻是發現了什么新材料，提出了什么新觀點。至于文章的格式，還只能算是小事。《內江師院學報》愿意為我們提供園地，我們也得為刊物著想，盡量做得規范一點，一則便于順利發表，二則也減輕編輯的負擔。我在《明清小說研究》百期的紀念大會上，送給他們“有膽識，有作為，不勢利，不茍安”十二個字，《內江師院學報》當得起這十二個字，讓我們對“有膽識，有作為，不勢利，不茍安”的《內江師院學報》代表龔小兵先生表示感謝。
在送給大家的三本《內江師院學報》中，有我寫的《從日記的缺失看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從胡適日記的“空白”入手，直面他對五四運動的態度，這篇文章要顛覆的是一個大的問題，比胡適紅學大得多了，我自以為還是可以讀一讀的，斗敢推薦給諸公，讀了就知道什么是學術規范，也會明白胡適的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昨天參觀了李大釗紀念館，讓我們找到了靈魂，看清了方向。在對李大釗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率先在中國介紹研究馬克思主義表示欽佩的同時，也看透了胡適宣傳全盤西化、削弱民族自信心的卑劣用心。胡適的“新紅學”，既貶低了《紅樓夢》的偉大價值，又推銷了實用主義，徹底清除他的負面影響，任重而道遠。
我們包容的氣度，自然也包括對待“主流紅學”信奉者。要承認對立統一規律，相反才能相成。我們既然不喜歡別人對的冷嘲熱諷，自然也不要對人家反唇相譏。我曾給陳林先生留言：“得理須大度，臨筆勿傷人。”當然，作為全國《紅樓夢》學會，也希望不僅代表三百名學會會員，也代表百倍于此的草根紅學家。你可以不贊同他們的觀點，但不要輕易斷言是“奇談怪論”，是“異端邪說”，更不要設置“準入門檻”，或者“清理門戶”。干革命總是人多一點好，研究《紅樓夢》又何嘗不是如此?另外，最好慎用“高端”二字，隨著周汝昌、馮其庸二巨擘的離世，后死者再高，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過分高看自己，就會忘記一條真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作為七十有七的老人，愿與全國《紅樓夢》學會諸公共勉。
我們的聚會取得成功，要于歸功于兩位召集人：宋健先生與俎永湘先生，他們不僅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而且承擔著巨大的壓力，歷史將會記住他們。好在我們已經有了成功的首屆，二屆、三屆大約就不會太難了。曙光就在前頭，大家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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